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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会选错结婚对象?

2016-06-09 纽约时报中文网 NYT教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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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on Fayolle

    这是我们最怕遇到的事情之一。我们会竭力避免。然而结局还是一样:我们选错了结婚对象。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我们试图接近另一个人时,会有一系列令人晕头转向的问题出现。我们看上去挺正常,但那只是因为别人不太了解我们。如果生活在一个比现在更明智、更自知的社会,任何交往初期的晚餐约会上都应该问一个标准问题:“你有什么毛病?”

    我们也许有一种被人反驳时会发怒的潜在倾向,或者只有在二人交往顺利时才能放松;也许我们难于接受性事之后的亲密接触,或在受辱时会选择沉默。谁都不完美。问题在于,我们在婚前很少去探究我们复杂的一面。在关系尚不稳定时,每当我们的缺陷有暴露的危险,我们就会把错推到对方身上,分手了事。至于我们的朋友,他们不会在意到愿花大力气去点醒我们的地步。因此,独立生活的其中一项好处就是,我们真心认为我们是很好相处的人。

    我们的伴侣也不见得比你更有自知之明。我们理所当然会去试图理解他们。我们去他们的家中拜访。我们看他们的照片,我们见他们大学时的朋友。这些都让我们感觉,我们是做了功课的。但我们没有。到头来,婚姻是两个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对方的人,开始一场充满希望的、宽宏的、无比亲切的赌博,把自己和一个他们无从想象的未来捆绑在一起,并且他们还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去探究那个未来。

    有历史记载以来,人多数时候是出于一些理性的原因结婚的:因为她家的土地和你的相邻,他家的生意非常红火,她父亲是本地的执法官,有一座世袭的城堡,或者两家的父母同属一个宗教派别。通过这些有理有据的婚姻,人们得到的是孤独、偷情、虐待、冷酷和从儿童房传出的尖叫。如今我们看到,理性的婚姻根本就不合情理;它往往是权宜的、狭隘的、势利的,是为了榨取好处。这也就是为什么,取代了它的情感婚姻,基本上不需要为自己做出解释。

    在情感婚姻中,重要的是两个人在一种强大的本能驱使下走到一起,他们心里清楚这是个正确的决定。的确,一场婚姻看上去越是草率(也许两人才认识六个月;其中一个人没有工作,或两个人都才勉强算成年人),感觉就越是牢靠。理性这种痛苦的催化剂,这种对精打细算的需求,犯下了种种错误,而鲁莽被用来平衡这些错误。对本能的推崇,是千百年来不合理的理性造成的创伤性反应。

    我们相信自己是在婚姻中追寻幸福,然而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真正在追寻的是亲密——而这一点完全可以是我们寻找幸福的计划的一道障碍。我们希望在成人关系中重建儿时熟悉的感受。我们在早年品尝到的爱,往往会和另一些更具毁灭性的作用力混为一谈:想要去帮助一个失控的成年人的感觉、被剥夺父母关爱或害怕父母愤怒的感觉、因缺乏安全感而不愿表达个人意愿的感觉。那么,当作为成年人的我们拒绝一个婚姻对象的理由不是他们错了,而是他们太正确——太均衡、成熟、善解人意和可靠——那又是何其合乎情理啊。毕竟在我们心里,这种正确是种陌生的感觉。我们和错误的人结婚是因为,我们不把被爱和幸福感联系起来。

    孤独的感觉也会让我们犯错。当我们无法忍受一个人的生活时,谁也无法用最佳的心态去选择伴侣。要想保持适度的挑剔,我们必须彻底接受一个现实:接下来的多年可能要一个人过;否则,我们就有可能是为了摆脱单身而选择,而不是因为我们爱上了一个让我们逃脱孤独命运的伴侣。

    最后,我们结婚是为了将一种美好的感受固化。我们设想婚姻可以把我们初次产生求婚念头那一刻的喜悦之情保存起来:也许我们是在威尼斯,在泻湖上,乘着一艘摩托艇,落日余晖在水面上泛起粼粼波光,我们聊着自己的灵魂中似乎从未有人触碰过的某个角落,过一会儿可能还要去一个主打意大利烩饭的馆子共进晚餐。我们结婚,是为了让这些美好感受成为永恒,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感受和婚姻制度之间并不存在切实的关联。

    事实上婚姻往往把我们推向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更具经营色彩的层面,它可能是在一座郊区房子里展开的,上班的地方很远,孩子能把人气死,这些会扼杀当初让他们产生结婚念头的激情。这其中唯一不变的一个成分就是伴侣。而我们选择的这个成分可能是错的。

    好消息是,如果发现我们跟不适合的人结了婚也不要紧。

    我们一定不能放弃他或她,要放弃的只是内心深处的浪漫想法,即世界上存在能满足我们所有需求和向往的完美伴侣。过去250年间,西方对婚姻的理解一直以此为基础。

    上述浪漫想法需要让位给一种带有悲剧色彩(有时也带有喜剧色彩)的观点:每个人都会让我们感到困扰、愤怒、烦恼、发狂、失望——而我们也会对他们做同样的事。我们可能会有无尽的空虚感和不完整感。但这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也不是离婚的理由。选择向哪个人奉上一生的承诺,只关乎我们最愿意做出哪些牺牲,忍受哪些特定的痛苦。

    这种悲观的理念有助于处理婚姻中的许多烦恼和躁动。听起来或许有些奇怪,但悲观主义的确可以舒缓我们的浪漫文化加于婚姻之上的那种过于不切实际的压力。某个特定的伴侣无法让我们摆脱悲伤和忧郁,不能被当成否定那个人的理由,也不意味着一场婚姻注定要失败,必须转而寻找更好的。

    最适合我们的人并不是与我们志趣完全相投的人(这样的他或她并不存在),而是能够就不同的志趣聪明地进行协商的人,是善于求同存异的人。一个“不算太不适合”的人的真正标志,不是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完美互补,而是有能力包容差异。契合是爱的成就,千万不要把它当成爱的前提。

    浪漫主义对我们一直没有帮助,它是一种严苛的理念。它让我们在婚姻中经历的许多事情显得异常而恶劣。它让我们感到孤独,让我们相信我们的不完美婚姻并不“正常”。我们应该学着包容所谓的“不正常”,尽可能以更宽容、幽默、充满善意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以及伴侣身上的种种“不正常”之处。

    本文为时报观点文章,作者阿兰·德·波顿著有小说《爱的轨迹》(The Course of Love)。

    翻译:李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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