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半张纸
编辑/ 思考姬
排版/ 尤里卡
“……故事里那些压迫底层的帝王将相，既可以看作是阶级敌人，也可以看作是对所有独裁者的影射。”
这是讲前苏联的“美影厂”——即联盟动画制片厂的第二篇文章。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俄国却有着足以与美国争锋、同时让日本钦羡的动画实力，对中国动画的发展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而说到俄罗斯动画，就不能不提制作了《冰雪女王》的联盟动画电影制片厂，正是这个历史悠久的机构创造了俄罗斯动画的辉煌。宫崎骏曾受到《冰雪女王》的影响
联盟动画电影（俄语：Союзмультфильм）是位于俄罗斯莫斯科的一家动画电影制片厂，成立于1936年6月10日。这一系列文章所要做的就是带大家回顾它的历史，去领略联盟动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风采。旅程将分为三个阶段：上篇文章我们讲完了第一阶段，即联盟动画创立不久便遭遇了世界大战的洗礼。战争对刚刚起步的动画产业造成重创，同时也使创作者们暂时抛弃只为儿童创作的宗旨，回归向大众进行政治宣传的传统；战争接近尾声时，动画人们再度聚首莫斯科，还来不及为胜利额手相庆，便义不容辞地投身到重振俄罗斯动画的事业中。联盟动画电影制片厂第一阶段：初创与战争（1930s-1940s）而在这一篇文章中，我们将顺着时间的轨迹，继续讲述联盟动画的第二个阶段的发展历程——从194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联盟动画的艺术家们通过战后初期的复产和解冻时期的变革，为苏联动画创造了一段辉煌的历史，也让联盟动画成为俄罗斯文化的骄傲。自斯大林掌权以来，苏联社会针对文化艺术的意识形态控制就从未停止。上篇中提到的柴克汉诺夫斯基，他倾注大量心血完成的先锋作品《巴尔达的故事》，就因为被当局贴上“形式主义”的标签而受到批判，无缘面世。其他因为相似原因而无法继续创作的艺术家更是数不胜数。到了1946-1952年的战后初期，战时有所放松的意识形态控制重又收紧，这也使得联盟动画回到了专为儿童创作的“正轨”上。压抑的文化氛围使动画人变得格外谨慎，由此形成了一套极为保守的创作模式。题材方面，带有奇幻色彩的童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成为主流；风格方面，深得斯大林厚爱的《白雪公主》和《小鹿斑比》成为效仿的对象；思想方面，宣扬传统美德或普世价值观成为最保险的主题。于是乎，一系列题材类似、风格相近、主题雷同的作品诞生了，并将这一类型的创作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先来看看这一时期的动画题材，改编带有奇幻色彩的民间故事是最主要的趋势。著名例子包括来源于俄国本土故事的《神驼马》（Конёк-Горбунок，1947）、《俄罗斯公主和七勇士》(Сказка о мёртвой царевне и семи богатырях，1951)、《雪之少女》（Снегурочка，1952）、《十二个月》（Двенадцать месяцев，1956）、《一朵小红花》（Аленький цветочек，1952）等；也包括改编自其他国家民间传说的《黄鹳的故事》（Желтый аист，1950）、《金羚羊》（Золотая антилопа，1954）、《被施了魔法的男孩》（Заколдованный мальчик，1955）以及令宫崎骏等东映动画人大受震撼的《冰雪女王》（Снежная королева，1957）。其实，对于民间故事的改编在1930年代就已显露端倪。有着“俄罗斯动画祖母”之称的瓦伦蒂娜·布鲁姆伯格（Валентина Брумберг）和齐娜达·布鲁姆伯格（Зинаида Брумберг）姐妹一直醉心于民间传说，在战前就创作了《沙皇杜兰代的故事》（Царь Дурандай，1934）、《伊瓦什科和芭芭雅嘎》（Ивашко и Баба-Яга，1938）等取材自本土故事的奇幻作品。两人在战争期间完成的《沙皇萨尔坦的故事》（Сказка о царе Салтане，1943）和《失落的国书》（Пропа вшая гра мота，1945）更是成为战后这一题材走向成熟的奠基之作。齐娜达·布鲁姆伯格（左）和瓦伦蒂娜·布鲁姆伯格（右）《失落的国书》是苏联现存最早的彩色动画长片，改编自果戈里的同名小说，讲述一位替沙皇送信的哥萨克人，在送信途中遇到一个志同道合的扎波罗热人，两人决定结伴而行；路上，扎波罗热人告诉哥萨克人，自己将灵魂出卖给了妖魔，因而在入夜后可能会引祸上身；勇敢的哥萨克人提出为两人守夜，结果当晚他的信件就被妖魔窃走；在经历了一系列似真似幻的冒险后，哥萨克人终于战胜邪恶，夺回信件。在这个充满神秘氛围的故事里，布鲁姆伯格姐妹用丰富的画面元素和精巧的镜头语言营造出一个半梦半醒的超现实世界，令动画的手法与奇幻的情节完美融合。不过，真正让奇幻题材在战后被充分激活的是伊万诺夫-瓦诺的《神驼马》（Конёк-Горбунок，1947）。这部改编自皮约特·叶肖夫（Пётр Ершов）同名童话的作品讲述了三兄弟中最勤劳的老三，在一只拥有魔法的小驼马的帮助下走上人生巅峰的故事。导演伊万诺夫-瓦诺在影片中大量引入建筑、木雕、刺绣、陶瓷制品和木制玩具等传统工艺元素来丰富造型，使影片既具民族特色又赏心悦目。《神驼马》不仅在国内广受欢迎，在海外也受到关注。据说沃尔特·迪斯尼就十分赞赏此片，并将它推荐给自己的同事。相比之下，《失落的国书》却几乎被人们遗忘，但它却对《神驼马》有着不容忽视的启发作用，只要简单比较就会发现，两部影片中主人公骑着神骏上天入地的场景看起来何其相似。再说这一时期的影片风格，其一致的特点就是追求写实。不仅是外形写实，也包括动作写实，转描技术也因此得到了广泛应用。“转描”（rotoscoping）技术在苏联动画的语境中也被称为“Eclair”，这一称呼源于法国胶片放映设备的品牌，该设备可以将胶片上的运动逐帧投影到磨砂玻璃上，以便动画师分解和重绘动作。对于战后刚刚进入动画行业的初学者和被迫改变路线的创作者来说，要制作出满足当局审美偏好的高质量动画，就不得不依赖这一技术。刚才提到的作品几乎都采用了这一技法，当时的一个常规做法，就是邀请著名演员先将故事演绎一遍，再由动画师转换为赛璐珞动画。《冰雪女王》中的戈尔达和扮演者珍妮娜·泽莫（Янина Жеймо）《冰雪女王》中的女王和扮演者玛丽亚·巴巴诺娃（Мария Бабанова）这里又要提到柴克汉诺夫斯基。这位在战前醉心于先锋艺术的动画人在这一时期以极大的热情拥抱了转描技术，创作出《七色花》（Цветик-семицветик，1948）、《渔夫和金鱼的故事》（Сказка о рыбаке и рыбке，1950）、《喀什坦卡》（Каштанка，1952）等一系列风格写实的作品，并在国际动画节上屡屡获奖。在柴克汉诺夫斯基看来，动画形象越是逼真，故事里的奇幻元素就越显神奇，他也因此成为转描技术在联盟动画最主要的推动者之一。《七色花》中的小女孩和扮演者娜塔莎·扎什奇皮娜（Наташа Защипина）《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的老人和扮演者鲍里斯·齐尔科夫（Борис Чирков）《喀什坦卡》中的陌生人和扮演者阿里克谢·格里波夫（Алексей Грибов）最后来看这一时期的作品主题。表面上看，这些作品都在宣扬传统美德和主流意识形态，但其中一些却也潜藏值得深思的另一重文本。比如故事里那些压迫底层的帝王将相，既可以看作是阶级敌人，也可以看作是对所有独裁者的影射。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是《雪之少女》（1952）。在这部影片中，导演伊万诺夫-瓦诺并没有讲述一个邪不压正或天道酬勤的老套故事，而是描绘了一位被父亲过度保护的少女形象。雪姑娘身为冬日的女儿，却被牧羊人的歌声吸引，向往人类的生活。这令他的父亲非常生气，并规劝她放弃这个危险的念头。但雪姑娘还是不顾父亲的反对来到人间，在和人类一起生活的过程中渐渐懂得人类的情感。当她终于明白什么是爱的时候，她也如冰雪融化一般永远消失。这是一个悲剧故事，导演仿佛想要借助雪姑娘令人唏嘘的命运，来表达这样一个主题：冰雪的世界是绝对安全的，人类的世界则充斥着危险的不确定性；但人类世界也同时充满欢歌笑语与鸟语花香，如果为了体验这一切而失去永恒的生命，是否还值得呢？在这里，创作者对于雪姑娘的同情，又何尝不是对自身创作境遇的反诘？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进入赫鲁晓夫时代。新领导人上台后开始实行去斯大林化政策，使苏联在政治和文化上得到解冻。联盟动画也由此进入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迎来巨大的创作变革。变革首先体现在题材和受众的突破上。题材方面，虽然斯大林时期的政府也十分鼓励反映当下现实的题材，但此类作品却少之又少，动画人更多还是逃遁到古老的幻想世界里去寻找安全的精神纾解。而到了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社会在前一阶段的功过得失亟需被重新审视，现实的批判和反思成为了动画创作的新题材。对此，政府的态度不仅是认可，更将来自文艺界的有力讽刺看成是纠正社会痼疾的工具。受众方面，为儿童创作的观念根深蒂固，以至于解冻之后联盟动画内部还为此产生了分歧。一部分艺术家希望能趁着时局的东风创作面向成人观众、讨论社会问题的作品，拓展动画媒介的功能和服务对象；另一部分则认为术业有专攻，倾向于继续为儿童创作娱乐和教育动画。尽管这一分歧在整个解冻期间都持续存在，但谁也阻止不了变革的发生。于是，一系列以社会问题为题材、面向成人的动画作品出现了，比如讨论喝酒误事的《有标签的恶魔》（Злодейка с наклейкой，1954）、《清醒的麻雀》（Непьющий воробей，1960）、《检查你的手表》（Проверьте ваши часы，1963）、《你的健康》（Ваше здоровье!，1965）；讽刺官僚体制的《签名难以辨认》（подпись неразборчива，1954）、《关于桌子的歌谣》（Баллада о столе，1956）、《画框中的男人》（Человек в рамке，1966）、《小职员》（Жил-был Козявин，1966）；反思现代家庭问题的《大麻烦》（Большие неприятности，1961）、《祖母的山羊》（Бабушкин козлик，1963）、《帐篷里的天堂》（Рай в шалаше，1966）等等。除了批评现实，为当局服务的宣传动画也卷土重来，比如赞扬航天事业的《荣耀归于你们，天上的兄弟！》（Слава вам, небесные братья!，1961）、推动货币政策改革的《可贵的一分钱》（Дорогая копейка，1961）、歌颂经济建设宏伟计划的《活生生的数字》（Живые цифры，1962）等等。另外，伴随着苏联宇航员和运动员在太空竞赛和奥运会上所取得的成就，科学幻想和体育竞技也成了热门题材。与题材、受众的突破相比，风格的突破要来得更晚一些。以批评官僚体制的作品为例，从50年代到60年代，这类动画所采用的表达方式呈现出一个愈发先锋的趋势。在早期的《签名难以辨认》中，创作者沿袭了儿童动画中的寓言模式，将官僚系统描绘成一个动物世界，且仍然采用流畅写实的全动画来进行创作。到了60年代的《画框中的男人》和《小职员》那里，创作者抛弃了传统的叙事和保守的美学，通过充满象征意味的视觉形式和荒诞的情节设置来揭示主题。如果说《签名难以辨认》是古典主义的，那《画框中的男人》和《小职员》就是现代主义的。联盟动画在60年代的风格转型，可以看作是创作者们艺术个性的解放。这一解放最初出现在总是敢为人先的布鲁姆伯格姐妹的《大麻烦》（1961）里，但进一步引领这一趋势的是费多尔·希特鲁克的《一个犯罪的故事》（История одного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1962）。在《大麻烦》中，布鲁姆伯格姐妹试图从一个小女孩的角度来观察现代家庭，反映成人社会的种种问题。影片不仅用女孩的声音来进行讲述，还用儿童画的形式来呈现她所描述的内容。事实上，这并不是姐妹俩第一次在动画中援引儿童画，在二人1948年的作品《费迪亚·扎伊采夫》（Федя Зайцев）中，她们就引入了儿童画风格的角色。不过，将整部影片的风格完全建立在儿童画基础上，《大麻烦》还是首例。这也使得这部作品彻底颠覆了联盟动画一直以来所倡导的美学。紧随《大麻烦》的试水，希特鲁克在美术指导谢尔盖·阿利莫夫（Сергей Алимов）的建议下创作了《一个犯罪的故事》。影片讲述本分的小职员因为不堪忍受邻居们的噪声而精神崩溃、成为凶犯的故事，试图借此探讨一个与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话题：在一个解放个性的时代，应当如何处理好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关系？想要在动画里讨论严肃问题又不显得过于说教，就需要令人耳目一新的表达方式。《一个犯罪的故事》采用当时在世界动画领域备受关注的有限动画风格。这一风格因其对充满理性的几何图形的应用，以及对机械化的运动方式的展现，与影片主人公强调秩序的内心世界完美契合。同时，平面抽象的造型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暴力和冲突的刺激，使观众不那么难以接受。尽管《一个犯罪的故事》在风格上的大胆创新，启发了联盟动画之后的众多作品，使个性化的风格尝试在60年代层出不穷，但创作者们在进行新的探索时却还是如履薄冰。这不仅仅是因为要面对制片厂内部的保守力量，更因为当局的文化控制时松时紧，摇摆不定。在赫鲁晓夫本人的回忆里就提到：“我们担心解冻会引起泛滥成灾的后果，以至于超出我们的控制而淹没我们……我们想要引导解冻的过程，这样它就只会激发对深化社会主义有贡献意义的创造性力量。”因此，包括希特鲁克在内的创新者们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需要反复试探当局容忍的边界，在官方许可与自由表达之间小心拿捏。从斯大林模式到赫鲁晓夫解冻是联盟动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面临的国内形势，而冷战则是影响其创作的国际背景。从这个角度来看，创作者们在60年代对于迪士尼美学的反叛就不仅是个性解放的结果，也是冷战升级的产物。科幻题材在这一时期的出现也与美苏之间的太空较量脱不了关系。改编自马雅科夫斯基长诗的《飞翔的无产者》（Летающий пролетарий，1962），就以美苏之间的空战为背景，描绘了一个苏联共产主义的科幻未来。在《首要的星星》（Главный звездный，1966）中，探索宇宙的航天员则被当成非战争年代的国家英雄来赞颂。同时获此殊荣的还有运动员，一批运动题材的动画作品也诞生在这一时期。在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上，苏联代表队第一次在奖牌数上超过美国。此后运动场上的荣誉也同航天技术一样成为国家力量的象征。与此同时，运动题材还十分适合用来教育年轻观众，引导他们培养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为国争光的集体荣誉感。此类题材的代表作包括鲍里斯·乔日金（Борис Дёжкин）的一系列作品，如《非凡的比赛》（Необыкновенный матч，1955）、《雪道》（Снежные дорожки，1963）,《冰球！冰球！》（Шайбу! Шайбу!，1964）等等。也有直接抨击对手意识形态的动画，如《海外记者》（Заокеанский репортёр，1961），《股东》（Акционеры，1963）、《美帝国的百万富翁》（Миллионер，1963）和《退斯特先生》（Мистер Твистер，1963）。这些风格不一的作品都致力于塑造荒谬可笑的海外间谍和资本家形象，通过讽刺的手段来揭露资本主义的虚伪本质。总的来讲，伴随着冷战背景的文化解冻，使联盟动画在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诠释上常常显得耐人寻味。这一阶段的作品既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开放团结的国际精神，又时刻警惕着西方的敌对势力。创作者们一边接纳海外最新的艺术思潮，一边批评西方文化带来的危害；一边对社会现实针砭时弊，一边为国家权力歌功颂德。但也正因为这一时期充满矛盾的现实，才让各种各样的动画作品得以在莫衷一是的争论中应运而生。在下一篇中，苏联社会就将迎来新的转折，联盟动画又将何去何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