冯建三：长情三十载，不老“阿三哥”

小新说先生在台湾政大教了半辈子书，年过五旬，每周爬山超过五小时，乐此不疲；他几乎不用手机，对风靡一时的热播剧却了然于心，还饶有兴趣看下来。
先生说自己“偷懒成性”，但至今尚未搁笔，鞭策掌权者，心系新问题；他还称自己“老派又传统”，可他总是不经意间蹦出一个词：“青年人”。
与人说话，先生一点儿也不严肃，可嘻哈之中自有股真性情，殷殷期盼这摩登时代，不负它韶华。

“为什么老师的名字中会有‘三’这个字？”
 “当时取名字有个习惯：记得老人家说，看笔划数，笔划加起来要有20、24、32，是个吉利。我名字加起来是24画（繁体字），才算不错。”冯老师说这名字是祖父给起的。
坐在面前的冯老师，身着浅蓝色长袖衬衣，内里配了件保暖的深色T恤，与烟灰色长裤相搭的外套披在身后的椅背上。年过五旬的先生挺直腰板，看不出刚从台湾赶到南京的疲惫。
先生年轻时，总有朋友拿这个名字开涮，说“建三”意味着要“建设三民主义”。
因着这个名字，又酷爱和学生一起登山、一起玩，冯老师在学校还有个外号，人称“阿三哥”。

交谈中的冯老师

“不要只给我看《太阳的后裔》我还要看《月亮的后裔》”

“阿三哥”年轻时就在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学习，取得硕士学位后，赴英国李斯特大学深造，博士毕业后回母校教学至今。研究领域涉猎广泛，包括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国与西欧传媒研究、市场社会主义与传播媒体、文化帝国主义等。执教同时，也一直致力于台湾公共电视媒体改革活动。
除了“学者”，冯建三教授也是一位“译者”，他翻译出版的传媒类作品高达17种，其中不乏经典：《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美】席勒）、《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文森特·莫斯可）、《大众文化的迷思》（【英】阿兰•斯威伍德）等。
 在冯老师眼中，这看似层面不同的研究只是“名词标签不一样，却有可能互相汇通。”如果这些研究用一个词统领，老师定为：“公共服务媒体，Public Service Media”。
1990年，冯教授博士毕业，论文主题是与公共电视不太挂钩的“信息社会”研究。从海外归来的学子，忽然投身于Public Service Media的改革潮流中，颇有“天时地利”的造化感。
1987年前，台湾广播电视处于党政军垄断的状态，三家主要电视台（“台视”、“中视”、“华视”）因官方控股介入，一直被官方操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开放，1987年，台湾当局解除报禁，一时间，各种广电类型如开闸放水，热闹起来。
“社会在变，传统面临革新，当时要建立公共电视，我们也应该积极关注并倡导。”冯老师怀抱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的感情投身于那场改革，至今也没停止战斗，“这不是来自外界的压力，而是个人觉得这件事有意义，也有能力去做。”
这些年，对台湾公共广播电视改革发展的推动，冯教授积极参与。
对这件功德无量的事，冯老师却担着真切的忧虑和清醒：“我们做的只能是告知，希望大家进行思考：公共服务媒体到底是什么？怎么来的？和政府关系是什么？要有多大，经费怎么来？更多的人听到、想到，然后形成一种要求，对权力者来说，这就是压力，迫使他们生产更多精彩的作品，而不是把电视当纯粹的谋利工具。”冯教授说这话的时候有些严肃，但忽然冒出的一句又把大家逗乐了，“不要只给我看《太阳的后裔》，我还要看《月亮的后裔》。”

在“同情之理解”以前，更重要的是“接触并了解”

除了《太阳的后裔》，冯老师知道的电视剧还真不少，《红楼梦》、《水浒传》这些经典的不说，新近的片子如《蜗居》、《北平无战事》、《人间正道是沧桑》、还有去年新上的《琅琊榜》，这位前辈也刷完了，朋友们都问他“您有没有在读书啊？”
先生基本不用手机，平常通过邮件与外人沟通，每天会收到多家媒体或社团发送的News Letter。先生淡定地说：“据我观察，和我用手机的太太相比，我也没落后很多嘛！”
提起《蜗居》，先生说有段台词怎么都忘不掉：“太太问丈夫：‘你妈借我们多少钱啊？’丈夫说四十万，太太吃惊：‘咱们妈，给我们这么多！’丈夫来一句：‘哦，四万就是你妈，四十万就是咱们妈。’”
上面这段是《蜗居》里郭海萍和苏淳的对话，冯老师复述着这一幕，在男女角色中切换，偶尔瞪眼、间或挑眉、然后手一挥，讲完捧腹笑出声，“太有趣了！我还跟太太分享了。”
先生讲这些的时候，节奏不紧不慢，就像上面这四两拨千斤的对话本身。

与小新对话

看电视剧是表层，对两岸电视交流现状的关注和担忧是冯老师思考更深的话题。“因为在商言商的产业机制，台湾给大陆看了太多偶像剧，大陆又给台湾看了太多《芈月传》、《琅琊榜》这样的古装片。”冯老师建议：“双方可以拍一些反映各自现实社会的电视节目，别那么商业化，观众之间的交流就不会局限于偶像剧或古装剧了。”
对跨区域、跨国家的文化研究，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要“同情之理解”，冯老师在此基础上又加了一句：“要多接触，同情的理解首先来自于了解。”

自称老派的“阿三哥”，怀疑精神却不老

谈到眼下新闻教育的问题，冯教授总是谦虚道：“自己是老派的，传统的”。
新媒体的发展日新月异，新闻学再也不是“新闻无学”，反而是样样都有可能，如万花筒般纷呈。高校教育也在课程改革中激流勇进，变着法儿求新以回应社会的变化。
从“新闻无学”到“学什么才是好”，对这样的转变，冯教授仿佛一眼看到了底：“新媒体有很多新形式，如果你还想做这行，从记者这个层次来看，还是讲文字和观察能力。这个能力可以通过系统性的学习，逐渐转换成不同的表达形式。重要的是，能力要有，再延伸到不同的科技形式。”
“面对这种变动，我还是强调人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强调阅读，重视观察、记录和表达。”冯教授笑称自己的说法是“老生常谈”，但这“基本款”却能在万变中经历浪淘沙，分解这时代赐予的无孔不入的压力，“在信息社会，你要学会怎样走向丰富而不是干扰。”
“让我说七个字，就希望同学们能：阅读，阅读，再阅读。”先生手肘撑桌，手握成拳，紧挨腮帮，三个相同的词被他说得抑扬顿挫，竟有了渐次递进的感觉，让人有紧迫感。短暂的停顿后，先生又放松的向后一靠，松口气似的，咧嘴笑问，“听起来是不是很八股？那就：八股，八股，不要再八股！”

短暂沉默的冯老师

当年清风在，年少登高时

“阿三哥”爱登山，这个爱好跟了他一辈子。他说“背上旅行包，就往外去”的爬山状态可以refresh一个人的生活，即便现在，他每周也会背个大书包，花五六个小时去登山。
年轻的时候，更是放浪形骸。“你们现在也逃课吗？”老师头一低，眼神一亮，身子稍作前倾，像在悄悄跟小新八卦什么明星绯闻，“我特记得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去爬山，想着没吃早饭，先去早餐店喝豆浆、吃烧饼油条，结果在那儿被授课老师逮个正着。”说起这尴尬又逗趣的大学往事，冯老师少年派十足。

后来自己成了老师，也有学生逃课做别的事，“我想呀，这就是报应。”老师笃定地点点头，也不知目前还没宗教信仰的先生究竟怎么理解“报应”这个词？
三十多年前，是冯老师还是学生的年代。“我们的课程就有集中选修的设计，就拿新闻系来说，采访写作课不多，但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等七个领域中，集中选修一个领域，至少达到二十个学分。当时的老师有个观念是：笔杆这种东西，讲的太多也不对。”先生也会怀想那时清风般的纯粹，“那时候书不多，总能有时间看看，还能读熟，现在是书太多了，也没人敢告诉你读哪个好；以前，老师写了什么我都清楚，现在，我的学生不见得知道我在写什么。”

冯老师在“新记者”的明信片上签名

年近六十的冯教授笑说自己老了，“偷懒成性”，但老先生依旧笔耕不辍，给香港东网、《人间福报》等媒体写评论文章，只是再不像“年轻那时候，喜欢愤慨”。不过，有一条却没变，即澄清与去蔽：“偶尔看到人家乱讲，我还是会站出来回应，说这个东西不是这样子的。”
转眼，这位前辈的新闻研究进行了三十余年，台湾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剩下的八年，他还想继续新的课题——“公共领域的公共领域”和“讣告新闻”。等到真的退休了，就带着茶水逛遍城市，继续阅读与写作，“阅读这件事，没有退休的问题”。

“如需转载，请注明来自南大未来编辑部——新记者（NJUXJZ）”

摄影 | 吴科

采访 | 谢亚乔、吴科、余慕婷

录音整理 | 吴科、余慕婷

撰文 | 谢亚乔责编 | 王梦颖、朱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