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脏话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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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乐儿
南方朔：当代知名作家、诗人、时政评论家、新闻工作者、媒体知识分子，被誉为“最用功的民间学者”。
很多毛病我都可以改，
唯有低俗不能。
我们为什么爱说脏话？
因为脏话才能抒情。
我们为什么爱说脏话？
因为脏话才能表达亲密。
我们为什么爱说脏话？
因为脏话才能稀释矫情。
如果我们使用脏话才能方便表达，
就把脏话当语气助词、当一种修辞不就行了？
——某蒙语
一个社会不怕“肮脏”，而只怕对“肮脏”失去了自觉，甚至在“政治效忠”下，连“肮脏”也都变成了正当。
脏话：雄性语言暴力
当代女性主义主要思想家苏珊·桑塔格说过：
语言乃是性别歧视最坚强而顽固的堡垒，它粗暴地让反女性者高高地坐于庙堂之上。
语言乃是一种权力，人们在广泛的语言使用中，除了表述自己外，也同时借着语言的区隔、归类、排除，而将歧视与偏见建构出一个系统。
这就是“语言的暴力系统”。
而至今为止，由于雄性权力始终独占着语言的使用，辱骂女性的脏话也就层出不穷，而女性回骂，除了“沙猪”这个概念性的语词外，其他脏话极其稀少。
写《鲁滨逊漂流记》的笛福在十七世纪时说道：
“讲脏话在女人中尚未成为一种模式，诸如‘天杀的’这样的字眼也不会从女性舌头上跑出来，它乃是男性的邪恶，妇女尚未到此境界。”
而这种情况到了十八世纪亦然。
当时的大作家斯威夫特在一七三八年也说道：“有司法界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知道一些女人讲脏话骂人的事情，而我要坦白地说，他们所说的确实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在我的经验里，我从未在熟悉的女性里看到过这种事情，至少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
而纵使到了二十世纪后期，女性主义抬头，这种脏话传统亦未改变。
西蒙波娃在一九七九年的访谈录里说道：
语言承袭自雄性社会，它包含了许多雄性的偏见。
女性只要去偷用他们的工具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打破它，或先验地想要去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脏话系统。
女人只能而且只有去窃取男人的脏话，最关键的原因，或许乃在于女人还没有足够的权力去掌控并发展女性的脏话，也可能女性不认为有必要去建造另一种女性的脏话体系。
但纵使女性有意借着讲脏话来反击男性的脏话，但当女人讲出脏话时，仍会遭到异样的眼神或指责。
因此，今天人们所用的脏话，都是雄性语言暴力的一部分。
从文明的早期开始，由于人们相信语言具有魔力，讲脏话来诅咒别人即告出现。
除了诅咒和侵犯他人的脏话外，古代社会由于普遍都有禁忌的存在，围绕着禁忌而展开的脏话也同样逐渐形成。
诅咒和禁忌乃是脏话的两个源头，而这两者又经常合而为一。
诅咒式的脏话如“天杀的”，乃是人们承续了过去的神秘信仰，认为讲了这样的脏话，“天”就真的会把对方“杀”掉。
而禁忌式的脏话，则是要借着语言上的侵犯，替对方戴上一顶败德的帽子，如“婊子养的”（SonofBitch）、“妓女”（Whore）等皆属之。
禁忌式的脏话，它的目的乃是在于羞辱，借以形成一种“我优你劣”的支配秩序，所有的脏话都以宗教、族群、职业、性别等为主轴。
在“性别脏话”里我们可以说：“男子借着对女人的脏话而占领着权力，而女性则在脏话的侵犯里臣服。”
人类的脏话本身就有一部长长的历史。有关亵神的、淫猥的、侵犯的脏话始终未曾间断。
到了近代，其他与宗教和政治等有关的脏话已逐渐地减少或被转移掉，性别脏话几乎已成了脏话的最后桥头堡，而这可能和女性权力意识与社会地位的逐渐提高有关--当女人的存在已威胁到某些男人，那些自认受到威胁的，就会格外地使用脏话来展开侮辱与攻击。
综合而言，以英语为例，这些性别脏话计有：
--以女性身体的非法化为主的，如Cunt、Twat、Tit、Fanny、Merkin、Prat、Punk等。这些脏话所指的都是女性的下体部位。
--将女性比喻为雌性动物的，如“母猪”（Sow）、“母牛”（Cow）之类。
--将败德的标签贴在女性头上，例如“娼妓”就是一大类。如Whore、Harlot、Strumpet、Bawd、Drab、Trull、Bitch、Bimbo等。
--使用莫须有的形容词来辱骂女性，如“淫荡”（Wanton）、“不贞”（Unchaste）、“下贱”（Filth）等。
--直接的侵犯式咒骂语如Funk、Prick等。
脏话乃是“语言之癌”，也是语言世界里的垃圾。
它使得人们借着语言而沟通的可能性降低，甚至造成沟通的切断。
在脏话横行无忌的社会，咒骂别人的脏话讲多了，语言甚至会落实成行动，而变成真正的暴力。
也正因此，无论古今中外，遂都将侵犯式的脏话视为一种垃圾或罪过。
在古代中国，我们借着士大夫价值体系的建立，而将“恶言”视为没有品格。而在西方亦然。
以英国为例，讲脏话除了伦理上不容许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甚至以法律方式来规范。
公元900年的《艾尔弗雷德法》（LawofAlfred）即首度明订不可以说出亵神的脏话。
英王亨利一世（1068～1135）时甚至明订公爵讲脏话罚四十先令，伯爵二十先令，子爵十先令，自耕农三先令四便士，而童仆下人则每说一次脏话即挨一皮鞭。
而处罚最重的，乃是法兰西在圣路易斯的时代（1214～1270）。
他颁布法令，规定“凡公开讲脏话的，即应在脸上以热铁烙印，使他得到教训”。
在西方，对于脏话更有自觉，乃是开始于文艺复兴时代。
当时的识字阶级对人的价值已有了察觉，并对过去那种苟存的生活方式有所不满。
因此，遂对行为上的“肮脏”和语言上的“肮脏”开始反省。
例如，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欧洲人无论王族或平民，都仍然用手抓食物，残羹碎骨则往桌下丢，而猫狗则在桌下争食吵闹，至于油腻的双手则随便地往衣服上抹。
由于体会到这种行为实在“碍眼”--即让眼睛觉得看到“脏”，遂有了刀叉与餐巾制度的发明。
因此，古代所谓的“脏”，其实与后来卫生观念里的“脏”并无关系，以前的“脏”指的是感觉上的自在清爽。
这种对“脏”的感觉，也反映到了对语言的态度上，下流的、亵渎的或侵犯的脏话，都会受到指责甚或处罚。
在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的时代，有位爵士塞德利尼（CharlesSedley）即因说了脏话而被罚500镑，在那个时代这是不可思议的天价。
在近代文明史上，脏话最泛滥的可能是法国大革命后的巴黎。
法国大革命造成阶级大翻身，下层翻成了上层，而上层则倒转为下层，于是，乡野粗鄙的语言和行为遂刹那之间都获得了正当性。
穆希尔如此写过一七八一到一七八八年间的巴黎：
纵使最简单的市集或店铺，人们都有本领为了任何不相干的事情而讲成一堆。
即使最小额的买卖，也要费掉一堆口水。
为了几分钱的杀价，大家都要把肺吵到疲累不堪。
室内无休无止的说话还不够，连走道、路边等也都要继续。
咖啡餐馆里的噪音、咆哮、争嚷乃是巴黎人所熟悉的。咖啡餐馆每个位子都有一堆人在那里吵闹。如果只有一个人，他会拉着跑堂小厮、老板娘或出纳大声讲话，如果这些人忙得不理他，他就会大声嚷嚷，看是否能引起别人注意听他讲话。
车夫、送货员等在这里大声叫骂、讲脏话，最后相互咒骂并大打出手，打了又骂，骂了又打。
而在渡船上，则永远是大家在此咆哮，甚至水手们都听不到彼此的划船口令，如果两艘渡轮擦身而过，则两艘船上的人都隔空对骂。
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巴黎，粗鄙的脏话盛行，暴力也脱离了语言而成为新的现实。
骂人的脏话盛行，使得那时候莫须有的随便侮辱人也司空见惯。
法国大革命的苦果是，随着语言暴力的增加和社会暴力的扩大，最后社会倒退、君主复辟，最后是警察部门介入脏话事务--凡以脏话侮辱别人尊严的，在被检举而有见证人的情况下，都将被捕入狱。
警察大规模介入平民的语言，这乃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后来各式各样的检查制度，可以说以此为滥觞。
在十八世纪，乃是西方脏话盛行的时代，社会的变化加速，使得侵犯式的脏话被推波助澜般的扩大，这使得“荣誉管理”（ReputationManagement）的概念出现。
不但社会应管制脏话，每个人也应当管理自己的说脏话，勿侵犯他人的尊严。
在一八二一年时，英国散文大家及知识分子领袖哈兹立特（WilliamHozlitt，1778～1830）对当时侵犯性的脏话盛行，至为不满，因而说道：“今天的英国，已成了嘴巴肮脏恶毒的国家。”
但过了一百年，英国另一位文论家格雷夫斯（RobertR。Graves）却于一九三六年说道：“今天的英国，恶毒的脏话已很少了。”
那么，这一百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主要的乃是依靠着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教化，它以人品和格调等为教化之目标，借以形成新的文明规矩。
由许多记载可以知道，那个时代的欧洲中产阶级家庭，如果儿童口出恶言脏话，父母多半都会要求他去洗嘴巴以资惩罚。
只有肮脏的嘴才会讲出肮脏的话，将“肮脏”的概念抽象化，从而导入“洁净”的概念，其实乃是文明进步的一个主轴--人应当有一种自我期许，那就是不能让自己的嘴巴变成思想的垃圾场！
整个十九世纪，乃是人们借着清理“肮脏”而重塑文明的时代，那个时代当然有“检查制度”，对各种亵渎的语言思想加以限制，但就整体结果而言，它终究瑕不掩瑜。
由于时代对“脏话”有着限制，许多“脏话”也都被迫或自动地产生一种“掩饰机制”（DisguiseMechanism）--它是一种机制，借着字和韵的变化，将一句“脏话”里“肮脏”的部分冲淡或转移掉，而后让“脏话”变得不是那么“肮脏”，甚至把“肮脏”抽离成一种中性的示意性符号。
这种“掩饰机制”，有如下的例证：
--例如一般的“脏话”里，Goddamnyou，将它简化成Damnyou之后，它的亵渎特性即大大减低。--例如有些“脏话”可以借着字眼的转移而冲淡，如shit变为shucks、shoot、sherber；fuck变为eff、effing、froth、frig等；cunt变为berkeleyhunt，fuck变为friariuck；cook变为faucet等。
这种“掩饰机制”，在中文里亦然。
举例而言，我们的侵犯性“脏话”里，“操”字被香港人变为“靠”，即是典型的代表，当人们说“我靠”而非“我操”，其意义在程度上已有了极大的差别！
近代学者曾研究过各国的“脏话”，以英语国家为例，英国及英国中产移民小区，如美国东岸、南非等的脏话较少，美国的西部和边疆地区，以及澳大利亚等，则脏话盛行，学者并认为这是一种“侵犯式国民性”。
这当然是一种误见--喜欢讲脏话的国家或地区，并不意味着它的人种或质量即比较低劣，这是文明发展的过程，许多国家地区正处于低等阶段，侵犯性的性别脏话即是低等阶段的表征。
因此，那个林姓民进党“立委”咒骂陈文茜，像他那种出身的人，从小在脏话堆里长大，现在脏话夺口而出，这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真正让人惊讶并失望的乃是：--当他用脏话骂人，而后又断了三颗牙齿，民进党居然对这起脏话风波完全无动于衷；一个社会当政治的效忠与党派意识已凌驾于文明的客观标准，这个社会日益加速向下沉沦殆已注定。
--林姓“立委”摔断三颗牙齿后，民进党大老去医院慰问者有之，而群众居然还有人送金牌安慰。
这样的反应实在太滑稽了，而就在这种滑稽里，我们所看到的则是台湾法西斯化的程度正在加深。
如果有个民进党女立委被其他党辱骂，他们一定借机厮闹不休，它旗下的女性主义者也一定大做文章，说不定还会发动什么群众运动，而今被辱骂的是别人，而骂人者是同志，什么是非公理统统都靠边站，这点或许才是台湾真正的悲哀。
“团体内效忠”（In-GroupLoyalty）超过客观的公理，这种社会的公理即告荡然，这乃是今日台湾的写照。
一个社会不怕“肮脏”，而只怕对“肮脏”失去了自觉，甚至在“政治效忠”下，连“肮脏”也都变成了正当。
由林姓“立委”又被慰问，又被送金牌，我们已可预估到每个嘴巴都是垃圾场的日子已不再远了。
本文摘自 南方朔 著《语言是我们的希望》，法律出版社，201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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