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江，那水，那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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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文章丨稿费你做主

江是长江。水是江水。码头，无非就是泊在长江岸边的一条趸船。

可是你别小瞧了这条趸船，在上世纪没有公路不通汽车的年代，大砥晗这个名字，就是“交通枢纽”和“人流集散地”的代名词。方圆百里的百姓要想出门，它，就是通向世界的唯一出口。

可谁又能想到，就在一夜之间，那座叫大砥晗的码头就悄无声息的消失了，消失在这逝者如斯的长江之滨。我来到这座曾经风光曾经喧哗的码头时，江堤上杨柳依依，江面上水平浪阔，唯独这座码头只剩下几堵断壁残垣，孤零零地坐守在料峭的寒风之中。

这是一座小轮码头。一间青砖瓦大房的一头开了一孔小小的窗口，那就是搭小轮的人称为“卖票的地方”。两排长长的木椅，有点东倒西歪，摆在仓库一样的屋子里，当然少不了的还有一地的用来垫屁股的砖头石块，那便是“候船室”。最能标明自己身份的是坐守在江岸边的那条趸船和把趸船与江岸连在一起的铁跳板，还有跳板两边的两排不很规则的木栅栏。

码头很小。可从这里上船，溯流而上，当晚就可抵达古城安庆；顺江而下，不消午夜即可在芜湖安歇。去南京上海、镇江南通的人，也必须从这里坐小轮去对岸的城市转乘大轮。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小轮，把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拉到码头，又将一拨又一拨的人送到你所向往的远方。紧靠“候船室”的是一家小小的杂货铺和饭店。杂货铺柜台上的玻璃瓶里总是摆着经年不变的川豆、饼干、冻米糖、杏仁圈。还有香烟、火柴、散装白酒，香烟只有三种：垒得最高的是9分钱一包的“经济烟”，另外就是大铁桥与东海。没有见过有人在饭店吃饭，喝茶的人倒不少。茶叶无须讲究，一撮老杆片就行，主要落个位子，和认识不认识的同渡人抽根烟，“刮刮淡”。从天下大事聊到收成，从化肥、农药掺假聊到老母猪下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里的景致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直到窗口里大呼一声“卖票了！”人们便轰地一声像一群黄蜂般迅速拥向那只砖头大的小窗，不一会，个个手中就宝贝似的捏着一张浅黄色的硬纸片，那情那景，不啻于如今出国的人拿到了一本出国护照。

拥挤，是这座乡村码头一张永不褪色的风景照！买票挤，上船挤，到了船上人与人之间不是像下饺子，而是像挤在腌菜坛里的咸菜。特别是小轮刚刚停靠的那一刻，为了能够挤上船，大人叫，小孩哭，篮子扁了，鞋子掉了，帽子丢了，衣服破了，钱包没了......什么都不在乎，只要能上船就行。

每天，上下下水的轮船都仅有一班，误渡，便是家常便饭。有年秋天，江南的一家人家正张灯结彩地迎亲娶媳，江北的新娘一大早也赶到码头，不巧这天风大雨骤浪急，小轮好不容易来到码头边，横竖就是靠不上趸船，于是汽笛一声长鸣——走了。岸上的人一个个呆若木鸡，望着滔滔的江水捶胸顿足。滚滚长江东逝水，连千古英雄都拿它没辙，区区百姓能奈何得了吗？还有一位孕妇，在婆婆的护送下从娘家回到自己家里待产，在码头等啊等，接连等了好几天都没见到小轮的影子，最后，儿子一不小心就生在码头附近的杨树林子里。

波涛滚滚的长江，每天都在演绎着精彩诱人的故事。

我的童年乃至青年的很长一段时间，时常要亲近这座码头。我要坐着小轮去江南的一座城市，那里住着我舅我姨我二姐。我非常向往的是那座城市的唯一一家新华书店，店里有我没有见过的许许多多的图书，每去一次几乎都要把二姐给我的零花钱全部毫不吝啬地“捐”到那里。后来我外出谋生了，可依然没有远离这座码头。每回一次老家，我都得挈妇将雏，凌晨3点徒步五六公里赶往江边，从上游的一座码头上船，然后踏上这座叫大砥晗的码头，踏上故乡的土地，去看望年迈的双亲。这座小小的码头，成了联系我们一家亲情的纽带。

当江堤上中巴撵着飞雁快客川流不息地赛跑的时候，长江大桥、轮渡码头一座接一座通车通航的时候，小轮码头便开始一天一天地失宠了，颓败了。杂货铺里的老头眼睁睁地看着香烟食品一个劲地长霉，茶馆里再也听不到一阵又一阵爽朗的笑声，敞开的窗口一天到晚也卖不出几张船票。江岸边的这座码头，在历史的长河里终于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一位看守江堤的老人告诉我，最后一个离开这座码头的是在趸船上生活了廿多年的老水手，那个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退伍兵，临走时竟哽咽得说不出一句囫囵话。

一座码头悄然消失了，可是人们的脚步却走得更远了。听亲戚说，现在乡下的空村越来越多，青壮年都陆陆续续离开自己的家园，走进了绚丽多彩的城市。就在距离这座坍圮的码头不远的地方，我看到了一座新的大型码头，那是一座很有点规模的货运码头。自从当地政府将一座山头卖给了一家大型水泥厂，一座大山就渐渐地被轰鸣的机器魔幻般地变成了一袋袋水泥。一袋袋水泥就是从这座码头源源不断地运往祖国各地，运向四面八方。一座乡村的山头消亡了，一座座城市的摩天大楼却拔地而起了。这是否应了那个叫罗蒙诺索夫老头的物质不灭定律呢？世界原本就是这样，生生灭灭，灭灭生生，生与灭才构成了世界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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