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孩子们的早教课，通向公平的漫长之路
文丨邹帅
编辑丨陶若谷
公平的起点
在贵州毕节应聘上早教课，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是，会不会骑车？这份工作需要家访，但不是坐在车里，穿过拥挤的车流和人群，走进一个中产家庭。
自行车或电瓶车是这里的交通工具。早教老师——村子里叫“家访员”，在难走的土路上蜿蜒骑行，骑不快，肩上要背一个大号书包，教材、积木、自制玩具都在里面，后座上有时还带着自己的孩子。地上坑坑洼洼，旷野和山脉向身后掠去。到了冬天，雪花密密麻麻打在脸上，看不清路，只好下来推着走。再入冬，积雪和冰冻把路覆盖，出行太过危险的时候，只好放弃。
走近一户人家，孩子们吵闹的声音在门外都听得见，衣服、尿布，奶瓶散落在各处，桌子可能要临时收拾。“老师来了”，很多时候，能出来迎接的只有年迈的爷爷、奶奶，甚至太祖父。
一次只能给一个孩子上课，在这样的环境下，家访员要努力让那个上课的孩子（3岁以下）不被分散注意力，还要让爷爷也认真听，哪个是红色，哪个是绿色，用积木怎么教孩子辨颜色。
这样的入户早教在2017年来到毕节七星关区大银镇，去年又扩展到包括朱昌镇在内的更多村镇。在这里，由于父母不在身边或者文化水平低，很多孩子说话、走路都要慢一些，有些老人嫌麻烦，常把孩子背在筐里。“这对他们身体发育很不利，但看护人没有这个意识”，毕节大银镇一名家访员说。如果说城市里的早教是想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山村早教则是希望孩子能正常发育。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刘蓓提到，很多研究表明，3岁以前是儿童发育的黄金期，之后的弥补会越来越难。这项早教试验（名为“慧育中国”）就是该基金会发起，刘蓓是项目负责人之一。她和同事走访多地调研发现，在偏远山村，3岁以下儿童处于“异常”或“可疑”状态的比例，比大城市高出几十个百分点。
刘蓓记得第一次去大银镇考察，山路很难走，交通不便，而村里人又住得很分散。目的地即便就在同一个村，走路有时也至少得半个小时。几乎每家生的孩子都很多，又看不到父母的影子，基本都是爷爷奶奶在带，处于散养状态，够温饱就行。
在另一个贫困地区开展两年后，山村早教才推广到了毕节。它实在不适合做第一个试点地区，“效果难以显现”。项目后来拓展到十几个省的贫困县，调研显示，在它们之中，毕节的初始结果也几乎是最差的一个。
在当地，只要孩子年龄符合要求，父母中有一方在外打工、单亲家庭，或者是父母、儿童有残疾，以及母亲的学历在初中以下，都符合入户家访的条件。
早教课并不复杂。一岁前的婴儿阶段会锻炼抓握、手眼协调能力，拿玩具给他们抓；再往后，锻炼听力，发音，辨认颜色，拼图等，还有踢球。
为了吸引孩子，有些玩具是家访员晚上下了班，熬夜制作的。比如，用矿泉水瓶亲手改造的“置物瓶”——小东西放进去，再拿出来，可以锻炼动手能力。用旧衣服做的布娃娃，上课的时候掏出来，教孩子怎么盖被子。
“不要捂住口鼻哦，会没法呼吸。”这是属于社会情感方面的课程，家访员会叮嘱孩子以后对弟弟妹妹也要这样。身体、语言、认知，社会情感，是课程的几项提升目标。她们拿到教材后，以周为单位规划上课内容，从孩子6个月一直持续到42个月。
除了上课，儿童还会得到补充锌、钙等元素的营养包。刘蓓说，做儿童早期发展项目，有个非常重要的初衷——给他们一个公平的起点。
改变在村子里慢慢发生。一个在大银镇做了近5年的家访员说，一开始她甚至被当成“偷孩子的”、“搞传销的”，老人堵在门口不让进，前几次课程只能让村干部，医生陪同。但现在，早教在镇上已经成了自然而然的一件事，家家户户有了适龄的孩子都会主动报名。
她的第一批学生现在进了幼儿园，即便是留守儿童，也能记得家长的电话号码，能辨别颜色，会数数，“这都是以前不敢想象的事情。”而这些以前在工厂打工、在超市卖菜的家访员，对于做这件事的价值，虽然想不到教育公平这种词，但她们喜欢说“埋下一粒种子”。
成为“老师”的女人们
天慢慢亮了，喻琴艳挣扎着起床，开始做早饭。五个孩子中，老大、老二上了初中，住在学校，剩下的三个还在梦乡里。到了七点二十，这位37岁的妈妈骑上电瓶车，招呼孩子们坐好，送他们去上学。
路不好走，喻琴艳骑得很慢，负重着实不小，除了挤在电瓶车上的四个人，每个孩子的书包都很沉。喻琴艳也背着自己的大“书包”——送完孩子，她得立马去村头的一户人家上早教课。这只是她忙碌的一天的开始，接下来还有四五家在等着。
家访员是喻琴艳从2021年10月开始的新职业。在毕节七星关区朱昌镇的一个村庄里，她每周有三四天的时间，要去二十户村民的家里上早教课，每节课一个小时。虽然辛苦，但这份工作让她可以留在孩子身边，这曾经是很奢侈的一件事。
之前她只身在外地打工两年多，丈夫不愿意外出，偶尔在村里做装修类的零工，今天挣点钱明天又没了，不够家里开销。
她先去了浙江的木皮厂，成为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每天从早到晚10来个小时，就站在那里，接过来各种各样的材料，放到机器里，然后传送到另外一边，下了班还要打扫卫生。“真的很累，干过的活儿里最累的”，喻琴艳说。
几个孩子是支撑她干下去的动力。每个月发了工钱，她只给自己留1000块，剩下的都打给家里。偶尔逛一下淘宝，看到好看的衣服就买给孩子。
喻琴艳喜欢跟孩子视频，但山里的网络不太好，总看不清。断断续续的信号里，大女儿说，校服没有洗，爸爸让她下周继续穿。喻琴艳生气了，她打给丈夫，但丈夫说“没水”。
孩子们经常要自己做饭，有时炒菜的油会迸到女儿脸上，喻琴艳放假回来，再要离开外出打工的时候，女儿说，“妈妈，你走了，我又要过水深火热的生活”。
这句话反复在她心里回响。那段时间丈夫特别爱打麻将，手机扔给孩子人就不见了，喻琴艳觉得孩子们好像孤儿一样，她问自己，这么辛苦挣钱为了什么？更何况，钱都打回去了，到了年底回家，丈夫还说没钱。
一个人在外面，有时候觉得很憋屈，她也就是散散步，自己安慰自己。最终下定决心回来，是因为孩子的成绩出现了剧烈波动。小女儿以前能考个七八十分，突然下降到二十多分，小儿子的情况也不好。喻琴艳慌了，干脆辞了职。
回到家里后，她依然为生计发愁。去年9月到村委会盖章，村干部问她，“你反正带那么多孩子也出不去，要不找点事做？这里有个给娃娃们做早教的工作。”喻琴艳第一反应是，不行吧，顾得过来吗？
但不用每天上班，并且时间可以自由安排。她心动了。学历要求高中毕业，喻琴艳刚好就是。回到家，她翻箱倒柜把毕业证找出来——离开学校之后，种地、打工，带孩子，都用不上这东西。
她当时对“早教”懵懵懂懂，觉得跟幼儿园带孩子玩一样，想起在电视上看过“胎教”，心里也嘀咕，这么小的娃娃能学啥？
去镇上面试的时候，五六个面试官坐了一排，听她用普通话做自我介绍，以后给孩子上课也要说普通话。喻琴艳的普通话不太好，夹杂着南方口音，但也还算流畅。招聘家访员采取“就近原则”，最好就在本村，交通阻隔少，也更容易被接纳。在一些更为偏远、没人报名的山村，学历要求被降低到了初中。
早教家访员的背景大多跟喻琴艳相似，当地人，要照顾孩子，不想外出打工，在附近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邓漫今年32岁，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六岁，小的刚满两岁。从大专毕业后，邓漫很快结婚生子，中间她也在镇上卖过衣服，超市打过工，一个月到手一千来块。以前丈夫也在镇上工作，这两年疫情，生计越来越难，去了广东。
“现在找一份工作太难了”，邓漫感叹。被录取后，她开心极了，赶紧打电话通知远方的丈夫。尽管那个时候，她都还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新录取的家访员会被项目组召集到毕节市区，在那里上课，分组模拟家访，也慢慢开始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更重要的是家长
这天，喻琴艳又换了一个新的学生，之前的那家怎么都不愿意再继续了，“孩子这么小，上这些有啥用？”当一个有些前卫的概念来到偏远山村，冲突很快开始发生。
邓漫掏出带来的玩具，家长看了一眼，嗤之以鼻，“这什么玩具，我家更好的有一大堆，多的是。”还有人问她，“你这玩具干净吗？别的孩子摸过了别给我家孩子用。”很快，有几家说什么也不做了。
几乎每个老师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每当早教试验来到一个新的乡镇，刚开始都有老师辞职。在毕节七星关区做项目督导的樊团英提到，一个镇招的40多个人，到了第二年已经离开一半多了，只能继续滚动招聘。
有些人不适应和人打交道，有的是嫌工资低，基本工资几百块，上一节课30元。家访员有严格的考核，每次都要拍照片，如果跟孩子玩得太开心，忘记拍，20块钱就没有了。满打满算下来，一个月能挣3000多。
工作内容也比预想中的繁琐，很多个夜晚，家访员都在自己孩子的吵闹声中做统计报表，做手工。上课的日子，一出门就是一天，中午就在小卖部随便买个面包对付下，就算和孩子混熟了，也不好意思在别人家里吃饭。
课程结束时，家访员要约好下次课的时间，等上课前再打电话确认。但喻琴艳得到的回答经常是，“不确定，应该都在家吧。”她不好意思每次都给别人打电话，觉得有点小题大做。有时候会跑空，到了家里没有人，只能骑上自行车，先去下一家。
家长一旦忙起来，家访就变得格外艰难。邓漫的一次早教课是田边树下完成的，没少流汗。那是个两岁的小孩，父母都外出打工了，爷爷在镇上做泥水工，只有奶奶带着。
赶上地里需要奶奶干活，邓漫只好追到了地里，孩子还在奶奶背上，没放下来，脸晒得通红。邓漫把他们带到树下，孩子总在哼哼，又说口渴，歇了好一阵才开始上课，拿出积木认形状。“在家开门关门的时候，你看门是什么形？”快结束的时候，邓漫问道。孩子最终抓起了长方形的积木。
吸引小孩子的注意力本身就是件难题。邓漫遇到过一个内向又爱哭的孩子，哄了很久都不配合，去的次数多了，多拿新玩具和糖果奖励吸引她，才慢慢配合。配合的孩子新鲜劲也经常只有一二十分钟，不想玩了，就会把玩具扔到地上，跑到一边去玩。
其实，入户早教的目的不只是教孩子，更重要的是家长。看护人必须在旁边听课，老师毕竟每周只来一个小时，剩下的时间里，需要看护人给孩子重复课上的知识。
“要多跟孩子训练，多跟他说话”，喻琴艳总是叮嘱看护人。她发现环境的影响真的很大，有个小女孩跟着年迈的曾祖母生活，老人喜欢打牌，总抱着孩子去。喻琴艳上课教她分辨物品，她嘴里冒出的回答总是在牌桌上听来的“八点，九点”。
喻琴艳说，在课后带孩子练习的家长，只是少数。留在孩子家里的玩具经常没法回收，破损严重。如果家里孩子多，又比较调皮，在上课的那天玩具就被弄废了。
邓漫也发现，即便做了小半年，有些家长仍然很敷衍，觉得没什么用。邓漫性格开朗，每次都笑着解释，她寄希望于课上久了，家长们能看到一些价值，毕竟主动上门，还是免费，“有些人的观念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看到实际的作用后，才会改变。”
丈夫劝过她，钱挣那么少，不如出去打工。但邓漫喜欢这份工作带来的成就感——给小孩子创造可能性。而出去打工，好像就只是干活，学不到什么。
留下来做这份工作的收获，可能是上一次课孩子还不会说话，不会走路，但下一次他突然开口了；可能是时间久了，离开的时候学生会拉着她的衣角哭；又或者是，一个原本不配合的家长，也主动买了小动物挂在墙上给孩子认。
而喻琴艳仿佛找到了一个生活的出口。刚从外地回来的时候，她很焦虑，听到邻居说，孩子上了高中后生活费和学费，一个月得千把块钱，这该到哪儿弄？生孩子的时候她还不懂这些，以为跟自己上学时一样，不用花什么钱。有时候看到丈夫坐在那里，拿着手机悠闲听歌，喻琴艳会在心里问，怎么他就感受不到压力呢？
但现在，她觉得自己平和很多。“顺其自然吧”，她想，反正这几年不会出去了。有时候喻琴艳去家访，一些孩子早早在门口等着，她掏出新的玩具，两个人都玩得笑出声。那些时刻，所有烦恼都暂时 抛到了一边。
漫长的改变
回到这个早教项目的起点，来看看实验的结果。甘肃华池县是项目最早的试点，跟踪评估显示，在身体、语言、认知、社会情感等几个方面，早教干预都起到了明显改善。
项目来到毕节后，大银镇2018年的评估报告也显示，在做了13个月的家访后，干预组认知能力发育“正常”的比例提高了11个百分点，而对照组（未做干预的家庭）“正常”的比例则下降了近5个百分点。
在做入户早教之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还做过另外一个项目——山村幼儿园，针对3-6岁的孩子建幼儿园，做学前教育。刘蓓提到，三年前她们做十周年回访评估时，第一批入园的孩子刚参加完中考，用中考成绩来预测高考成绩，然后与对照组做比较，她们发现，那些孩子考上二本的概率有很大提高。但刘蓓说，这实际上还是晚了，大量欠发达地区的儿童在三岁以前没有接受任何干预，差距在不断增大。
考虑到山村孩子上幼儿园的时间普遍晚，之前规划的早教课原本只到三岁，但可能之后又有一两年处于不上学的放养状态。为了让教育更连贯，早教课程时间增加到了42个月。
目前，早教试点已经在全国十几个省份的一些乡镇展开。但对于全国范围内的贫困地区儿童来说，覆盖还远远不够。
刘蓓介绍，基金会不可能有资金在所有的地方推行，即便是已经试点多年的地区，也一直希望地方政府逐步接手，但着实是件困难的事。有些政府能承担一半的资金，已经算是不错的合作模式了。
在华池、毕节的这些早教尝试，基金会定期收集数据，评估效果，实验最终的目的是——为国家相关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尽管做了不少努力和尝试，早教项目暂时还没有写进政策里。”刘蓓觉得，需要一个过程。
而不在项目观察范围内的一个变化正在发生，家访员陪伴自己孩子的浓度增加了。以前也买玩具，但很少陪孩子玩，觉得丢给他们就行。现在，走在路上看到小动物，邓漫会指给自己的小儿子，重复告诉他，那个是小鸭子。
喻琴艳反复对自己强调，陪伴孩子不是待在一起，各干各的就行了。她买了乒乓球，五子棋，还有一些画本，有空就会带她们一起玩。
这应该是试验最想达到的目的之一。刘蓓说，教会孩子一些技能不是重点，通过家访改变看护人的养育行为，才是更重要的。在一些家长的身上，也可以看到改变。那些一辈子不识字，听都听不懂普通话的老人，在旁边陪了几年，现在能用普通话交流了。
不过，这样的尝试，究竟能给孩子的人生甚至是一个地区带来什么？刘蓓说，最早一批学生今年才不到10岁，上小学，改变要花更长的时间去观察。
如果不把跨度拉那么远，一些这样的故事已经在村里口口相传。在大银镇新丰村，有两个孩子住隔壁邻居，其中一家的爷爷不太理解，没能做下去。
另外一个孩子，刚接触家访员的时候只有两岁，木讷，交流起来也困难，常被爷爷背着。但到了进幼儿园的时候，他不用手把手教就可以学写字，认得颜色，方位。而没上早教课的那一个，家庭住址，父母电话，都说不出来。他的爷爷很后悔，要给更小的孙子报名。
家长们看到了早教的作用，后来的工作就会变得顺利。2017年加入的家访员，很多都辞职了。但到了后期，流动率越来越低，去年几乎一年都没有人离开。每当有背着大书包的女人在村里经过，大人和小孩都知道，是老师来了。
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极昼工作室，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另有声明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