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学人 | 王银春：筹款行为的道德调整——基于美德伦理学的视角
-编者按-
2016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得以实施。这部法律一经出台即受到广泛关注，被学者赞誉为“内容全面、框架合理、有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并将“开启民间与政府共同为社会筑底的时代”（金锦萍语）。然而毋庸讳言，《慈善法》虽然构建了我国慈善行业的整体制度框架，但不管在法律文本构建方面，还是在法律具体落实方面，均存在诸多不足和缺憾。
鉴于此，本期以“慈善法和慈善组织”为主要议题，根据8月28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办的“公益慈善产学研合作小型研讨会（第四期）”上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和实务界人士的发言集合而成，以期为相关决策和实务提供些许启示和借鉴。本次研讨会受到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本期主持人 俞祖成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公共管理系执行主任
作者简介
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筹款行为大多发生在慈善组织中，但仍有部分存在于高等学校、公共事业单位等组织中。因此，我将我研究的对象确定为对慈善行为的探讨，而且是从伦理道德的视角对筹款行为进行探讨。之所以从伦理道德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是因为一般而言，慈善领域比商业市场领域应该有道德，更有情怀，我相信这一判断应该可以在较大的范围内获得认同，因此，筹款伦理的重要性也在这个意义上得到凸显。
那么，下面我们进入第一个问题的探讨，筹款伦理为何重要？易言之，为什么要对筹款行为提出道德要求？以及为什么筹款行为要接受道德评价？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筹款案例中得到启示，1992年，美国联合慈善总会（United Way of America）主席威廉·阿拉莫尼（Willian Aramony）裁定诈骗、阴谋、洗钱、虚报收入税罪、骚扰女性以及不正当男女关系等25项罪名，成为美国20世纪末期震惊美国慈善界的丑闻，极大地损害了美国公众对美国传统慈善的信心。
因此，1994年，考尔德韦尔（Caldwell）和卡特（Carter）针对美国筹款界出现的筹款诈骗现象就指出：在筹款界里，很多人的道德标准似乎都很低。而申克（Shenk）针对这一现象得出结论并提出建议：非营利组织在挑选行政总裁或筹款专员的时候，应着重考虑候选人的个人品质和奉献精神，而不是筹款能力。
2009 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因接收卡扎菲（Gaddafi）第三子30万英镑的捐赠而引发大学激进学生社团的示威，校长霍华德·戴维斯（HowardDavis）因此被迫辞职。2016年9月，99公益日期间，某慈善组织的负责人S动员委托这些志愿者在99公益日将固定数额的资金分批捐出，根据当时“1+X”配捐规则，来套取配捐。2019年8月22日，MIT校长L.Rafael Reif在一封公开信中承认了MIT曾在过去的20年里接受美国亿万富翁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的捐款，总金额达到80万美金。他代表MIT校方向所有Epstein性丑闻中的受害者致以歉意，还承诺称，所有从Epstein方面受到的资金，最终都会被等额转赠给适当的慈善机构，使受害者们能够从中受益。上述慈善领域与筹款相关的丑闻或事件，无一说明筹款伦理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也对从理论层面对此问题予以关注和探讨提出了要求。
那伦理是如何进入筹款行业的呢？我们简略地回顾这一历程。1935年，美国筹款委员会理事会成立，其宗旨是“推动和保护这个业已成为赚钱的生意”，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国筹款是公司化的运作，是一门生意，而不是像国内属于公益慈善事业。20世纪50、60年代，随着筹款领域的丑闻频发，美国几家大的筹款公司老板开始“大谈特谈行业道德规范”，因此，美国筹款委员会理事会制订了一套公平经营的道德行为准则。国际上，2006年第四届国际公益慈善筹款行业高峰会，来自全球24个国家的业内人士共同发表了《国际筹款伦理守则》声明。
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相对较晚，整个筹款行业的发展也不成熟。2016年7月，筹款行业培育平台方德瑞信（原公益筹款人联盟项目组）加入了该守则的倡议组织，并面向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发布了第一份筹款伦理倡议；2018年，方德瑞信项目团队出台了中国本土版的《中国公益慈善筹款伦理行为准则》；2019年，为推动行业伦理共识的形成，方德瑞信项目团队出台了《中国公益慈善筹款伦理实操指引手册》（征求意见稿）。行业自律性的伦理规范已经开始逐步形成。
但是，仅仅从实践领域进行经验探索还不够，为了对筹款实践层面的伦理问题寻求更为坚实的学理支撑，更好地促成筹款行业伦理共识的达成，故我们需要从伦理学的基础理论出发对具体问题展开细致入微的分析。
首先，为更好的探讨问题，我们需要澄清前提，划清界限，对此问题相关的术语进行界定。“筹款”主要指由筹款主体为某个慈善组织或机构实现组织使命或某个特定的项目所开展的专业的募集资金的行为。当然，关于筹款的概念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可以作出不同的规定，比如说将筹款视为一种社会交换关系。有学者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强调权力在筹款关系建构中的重要性，基利认为“筹款就是慈善组织与捐赠者之间的社会交换关系，其中一方相对于另一方的权力决定了交换结果”。筹款涉及到的相关主体一般包括筹款人、捐赠人、受益人、公益慈善组织或公益慈善事业、政府、新闻媒体、公众等。而筹款关系则包括筹款人与捐赠个人的关系；筹款人与受益人的关系；筹款人与公益慈善组织或公益慈善事业之间的关系；以及次级但又非常重要的关系，如筹款人与政府、新闻媒体、公众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符合伦理的筹款行为就是在处理诸种关系的过程中能够作出正确的行为或采取智慧的行动。
为什么要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主要符合我们对筹款主体或筹款人能够作出正确行为或智慧行动的道德要求、道德期待和道德评价。那么，什么样的筹款行为是正确行为或智慧的行动？伦理学就是专门探讨这一问题的学科之一。因此，我们应当从伦理学的视角出发来探讨这一问题。在伦理学的基础理论中，主要有三大学派：
其一，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有一条普遍的原则：即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是进行道德选择和道德评价的一般标准。在功利主义者看来，一个行为是正确的，当且仅当，它增进了最好的结果，而最好的结果就是使幸福最大化的结果。但这一理论也存在缺陷，主要面临以下质疑：比如说，“最好的结果”是有很强的主观性的，同时，幸福也是具有主体性的。如果将功利主义运用到筹款行为中加以具体考察，我们可以推论出：一种筹款行为正确与否，当且仅当，它增进了最好的结果。但何谓筹款最好的结果？是筹款实现最大化，还是筹款额实现了组织预定的目标，抑或是筹款的来源、过程是正当合理的，且筹款额实现了组织预定的目标，并且最终都应用到了预定的相关项目上，完成了组织的慈善目的与使命。此外，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的不可忽视的现实是“行为的结果很难预测”，这是对于功利主义的另一个非常强力的质疑。
其二，义务论或康德主义。义务论或康德主义认为，一个行为是正确的，当且仅当，它符合正确的道德规则或原则。换言之，即康德所说的绝对命令。但何为正确的道德规则（或原则）的问题？义务论者会提供一个关于正确行为的道德规则清单来予以规定。正确行为仅仅在于遵从了某个绝对的道德规则，这一理论的缺陷在于它会面临情感主义的道德诘难。因为恶魔也能援引《圣经》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一种行为能够遵循规则的表面文字，却同时又违背它的精神。例如，筹款的过程只是按照规则与程序介绍项目，对所做慈善项目缺乏内在认同感和悲悯之心，但为了获得捐款，表面上却可以装出对项目的高度的认同，以及对援助对象深刻的悲悯之心，最终会导致现象与本质的分离。
第三是美德伦理。关于正确行为的规定：一个行为是正确的，当且仅当，它是一位有美德的行为者在这种环境中将采取的典型行为（即，出于品质而采取的行为）。但谁是有美德的行为者？一位有美德的行为者，就是一位拥有并践行某些特定品质特征（即，美德）的人。通过列举一系列的美德的品质特征清单来完成。因此，人们意识到可能需要一定的美德以及相应的道德或实践智慧，这既是为了解释规则，也是为了决定在特殊情形中运用哪条规则才是最合适的。总体而言，美德伦理综合了品质与规则两个维度，从而尽可能地确保行为的结果实现最优。因此，关于筹款行为的道德调整我们选择从美德伦理学的视角加以探讨，力图在筹款主体的资格准入与筹款行为发生过程中进行道德调整，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与实践的筹款伦理指南清单。由于篇幅原因，清单在此省略。
此外，在实践中有些筹款行为是可以通过法典化的清单予以规范的，但还面临着一些道德困境与道德冲突，这是一些在善与恶，是与非之间尚未达成共识的开放性问题，无法用规范化的清单予以规定的。一般而言，道德困境与冲突这包括善与恶的冲突，以及善与善的冲突。对于善与恶的问题，作为一位有美德的人来说，是不会让自己处于这种两难选择的处境之中的，他们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主要是善与善的冲突。
具体而言，筹款主体在筹款过程中面临的道德困境主要是诸如以下此类：比如，是否应当向筹款代理人按一定比例在所筹得款项中支付佣金？筹款主体是否应当保存捐助者的名单，将捐款人的名单从一场筹款运动带到另外一场筹款运动？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职业道德问题。当筹款主体所在的组织利益与慈善事业的行业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何者的利益优先？筹款主体在平衡二者利益的时候，如何进行道德选择？这些开放性的与筹款相关的伦理问题需要在实践过程中通过广泛的讨论与争论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