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女”歧视和家庭压力之间：中国女性的两难
Lisk Feng
北京——9月底的一个周六下午，我坐在高中崭新的大礼堂里观看十周年毕业返校庆典。庆典临近尾声，老师们走上讲台致辞。
“女生们，我希望你们可以尽快找到人生伴侣，”语文老师用当年督促我们高考成功的严肃口吻说道。“婚姻不可耽搁，”生物老师提醒道。体育老师提出将单身女校友介绍给她丈夫公司的男性未婚人士。
在庆典结束后的晚餐席上，大家聊起了职业变动这个话题。一个朋友出人意料地宣布她即将搬到南部都市深圳去开始一份新的工作。另一位同学在羡慕她的勇气之余同学，为她的选择感到担忧，问她是否了解一位二十七八岁尚无孩子的女性求职可能遇到的“复杂问题”？
作为中国经济腾飞的受益者，我和我的女同学们正在通向四面八方的精彩职场道路上顺利前行。然而瞬息万变的中国社会条件对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却并不总一目了然。近些年的中国社会变化带给我们新的自由与梦想，却也削弱了以前帮助缩小性别差距的政策与意识，从另一些意义上为女性上制造了障碍。
自从90年代商品房市场诞生，买房成了都市家庭的共同追求，也成了男女走向婚姻殿堂的垫脚石。传统观念的复兴以及房地产价格的高涨让人们普遍认同丈夫应该承担买房大部分的费用，并把房产视为他的财产。一份2012年的研究显示，尽管百分之七十的新娘或她们的家庭为买房作出了贡献，她们的名字只出现在30%的房契上。
这种格局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后果。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婚姻法》修正案中允许婚姻双方在离婚时各自保留自己名下的财产。随着中国在过去十年离婚率翻倍，女性的名字被排除在房契之外意味着她们在离婚时将遭受惨重的经济损失。
在商量家庭内部事务时，女性可以用生育作为商讨的筹码。政府近期取消独生子女政策的决定更加大了筹码的力量。于是有时女性为了拥有住房，会采取非常手段。
我家隔壁曾住着一对老龄夫妇与他们的儿子儿媳。两年前，他们出乎意料地卖掉了宽敞的公寓，用换来的钱买了两套小型住房。我之后得知，年轻的儿媳要求她的公婆给她单独的住房，否则拒绝生育。
然而这些社会变化为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的选择带来的总体影响却令人担忧。
即便在政府宣扬男女平等的毛泽东时代，家务和育儿实际上总是女性的职责。8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随着政府对育儿扶持的减少和中产阶级对早教投入精力的增加，妇女的责任变得更重了。也是在这时期，妇女开始加入市场经济，在新的规则下和男性竞争。
尽管包括我妈妈在内的许多母亲娴熟地兼顾了家庭和工作，妇女感到在没有政策支持和伴侣的帮助下，独立承担这些任务十分困难。
“如果要在北京带大两个孩子，我绝对无法兼顾工作，”一位在谷歌北京公司做市场营销的朋友对我说，解释这是她不会选择利用二胎政策的原因。
遍布于职场上对孕妇的歧视性政策同样让人头疼。“以前女性在生过孩子后就好找工作了，”高中聚会时一位同学说道。“现在雇方要担心还有第二次。”
这些困难在西方女权运动的辩论中耳熟能详，但它们在中国仍是新兴问题，导致人们对于改变现状不抱有太大希望。当我对女性朋友们提出父亲应当承担一半带孩子和做家务的责任时，她们往往一脸惊讶，或露出难以置信的微笑。
孩子并非中国都市女性唯一要照顾的对象。中国特大城市的老龄人口正在剧增——上海如今有一千四百万年龄超过60岁的老人，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五——为中国城市简陋的养老系统带来压力。为了将一部分负担转移到家庭身上，政府于2013年通过一项法律，要求成人必须定期探望父母。
但这项规定仅仅反映了已经摆在眼前的社会现实。研究显示，大部分的都市家庭中已婚夫妇都负责照顾老人，其中主要责任落在女方身上。除了自己父母外，妻子们常常还要担当照顾公婆的责任。
由此看来，中国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经济独立的女性决定推迟或放弃婚姻，难道是件令人吃惊的事吗？一份2010年的研究显示，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女性中，一半处于未婚或离异状态。她们在政府与媒体的口中被谴责为“剩女”，成为像我高中老师一样的人们好言相劝的对象，也招来社会上另一些不甚友善的偏见。
几天前，一位在国营出版社工作的女编辑若无其事地告诉我，她刚刚拒绝了一位应聘编辑工作的符合条件的女性应聘者，原因是她36岁仍然单身，说明她一定有“严重人格缺陷”或“心理问题”。
尽管性别歧视广泛存在，公共舆论却对其少有谈论。贬低女性的言语和对女性充满偏见的刻画充斥着从童书到电视剧的文化产品。春节联欢晚会作为由政府主办、全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在今年演出的一个小品中将未婚女性比作二手棉袄；另一个小品中，一位女性政府官员大言不惭地教导一位下属如何讨好男性上司。
不同的声音尽管数量有限，仍然在寻找他们自己发声的渠道。社交媒体上关于性别的讨论如日中天，大男子主义被戏称为“直男癌”。线下，女权主义者们自发组织例如“向前一步”的女性社团来增进女性互助，交换职场建议。大学话剧社将诸如《阴道独白》一类带女权主义色彩的话剧搬上舞台。然而更加激进的尝试——例如“女权五女”对公共交通上行侵扰提出的公开抗议——却遭到政府的残酷打压。
2013年，一位23岁的北京女大学毕业生起诉了一家拒绝了她工作申请的培训机构。她对媒体解释道，她被告知自己被拒的原因是“行政助理岗位需要雇佣男性，可以承担例如为饮水机换水一类的体力活。”
法院最终判决培训机构赔偿女性4500美元。这起官司被视为中国第一起性别歧视诉讼案。
“终于有人站出来反对了，”女学生的律师说道。
作者高雨莘供职于一家研究机构，从事社会政策分析。
作为一名中国职业女性，你遇到过哪些障碍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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