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金斯学会 | 不实信息和外来干涉：美国如何维护疫情下的大选公正和安全
* “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是由复旦发展研究院和丰实集团共同打造的中美关系研究的学术平台
美东时间7月17日下午14:00–16:00，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举办了主题为“新冠疫情时代的选举公正性和安全性”（Election integrity and security in the era of COVID-19）的线上研讨会，就“维护选举安全”（Safeguarding election security）和“适应新型不实信息传播策略”（Adapting to new disinformation tactics）等话题展开讨论。本文基于本次研讨要点整理而成，其中观点均来自学者本人。
参与学者
克里斯托弗· C·克雷布斯（Christopher C. Krebs），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署（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主管。
菲奥娜·希尔（Fiona Hill），《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美欧中心高级研究员。
马克· 哈维（Mark Harvey），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总统助理、现哈佛肯尼迪学院政治系（The Harvard Institute of Politics）研究员。
戴维·贝克（David Becker），美国选举创新和研究中心（Center for Election Innovation & Research）执行总管、创始人。
苏珊·亨内西（Susan Hennessey），布鲁金斯学会“治理研究”（Governance Studies）项目高级研究员、法律版执行编辑。
艾莉娜·波利亚科娃（Alina Polyakova），前布鲁金斯学会学者、现美国欧洲政策分析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Policy Analysis）主席和首席执行官。
劳拉·罗森博格（Laura Rosenberger），美国马歇尔基金会（德国）（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GMF）高级研究员、民主保卫同盟（the Alliance for Securing Democracy）主管。
戴维· 阿格拉诺维奇（David Agranovich），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智能部门主管、“脸书”消除全球威胁部门（Global Threat Disruption Lead）负责人。
线上会议开始/图源：笔者自制
官方点评：
2020将是美国现代史上最安全的选举
首先，克里斯托弗· C·克雷布斯为本次研讨会作了主旨演讲（keynote remarks）。他领导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署是美国联邦政府中最“年轻”的部门之一，建立于2018年11月。该部门没有固定的职能，主要负责与政府其他部门以及私人企业配合，完成日常的网络安全保护和基础设施维护工作。
克雷布斯表示，自2016年来，选举安全逐渐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头等大事之一（priority）。在演讲的一开始，他就把2016年与1957年相提并论。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引发了美国对于太空国家安全的担忧，促成了两国“太空竞赛”的螺旋上升；而克雷布斯认为，2016年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来讲也是一记“惊醒电话”（wake-up call）。他指出，过去人们认为网络安全（cybersecurity）似乎只和银行与税务机构有关，而“索尼黑客门”（hacking Sony，2014年在一部以刺杀金正恩为主题的电影发行前，某黑客组织对索尼影业公司发起袭击，最终导致该片取消发行）充分表现了网络安全对侵蚀民主制度基础的可能性。
克雷布斯强调，美国近年来从无到有建立了一套强劲的选举安全网络（vibrant election security community）并将其付诸实践。该网络将从联邦、州到地方的各级政府联系起来，以便处理棘手的选举网络安全问题。这一网络对于识别威胁、发现选举趋势、投资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这一选举安全网络下，政府在各州的选举网络内配备了更多的网络干扰传感器（sensor）；比如，在佛罗里达州下辖的67个县的选举网络内都配备了干扰检测系统（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s）。
克雷布斯表示，美国各部门的配合为创造一个干净的网络安全环境（cybersecurity hygiene posture）提供了条件。2017年，美国建立了专属于选举用途的信息分享和分析中心（Information Sharing and Analysis Center，ISAC），从而使州和联邦之间的选举信息交流更加顺畅无阻。克雷布斯据此宣称，2020年的总统大选将是美国现代史上最安全的选举。
2016年总统大选中，美国80-82%的选票都有相关的纸质记录（associated paper backed-up record），这对选举后的审查（post-election audit）提供了可能性，这对于确保选举结果的正确和完好至关重要。在2020年，这一数字可能会超过92%，如果疫情对于选举的影响减小，这一数字或许会更高。
克雷布斯还罗列了在选举到来之前政府将做的工作。首先，政府需要推动“选举氛围的改变”（change in the air），即11月选民如何在新冠疫情下进行选举，政府官员需要及时提醒公众本次大选面对的变化以及可能的影响。其次，虽然美国目前没有发现如2016年般“敌对势力”（adversaries）高水平的网络安全威胁活动，政府仍然需要提前设想并防范选举前对高度中心化（centralized）、高度依赖网络的数据库发动的袭击。最后，政府需要为选民提供更好的选前教育，新冠病毒彻底改变了每个人参与选举的方式，这需要联邦和地方政府以及大众媒体的通力协作；疾控中心（CDC）在选前需要做好选举站的卫生清洁工作（sanitizing）、采取相关的社交距离控制措施（social distancing）、劝导选民戴好口罩。
最后，克雷布斯总结道，所有选举都会有危险，但是网络安全的保障措施以及纸质选票记录的支持都能降低受干预的风险，这些措施的最终目的是让美国选民决定美国的选举（American voters decide American elections）。克雷布斯认为，每个选民都得做好准备，安排好选举计划（包括了解好选举的日程和地点），甚至更广泛地参与到选举中来、成为选举的志愿者，并且他还呼吁，选民需要更加有耐心，应对疫情下的种种改变；总而言之，美国“需要做好准备、愿意参与、有耐心的选民（We need prepared, participating, and patient voters）”。
斯托弗· C·克雷布斯。图源：笔者自制。
选举基础设施与选民信心：
维护选举安全的两个重要维度
就“维护选举安全”这一议题而言，学者不仅强调了信息技术和网络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更就选民对选举的信心和信任做了充分讨论。
马克·哈维着重强调了选举安全网络是由“多个系统组成的系统”（system of systems），单纯考虑选票整体的完好（the votes’ integrity）是不可行的，更重要的是从选民登记、确认合法候选人、让选民前往投票处、完成无记名投票直到记录并向州一级返回投票结果的整个过程。
这个过程中有多个“系统”在共同工作，因此政府需要各种各样的“资源”（resources）同时运作起来以完成整个过程：除了网络安全之外，人、数据同样不可或缺，选举设备、交通工具等实体的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也是如此。因此，政府需要“控制”（control）整个流程的各个方面，包括人、数据、实体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四大资源的利用。
戴维·贝克指出，此次选举中有两点特别值得人们关注：一是在目前的选举基础设施（election infrastructure）中，美国的选举越来越依赖技术手段。2016年大选的经验表明各州的选举数据库很容易遭受黑客的攻击；然而，或许更值得重视的是外部“敌对势力”对美国选民心理上的影响，利用宣传致力于削弱选民对本国选举制度甚至民主制度良好运转的信心，使其减轻发声的力度甚至完全“沉默”。
存有可供审查的纸质记录选票制度的建立是可喜的变化，这有利于选举基础设施的建设。他担忧的是，选民并没有获取关于国家网络安全的信息和事实（message and fact about the cybersecurity），这对选举的公正和安全是一种隐患；符合资格的选民们（eligible voters）都应当意识到，自己都有权利参与到选举的“系统”中去，为自己发声。
贝克同时认为，此次大选前政府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如下：第一，邮寄投票系统（mail voting）在各州的使用和选票的纸质记录化，避免因邮寄的差错而导致选票不被计入总体结果；第二，不能忽视现场投票（in-person voting）的可能性，要为选民提供充分的现场投票的机会；第三，鉴于疫情状况，有必要准备更多投票点以分散人流、提前教育选民在选举时保护个人安全、并且做好社交距离控制措施，因此，的确需要更多的志愿者来帮助维持选举秩序（be a poll worker）。
苏珊·亨内西就选举安全相关的法律问题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公众对总统选举中的联邦和州的法律关系存在误解，事实上联邦并不会干涉各州的选举安排，选举基本上应以合宪的方式由各州自主处理（fundamentally and constitutionally under states’ control）。然而，各州在选举中需要得到联邦政府的支持，但不应当误认为干涉。她还提出，如今距离大选仅剩一百余天，国会中的两党需要协作对话，就如何防备外国势力对选举安全的袭击达成共识。万一出现外国势力对选举安全的袭击行动，由于各州法律的不同，如何通过法律手段应对同样也是一个问题。
“维护选举安全”研讨会。图源：笔者自制
完善信息政策工具箱，
适应新型不实信息传播策略
围绕“适应新型不实信息传播战略”这一主题，学者们着重分析了此次美国大选面临“外部敌人”信息干扰的可能，并探讨了社交平台对不实信息的处理手段和策略。
艾莉娜·波利亚科娃表示，2016年美国大选后爆出大量与俄罗斯有牵连的“推特”、“脸书”账号利用不实信息（disinformation）干涉和操纵总统选举结果之后，关于社交平台上的不实信息问题越来越受关注。早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时，她就认识到了不实信息的危害；当时她身处乌克兰，但是其亲历见闻和英语、德语国家内的报道却有云泥之别。
目前，其他国家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信息政策工具箱”（toolkit）以应对和阻止俄罗斯的攻击行动，尽管 “脸书”等企业已经采取措施，封禁了带有国家宣传和干涉嫌疑的账号，但还远远不够。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多个国家都有动力从干涉美国选举中获利，美国需要“稳健地更新信息政策战略”（profound evolution of tactics）。
相较过去，如今的俄罗斯通过在全球设置授权代理人的方式来混入美国国国内民众的声音，无疑发起了一场较2016年更严峻的“代理服务器之上的信息战”（information warfare by proxy）。她强调，除了美国本土的“脸书”、“照片墙”等社交软件应用外，非美国的社交平台（non-American social platforms）更值得警惕，因为这些平台并不一定会遵循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values and principles）；换言之，这些平台本身是“黑箱”（black box）。
戴维· 阿格拉诺维奇根据其长期负责“脸书”公司调查和消除对全球安全造成威胁的信息工作经验，提出过去数年间“脸书”的工作表明，事后证实的不实信息中超过半数都使用了“欺骗性的信息传播策略”（deceptive tactics），国外敌对势力在美国利用了解美国语言和文化的公民来传播这类不实信息，这对信息安全造成了很大的挑战。
阿格拉诺维奇分析指出，此类不实信息传播相关的有两大趋势：首先，这类信息大多具有美国国内背景，但是如何处理这类信息总是会在司法和立法上上升至国际信息管理的层面；其次，这些社交平台的安全性已经取得了显著提高，平台、政府和用户的合作促成了这些信息的曝光和揭露，由于不实信息被迫变得更加隐蔽化、更加复杂（“be forced to hide a mask”），它影响和吸引受众的可能性也在降低。然而，尽管某条不实信息在特定平台上的处理变得更加快捷精准，不实信息在不同社交平台之间的“弥散活动”（distributive activity）却在加速，即使“脸书”处理了一条不实信息，包含该信息内容的网页仍然可能在其他平台上存在。
目前“脸书”对此的应对策略是：第一，要求用户必须使用个人真实信息注册，如果发布不实信息就会有封禁惩罚；第二，加大对真实网络社区和代理服务器（authentic community and proxy）的监测力度，只有满足一定条件才能进行文字的发布行为（text operations）；第三，针对打击公众对选举制度乃至民主制度信心的不实信息（这种行为在“脸书”内部被称为“感知袭击”，perception hacking），平台将提升自身透明度、及时公布封禁账号信息（publicize take-downs），同时加强专家、技术人员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合作，运用专业知识和证据澄清不实信息。
“适应新型不实信息传播策略”研讨会。图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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