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林：写作，需要实实在在的浪漫

举目四望，现在能写的，在写的，多如繁星点点，好像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人在写。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写的空间太大，都可以通过网络说一说，写一写，读者不在乎多少，有就行，没有读者也没事，自恋一下。因此，才会有现在流行的“人人都是作家”这么一句话。

 对于写作，我是认真的，细致想来，也找不到具体原因。
        

 我属于七零后，享受教育的时间不长，再一次拿起书本，是离开学校，在社会中摸爬滚打了五六年之后。
        

 因为我在教育这个大花园里待的时间短，所以决定了我的一生好像会与写作扯不上什么关系。在我再一次拿起书本的时刻，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是我爹。从我爹一辈子的穿着来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却是一位教书先生。具体一点讲，我父亲耕田种菜，脾气暴躁，是个强悍的农民；在学校上课，处事亲和，时不时的讲个故事，是个优秀的教师。我做过他的学生，较为悲催的是，我还是他的儿子。在我父亲的处事哲学中，挨揍，挨骂应该是做他儿子要坚守的“职责”，他坚信一句话“棍棒底下出孝子”。按理，我往写作的道路上拼，他作为教书先生，同时又是我爹，应该第一个站出来提供合理的帮助与支持。反常的是，在我再次拿起钢笔开写的那一刻，他认为可笑，很不现实。 

 那年月，没有电脑，对于我买了多少纸，胡说八道了多少东西，准确的数据，我那些胡说八道的纸，后来整理了一下，装了两麻袋。父亲最为反对的主动，就是在夜深之际，在我胡说八道正来劲之时，他不声不响地，突然摁下电灯的开关走了，怕照电费钱，扔给我一团漆黑里的几个脚步声。        

 有很多次，在胡说八道之后，就会把我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拿去找人认可，就会找到我“爹”这个教书先生面前。他往往是听着听着，脸越拉越长，最后拉着一张老长的脸对我说：写什么写，到时把眼睛搞近视了，连田都种不了。
       

 在父亲的感召下，家里反对我写的声音也就随之而来。那时，我基本是独舞在一个人的世界，还要抵御家里时不时突然朝我刮来的一阵阵“风暴”。
       

 我一直以为，写作这个东西多少是要有点天赋的。人是需要表达的，这种需要，不仅需要说，还需要听。人也分很多种，就有这么一种人，眼睛睁的大点，情丰富一点，爱热烈一点。不过，这种人都有胆怯的毛病。为此，在人生道路上，就会用表达来武装自己，有点像人喝酒，以酒后的心态来为自己提劲与发泄。因此就构成了诗歌，构成了散文，构成了一部部小说。       

 喜欢写的人，有个必不可少的附加条件，那就是读书。
      

 近三十年了，我的生活中一直没能离开一个“写”字，生活还得继续，这个写字，对我来说好像还得继续。在这三十年里，我经常去找书读，从开始的一本本发展到后来的一堆堆读，每当我从书缝里探出头来时，就有了思考，偶尔也会想想与读书有关的问题。

我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中期，没人支持，读书少，找不到方向，有点自卑与不自信，为求学的事，写过一封信给诗人牛汉，他是从抗日战争走出来的诗人。不久，我收到了他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签纸手写的一封回信，他在信中说：“去大学读书，不见得能够学到真本事，特别是写作这门劳作”。

早在十年前，或许我们会认为，教育是培养不出作家来的，现在再去说这个话，就显得有点不识时务。缘于产生了网络，我们都有权利写写，能迅速公开自己看到的、想到的。职业的文学，也有，不过一定要沾点官气，才能坚持得下来。
       

 人的一生，读书与文凭有关系吗？
       

 我以为，文凭只是证明你在学校时，老师把装好在筐里的书，提在你面前，指导你去读，读得好，国家就会发给你一个本本，给你一点待遇，以资鼓励而已。仔细算来，从小学到大学，其实也就那么几本书，没那么吓人。不过，教育与文凭是”母子怀胎”的关系，不知是谁设计了一层层的阶梯，阶梯上头有几张大门，黑漆漆的，摸不着，看不清，均被现实主义牢牢把控着。这么一弄，本不吓人的东西，就不得不让人严正以待了。对想挤进门里看看，又掌握不了门道的人来说，会比卡夫卡《法律门前》里的那个老人的命运更悲催。      

现在看来，喜欢写的人，在今天或者未来，都不是一件幸事。不过，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写作从文的人，是从善如流的人；第二，写作行文，是弱者向现实抗争的武器。这么一看，写作这个东西，太现实了写不好，太理想了就会饿肚皮，需要的，只是实实在在的浪漫，把控起来，有点费劲。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