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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青梅

2016-06-04 郭爱华 当代作家


  

原创文章丨稿费你做主


只是青梅

我的村子最美的时候,是梧桐花开如紫云的时候。整个村子都弥漫在甜丝丝的空气里,墙里院外,一棵棵梧桐开得浓郁,开得热烈,开得如同庄户人家的胸怀,大大咧咧,通透豁达。


就是这样的时节,在那棵将花开的像巨擎一样的梧桐树下,水川小声地对我说:“你给俺当媳妇吧。”


我抬起眼睛看着他的脸,非常认真地告诉他:“俺有婆家了。”


那年,他九岁,我六岁。那时,他还能听见我说话。我一本正经地告诉他,我的婆家是胡同北边的广北家。

嫁给广北?”水川听完后,一脸坏笑地歪着头,“广北那么丑,眼睛还不好使。”他不着边际地笑起来,树上有花儿掉下来,敲在他的头上和肩上。


我被他的表情气得跺脚:“这是俺娘说的,不信,你去问她。”


这话真是我娘说的,在去姥姥家的路上。姥姥家离我们家四十多里,没有机动车的年代,四十多里路竟然远得不可思议。我家里有两辆自行车,一辆我爹骑着上下班,另一辆平时在家里闲置着,只等去姥姥家的时候,爹和娘一人一辆载着我和弟弟。


我不喜欢坐自行车,冬天冷,夏天热,车座把屁股硌得生疼,时间长了,腿和脚会麻木地失去知觉。有一次,回家的时候才发现我脚上的鞋子掉了一只,啥时候掉的自己一点都没感觉到。


四十里路,一个半小时坐在车子上,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坐累了,坐烦了,就跟娘打嘴官司,埋怨娘为什么找这么远的婆家?然后信誓旦旦地说,等我找婆家,一定找最近的。带着孩子回娘家的娘是兴奋的,说什么她也不会恼,她一边蹬着自行车一边打趣我:“那你就跟广北吧,他家离咱家最近。”


广北当时二十多岁,有先天性眼疾,视力很弱,一直没娶到媳妇。我想了一下:“他家的屋太黑,广北也太丑。”


娘笑着说:“近啊,出了婆家门就到娘家了。”


摸摸被车架硌得生疼的屁股,我狠下心和娘说:“行,跟广北就跟广北。”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水川笑得挤鼻子弄眼。水川说:“广北的眼睛不好使,听我爹说,广北看见一滩牛粪,弯腰用手去捡,还说‘拾个呢子帽子’,社员们笑得都岔气了。”


我笑过以后,觉得广北是太差劲,就非常认真地和水川说:“行,俺给你当媳妇。”


水川眯起眼瞅着我笑,我低下头,看见地上竟然有那么多落花,一颗一颗的紫色小喇叭,在光影里,泛着蓝幽幽的紫,煞是好看。


我的家乡春天里风多,村子里的人称春风为“疯婆子”。风漫天卷地刮过来,登时,天空与大地被尘土连在一起,田野村庄被裹在一片茫茫中时隐时现。被风旋起的尘土吹到脸上,打得脸皮生疼,一场又一场的风吹过,小孩子的脸上就被吹出一块一块的白癣。日头地里,常常有老人拉着孩子坐在门口捉虱子或用鲜嫩的杏仁汁擦脸上的癣。许是尘土里有病菌,风刮得多了,村里的孩子就开始流行腮腺炎。


我和水川都没有幸免,腮腺肿得老大,发烧,不敢吃东西。娘捣烂了仙人掌糊在我的腮腺上,用纱布绷带缠着,就像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员。娘不准我出去玩,娘去地里干活时我只能一个人窝在家里。梧桐树上的叶子随着春风沙沙地嬉戏,我坐在树荫里看蚂蚁来回搬运食物,腮帮子酸疼,吃东西疼,说话也疼。因为腮腺炎传染,孩子们不能随便串门了,没有伙伴来找我,与外界失去了所有的联系,觉得每一天的时间变得老长老长。


七八天后,我娘带给我一个消息,说水川高烧不退,去医院了。我们离城远,只有得了重病才去医院。谁去医院了,在村里是一件很惊人的事。


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后,再见到水川,水川就像换了一个人。瘦得皮包骨头不说,身上还有很多溃烂的地方,最可怕的是,他的耳朵听不见了。神灵活现的水川变得木讷讷的,趴在他爹的后背上,眼神就像是受过伤的小狗,定定的,里面是看不到边际的忧伤。他爹说,水川自从生病以后,脾气很暴躁,经常哭闹,哭闹完就一声不吭,聋了以后更是连话也不说了。


我看水川的眼神是怯怯的。因为水川听不见,他爹就跟我说:“小宁,你和水川说说话,你慢点说,让他看见你的嘴型,他能看懂你在说什么。”


我娘跟他爹说:“你放下他,让他坐在椅子上。” 


娘又跟我说:“你和水川说说在姥姥家都玩什么了?”


我摇头,我不知道要和他说什么。水川趴在他爹背上,怎么什么也不肯下来。后来,听我娘说,水川不是腮腺炎,是得了大脑炎,打了庆大霉素的针,耳朵竟然聋了,我娘说是药物反应。水川不能上学了,天天趴在他爹背上去打针。有一次,听见他爹跟我娘说水川要抽骨髓,他爹还吧嗒吧嗒地掉眼泪。我觉得水川好像是要死了,开始害怕他。


水川没死,只是很难见到他,只知道他爹在陪他治疗,很少出门了。


一个星期天,水川来我家找我,拿着本子和铅笔,让我教他写字。那时候,我九岁,他十二。水川说话的声音变了,不知道是因为生病,还是因为年龄。他的模样恢复了原先的白净俊秀,只是身体还是那么单薄。他让我看他胳膊上的疤痕,细细的胳膊上有着两三处疤痕,像鸡蛋那么大的皮肤贴在骨头上,有着一种亮光。我打个冷颤,问他,疼不疼?他说,早不疼了。


我不是个有耐心的人,当我说到第三遍水川还看不懂嘴型,我就会生气。嘴里嘟囔着:“你就笨死了,看不懂就算了。”眼睛看往别处,咬住嘴唇不再和他说话。水川就会把脸伸到我面前:“你在骂我?你是不是在偷着骂我?”


我咬牙切齿地吼他:“教你好几遍都看不懂,嘟囔你一句你倒是看懂了。”


水川就笑了:“你肯定是骂我了,看你的表情就知道。”


水川的哥哥是木匠,编筐编篓养家三口,木匠可是养家糊口的好手艺。盖房子,做家具,桌椅板凳,就连棺木都是请木匠来家里做的。一天十块天,还要管两顿饭。


我们村梧桐树多,是因为梧桐树不挑环境,好养活,长得快,七年八年就成材。家里的桌椅板凳,门窗,衣橱,都可以用梧桐木做。杨树和柳树木质好,结实,可是生长太慢。记得我家南院有棵楸树,树干一年一年也不见粗多少,能出好板子恐怕还真是要几辈子。


方圆几里只有水川哥哥一个木匠,农闲时,那可是东家请了西家请。盖房子的梁檩,门窗,都要提前做好放着,结婚的家具也要趁农闲赶制出来。没有电动工具,刨子,凿子,拉大锯,很费时间。活挤得太多,哥哥就让水川学着做一些简单的活计,比如打打墨线,熬制水胶,刨刨板凳腿。水川很聪明,一学就会。刚开始,力气差点,时间长了,臂膀有了一些力气,做出的活计一点也不比哥哥差。


我十三岁的时候,跟着娘做手工活,绣白带丽。一天能收入两三元钱。水川收工后,来到我家,那时候我刚放学回家,给娘打下手,帮着铺铺带子,绣几个葡萄。水川来到我家很自豪地和我说:“我也有工资了,从现在开始,我每天能挣八元钱。”我冲他竖起大拇指。他不好意思地摸摸头:“你拿个绣花针都能挣好几块钱,我抡斧子,拉大锯累得浑身疼,才挣八元钱,还是你厉害。”


水川说这话的时候一脸的笑意,周身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我上初中的时候,水川开始留长头发,穿西服,喇叭裤和尖头的皮鞋。水川家里买了电视机。当时,正风靡三浦友和与山口百惠主演的《血疑》。除了大队部的那块电视机,水川家的电视机是我们村的第一台家庭电视机。水川常常邀请我去他家里看电视,只是,我要上晚自习,没有时间。得空的时候,我就缠着水川问他幸子和光夫怎么样了,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悱恻的爱情故事,懵懂的情愫让我对幸子和光夫的爱情牵肠挂肚,有一种盼着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强烈愿望。水川讲不明白剧情,耳朵听不见,认识的字又少,只是根据人物表情来猜测。我只好在他颠三倒四的叙述里再加上自己的猜测,好好的一部《血疑》被我们编撰成了《猜疑》。水川在叙述剧情时,讲着讲着就会说:“你长的和幸子一个模样,真的,我不骗你,真的很像哩。”


我就会用眼睛恨恨地瞪他:“讲电视。”


水川就会笑着说:“这不是讲电视嘛,又凶我。”


我十六岁,水川十九岁,有人给水川提亲。女孩是邻村的,虽然先天性聋哑,但是心灵手巧。水川相完亲很认真地和我说起那女孩长得很好看,看着水川一本正经的表情,我就笑,不停地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笑,只是觉得水川突然间长大了。


再以后,我们都长大了,长大的象征不是身体发育成熟,而是学会客气。记不清是从什么时间开始,水川不再赖皮赖脸地和我说话,我也不再恨声恨气地欺负他。我们终于像大人们那样一本正经地打招呼,微笑着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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