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金霞 向着那温暖与明亮

案：以下为2012年01月21日 《新京报 书评周刊》所做专题《寻路语文》之访谈。

“寻路语文”与“向着那温暖与明亮”都是当初我写作《不拘一格教语文》一书时，所曾构想的书名。

访谈时，与朱桂英女士交流过心路历程，她将二者用于本次专题中，分作标题。

史金霞，生于上世纪70年代，19岁起执教中学语文，至今已18年。曾在河北偏远地区孤独探索，也曾在私立学校实践自己的教学理念，现执教苏州。她坚持在体制内寻求语文教育的突围，纵现实尘土飞扬，教育立人的理想之光不灭：追求自我完善，不拘泥于自身之限；追求课堂的开放，不拘泥于教材之限；追求语文的丰盈，不拘泥于应试之格。

行动，你就是体制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要“出”现存教育之“格”？

　　史金霞：做老师是我自己的选择，因为我不想让更多的孩子，还像我这样，感慨自己人生中，没有遇到一个能够在思想精神心灵方面，给我以启迪引领的老师，悲叹自己在最好的年华里，读了一大堆垃圾书。

　　从一开始教语文，我就没有照本宣科过。也从一开始教语文，就没有用考试来压榨学生，我从来记不住学生的分数。我不想用野蛮的愚蠢的手段获取分数，不求分数，分数应该自得，分数是不需要担心的。而且，比分数重要的东西多得是。

新京报：整个中学教育体制，仍然没有摆脱高考分数的导向作用，作为教师，你也被其牵制，你怎样在安身的同时，安置你的教育理想？

　　史金霞：正是因为如此，我对考试也非全然淡然状态，在经历一系列失败后，就开始寻找理想与现实的平衡，寻找个人与体制的平衡。简单而言，就是花精力去研究体制的规则，研究高考的规律。我是有所期待的，即通过高考证明自己，我这样教语文才是合情合理的，而且，这样教语文与高考并不对立。

　　我很执着的一点是，我必须要在这个体制里，用我的方法取得这个体制里的人们的认可，我才能做更多，更有力量，也才能让更多的人也像我这样做。那么，慢慢地，这个体制所认可的那种粗暴野蛮的方式，不就可以被排除出去了吗？

　　而且，有更多人这么做，对于必须在这个体制里接受教育的那些孩子而言，也是更多的一种福祉。我有这样的一种使命感，不是别人加给我的，是我自己给自己的。

新京报：先自己通关，再设法改变规则？

　　史金霞：太多的人，把责任都归咎于别人，归咎于体制，而忽视了自己的作为。其实你就是体制，你改变了，体制就改变了。

　　但是，当我在体制之内站稳了脚跟之后。我失望地发现，原来这还仅仅是我个人的成功，我能做的还是很少。

　　我一度觉得自己就是跟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后来我想，只要我能影响身边的一个人，无论是学生，还是同行的老师，即功莫大焉，蝴蝶效应是很强大的。所以遇到事情，我会以理抗争，有时我尝试的教学方法，也不被认可，比如以写读书笔记代考试，但如果你坚信自己是对的，总是可以说服他人。

　　胸怀理想但脚踏实地，要能让自己的理念行得通，最重要的是，不要有智力上的优越感。尊重同行，求同存异，宽容是自由的前提，在坚守自己原则的前提下，妥协也是一种成熟。

　　现在的我，就是努力扩大自己的影响，著书立说，让自己有更多的话语权。我在接下来，会很勤奋地写书，就是要占领这些可以占领的阵地，坚决不阵亡。

教材，以开放的心灵去其蔽

新京报：教材问题，是近几年来比较受关注的，很多人都从不同角度指出，比如脱离历史真相，僵硬道德说教，格式化灌输等，你如何让学生与自己皆免受其害？

　　史金霞：我的解决之道，首先是教师自己要去面对问题，不能立定教室，不闻天下事。在我未看到韦君宜的《思痛录》时，我曾热情执教《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课文，因为对其历史背景了解不深，至今想来，仍有惭愧。

　　所以，教师必须要花力气，要能够不断更新、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通过大量的阅读，通过网络，吐故纳新，保持生长的状态。教师要恢复自己的常识判断，鼓励自己的勇气，要养成批判、思考的习惯意识。

　　同时，尊重真实，尊重常识，尽量控制感情的泛滥，让自己趋于理性平静，不追求以情动人，也力避自我陶醉，无论对于自我还是现实，都保持清醒的认识。

　　然后，教师要自己构建课程，不要受制于教材，而是“用”教材。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是，让学生去追求真、善、美，拥有独立的思考与开阔的视野，与考试并不矛盾。教材只是课堂的一部分，可灵活用之，只要教师有足够的知识储备，你就可以用真相去解构谎言，以美褪恶，以诚去俗。

新京报：叶开指出小学课本很多虚构伪造之作，到中学，学生已经吸了很多毒，你有一些特别的排毒措施吗？学生有一个先在的知识框架和之前教育留下的思维模式，你怎样去拓宽改变？

　　史金霞：这个就是要通过课堂教学，阅读，写作，还有看电影这些所有的手段，一边排毒一边新建。这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有一个原则，就是循序渐进并且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让他们自己从生活常识出发，怀疑，反省，质问，探求。

　　在我教学生涯早期，我可能更多地是致力于追求教育教学中的善与美。而2008年以后，我就将求真放在了首位，重中之重。有了真，善和美才有了生存的根基，善才有力量，美才能生长，离开了真，善很容易成为伪善或者怯懦或者愚蠢，美很容易成为粉饰或者畸形或者谎言。

　　信息不对称，就会造成愚昧，我有意识地拓展学生的阅读，拓宽他们的视野，要让他们获取的信息丰富多元，这样，有了困惑，有了疑问，有了思考，有了批评，就有了思想，就逐渐地接近真相。

　　还有一点，现在的孩子其实接触的信息，并不仅仅是语文教材，语文课堂。他们是伴随着网络长大的一代，各种媒介比较丰富，很多东西，他们也能够自己获得的，倒是许多老师，比不上孩子。所以，这个时代做教师，如果你不肯遵循常识，不尊重真实，其实，是会被知道真实具备常识的学生所耻笑的，学生会看不起这样的教师。

课堂：共植爱与希望

新京报：在《不拘一格教语文》一书中，你有意把属于方法论的那部分，凸显在书中，请谈谈你为何在此书中如此重视作为方法论的部分？

　　史金霞：中学语文老师的整体素质不容乐观。体制塑造了只求存在只问分数的教学机器，同时，优秀的人又不愿担任教师之职。面对这一切，我是心怀同情，也有焦虑。我就是希望以自己的行动，告诉人家，看，我是这样做的，课可以这样上，你也可以。

　　如你所说，很多的语文老师看过我的书后，看到的还是技术方面的东西，形式方面的东西，外在的东西。

　　但是，我并不因此失望。因为其实这也是我这本书的定位的一个目的。我想让更多老师看到我这本书，觉得其中的东西，他们也想做，也想尝试，而不是被动地或者主动地为了应试疲于奔命或不择手段。有点得寸进尺的意愿。先敲开他们的门，触动他们。

新京报：你对课堂有自己的测评标准吗？在你看来，怎样的课堂是成功的？

　　史金霞：我不会用热闹与否来评价自己的课，也不会用动人与否来评价自己的课，课堂是不是令我满意，就看学生。一个是学生课堂上的反应，是不是思考了，是不是对话了，是不是有了新的发现、新的问题，对我自己而言，是不是促进了我对于文本的理解，或者对于某个问题的思考。学生和老师在课堂上，有时是可以获得同步的成长的。

新京报：你对自己的语文课的期待是？

　　史金霞：立足语文来关注历史和现实，使语文课有温度又有重量，有情怀又有语文的特色。在当下，语文或许不得不承担很多，但是，也不能认为语文可以承担一切。要认识到一个语文教师以及一门语文课的局限性。

　　我希望语文是向着温暖与光明的。温暖，就是要有爱，有人性，有乐趣，有成长——其实，不止语文课应该如此。明亮，就是要有理智，有希望，有生活，有力量，有担当——其实，也不止语文课应该如此。

采写/新京报报记者 朱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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