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双安：怀念父亲母亲
最近几天晚上总是睡不踏实，在半梦半醒之间，满脑子是已故父母亲的身影。再过两个月是母亲三周年忌日，也许是老人家在给我托梦，怕我忘了二老的忌日。
一大早，我约二哥一起去看望大哥，想顺便商量一下母亲三周年的事。
二哥提议，一定要大张旗鼓、风风光光办一场，至少招待200到300人，烟、酒要买多少钱以上的，酒席要办多少钱一桌的，等等。大哥有病在身，没有发表意见，我则主张一切从简，没有必要大操大办。理由很简单：父母早年虽然因为家庭成分和政治原因，遭了罪，受了屈辱，但晚年跟我们生活在西安，子孙满堂，也算享尽了天伦之乐。如今老人已经过世，丧事也好，忌日也罢，办得再大、再排场，都是做给外人看，没有必要。
记得父亲晚年常对我们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的母亲，自从跟了他，非但没享几天清福，反倒遭了不少罪。嘱咐我们兄弟三人，日后一定要好好孝敬母亲。可世事难料，仅仅四年时间，父亲母亲竟相继离世，独留下回忆和悲伤。
父亲是名教师，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
父亲生于1933年，是大户人家的二少爷，吃的是大鱼大肉，穿的是长袍马褂。爷爷当时在县上开烧坊（酒厂），一大家人吃住生活在那里，很是风光。爷爷生意做得大，光雇劳力就有二三十人。生意红火时，爷爷曾一口气买下了镇上半边街道的门面房。
爷爷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不识字，更不会算账，烧坊这方面的业务经常要求人。因此，爷爷对后代的学习抓得特别紧，从父辈们的名字就不难看出爷爷的良苦用心。父亲兄弟三人，每个人名字里都有一个“文”字，很显然，爷爷希望他们长大后都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在爷爷的严格管教下，伯父不仅毛笔字写得既快又好，文采更是了得。当年解放军拉练队伍路过我们村，首长非常赏识伯父的文笔，便动员刚结婚不久的伯父参了军，随部队去大西北。解放后，这位首长成了青海省公安系统大领导，伯父也转业成了西宁市一名公安干警。
父亲考上了师范院校，毕业后在县城教书，20岁被任命为我们当地新建的蔡家坡中学负责人，相当于第一任“代理校长”。这所学校现在早已是县级重点中学。
母亲身高只有1.50米，没上过学，不识字，小时候还缠过脚。母亲比父亲小两岁，是镇上大户人家的大小姐，在排行老小，上面有三个哥哥，全家人都把她当宝贝，外公更视为掌上明珠，给她取名“玉香”，走到哪儿，就把她带到哪。
母亲讲，外公家那时候家大人多，骡马成群，人来人往，非常热闹。外公很有经济头脑，除了雇人大面积收种庄稼外，还利用农闲时间与三个舅舅从甘肃、青海、新疆等地贩卖牲畜、纸张、布匹等生活日用品，手头不缺钱，是镇上数一数二的富裕大户。外公喜欢帮乡里乡亲看风水、选宅邸、说媒等，一说一个准。十里八乡的人都称外公是“活神仙”，一说他日子过得富足悠闲；二说他能掐会算，凡事有先见之明。母亲成年后，外公便做主把她嫁给了当时年轻有为的我的父亲。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1950年，新中国实行农村阶级成份划分，外公家和我家都被划为“地主成分”，外公被打成“地主分子”，常常被揪斗，老人家一蹶不振，几年后便潸然离世。
1956年，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爷爷苦心经营的烧坊被充公，购置的房产被没收，全家人除了爷爷被勉强安置在县食品公司上班外，其他人都回老家务农了。
1957年，在席卷全国的反右斗争扩大化运动中，当校长的父亲遭人诬陷，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撤销职务遣返回乡接受劳动改造；与此同时，在青海工作的大伯和他那位公安厅的老领导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大伯被开除公职，带着一家人从西宁回到了老家。
从此以后，只要公社、大队或是生产队给“地富反坏右”开批斗会，每次都少不了伯父和父亲。田间地头开批斗会更是家常便饭，父亲和伯父不仅要随叫随到，而且要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父亲一生为人耿直，爱憎分明，批斗会上人家让他低头认罪，身高1.80米的父亲愣是站得笔直，这让主席台上的领导们很没面子，也让父亲在后来的日子里吃尽了苦头。公社、大队的民兵和红卫兵，经常有事没事拿父亲练手，轻者用绳索练习绑人，一个接一个，一遍又一遍对父亲进行五花大绑；重者用棍棒、绳索、铁丝等轮流抽打，父亲总是强忍着，既不喊冤，也不喊疼，直到他们自己精疲力竭为止……
运动最紧张的时候，随便一句话，或是一件事，都可能成为父亲被批斗的理由和借口，连家务事也不例外。
有一年大年三十晚上，全家人聚在一起拉家常，第二天却有人举报说，爷爷、伯父还有父亲，三个“坏人”预谋反攻倒算，推翻政府，说得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一样。接下来几天，大队、小队轮番开会批斗他们，没完没了。
从我记事起，身为“右派分子”的父亲逢年过节很少在家，后来才知道，他不是被安排去给生产队和大队部打扫卫生、掏茅房，就是去很远的地方干体力活，领导担心他们这些“坏人”过节期间搞破坏，故意这样安排的。平时在生产队干活更不用说，粗活、重活、脏活、累活都是他的，但报酬（工分）却只能拿别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
这一切，父亲好像习惯了，从来没见他争辩过。
记得分家时，父亲和叔父为了一辆架子车发生了争执。父亲认为我家人口多，劳动更需要架子车，叔父那时候还没有成家，单身一个人。叔父出言不逊，父亲一气之下扇了他一个嘴巴，叔父的鼻血流了下来。叔父竟一气之下，把鼻血摸得满脸都是，跑到大队去告状，结果来了一大帮人，不由分说，用绳子将正在吃晚饭的父亲五花大绑，还把母亲的双手与父亲捆绑在一起，押着他们在全村游街示众。
父亲头上带着纸糊的高帽，胸前挂着大木牌，上面歪歪斜斜写着几个大字，一帮人连推带拉，边走边呼口号，“打到右派分子XXX！”“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
回到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腿有关节炎的母亲累得瘫坐在地上，眼含泪水，一动不动。小小年纪的我吓得直哭。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常常梦见父母亲突然间会被人莫名其妙地抓走了……
由于家庭成份和父亲的问题，母亲平时说话做事总是谨小慎微，只是埋头干活。母亲每天除了跟社员们下地劳动，还要经管一家六口人的吃和穿，晚上常常纺线、织布、做衣服、拉鞋底到深夜，一年四季从不间断。
母亲患有关节炎和风湿病，长年腿脚冰凉僵硬，遇到天阴下雨更是疼痛难忍。家里无钱看病，夏天的午后，我常常看见母亲一个人，长时间跪在房檐下被太阳晒得滚烫的石条上，一动不动，她听别人说，热石头能逼走膝盖中的寒气，有治疗关节炎和风湿病的作用。
母亲还听别人讲，让蜜蜂蜇腿膝盖，可以达到以毒攻毒的治疗效果。母亲就让我满院子追着抓蜜蜂，看着母亲膝盖被蜜蜂蜇得肿胀变形，我吓哭了。母亲却苦笑着说：“没事，不疼！里面热乎乎的……说不定关节炎就治好了！”可事后并非母亲所言，她腿病该犯还犯，该疼还疼。
队里有位患传染病卧床多年的老“五保户”，又臭又脏，社员们都害怕自己被传染，没有人愿意去经管，队长就硬性指派母亲劳动之余义务给“五保户”做饭、打扫屋子。母亲一心向善，觉得“五保户”一个人怪可怜的，她做饭之余，还给他洗脸、喂饭、端屎、倒尿等，一直伺候到“五保户”去世。
我家姐弟四人，确切的讲应该是姐弟五人，都出生在这段艰苦岁月里。
母亲说，老大是个男孩，叫怀岐，特聪明，已经会叫爹娘了，谁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却夺走了他的生命。母亲为此差点哭坏双眼，直到大姐出生，母亲才从失去儿子的痛苦中慢慢解脱出来。
父亲把所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大姐身上，给大姐取名“木兰”，希望她长大以后能像“花木兰”一样做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为父伸冤。只可惜那年月人人吃不饱，营养跟不上，姐姐十六七岁长得又瘦又小，连自己都需要别人照顾，在生产队干活更是遭人歧视和排挤，无法得到应有的报酬。
姐姐刚满18岁那年，父亲就急着把她嫁给了一位比姐姐大10多岁的小学民办教师。姐夫是根红苗正、一贫如洗的贫下中农后代，父亲希望大姐从此能跟着贫下中农过上安稳的日子。可后来由于超生，姐夫被取消民办教师资格，回家当了一辈子农民，生活过得十分清贫。
1960年，大哥出生给父母亲带来了欢笑和希望。父亲怕儿子再有个三长两短，便起名叫“双宁”，取“双”字图个吉利，取“宁”字自然是渴望过“安宁”日子。再后来有了二哥和我，分别取名叫“双喜”、“双安”，寓意不言而语。
大哥这样的“黑五类”子女，初中毕业自然没有资格被推荐上高中，14岁就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了。未成年的他一年四季跟社员们一起拉粪拉土、收种庄稼、拉石头、铺马路、修水利等，风雨无阻。
上小学的二哥也受到了影响。下午放学后，二哥跟堂哥，还有几个小伙伴一起在水渠边剜野菜，邻村小学的杨老师路过看见了，他先让其他几个伙伴回家，黑着脸带二哥和堂哥去了他所在的学校。对他们恶语相向，说野菜是生产队的，是集体财产，他们的行为属于偷盗，问题很严重！这些野菜要没收，还要求他们每人再写一份书面检讨。两个人的13个野菜被没收，杨老师又写了一封信，然后曲里拐弯地折起来，做了标记，不许他们打开看，更不许别人知道，让第二天交给班主任。
二哥那天到家，天已经黑透了。他一晚上没有饭吃，更不敢给家里人说下午发生的事情。第二天一到学校，就把信交给了班主任。正在上课的班主任看完信，脸色大变，把课本往讲台上一摔，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恨恨地扇了他们一人一个嘴巴子，然后严肃地说，今天的课不上了，我们开“批斗会”！
班主任让他们两个人站在讲台上，跟四类分子一样弯下腰，再把头低下。班主任说，这两个地主阶级的后代，昨天放学以后竟敢去偷生产队的东西，幸亏被邻村的杨老师抓住了，否则生产队将遭受多大的损失！现在请大家检举揭发，看看他们平时还有没有其他“罪行”。同学们被突如其来的事情惊呆了，一个个默不作声。班主任让二哥他们低头认罪，做公开检讨，还让他们在教室内走几圈，叫全班同学往他们的脸上、身上吐唾沫、仍废纸片等，但只有个别人起哄相应。那天，二哥和堂兄被罚把整个校园打扫了一遍才回家。
我们家人多收入少，吃饭一直是个大问题。父亲是文化人，好面子，怕求人，但为了养活一家大小，每年不得不厚着脸皮找亲戚朋友借粮食，来年收成好了再还给人家。父亲每次外出去借粮跟做贼似的，总是半夜出去，赶天亮前回来，一是怕耽误白天劳动扣工分，二是怕别人说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弄不好自己又要挨批斗。
有一年冬天，大哥修水库时在大坝上捡到一条没人要的死鱼，差不多有一尺长，冻得硬梆梆的，拿回家一直舍不得吃，到集市上去卖，一整天没有人问，这才拿回家自己想做了吃。因为从来没有吃过鱼，不知道要刮鱼鳞，更不知道掏鱼鳃，只跟杀鸡一样，掏了内脏洗干净，就放进锅里，加上开水和调料一起煮，满屋子顿时充满了鱼肉香味，我馋得直咽口水，可做好的鱼吃起来更是苦不堪言。尽管这样，一家人还是舍不得倒掉，硬是把鱼吃完，汤喝光。
生活最艰难的时候，父母打算把我送人。我五岁那年，父亲把我拉到怀里说，过几天城里来一位叔叔，让我去给人家做儿子，以后天天有面条白馍馍吃，还有新衣服穿，最主要还有肉吃。想到能吃好的，穿好的，能做“洋气’的城里人，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父亲接着说，成了人家孩子就要管人家叫爸、叫妈，就不能姓“武”了，以后要跟人家姓“鲁”，是鲁迅的“鲁”。我不会写字，更不知道鲁迅是谁，父亲便手把手教我写“鲁”字，这也是我平生会写的第一个汉字。我好奇地问母亲，是不是给人家做完孩子就可以回家？母亲突然抱住我大哭着说：“瓜娃，你还回来做啥呀？！”
几天后，那人来了却没有进村，说怕被人看见。父母亲就领着全家人来到村口，那时地里的小麦已经黄了，风吹麦穗翻热浪，人感觉浑身发烫。只见不远处站着一位又高又胖的叔叔，穿着整洁笔挺，身后停着一辆黑色小轿车。他过来跟父母亲打了声招呼，给我们姐弟每人一些糖果，然后抱着我就上车了。
小车开车去不远，我扒在窗口回头看，一家人都在哭，母亲已经瘫坐在了地上泣不成声。我哇的一声就哭了，嚷着、闹着要下车，那人一看没办法，只好放我下车。母亲冲过来抱住我放声大哭，无论谁说什么也不愿松手……
就这样，我们一家人挤在一间不足12平米的房间生活了很多年，冬天特别冷，夏天特别热。
一天深夜，我听见父亲对母亲说，他想出去一趟，永远也不回来了，哪怕被抓住枪毙了，或者被送到偏远的劳改农场、监狱服刑也无所谓，只要四个孩子不再受他的牵连和影响。
那一夜，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了，母亲开始一句话不说，后来一个劲地嚎啕大哭，一直哭到天亮。第二天邻居问昨晚发生了什么事，母亲眼泪汪汪，一言不发，父亲从此再也没有提过出走的事。
1979年，父亲的冤假错案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结束了22年劳动改造，回原学校工作了。可44岁的父亲已经被岁月摧残得满脸皱纹，满头白发，腰也弯了，背也驼了，怎么看都像是五六十岁的老年人。
不久，大伯的冤案也得到了解决，官复原职，穿着上白下蓝的公安制服，戴着镶有国徽的白色大沿帽回到了村里。放学回家的我看到身穿公安制服的大伯，竟激动地热泪盈眶，语无伦次。大伯给他们一家人办完户籍迁移手续就走了。虽然大伯一家人自从走了之后很少回来，但像我们这样一个“黑五类”家族中有一位身穿公安制服的大伯，着实让胆小怕事的我骄傲了很多年。
改革开放以后，父亲的朋友介绍大哥去县农机局做炊事员，虽然是临时工，那时候农村人能有一份这样的工作已经非常了不起，可大哥只干了两三年就辞职下海经商了。他在宝鸡市区开了一家岐山面馆，生意红火时又在另外一条街道开了分店，二哥初中毕业后跟着大哥一起干，兄弟俩一人一个饭馆，效益很好。《宝鸡日报》多次报道过大哥和他的饭馆，这让父母亲觉得很有面子。
九十年代初，我在西安上学工作以后，把大哥、二哥叫到西安来发展。他们重操旧业，经过几年打拼，都在这里安家置业了。不久，我们把父母亲从老家接到西安（除了大姐在老家以外），全家人都生活在西安。
父母亲最骄傲的是，三个儿子三个家，想住谁家住谁家。父亲喜欢住在大哥家，跟大哥有说不完的家乡话；母亲爱热闹，二哥开小超市，人多，春夏就住在二哥家，秋冬住我家，我家里有暖气，母亲有关节炎，怕冷。
父母亲晚年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做梦也想不到一家人还能有今天！
父亲晚年患有脑溢血后遗症，在西安家中瘫痪三年后，于2006年10月1日晚上十点零五分不幸去世，享年73岁。在三周年之际，我们依照母亲大人的意愿，把先父骨灰迁回老家予以安葬，让老人家魂归故里，入土为安。
在如何举办葬礼的问题上，我们三兄弟产生过分歧，二哥认为父亲含冤受罪一辈子，应该大张旗鼓、风风光光办一场葬礼，母亲默认。我和大哥则主张一切从简，不是怕花钱，只是觉得老人晚年生活在西安，很开心、很幸福，这就足够了。但母命难违，我们只能照办。父亲三周年忌日那天，我们按照家乡习俗给先父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多年没有来往的亲戚来了，父亲生前好友、同事来了，村里的父老乡亲来了，执事当着全村人的面，把父亲的生平做了介绍，在场许多人都落泪了。看到这样的场面，想到父亲艰辛屈辱的一生，想到许多年没有人愿意与我家来往的尴尬处境，我不由得伤心欲绝……
母亲眼看着我们三兄弟给父亲办完三周年祭日后，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母亲说，父亲去世这三年，她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梦见父亲回来了，现在总算可以安心了。每当亲戚朋友说起父亲，或者说起父亲的丧事办得如何体面、如何好，母亲总是眼含泪水，情不自禁地说：好！好！顺手在先父的遗像前点燃一炷香火，然后凝望着父亲的遗像发呆。
春节过后，我只觉得母亲的话比以前少了，饭量也小了，我问了好几次，母亲都说自己没事，我也没太在意。四月份，母亲提出要去二哥那里，我说外面早晚还有些冷，等五月份天气暖和了再去。可母亲趁我上班的时候，一个人坐出租车去了西郊二哥家，到了以后才打电话给我，说她在楼上待了一个冬天，心急了，想出来散散心。
母亲在二哥那里待了不到一个月，突然住进了西安高新医院，我接到二哥电话急忙赶往医院。一进病房，看见母亲正坐在床边跟临床的一位老人在聊天，母亲除了脸色有些红润外，其他方面似乎没有明显异常，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母亲见我说的第一句话竟是，娃呀，你把娘忘完了！听了母亲的话，我的眼泪“涮”地就下来了。我坐在床边，左手搂着母亲的肩膀，右手拉住老人家的手说：“娘，您不会有事的！”说完我却不由得泪流满面，母亲也是眼泪汪汪。
我不想打扰他们两个人谈话，提出想在床上休息一会，母亲给我让出一块地方，让我躺在她身后，给我盖上被子。我隐隐约约听见母亲对病友说，这是家中老四，上面还有两个哥和一个姐……我不知不觉睡着了，睡得特别香。但我做梦也想不到，这竟是最后一次躺在母亲身边睡觉。
两个礼拜以后，医院通知给母亲办理出院手续。主任医师把我和二哥，还有侄女平平叫在一起说：“老人患有肺间质纤维化、高血压、心脏病、肾衰竭等多种疾病，已经到了晚期，只能采取保守治疗，没有别的办法，回去按时吃药。长则一年，短则半年，老人想吃什么就给买，想去哪里就带着去。记住，千万不能受凉感冒，否则会出现并发症……”
大夫的话犹如晴天霹雳，让在场的每个人都缓不过神来。二哥跟大夫大喊大叫，质问人家：既然老人有这么多病，为什么还让出院？大夫解释说，这是专家会诊的结果，不是某一个人的结论。母亲以为二哥跟人家吵架，示意让我拉上二哥赶快回家。可怜的老娘耳聋多年，一定没有听见医生刚才说的话！
母亲回到二哥家两个月后，二哥打电话说，母亲想回老家看看大姐，看看老家的房子，看看后院的果树……我说老家房子多年没有住人，阴冷潮湿，怕母亲受凉感冒，千万不能让回去。
可一个礼拜后，二哥说母亲已经坐老乡的顺车回了老家，现在大姐家，一切都好，让我不要操心。五天之后，姐夫突然从老家打来电话说，母亲病倒了，非常严重，估计是在老家房子住了一晚受风寒引起的。
大哥急忙回老家把母亲接到西安，送进交大一附院。医生诊断说，母亲各个脏器衰竭严重，可能维持不了几日，我们兄弟三人轮流陪伴在母亲床前。老人家一连几天没有睡觉，坐卧不安，嘴里喊个没完没了，说她心里难受，脸胀得通红，眼睛里全是血丝。
凌晨五点，值班护士过来抽了三大管血，说天亮化验要用。上午八点刚上班，化验结果还没有出来，母亲突然昏迷不醒。2010年9月3日（农历七月二十五）九点十五分，母亲经抢救无效去世，享年76岁。我们眼睁睁看着母亲从奄奄一息到永远地闭上双眼，却无力回天，二哥不停地大声哭喊，我眼含泪水紧握着母亲还在输液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母亲去世距离上次住院还不到半年时间，一切来得太突然，以至于我们都无法接受。我们兄弟三人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与众亲友一起把母亲的遗体运回老家，安葬在了先父坟旁，让二老永远相伴在一起。
母爱如天，娘死了，做儿的天也塌了！母亲下葬那天，我一看见母亲的灵柩和墓穴就会不由自主地双膝跪下，哭得死去活来。
转眼，母亲离开我们快三年了，可我觉得母亲没有死，只是出了远门，也许过几天就会回来……
▌作者：武双安，教育工作者，中国武术协会会员。1996年起发表文学作品，文章散见于《中华武术》杂志、《武林》杂志、《武当》杂志、《中国体育报》、《陕西日报》、《华商报》、《西安晚报》、中国作家网、中国散文网、中国武术网、中国功夫网、全球功夫网、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在线等报刊杂志及大型网站、微刊等。代表作有《满仓进城》《武术大师赵长军传奇武学人生》《书缘》《枯井天机》《老冯外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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