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备忘录》与中美困局

1907年1月1日，刚刚被英国外交部提升为高级职员的艾尔·克劳（Eyre Crowe, 1864-1925）提交了一份政策分析文书，标题为《关于英国与法德两国关系现状的备忘录》，史称《克劳备忘录》。

这份备忘录要解决一个问题：面临着德国的日益崛起，英国要不要把外交政策整理到“对抗德国”的原则上来?

艾尔·克劳

克劳在备忘录中的最后结论是：“英德两国的敌对深深植根于两国的相对地位，权宜之计根本无法弥合两国间的鸿沟……英德两国的武装冲突从长远看无法避免。”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欧洲分裂为协约国和同盟国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英国和德国恰恰是两个集团各自的核心成员。克劳写作《备忘录》后的第七年，英德开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作为出生在德国、母系为德国血统的英国人，克劳不会希望两个父母之国兵戎相向。作为外交家，克劳也不会希望所有的外交努力统统沦为无法避免的武装冲突之前的准备。我们可以想象，在写下“无法避免”四个字的那一刻，克劳内心可能充满了宿命感吧。

这个“无法避免”，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对今天亦相当有借鉴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危机是因为德国的崛起而唤醒了一种对新兴大国的有机抵抗，还是由某些具体的、甚至可以避免的德国政策所造成。再简单点说，危机是由德国的能力，还是德国的行为造成的呢？

《克劳备忘录》的结论是：不管德国宣称自己的目标是什么，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手段，都没有区别。“德国显然明智的做法是建立强大的海军，只要它负担得起。”一旦德国取得了制海权，克劳评估，德国—无论其意图—将在客观上威胁英国，这是“与大英帝国的存在不相容的。”

在那些条件下，正式保证是毫无意义的。不管德国政府采取什么行动，结果将是“一个强大的对世界各地的威胁，类似于任何一个“恶意预谋”的征服计划。即使温和的德国政治家要表明他们的诚意，适度的德国外交政策“在任何阶段都可能合并成为”一个霸权意识的计划。

因此，在克劳的分析中，结构元素排除了合作或甚至信任 。正如克劳苦笑着观察到：

“即使表现出无限的、普遍的政治善意，也不足以作为不公开意图不存在的确凿证据。”

伦敦不得不作最坏的打算。换句话说，早在1907年，已经不再有任何外交活动范围；问题已成为谁在危机中退却，只要该条件没有实现，战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花了七年时间，达到世界大战的爆发点 。

这样的观点和历史，和刘慈欣在《三体》中提出的“黑暗森林”理论似曾相识：说什么、做什么已经不再重要，在丛林中，实力的存在即是威胁。

基辛格在《论中国》里，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未来时，提到了《克劳备忘录》和当年的历史，由此发出了深刻的感慨：

基辛格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不需要也不应该成为一个“零和游戏”。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领袖来说，面临的挑战是非进即退、非得即失，而妥协与公众舆论背道而驰。这不是中美关系的情况 。当今国际前沿上的主要问题是全球性的。共识可能很难，但在这些问题上对抗是弄巧成拙 。

他们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显然在克劳备忘录时代从来没有正式提出：冲突会将我们带到哪里？如果各方缺乏远见，平衡运作将变成一个机械过程，一旦操纵巨轮的舵手动作失误将导致两船相撞，那么世界将走向哪里，有没有评估？那些经营国际体系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领导人若是知道战后世界会是这样，会不会退缩？”

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一文中说：“世界最终会以下列两种途径之一，实现永久和平：通过人类的大彻大悟，或者通过巨大的冲突和灾难，其巨大程度已经让人类再无其他选择。” 我们就处在这样的十字路口。

至于如何避免《克劳备忘录》中的漩涡式结局，基辛格提出了“太平洋共同体”的概念。这个概念，现在看来似乎已经有些遥远了。

衷心地期望人类能够有足够的聪明才智，摆脱这样的困境。毕竟，结果对所有参与者是灾难性的，不管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