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嫁女婚恋】我和老陶（五，惊闻噩耗）
上海著名的滑稽演员周立波推出的海派清口《笑侃三十年》、《笑侃大上海》场场爆满，引起轰动，不仅把被遗忘多年的上海方言重新搬上了舞台，更是勾起每一个上海人对那个并不富裕但充满希望的美好年代的回忆。我们今天为大家献上一部叙述在那个让全中国人民羡慕的、走在改革发展前沿的、曾经的十里洋场发生的涉外爱情故事。
贾力群（德文名：Li Qun Taubert），出生于上海，1982年大学电力工程专业毕业后从事技术及技术情报资料整理及英语翻译工作，1986年到德国曼海姆歌德学院学习德语，之后在中国与德国间从事中德文化交流、构建经贸往来。1995年，应聘美国摩托罗拉大学（中国培训中心）任教，同时在中国高等学院培训翻译人才。1998年年底后在德国柏林和墨西哥居住。个人兴趣爱好广泛，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现担任欧洲华侨华人妇女联合总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德国柏林中国妇女联谊会名誉会长等。
本书已经完稿，希望能正式出版发行。有兴趣出版或者能推荐出版的人士请联系作者。邮箱：taubertdlq@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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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闻噩耗
才上了两次德语课就停课了，家里出了大事。
父亲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结果是肝癌晚期。医生说父亲必须住院治疗，但也仅仅是将生命拖延一段有限的时间，也许是三个月，也许是更短。我将诊断书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哭着跑去找医生，要他将“恶性肿瘤”改为良性的，并要他承认诊断结果只是猜测而已。医生吃惊地对我说:“你的要求很荒唐，我是医生不是来和你开玩笑的。”我坐在他面前又哭又叫“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我爸爸的身体一直是很好的，他不会得这种病的。你们弄错了，也许......”医生站起身来，用手轻轻地拍打着我的肩头，用一种同情的，令人信任的语调对我说:“我们必须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我知道这是很痛苦的。你父亲的时间不多了，我们会提供最好的条件来减轻他的病痛；你多来陪伴你的父亲，让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多享受些亲情的快乐。”医生的话使我很感动，也使我从歇斯底里的状态中清醒过来。我抹掉了泪回家，但路上还是几次搞错了方向。
晚上我坐在父亲睡的那张床的床头边上，神志恍惚 。
我的父亲是天底下最好、最了不起的父亲，他一直用生命爱着我，他的爱一直伴随着我。出身山东大地主、商人家庭的父亲十四岁就参加了革命，十七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部队里任文职。解放后他被送去中国人民大学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学习城市经济建设专业。以后在上海市政府经济计划委员会任要职，认识了在同一大楼里工作、曾任国民党留守人员、主管当时城市建设的牛副市长秘书的母亲。婚后陆续生下我，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因为出身问题，父亲受过很多的苦，每一次政治运动都动到他，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吃尽了苦头。大革命结束后，父亲全身心投入中国的改革开放热潮中。一九八一年父亲离休以后仍然发挥余热，创建上海环境保护协会，并为黄浦江的污水治理项目出了大力。
文革后，父母重新开始工作的合影
父亲乐观、坚强、兴趣广泛、热爱生活、热爱家庭、热爱新事物。从我懂事起，我就没见过父亲在我们孩子面前垂头丧气，哪怕是被红卫兵打得遍体伤痕；或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干完重体力劳动后回家，也是如此。
父亲是我最亲的家长也是我最密的朋友。
六岁时父亲和我一起报名参加游泳学习班。每次练习，他怕我呛水，就用双手一直托着我在水面上练习游泳。一个夏天过后，我能在水中翻滚了，父亲仍然只会在游泳池里走来走去。我和父亲一起学自行车，我在车上蹬车，他在后面扶着并跟着跑。我两个晚上就学会了骑车，而父亲两个星期后还在推着自行车跑。
文革中两个妹妹也要学小提琴，当时只有襄阳南路上的一家乐器行定期出售练习用小提琴而且数量很有限。每次出售小提琴那天就会有不少人等着开门。父亲白天挨斗，做苦工，晚上提个小板凳去乐器行通宵排队。第二天一早买回一把小提琴后又赶去单位挨斗，做苦工。天赋极高的父亲唯一的缺陷就是五音不全，文革时因为唱语录歌走调没少挨揍，但他能将断裂的琴铉重新装上小提琴，靠一只小小的校音器将琴铉校准了音。父亲在半夜里为我们抄的五线谱琴谱从未出过错。
爸爸通宵排队买回的小提琴
父亲睡觉的时间很少，很多事情都在半夜三更完成。有一天凌晨，睡房里突然歌声大作，我睁开眼看见熬夜熬得两眼通红的父亲捧着一个小木盒在笑。没有人会相信，父亲用花了一块几毛钱买回一堆二手货电子元件，好几个晚上没睡觉，装出了一台三极管半导体收音机。机壳是他自己用木片、塑料片的下脚料做的。以后一发不可收拾，三块钱从我家附近的一家电子仪器厂买回一支电子显像管，又不知从哪里买回一大堆别的东西，几个星期后我家中的五斗橱（五层抽屉柜）上又诞生了一台“裸体电视机”。电视机没有机壳，装配在一起的零件百分之百地暴露，屏幕只有碗口般大。图像是绿色的，特不稳定，里面站着的人常常突然飞了起来，还会头脚分离，声音也是叽哩扎喇的。那个时候很多人连电视机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我家的这台机子算是神物了。不少邻居熟人纷纷前来参观，五斗橱很高，看电视得站着，小孩得有大人抱着或骑在大人的肩上看。外婆带着老花眼镜看了好一会儿，肯定了父亲的成就：“这玩意比连环画好，里面的人会动会发声。”
上中学的时候，有一天父亲买了一架旧照相机和一本《摄影技术浅谈》旧书回来，就这样我和父亲一起学起摄影来了。这架照相机曾经记录下当年我家的生活情景。有时我和父亲出去找景拍照。父亲不忘带上那本旧书翻翻，我提机照相时他会提醒我：“近景，中景，远景要协调好。光圈调整了吗？”我和父亲在晚上洗照片，放大照片，常常搞到深更半夜的。曝光盒是父亲用个小木箱改制的，里面安个灯泡，上面安上块磨砂玻璃。放照片用的投影机也是父亲自己装出来的。显影水和定影水是照相馆已经用过的药水，每次都由我在照相馆关门前花几分钱买回。在那个没有傻瓜照相机的年代，我们俩的摄影技术是相当不错的。
一九七二年春天，我中学毕业后去位于南京的上海梅山工程指挥部工作，当时母亲在那里下放劳动。父亲提着大包小包送我去火车站。一路上我不停地抹眼泪，一向爱说话的父亲几乎没开什么口。车轮缓缓启动时，窗外的父亲仍紧紧地拉着我的手。他一边慢跑一边对我说：“孩子，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啊。”我泣不成声地回答：“爸爸，你也要保重自己。”父亲又说：“你一人在外为人处事要小心，好好工作，好好学习。业余时间抽点空练练琴，多给家里写写信。”汽笛高鸣，火车加速，我和父亲分开了。他仍然不停地挥着手，两行热泪滚滚而下。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掉泪。
上海火车站，父亲在送我去南京工作
文革后我和弟妹们先后进了大学，父母亲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和职位。那段时间里，每个人都很忙，家中没有诞生什么新生事物。父亲对我学外语，计划出国，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种种行为不甚满意，认为我不务正业，没给弟妹们作出好榜样。他狠狠地训过我几次，我从不吭声，我知道父亲的本意是为我好。弟妹们先后都有了心目中的爱人。大妹的对象是文革期间她在农场劳动时的患难之交；弟弟和小妹的对象都是大学里的同班同学。他们个个爱得如胶似漆，一到寒暑假就双进双出并很亲热地称呼我父母为爸爸妈妈。母亲是个思想很开放的人，对我的恋爱婚姻处境不以为然，父亲则常常为之闹心。
想到父亲很快就要永远地、在我仍无法报答父母亲养育之恩的时刻离去，我悲痛欲绝。
我决定推迟出国的行程，和家人一起陪伴父亲度过他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
我告诉了迪特我的决定，并向他请了假。这一切来得很突然，他一时不知该说什好。送我出门时，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力群，如果我能帮你点什么，你一定要告诉我。请把我当作你的好朋友。”听了这话，我还没来得及说“谢谢你”，眼泪就已经忍不住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那天我失魂落魄地走了，连握手道别都没顾上。
父亲住院的日子里，我和母亲、弟妹们除了上班上学，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医院里陪伴父亲。尤其是动完手术后的几个星期里，全家二十四小时轮流守在病床前。我们怕父亲受到的心理打击太大，只告诉他得的是胆总管瘤，开完刀就没事了。父亲是个极有灵性的人，我相信他很快就猜到了。尽管一直到去世他都没有问过到底是什么病，但我发现他的枕边常常有湿湿的泪迹。
在医院里，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故作轻松的表情；讲着牵强的轻松话题。回到家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试着将父亲的病情放置脑后，试着将混乱疲倦的思路稍稍整理一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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