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 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

北大胡师姐

北大新传院研究生

专业从事新传考研辅导6年

带出百余名学员成功考上北大等名校

沪江CCtalk年度TOP10名师

内容提要

牛津词典把“后真相”（post-truth）评选为2016年度词汇，用来描划“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情形。造成后真相时代来临的原因众多，如技术与媒体的演进、经济与社会的不确定性、以及后现代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全面兴起，但事实的土崩瓦解是最大的原因。事实的坍塌带来一系列后果：真相和客观性的终结、阴谋论的盛行、政治辩论乃至民主的危机。为此，我们需要重建一种基于事实的政治，以发挥“反思和选择”的力量，而摒弃“机遇和暴力”的恶性循环。

关键词   后真相 事实 政治辩论

英国脱欧是2016年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主张脱欧的人设计了一个简单然而十分有效的口号：“夺回控制权”。英国人不分阶层和代际差异被打动，因为每个人都喜欢把钱从布鲁塞尔拿回来并投入国民健康系统的想法。为了在全民公决中获胜，脱欧阵营不惜谎称英国每周要向欧盟支付3.5亿英镑（合5.1亿美元）。虽然众多事实核查者指出该数字为虚构，依然不妨碍它被刷在活动的大巴上，四处揽票。

英国统计局局长安德鲁·迪尔诺特爵士表示，这是在误导且破坏对官方统计数据的信任。财政研究所把该数据称之为“荒谬的”。但脱欧派丝毫不为所动，继续高喊口号：“我们每周向欧盟送去3.5亿英镑。让我们为我们的国民健康系统提供资金。投票离开欧盟。”在赢得全民公投之后，如此耸人听闻的承诺被一位脱欧领导人轻描淡写地当做一个“错误”而打发，而另一位则把它解释为“一个愿望”。[1]

在英国全民公决结束之际，很少有人能够预测到美国人会愚鲁到选举唐纳德·特朗普为总统。这个前真人秀明星过于耸人听闻，过于种族主义与性别主义，过于无视真相，难以想象美国人民会把他送进白宫。然而在自我标榜为“脱欧先生”之后，[2]这位喜欢发推的商业大亨没有令人失望：所有人，请向特朗普总统脱帽致敬！

魔幻现实主义的Trump

by  Cristina Daura

（《纽约时报》西语版插画） 

牛津词典把“后真相”（post-truth）评比为2016年度词汇，抓住了时代精神。所谓后真相被用来描划“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情形。[3]在后真相政治（也称为后事实政治）中，辩论主要被情感诉求所左右，与政策细节相脱离。后真相赋予真相“次要”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它和传统政治有很大的不同，后者虽然始终争论何为真相乃至伪造真相，至少还承认真相的重要性。然而，2016年，在大西洋的两岸，人们似乎都受够了“事实”，这一年将因真相成为滑动概念而为后世所铭记。真相已经变得如此贬值，以前它是政治辩论的黄金标准，现在只不过是一种毫无价值的残币。

由于24小时新闻周期的出现、新闻报道的虚假平衡以及社交媒体的无孔不入，后真相被描述为一个当代问题，但存在一种可能性，它实际上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并不那么引人注目。有关后真相的最好陈述，可能是乔治·奥威尔作出的。在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中，他建构了一个意识状态被大规模改变的反乌托邦世界，政府宣称自己拥有真相的垄断权，“党叫你不相信你耳闻目睹的东西。这是他们最后的最根本的命令。”[4]

电影《一九八四》

毫不意外，1949年首次出版的这本书，于2017年1月上冲到了了亚马逊美国畅销榜单首位。在美国以外，对《一九八四》的兴趣也在重新点燃。出版商企鹅公司称，该书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销售额比2016年同期增长了五分之一。[5]特朗普就任以来，他的政府及其盟友宣告总统是真相的唯一可靠的来源；[6]将很容易被证伪的假象当做真相来售卖；[7]并且，把谎言冠以“另一种事实”（alternative fact）的“美丽”称呼。[8]德州众议员拉玛·史密斯说：“最好从总统那里直接获得新闻；事实上，这可能是获得未经污染的真相的唯一方法。”特朗普本人向媒体全面宣战，而媒体则回应说，特朗普的媒体之战实则为事实之战，他消除媒体合法性的手段在于，首先消除事实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八四》想不畅销也难。

事实，以及事实背后的真相，究竟发生了什么？讨论后真相，首先要回顾事实的近代历史。

 事实的近代史 

在《知识的边界》一书中，戴维·温伯格根据事实的基本形式的变化，将事实的近代历史区分为三个阶段。[9]

《知识的边界》

第一阶段是经典事实时期（Age of Classic Facts），事实相对稀缺，需要付出较大努力才能发现，并且用于证明理论。历史学家将此追溯到17世纪，当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弗兰西斯•培根想要将知识置于更为明确的基础之上时，他发明了一个科学的方法。就像亚里士多德一样，他寻找普遍性的知识。但是，他主张通过一系列个别事物的试验来得出知识。从培根之后，理论不再是从对重大原则的逻辑推理中得出，而是由事实构建，正如房子是由砖所构建的一样。

事实成为知识的一般基础，和解决争论的最终方法。这带来了新的证据原则和新的调查方式，并导致了历史学家芭芭拉·夏皮罗所谓的“事实文化”（the culture of fact）：观察或目击到的行为或事物——也就是事实——可以导出真相，事实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域，从法律到科学，从历史到新闻。[10]

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进入了基于数据的事实时期（Age of Databased Facts）。“事实”一度占据的地位现在被“数据”所取代，这造成了很多的认知混乱，不仅是因为收集和权衡事实需要调查、辨别和判断，而且也因为对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被外包给机器了。我们现在很少发现事实；相反，我们下载事实。当然，我们也会上传它们。

因为数据堆积如山，所以，我们很快就发明了一系列技术来帮助我们。这些技术主要可分为两类：算法机制和社交机制，尽管大部分工具其实结合了两者。新的过滤技术是毁灭性的，尤其是在知识的权威性这一点上更是如此。一些旧式的知识机制，比如报纸、百科全书、教材等，其权威性来自于它们为其他人过滤信息这一事实。而如果我们的社交网络是我们新的过滤器，那么这种权威就从遥远的专家那里，转移到了我们所熟悉、所喜欢、所尊重的人所构成的这个网络上。

由此我们进入了事实发展史的第三阶段：网络化事实（networked facts）的阶段。如果经典事实和数据事实被看做是从根本上孤立的知识单元，那么网络化的事实则被认为是网络的一部分。网络化事实的一大特点，用温伯格的话讲，是“大到不可知”（too big to know）。有太多的知识，是我们不可能全部知道的。

“大到不可知”造成了一系列后果：第一，可用事实的数量大增，本身就会使人们对真相产生愤世嫉俗的态度。我们可以随手获得如此多的事实，以至于失去了得出结论的能力，因为总是有其他事实支持其他的说法。第二，网络更加强化了我们本来的立场。所有人都更有可能相信确认他们已有意见的“事实”，并驳回那些做不到这一点的“事实”。也就是说，事实与观点之间不再泾渭分明了。第三，有鉴于此，可以看到，不论何种观点，网上都有人不赞成。就算有很多人同意，我们也永远不可能达到所有人都同意，除非是在一些最无趣的事实上。

如果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后事实世界”，几乎所有权威信息来源都受到质量和出处皆十分可疑的相反事实的挑战，那么骗子将没有任何理由感到羞耻。在缺乏知识守门人的时代，谁说好的信息会注定战胜坏的信息？最终，“我们看见事实被人们捡起来，摔到墙上，它们自相矛盾，分崩离析，被夸大被模仿。我们正在见证牛顿第二定律的事实版本：在网络上，每个事实都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11]

事实的土崩瓦解，正是造成后真相时代来临的最大原因。事实本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分歧的方式。然而，网络化事实却开启了一个充满分歧的网络。已故美国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观点，但不可以有他自己的事实。”[12]然而在网络化事实阶段，每个人都开始拥有自己的“事实”。

 现实永远可塑？

摆脱事实的重力给人们带来一些十几岁孩子般的喜悦——那些教育和权威的重要象征终于可以被抛弃了，没有人希望不断地被提醒自己的地位和局限。然而还是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场对事实的叛乱现在发生了？

许多人把原因怪罪在技术身上。信息时代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说真话的新时代，反而让谎言如野火一般蔓延开来。事实核查者捕捉谎言的速度赶不上谎言被制造出来的速度。而且，谎言发现了进入人们的头脑和心灵的途径：只需契合人们现有的偏见。相当多互联网公司开发的算法基于用户以前的搜索和点击，因此，每次搜索和每次点击都会发现自己的偏见得到确认。所谓算法过滤，意味着使用个性化算法，预测用户想要的内容，从而呈现与用户已建立的偏好相一致的东西。

媒体的进化也为后真相增添了助力。社交媒体，现在是许多人的主要新闻来源，导致人们进入相似想法的回声室，只带来令自己感觉更好的东西，无论这些东西是否真实。在一个人们从朋友那里获得大量信息的世界里，事实核查无法达到那些最需要它的人手中。而且，还出现了一个悖论：那些积极寻求信息的人往往是占有信息比较多的人，而信息闭塞的人则满足于已有的信息。事实核查尽管构成了最好的解决方案之一，但是，它只能为那些想要其工作的人而工作，而这样的人的数量正逐渐缩小。

 It's time to reclaim the truth

by Sébastien Thibault 

此外，经济和社会的不确定性加大了人们对事实的怀疑。 如果所有的事实都说你不存在经济上的未来，那你为什么要听事实的呢？在一个不乏蝴蝶效应的世界里，一个印度的小事件会导致有人在马德里失去生计，政府似乎无法控制发生的事态，在此情况下，信任旧的权威机构——政治家、企业家、学者、媒体——听上去像是一场玩笑。英国脱欧派领导人迈克尔·戈夫直言不讳地说，英国人“已经受够了专家”。[13]爱德曼公关公司在一系列国家发布有关人们对政府、企业、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信任度的调查。2015年的调查显示，“拥有受信任机构的国家数量在知情公众中已经达到历史最低点”。[14]

矛盾的是，不信任“主流”媒体（被特朗普攻击为“跛脚媒体”）的人，根据美国东北大学的一项研究，更有可能接受虚假信息。“令人惊讶的是，另类新闻的消费者，即试图避免主流媒体‘大规模操纵’ 的消费者，对于虚假主张的注入最易产生感应。”[15]这项研究显示出阴谋论出现的一种有趣机制。阴谋论似乎来自于普通的讽刺评论或明显的虚假内容以某种方式诱使人们轻信的过程。而这似乎又是经由那些主动寻求另类新闻来源的群体来实现的。无论如何，到处都可以看到，健康的怀疑已经被狂热的阴谋论所取代。例如，克里姆林宫控制的电视台发现美国的一切都是阴谋，而英国部分脱欧派眼里则满是英国在遭受德国-法国-欧洲的阴谋的攻击。

最后，令真相和虚假混为一炉的，还有后现代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全面深入，它们在过去30年中从学术界传播到媒体，然后出现在所有地方。这样的思想流派采纳了尼采的格言：没有事实，只有诠释。[16]事件只意味着叙事版本的不同，谎言可以巧辩为“另一种观点”或“意见”，因为“一切都是相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理”。

意大利学者毛里齐奥·法拉利斯是后现代主义最有说服力的批评者之一，他认为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多世纪以来的思想高潮。启蒙运动的原始动机是把界定现实的权力从神的权威那里掠走，转移到理性的个体手里。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已经把知识的位置移到人的大脑中，康德进一步认为整个现实只能依赖于大脑而存在，然而，如果你唯一可以知道的就是你自己的想法，那么正如叔本华所说的那样，“世界是我的再现”。[17]在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者进一步说“文本之外并无其他”，[18]我们对世界的所有知识都是从强加给我们的权力模式中推断出来的。[19]这导致了法拉利斯总结的三段论：“所有的现实都是由知识构建的，而知识是由权力构建的，因此所有的现实都是由权力构建的。……现实被证明是一种权力的建构物，这使得它既可憎（权力主导我们），又可塑（我们拥有权力）。”[20]

Populism on Twitter

by Sébastien Thibault

后现代主义认定自己具有解放性，构成使人们免遭压迫性叙述的一种方式。 但是，正如法拉利所指出的那样，“媒体民粹主义的到来提供了一种对现实的告别，可它远远不是解放性的”。[21]如果现实永远是可塑的，那么贝卢斯科尼就可以辩解说：“你难道不知道电视上不存在的东西就不曾存在——不论是一个想法、一个政客还是一个产品？”[22]而布什政府就可以使基于错误信息的战争合法化。 “当我们采取行动时，我们创造自己的现实”，布什的一位高级顾问卡尔·罗夫告诉《纽约时报杂志》，“当你正在明智地研究这个现实时， 我们会再次采取行动，创造其他新的现实”。[23]

更糟的是，通过认定所有的知识都是压迫性的权力，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剥夺了反对权力的基础理由。相反，它认为理性和智力是宰制的形式，必须通过感情和身体来寻求革命性的解放。宁要情感也不要以事实为基础的论证，由此获得了正当性。我们可以听到脱欧运动最大的资助者阿伦·班克斯对此的回响：“留欧派不停地唠叨事实，事实，事实，事实，事实。那一点用也没有。你必须在情感上与大家形成联系。”[24]

 放弃事实即放弃自由 

2016年后真相政治的出现，对民主造成巨大挑战。在特朗普到来之前，政治辩论就充斥着各式各样的虚假信息：粗疏的夸张，精心算计的无前提推论，有意的遗漏，无法证实的指控，蓄意的模糊，彻头彻尾的谎言。只将特朗普与这个据称是不真实的新时代联系起来似乎是错误的；成千上万的人在他之前做了他们的那部分。

by Sébastien Thibault

令特朗普凸现的是他对真相的蔑视态度。他如此公开地、兴奋地表现出这种蔑视，好似他发现，让所有人都战战兢兢的神话不过是个虚伪的赝品。民主世界第一次遭遇这种“后真相政客”。

即使在一种宽容和道德多元化的文化中，“诚实”和“诚信”也仍然是政治话语中最重要的术语。几乎每一场活动演讲和政治广告都会以某种方式诉诸诚实；候选人的话必须符合他或她的行为，修辞必须与行为一致。

然而，特朗普正确地发现，美国的政治言辞已经变得空洞无物，充斥陈词滥调和虚伪说法，与真相毫无关联。每个人都假装意味他们说过的话是真的，特朗普只是放弃了伪装。特朗普及其追随者不是使用言辞作为表达思想和论据的手段，而是以之作为武器——用以打击对手，或是在对手不知所措的情况下混水摸鱼。

TrumpFrire  

by Sébastien Thibault

良好的政治辩论与民主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路易斯•布兰迪斯大法官在1927年的“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案”中写下的协同意见中，描述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是“有效民主所必需的功能”。他向“勇敢而自力更生的人”提出吁求，他们“相信作用于民主政府过程的那种自由而无畏的推理的力量”。布兰代斯坚持说，“如果有时间通过讨论揭露虚假和谬误，通过教育过程来避免邪恶”，对言论造成的伤害所应用的补救办法是更多的是言论，而不是强制的沉默。[25]

使布兰代斯在言论自由史上占据里程碑地位的是，他认为，言论自由是民主政体中公民积极行使政治参与权的根本保障：“那些为我们争得独立的先辈们相信……幸福源于自由，自由来自勇气。他们确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发现和传播政治真理不可缺少的手段”；“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是那些懒惰的人”。[26]在1919年的“艾布拉姆斯诉美国案”中，奥利佛·霍姆斯大法官在异议意见中表示，即使是不受公众欢迎的思想，也应该有机会在“观念市场”的竞争中接受检验。[27]霍姆斯大法官对言论自由的捍卫建立在抽象基础上，而布兰代斯大法官对言论自由的理解更进一步，将言论自由与民主进程联系在一起。他写道，公民有义务参与统治国家的活动，而且仅当他们能够充分并毫无畏惧地议论和批评政府的政策时，他们的上述义务才得以实现。如果政府可以惩罚某些不受欢迎的观点，那么就会束缚自由，长此以往，民主进程就会被扼杀。因此，言论自由不仅是一项抽象的价值，而且是民主社会最为核心的要素之一。

“Freedom is the freedom to say

two plus two equals four."

（来自电影《一九八四》）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布兰代斯对政治辩论的重视建立在古希腊的古典共和主义原则之上，相信人们能够拥有集体美德，而政治慎议的目标是共同善。今天，人们是否还能够对“自由而无畏的推理”的力量抱有那么大的信心？特别是相信它是通过民主政府的过程来应用的？这两者实际上都已被证明为艰难之事。而且，布兰代斯认定“更多的言论，而不是强制的沉默”能够对“虚假和谬误”作出补救的看法，似乎也正在变得幼稚起来。

“后真相政客”因为具有认识论的缺陷而无法认识真相：他们不再相信证据，甚至是客观的现实。而没有了事实，新的政治大师就会变成政治化妆师和政治技术专家。如此的后真相政治，会对民主政治造成巨大打击，甚至导致暴政的卷土重来。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蒂莫西·斯奈德在特朗普当选后出版了《论暴政：20世纪的20个教训》一书，其中指出，当你放弃你想要听到的事情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区别，你就是在承认暴政。[28]

《论暴政：20世纪的20个教训》

斯奈德也提到了美国的建国先哲。他说，先哲们试图保护美国人免受他们所知道的威胁，即那种摧毁了古代民主的暴政。然而，美国的政治秩序所面临的新的威胁，与20世纪的极权主义并无不同。美国人并不比看到民主屈服于各种极权主义的欧洲人更聪明。如果在暴政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那就是，接受不真实构成了暴政的先决条件。我们仿佛在回归奥威尔所描述的真切场景：过去被抹掉，而“抹掉过去”这件事本身又被遗忘，谎言由此成了真话。所以斯奈德斩钉截铁地断言：后真相就是前法西斯主义。他警告说：“放弃事实就是放弃自由。”

然而，正像我们会逃避自由一样，我们有太多的动力放弃事实。在21世纪，无论我们有多“大”的数据、多广的网络、多自由的言论，都无法确定人们是从信仰还是从事实知其所知；并且，可能也没有几个人相信，对任何事情还能够加以充分的证明。

没有统一的背景标准，无以衡量什么是可靠的信息来源、或者可靠的调查方式，因而我们无法就事实达成一致，更不用说价值观。我们不再为真相承担责任，而且缺乏如何将具体事实纳入一个更大整体的能力。基本上，我们放弃了理性，连同我们的公民身份一起。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首先来确定一个事实：事实是好的。事实可能令人不舒服乃至于令人绝望，但只有采用理性的、以事实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我们才能期望一个社会的繁荣。人类需要以一套共同的事实为基础进行讨论，而当我们不这样做时，有用的民主辩论也就消失了。但这套共同的事实基础已然很难建立在经验主义之上，我们要么需要找到每个人都同意的除经验主义之外的一些认识论原则，要么需要找到一些方法，不再用理性捍卫经验主义。哲学家迈克尔·林奇怀疑，第一条途径是不可能的，但第二条途径则不无可能。他认为最佳的辩护是共同的实践和道德承诺。[29]

这不禁让人想起200多年前，美国立宪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向当时的民众提出的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人的社会，是否真能通过反思和选择，建立良好政府？还是命中注定，要依赖机遇和暴力，建立政治制度？”[30]时至今日，我们并未回答好这一问题。无论是在实践还是在道德层面，社会的反思越来越缺少意义，选择也越来越少；人们被赶入专断权力的统治下，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机遇和暴力。

为了实现良好的政治共同体，不妨重读《联邦论》，并相应地思考今天的政治。《联邦论》第一篇说得很清楚：

（1）你被要求选择；

（2）你的根本选择是，要一个（罕见的）好政府还是（常见的）坏政府；

（3）你的选择会为你和你的后代以及整个世界带来改变；

（4）人性的缺陷使好的选择变得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的。

这样一个政治填海工程，要求的是愿意提出论据（也就是事实）的领导人，以及愿意考虑论据并有权作出选择的公民。对于此种基于事实的政治的回报将是“反思和选择”的力量的复兴，以及这种力量可以造就的的和平、繁荣和人类共处。不能够开创这样的政治的风险则在于，丧失了对于善治的共同理解，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越来越习惯于彼此强加自己的意志，把任意独断的政府，连同死刑和税收一起，并列为最可靠的事实。

（原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4期）

注 释

[1] “Nigel Farage: £350 million pledge to fund the NHS was 'a mistake”, The Telegraph, 24 June 2016,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2016/06/24/nigel-farage-350-million-pledge-to-fund-the-nhs-was-a-mistake/; “Brexit: £350 million a week extra for the NHS only 'an aspiration' - says Vote Leave campaigner Chris Grayling”, The Independent, 27 June 2016,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uk/politics/brexit-350-million-a-week-extra-for-the-nhs-only-an-aspiration-says-vote-leave-campaigner-chris-a7105246.html..

[2] “Donald Trump just called himself ‘Mr. Brexit,’ and nobody really knows why”, The Washington Post, 18 August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6/08/18/donald-trump-just-called-himself-mr-brexit-and-nobody-really-knows-why/?utm_term=.71d7bd780294.

[3] “Word of the Year 2016 is...”, 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word-of-the-year/word-of-the-year-2016.

[4] （英）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董乐山译，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70页。

[5] “George Orwell’s ‘1984’ Is Suddenly a Best-Seller”, The New York Times, 25 January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1/25/books/1984-george-orwell-donald-trump.html.

[6] “Donald Trump is the sole reliable source of truth, says chair of House Science Committee”, Vox, 17 January 2017, http://www.vox.com/science-and-health/2017/1/27/14395978/donald-trump-lamar-smith.

[7] “Trump’s real war isn’t with the media. It’s with facts”, Vox, 21 January 2017, http://www.vox.com/

policy-and-politics/2017/1/21/14347952/trump-spicer-press-conference-crowd-size-inauguration.

[8] “I was a White House fact-checker. Don’t accept Trump’s attitude toward the truth”, Vox, 27 January 2017, http://www.vox.com/first-person/2017/1/27/

14398320/trump-spicer-facts-truth.

[9] （美）戴维·温伯格：《知识的边界》，胡泳、高美译，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第60页。

[10] Barbara J. Shapiro, A Culture of Fact: England , 1550-172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11] （美）戴维·温伯格：《知识的边界》，胡泳、高美译，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第62页。温伯格类比的应该是牛顿第三定律，此处作者有误。

[12] 转引自（美）戴维·温伯格：《知识的边界》，胡泳、高美译，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第56页。

[13] “Britain has had enough of experts, says Gove”, Financial Times, 4 June 2016, 

https://www.ft.com/content/3be49734-29cb-11e6-83e4-abc22d5d108c.

[14] “2015 EDELMAN TRUST BAROMETER”, http://www.edelman.com/insights/intellectual-property/2015-edelman-trust-barometer/.

[15] Delia Mocanu et al., “Collective attention in the age of (mis)information”, 

http://arxiv.org/abs/1403.3344.

[16] The Portable Nietzsche,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Penguin, 1977, p. 458.

[17] Maurizio Ferraris, “New Realism and New Media: From Documentality to Normativity”, in Philosophy of Emerging Media: Understanding, Appreciation, Application (edited by Juliet Floyd & James E. Katz),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60.

[18] 雅克·德里达说过，"there is no outside-text" (il n'y a pas de hors-texte)，即“没有外在的文本”。这句话被误译为"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of the text"，即“文本之外并无其他”，经常被用来表明德里达认为除了言语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例如米歇尔·福柯的看法就是如此。实际上德里达只是想表示，区分何为“内”、何为“外”简直是不可能的，不可避免的上下文（context）是延异的核心，不存在意义整全的那一刻。

[19] 福柯将知识作为权力的历史表现而进行的考察，参见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ited by Colin Gordon), New York: Pantheon, 1980.

[20] Maurizio Ferraris, “New Realism and New Media: From Documentality to Normativity”, in Philosophy of Emerging Media: Understanding, Appreciation, Application (edited by Juliet Floyd & James E. Katz),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62.

[21] Maurizio Ferraris, Introduction to New Realism (translated by Sarah De Sanctis), London: Bloomsbury, 2015, p. 21.

[22] Alexander Stille, “The Corrupt Reign of Emperor Silvio”, 11 March 2010, http://alexanderstille.net/the-corrupt-reign-of-emperor-silvio/.

[23] Ron Suskind, “Faith, Certainty and the Presidency of George W. Bush”,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17, 2004.

[24] “Leave donor plans new party to replace Ukip – possibly without Farage in charge”, The Guardian, 29 June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6/jun/29/leave-donor-plans-new-party-to-replace-ukip-without-farage.

[25] Whitney v. California,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Cornell University Law School, 

https://www.law.cornell.edu/supremecourt/text/274/357. 

[26] Whitney v. California,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Cornell University Law School, 

https://www.law.cornell.edu/supremecourt/text/274/357.

[27] Abrams v. United States,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Cornell University Law School, https://www.law.cornell.edu/supremecourt/text/250/616.

[28] Timothy Snyder, On Tyranny: 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Tim Duggan Books, 2017.

[29] Michael P. Lynch, The Internet of US: Knowing More and Understanding Les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New York: Liverigh, 2017.

[30]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联邦论：美国宪法评述》，尹宣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1页。

本文转自公众号：being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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