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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道德从何处来

白岩松 当代作家 2021-01-24


01


中国人从小就习惯给人贴上“好人”和“坏人”的标签,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感触更深。小时候看电影不多,一看电影便要问爸爸妈妈,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后来发现我们这代人最幸福,因为好人坏人一看就知道。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电影,主人公一定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反面角色则是胡汉三、南霸天、黄世仁那样的人,从长相上就能看得出来。这样一种“非黑即白”的传统延续下来,并不仅仅因为这方面的文化基础是如此浅薄,更主要是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革命”的背景下。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你死我活的问题,是矛盾对立的关系,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几乎没有中间地带。这种“革命基因”慢慢渗透到我们看待人性和世界的DNA里,形成了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法则。


非常遗憾的是,如今很多年轻人依然持有“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逻辑观。可事实上,人性是极其复杂的,没有纯粹的“好”,也没有纯粹的“坏”。每个人心中都并存着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这取决于周围的环境、制度和人激活了你的哪一面。


遗留在中国人DNA中的二元对立逻辑,让我们对很多事物的判断都是危险的。打破这种简单对立的思维,是一个真正的基础,全社会都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前行。


教育很重要,教育不是让人性“变好”,而是约束人性中的负面欲望,扬善弃恶;法律也很重要,法律不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是最低的道德底线,它不能让你变成好人,但是它要求你杜绝坏的行为——抢劫、偷东西、杀人是不行的;此外还有环境,如果整个社会环境充满善意和安宁,人们和谐相处,人性中的善就会更多地被激活。


我们倡导道德、公益和爱,期待更多的响应,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满世界去寻找“好人”,而是要思考:如何用好的教育、好的法律、好的制度、好的环境等,把人们心中原本就存在的善激发出来。



02


从当年的“小悦悦”事件到宝马车碾童事件,再到如今一起又一起摔倒的老人讹诈搀扶者的案例,大家都很难过,觉得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一塌糊涂。可是,问题仅仅在于“道德”吗?


请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道德是从哪儿来的?


如果“小悦悦事件”发生在国外,第一个受谴责的肯定是孩子的父母,其次才是司机与围观者。我们可以说,小悦悦的父母非常值得同情,他们在城市里打工不容易。但情感是一回事,法律是另一回事。站在严肃的法制角度看问题,作为两岁多孩子的监护人,小悦悦父母的监管缺失,才是这起悲剧的真正关键点。


《人民日报》有一位知名记者,讲过一个经典案例。她妹妹在美国生活,有一次妹妹的孩子回中国,住在她家。一天晚上,她临时有事出门,时间不长,就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正好这时候妹妹从美国打电话过来,跟孩子聊天,问他:“你大姨呢?”孩子说:“不在家。”妹妹一听急了,“就你一个人在家吗?”孩子说:“对,就我一个人。”姐姐回来以后,妹妹勃然大怒,对她说:“姐姐你这么做是违法行为!”因为在美国,把未成年儿童单独留在家里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说到这儿,如果大家不解,还可以换一个思路。


老人摔倒被好心人扶,为什么一瞬间反而要抓住对方说:“你撞了我!”因为这个老人是“坏人”吗?


倒退20年,如果大街上两辆汽车追尾,司机肯定下车就打。为什么呢?不打不行!谁打输了谁赔钱。可是现在,谁还会因为追尾大打出手?经常是把车靠边一停,互相递根烟,把保险号一抄就完了。


对比20年前和现在,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中国人变得讲礼节了,道德水准提升了。可是,为什么中国人撞车后的道德水准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因为有“交通强制险”的介入。所有汽车必须买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不必再用暴力的手段争取权益,于是在这个问题上,人性里“善”的一面流露了出来。


摔倒的老人为什么讹诈扶他的人?因为大部分老人没有医疗保险,他们摔倒在地不能动弹的时候,最大的痛苦还不是来自肉体——中国的父母心疼孩子啊,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想法是,孩子要给自己掏钱治伤,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他们扛不住。在这之前,他们可能行了一辈子的善,但是这一瞬间都不存在了,他们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扶自己起来的人。如果中国的老人都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还会发生这么多起讹诈事件吗?


因此,涉及道德的问题,不应只追问人们“有没有道德”,更应该思考的是,我们的社会环境、相关的法律制度,是否进步到了让人们“可以展现道德”的时候。中国人不缺德,缺的就是让“德”展现出来的制度保障与大环境。我认为,此时此刻的中国,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所有糟糕事件的发生,都是在强迫我们去设法提高基础保障和完善社会综合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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