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莉：那些需要票证的日子

◆ ◆ ◆

原创文章丨稿费你做主

搬了好几次家，家用的东西不管是大件或小件，被扔掉或送人的东西可以说是无法计算了。如果从自己结婚成家立业那天算起，属于自己的东西至今还保存着的除了书信，应该没其他的了。然而，夹在笔记本里的几张泛了黄的小小的全国粮票，我却一直舍不得丢弃。尽管这东西早已失去了它的使用价值，可每当看到它，就会使我回想起那个“票证年代”。小小的票证，记录了时代的生活沧桑，也是艰难岁月灰暗的见证。

七、八十年代，城市居民没有票证就意味着没有生活的保障。而城市居民之所以比农民处于优势地位，也就是因为拥有了这些小小的票证。小时候，特别是在农村，粮票就是稀罕物，因为那是城里人的专利。记得在读小学时，有一次学校到中山公园春游，看到馒头店里的馒头，馋得直流口水。虽然口袋里有母亲给的几毛零钱，但没有粮票就不给买。那时面包、馒头等糕点还有馄饨面条什么的都要附收一两或半两的粮票，没有粮票就别想买到吃的。身边带着小小的粮票，心里就踏实，感觉比带着钱还踏实。粮票又分本地和全国的。如果要到外地出差，必须去买全国粮票，否则寸步难行。

十九世纪60年代初（那时我还很小，是后来从年长者那里了解到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工业品成为居民向往的“三大件”，这些东西都要凭票证购买。于是，拥有这些票证的人就特别“吃香”。我在读师范时已经是高考恢复后的七十年代末了，手上戴的那只30元钱买的“钟山”（不知道对不对，都忘了。）牌手表，就是母亲好不容易从一位亲戚那里弄到计划票证买的。

考上师范学校，把原来的农村户口变成了城市居民户口，终于可以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了！那份欣喜和自豪不可言状：感觉自己好像一下子高大起来了，再也不必受那些自以为是的城市户口人的鄙视了。

学校发给我们每人每月的十八斤粮票，我非常珍惜地省吃俭用，把多余出来的粮票留给家里人使用，两年积累下来也不少，足够让家里购买需要粮票的食品之类的东西了。

毕业之后，领取了结婚证落实了城市户口。每到年底，居委会就会有人上门凭我们的户口本给我们发各种各样的票证。有粮票、油票、肉票、糖票、煤球票、香烟票、商品票（这种票是按数字代号而购买指定的东西如鱼、桂圆、红枣、粉丝、黄酒、豆腐制品等生活紧俏品的）等，票证分别以各种颜色和数码代表各自的作用，一家人合起来都有一大把呢。

这些票证发到手后，我们就按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去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不过，虽是凭票购买，大家还得经常排队的。特别是有些东西市场上缺货，一到货，大家就争先恐后地购买，排起长龙是常有的事。最忙碌的是过年时买糯米、鳗鱼、年糕等东西，大家都赶在那几天，有时就不得不起大早顶着寒风排上几个小时的队了。最气人的是，有时好不容易一步一步在队列中向前靠近时，东西却被卖光了，你只能悻悻地打道回府改日再来。

这些票证原本仅仅是“计划”票证，可是由于没有票证就买不到这些东西或者价格要高出许多，于是出现了一群专门上门收购票证的小贩。他们从卖家买进，再转手卖给要买的人，从中赚到一些利润，据说收入还不错呢。那时，大街小巷每天从早到晚都能听到“粮票油票香烟票煤球票酒票卖否？”的叫买声。有些人家人口多，票据多自己用不了的，或者不抽烟的烟票就多余出来了，卖出些也是一份收入。这些交易一般都在家门口的讨价还价中进行。

不知不觉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市场的繁荣迫使那些曾经“红极多年”的票证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后来由于许多东西随时都可以购买，再也不需要票证供应了，抽屉里遗留下来的各种各样的票证都被送进了垃圾桶，唯有这几张全国粮票因为藏在一个笔记本的塑料夹里，才被保持了下来。由于粮票给我的记忆太深刻太有感触了，所以我就舍不得遗弃，一直保存到现在而且我还想一直保存下去-----它会使我记住当年生活的窘迫，从而更加珍惜如今美好幸福的生活。当然，小小票证也是共和国的历史见证，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

票证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的日子是越来越过得富足、舒适。然而，翻身不能忘本，富裕也不能随意浪费与奢侈，那是我们的治国、持家之本。

徐秀莉

徐秀莉，笔名凡人，温州市人。从事教育行政工作。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全国各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数百篇，短篇小说“哑叔的故事”在《北京文学》刊物发表；从1997年开始相继出版个人文集九本：散文集《一路风景》《日子天天过》《家里家外》《生活是条河》《一年又一年》《打开心窗》短篇小说集《岁月沧桑》，家庭教育文集《架起心灵沟通的桥梁》《与孩子一起成长》等。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