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孙光友：“职业教育=差生教育”的印象怎么破？
职业学校招生难的客观现实，已经把人们引进了一个误区，以为只要有生源，职业教育的问题就解决了，并认为，职业教育就是“差生教育”，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职业教育被当作“差生教育”，与招生分流政策有莫大关系。
近些年，笔者所在地区坚持实行高中阶段“阳光招生”政策，不仅解决了中等职业教育招生难问题，而且本地几所高职专科学院的5年制大专班还异常火爆，好一点的中职学校学生规模远远超过普通高中。笔者任职的职业学校已连续3年爆满，可以说既不差人，也不差钱。不可否认，解决了招生难问题，学校的日子确实好过不少。但除此以外，再无其它任何改变。普通教育学校的校长、教师，还是比职业学校的校长、教师要“牛”；教师应聘，学生选读，还是优先报考普通教育学校。职业教育依然被人看不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在人们的印象中，职业教育就是“差生教育”，是考不上普通学校学生的被迫选择。政策虽然不是这样界定的，但某些政策造成的后果就是这样。就拿初中毕业生升学政策来说吧，各地几乎都以文化成绩优劣作为分流依据，往往是成绩达不到普通高中录取线的学生才走进中职学校就读。按照一般人的习惯看法，这些学生就是“差生”，“差生”去的学校肯定不是好学校，“差生教育”不可能有好质量。
职业教育被等同于“差生教育”，不利于学生发展和技能型人才培养。
很多职业学校的学生就心安理得地以“差生”甚至是“坏学生”自居，“破罐子破摔”。有的父母也不再对他们抱期望，让孩子读职校的目的就是把年龄混大。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学风能好到哪去？校风能好到哪去？有多少教师能够驾驭这样的班集体？又有几个校长不是一天24小时地担心安全问题？也有不少人常说职业学校办得好，如果单从学校所做的工作来看，是不容置疑的，大多数职业学校教师的付出远远超出普通学校教师的付出，但如果从学生的表现来说，能与普通学校学生的表现相提并论么？前不久，媒体爆料，某普通高中学校发出通知，要求本校学生不要和职校学生混在一起。此种明显歧视职业教育的行为虽然遭到舆论的抵制，但事实上也代表了社会上的一种普遍心理，不足为怪。
这种教育环境严重影响了我国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质量。表面上看，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率很高，甚至超出一般普通高校毕业生，给人的印象是职业学校毕业生很受市场和企业的欢迎。其实这只是一种假象：其一，教育向社会提供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数量不够，用人单位在无人可用的情况下，没有其他选择；其二，职业学校毕业生相比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期望值要低很多，大多都是中、低端就业，高端就业很少，有的就业岗位跟农民工岗位没有区别；其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稳定率并不高，要么是毕业生主动离职，要么是用人单位劝退，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职业学校毕业生不能很好地适应用人单位的需求。不少企业老板都感叹：很多职业学校毕业生不仅文化素养低，职业素养也很差，职业学校培养的优秀人才太少了。当前制约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素质提升的最大瓶颈就是人才瓶颈，这与职业教育的低水平产出是有密切关联的。为什么职业学校毕业生的高就业率，并没有带动社会观念的大转变和职业教育的大发展？这也不能不引起教育决策者们的反思。
如果不能摆脱“差生教育”的困局，职业教育就不可能翻身，国家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蓝图就难以实现。
如何打破困局？笔者作为一名中职学校的校长，根据自己多年的观察、实践与思考，认为唯一的突破口就是实行对口高考改革,建立与普通教育高考并行的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原因主要有三点：
首先，从根本上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就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来看，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现行的以确定普、职比例和以考试分数决定初中毕业生分流去向的做法，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职业学校招生难问题，但这只是解决职业学校生存困难的权宜之计，不利于职业学校的长远发展。因为这种做法不仅不能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相反还加深了人们对职业教育是“差生教育”的刻板印象，本质上是一种政策歧视，危害性不容低估。二是其他改进措施，如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增强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等措施，都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扭转学生和家长把就读普通学校作为首选志愿的现象，改变不了职业教育是“差生教育”的大局。
其次，国家人才发展战略需要职业教育高考制度作支撑。现代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初中级技术技能型人才，也需要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制定的人才发展战略明确提出，2020年，我国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要达到28%，人才总量达到3900万人，使人才的分布和层次、类型等结构趋于合理。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就需要相应的高等院校来陪养。近年来，国家推动部分高等学校转型为应用型大学，也正是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才发展战略的需要。随着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布局更加成熟和合理，中等职业教育为高等职业教育输送人才的任务就愈显突出，以往搭头式的对口高考已经担负不起这一重要任务，迫切需要建立新的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来支撑。
再次，对口高考的经验为建立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奠定了基础。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就出台了“对口升学”政策。2010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重点举措之一就是完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直接升学制度。事实证明，真正对学生和家长产生吸引力的还是高考。那些被迫进入中职学校的学生，优先选择的还是对口高考。据《南方周末》记者报道，近年来，全国范围内不少省市都出现了中职高考班备受热捧的情况。沈阳全市有108所中职院校，其中80所共开设了121个升学班。到2015年，我国中职毕业生升入高一级学校就读的比例达到15.32%。
具体怎样改革？分步实施，逐步过渡。
第一，调整中职办学定位，为建立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把握方向。中等职业教育作为一类教育的中间层次，理应具有就业和升学两大职能，必须担负起为高等职业教育输送人才的任务。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苏华就大声呼吁中职教育应从“就业为主”转变为“升学就业并行”。只要中职教育“升学就业并行”的机制真正建立起来，初中毕业生就会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自主选择分流方向，高分学生同样会被吸引到中职学校就读。这样一来，中职学校除了能够直接为经济建设培养更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劳动者，也能为高等职业教育输送更加优秀的人才资源。无论中职教育还是高等职业教育，都不用再戴“差生教育”的帽子了。办学方向问题解决后，建立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就有了政策保障。
第二，完善对口高考体制，为建立职业教育高考制度铺平道路。短时间出台一项大的改革制度是不现实的，在端正办学方向以后，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继续完善对口升学政策，以便顺利完成过渡。一是扩充对口升学计划。对口升学计划要逐步与市场对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接轨，与国家人才发展战略相适应，与高等教育结构相配套。二是对口升学计划要向一流大学延伸。目前对口高考之所以与普通高考的吸引力相差甚远，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对口的大学都是一般性大学，这也事实上构成了对职业教育的政策歧视。如果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也安排有对口升学计划，中职教育地位的提升就会立竿见影，根本不需要天天喊口号。三是将技术技能测试列入对口高考的主要内容。目前，仅有个别高校将技术技能测试列入了对口升学要求，但也仅限于参考，并未放在与文化和专业理论考试同等重要的位置。应该说，对口高考制度和职业教育高考制度与普通高考制度的最大区别就在考试内容上，技术技能测试则是最重要的指标。应尽快完善这方面的政策，为全面建立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做好准备。
第三，科学推动高校转型，为建立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拓展空间。当前，国家正在引导部分高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这是促进高等学校主动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主动融入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全面提高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能力的重大战略决策。客观上也为建立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拓展了空间。但在推进过程中，要防止出现两个“一刀切”：
一是向地方本科院校“一刀切”。目前国家引导转型主要指向地方本科院校等二、三流高校，再一次对职业教育造成了政策歧视。总是用歧视性政策来体现对职业教育的重视，这是一个怪圈。一流名校同样也要主动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同样要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接轨。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应用型大学也应办一流大学，推动高校转型不应局限在低端高校，一流高校也应参与进来。
二是学校整体转型“一刀切”。很多大学之所以对转型发展感到茫然，甚至有抵触情绪，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学校整体转型难度太大。学术型体制和应用型体制区别不小，办学条件配套、师资队伍转型、学科专业设置和课程建设调整、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等，绝不是说转就能转的。应该探索比较灵活的转型思路，条件成熟的可以整体转型，整体转型条件不成熟的，可以采取部分转型发展模式，先行选择那些原本跟市场联系比较密切的学科专业转型，在校内整合成立应用型学院。
现在有些大学本来就是一校两制，如湖南师范大学就有专门的职业技术学院。按照这个思路，一些名校的很多学科专业也是可以整合转型的。只有实现应用型大学与学术型大学并行发展，才可以为建立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搭建起平台，有效带动中等职业教育的繁荣，中等职业教育也就能源源不断地为高等职业教育输送优质人才资源，实现良性循环。
结语
当前职业教育发展最大的困局就是深陷在“差生教育”的泥沼里不能自拔，国家只有从顶层设计、宏观政策上发力，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紧迫需要、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战略需求和高等教育结构性调整的新形势来看，实行职业教育高考制度不仅具有很强的必要性，而且时机渐趋成熟。职业学校由“差生集中营”变为“优质技术技能型后备人才集聚地”，整个教育事业才能实现和谐发展。
（中国教育报刊社蒲公英评论出品，特约编辑孙光友撰稿）
来源：蒲公英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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