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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护青少年为由抵制漫画,其实在日本也发生过

小趴 动画学术趴 2019-04-02


即便是在把动漫产业作为支柱产业的日本,也曾出现过“动漫有害论”的风潮,并且不断变换着新的形式持续到今天。


文/palomar

编辑/居北


就在《风语咒》口碑票房走势良好的当下,昨天有网友发现,在B站、爱奇艺、优酷等多个视频网站上,《画江湖》系列多部动画被下架,据ACGx报道,“若森数字相关人员表示,将会对下架的系列动画进行内容方面的整改。”

 

纵观近期的各种整治下架事件,我们不难发现有关部门对“二次元”的监管正在收紧。

 


上周,相关部门对包括动漫之家、腾讯动漫、网易漫画、有妖气、哔哩哔哩等27家网站进行了集中执法检查;而早在7月27日,在各大视频网站上,就有包括《十万个冷笑话》、《中国惊奇先生》等多部作品疑似下架整改;哔哩哔哩更是在7月20日被央视点名批评,随后B站App也从各个应用商城下架。

 

面对二次元文化与“健康网络环境”的冲撞,不少网友一边戏谑“重回网盘时代”,一边愤懑不平:“你看看人家日本的动漫市场”。

 

作为动画大国的日本,在动漫产业上一直都给我们留下一种“开放”的印象,好像除了严格把控不同类型动漫的放送时间之外,在动漫的题材上总是放任自由。比如在国内被视为违禁的“里番”,在日本已有86年的历史。

 

实际上,即便是在把动漫产业作为支柱产业的日本,也曾出现过“动漫有害论”的风潮,并且不断变换着新的形式持续到今天,其中争议最为激烈的,当属50年代末的“驱逐坏书运动”(悪書追放運動)。


 

“驱逐坏书运动”并非是一个针对漫画新名词,早在战前的昭和时代,因与日益加强的军国主义思想格格不入,法学者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和马克思《资本论》就已成为了被日本政府禁止的对象。发展至最严重的时候,仅仅持有这些书籍便会被特高警逮捕。

 

到了战后,随着美国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革,出于政治立场对书籍的禁令渐渐消除。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各类品质低劣的文化产品渐渐充斥市场。在当时,最流行的儿童漫画是在杂志上连载的「赤本漫画」,在那个战后物资贫乏的时代,赤本漫画以拼凑抄袭节省成本而带来的低价,和吸引眼球的暴力与色情内容吸引了大量读者。

 

但是来自社会各界的抵制也随之而来,出于对给青少年带来不良教育的担忧,和专职漫画家与大型出版社对盗版的抵制,日本警视厅成立「防止犯罪协助委员会」。粗制滥造的赤本漫画自此得到整顿。1948年至1950年,赤本漫画的销量达到巅峰后,紧接着便很快销声匿迹了。


赤本漫画

 

随着之后日本经济的逐渐好转,漫画市场也逐渐趋于正规,职业漫画家和大型出版社成了漫画市场的中坚力量。但是,色情,暴力,“不劳而获”思想永远是吸引读者的不二法宝,即使是大型出版社,也往往在漫画内容上大打擦边球。

 

漫画的供不应求使得许多水平不佳的漫画家进入市场,当时还没有漫画家助手制度,赶不上交稿期限请人代笔的事件时有发生。剽窃事件同样层出不穷,连载在在《周刊少年Magazine》的一部漫画,被指出大范围地抄袭手冢治虫的《失去的世界》。

 

数量优先,无视质量的状况使得50年代的漫画市场开始重复赤本漫画的老路。杀人和暴力场面,色情怪诞的刺激描写与粗俗的语言招来了大量批评。对不良书籍的抵制在民间开展起来,其中尤以家长们对不良漫画的非议最为激烈。

  

 

1955年日本各地的「父母-教师联盟」(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日本儿童守护会」和「母亲联合会」等民间组织发起了抵制低俗漫画的焚书运动,在教室收缴孩子们的漫画,并集中在操场焚烧殆尽。紧接着,随着大众传媒的介入,驱逐坏书运动成为了全国瞩目的重大事件。

 

《日本读书报》发表了名为“儿童杂志的真实情况”的四次特辑,第一辑发表了战争漫画的残酷描写,第二辑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少女漫画上,第三辑报道了漫画附录过多的问题,最后一辑记录了教师们对儿童的指导。一连串的报道使驱逐坏书成了全国性的话题,《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主流报纸也进行了长篇专题报道。

 

事情很快变得难以控制,原本针对低俗漫画的抵制活动蔓延到热门的儿童漫画领域。除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山川惣治的《少年肯尼亚》以外,手冢治虫的《铁臂阿童木》,《缎带骑士》,杉浦茂的《猿飞佐助》和武内纲义《赤胴铃之助》也都先后成了驱逐坏书运动的对象。当时有报道甚至声称,《铁臂阿童木》导致了儿童跳河自杀事件。


 

以手冢治虫的作品为代表,这些后世看来无疑质量上乘的作品成为批判对象,可以看出驱逐漫画运动已经逐渐脱离了单纯的“低俗漫画抵制活动”。战后经济的迅速增长所带来的混乱状况,政治体制与法制化的不完善,青少年犯罪现象的日益严重,使得漫画成了保守父母们的发泄目标。青少年们喜爱的漫画,无疑成为了种种社会现象的替罪羊。

 

 

面对这种状况,漫画编辑们开始积极地商讨对策。同年,“日本儿童杂志编辑会”成立,编辑们积极发行报刊,表达漫画家和编剧们自己的立场,山川惣治和手冢治虫等人也组织起“东京儿童漫画会”,对社会上的批判进行反驳。

 

手冢治虫在自传《我是漫画家》(ぼくはマンガ家)中回忆自己与“驱逐坏书运动”做斗争的经历时回忆道:

 

驱逐坏书”本来是针对青年向的三流杂志的,但渐渐地,矛头对准了儿童向漫画。当时PTA检查一部漫画的方法,简直是鸡蛋里挑骨头,甚至会一页一页地统计漫画中出现几次手枪。

 

“文字几乎没有,全是咚咚的拟声词和悲惨的喊声,这对读书教育是完全有害无益的。”

 

“绘画低俗,颜色全是红色,把这些东西给孩子们看,无疑会使他们艺术感觉麻痹,荒废情操。”

 

这就是他们认定一部漫画是不良漫画的理由。冈山的PTA将漫画书籍和色情杂志一起烧掉,就像“巫女审判”那样,全国对于儿童漫画的批判也越演愈烈。后来,儿漫长屋(手冢治虫所属的漫画创作团体)召开集会商讨对策,但是即使决定说“以后只能画好的漫画了”,也拿不出具体的方法。

 

说到最后,好的漫画就是什么呢?是对父亲和兄长们来说是好漫画的漫画吗?那它们对孩子来说是好的漫画吗?换句话说,长辈和教育者们真的有决定一部漫画好坏的权力吗?


 

很多主妇认定《赤胴铃之助》是好的漫画,仅仅因为她们认为其中宣扬了对长辈的孝行。漫画可完全不能这样简单地分类啊,再仔细询问这些主妇们,她们对《赤胴铃之助》以外的漫画基本一无所知,甚至《赤胴铃之助》都并非是通过漫画,而是通过广播才了解的。

 

有时,长辈,教育者或者评论家们将他们认为好的漫画向孩子们推荐,结果根本没有人愿意去读,退回的漫画堆积成山,出版社也不会再版了。

 

回头看来,50年代末期的“驱逐坏书运动”,与其说是对危害儿童身心的低俗漫画的一次净化运动,不如说最后已经发展成了对儿童漫画这一事务本身的抵制。无论漫画自身的质量如何,价值观是好是坏,只要被打上使儿童“玩物丧志”的标签,就会被一棒子打死,成为和色情漫画一视同仁的“坏书”。

 

最终,这次的“驱逐坏书运动”,在手冢治虫等人的抗议中逐渐偃旗息鼓,随着日本经济矛盾的逐渐缓解,和漫画分级制度的确立,对于漫画是否会对儿童造成不良影响的问题也逐渐少有人关注了。直到1989年的“宫崎勤事件”,色情漫画才再次成为众矢之的。

 

 

最近,动漫作品需不需要“三观正”,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话题。文艺作品需不需要承担读者和观众们的道德教养责任,是一个长年累月被争论的问题。在现代文学理论中,文艺作品自成一体,三观和道德上的评价仅仅是读者解读的一种可能性,并不能作为批判作品的理由。

 

然而与严肃文学不同,动画与漫画作品是直接以观众和读者为导向的商业作品,在画家创作漫画的时候,读者的接受问题是不得不考虑的。于是,在打色情暴力擦边球,以吸引读者促进销量的同时,道德上的克制也必然是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同时,管理者与儿童监护者们对漫画和动画的评价,也应该摆脱单纯的“数手枪出现次数”的粗暴评定方式,以更加清晰有说服力的标准来实施。“一刀切”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在利益与责任,监管和滥用权力的对立之中,动画漫画创作者与家长和监管者之间的博弈从未停止过。不过,如何在不断的争吵中确立动画漫画作品应有的底线,如何使得整个行业朝着更加规范的方向发展,是远比展开骂战更有价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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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竹内オサム:『戦後マンガ50年史』 筑摩書房 1995

手塚治虫:『ぼくはマンガ家』 毎日新聞社 1969

NHKスペシャル ラストメッセージ第1集 「こどもたちへ 漫画家・手塚治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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