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G年度深度好文——陈德铭：改革开放见证中国坚持融入、深刻影响全球价值链的40年

2017年在全球化面临冲击、全球治理迎来发展变革的历史时刻落幕，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会主题也为“在分化的世界中加强合作”。作为长期聚焦中国全球化战略的智库，CCG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和全球化发展进程，2017年邀请了十余位国内外政要、学者和企业领袖就国际政经等关键议题发表演讲。值此新春佳节，特选相关重要议题或具战略意义的CCG演讲与读者分享，希望阖家欢聚之时带来别具一格的思想盛宴，共同展望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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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铭，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中国商务部原部长

全球价值链研究对经济发展之影响

全球价值链已经逐渐成为国际多边经济组织和区域合作体频繁引用的一个热词，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将此作为经济起飞的抓手。2014年APEC领导人北京会议承诺，由中美共同牵头，拟于2018年底建成21个经济体的贸易增加值核算数据库，通过贸易增加值核算，更真实地反映亚太地区价值链贸易利益交融的特点。然而，真正把握全球价值链的真谛，准确运用其核算与分析，却并非易事。

首先，全球价值链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概念和产物。200年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一直指导和支配着国际贸易，在一国完成的产品通过交换，到另一国去消费。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信息业和运输业的兴旺发达，跨国公司开始在全球布局生产。现在，一个产品，尤其是复杂产品，往往是多国生产的零部件的集成，跨国公司内部的国际贸易占到了全球贸易的六成以上。

商品交换是按其价值计提，实行等价交换的，而价值又抽象为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当一个产品的价值由若干个国家的劳动所形成，国际贸易中的无数产品几乎由全球所有的经济体来参与，这时再分析产品价值于国别间的分配以及彼此的链接，研究公共政策与获取价值的关系，今天所讲的全球价值链就应运而生了。

其二，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是构建在海量数据上的核算与分析，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定量分析。如果没有数学模型支持和大型计算机处理，人类自身是难以完成的。反过来说，浩大数据定量分析的精准结论，应该成为我们认识全球化演化规律，由必然走向自由的利器。

其三，对全球的生产和贸易，从价值形态定量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与传统的进出口贸易统计分析有很大程度的差别，两种方法各有所用，互相借鉴，不可替代。全球价值链不能解决各国业已存在的贸易顺逆差和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但是却能够从产品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区域合作角度知晓本国在经济全球化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可以努力的方向，对制定国别公共政策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意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价值链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寻求开放、促进发展的抓手。

中国改革开放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实践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回头看，不难发现，这40年中国的发展历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理论和政策研究的生动样本。

首先，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坚持融入全球价值链的40年。40年前，当国门初开的时候，邓小平先生就高瞻远瞩地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对外开放不单是中国的选择，也是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对所有国家的共同要求。沿着邓小平对全球大势的准确判断，我们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逐步开放市场，利用外资发展加工制造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修改完善国内法律法规，积极开展国际多边与区域合作，适时开启创新驱动，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过40年历史性的转折，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其二，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从全球价值链中获益的40年。40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实现规模、质量双提升。2013至2015年，货物贸易连续3年居世界第一位。出口稳居第一，进口稳居第二，服务贸易规模也已跃居世界第二。在此过程中，高铁、船舶、航空航天、通信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稳步增长，成为一张张“中国制造”新名片。

另一方面，40年来，中国利用外资水平也不断提高。吸收外资规模已连续25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过去5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6000亿美元。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地区总部、研发中心超过2800家。外资企业占中国企业数量不到3%，但提供了1/10的城镇就业，贡献了1/5的税收收入，1/4的工业总产值，近1/2的进出口。

同时，40年来，中国还实现了大规模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累计从农村转移了2亿多剩余劳动力，现城镇化率超过50%。目前，中国外贸直接或间接带动了1.8亿人就业，约占全国就业总数的23%。通过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国民收入也得到提升，中国贫困发生率已经降到4%以下。

其三，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深刻影响全球价值链的40年。40年来，中国从被动参与到逐步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枢纽之一。今天发布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下称《报告》）提到，2002—2008年是全球价值链扩张的全盛期。中国在加入WTO后获得了稳定的外部环境，逐步实现制度性开放，日益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之中。

金融危机过后，全球价值链活动迅速反弹，其贸易值占到全球贸易的70%。据统计，世界三个相互关联的生产中心，分别在美国、亚洲和欧洲，中国则是亚洲中心的主要枢纽。中国外贸总量占全球比重从1978年的0.8%提高到2016年的11.5%，2017年对全球贸易增长贡献率超过20%。

40年来，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日益成为影响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因素。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居世界第二位，迈入净资本输出国行列。截至2017年底，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1.4万亿美元，境外资产总额达到5万亿美元。目前，中国企业已经在国外建立了99个经贸合作区，共投资324亿美元，创造当地就业机会24.7万个。另外，我国在非洲累计实施基础设施项目1100多个，其中埃塞东方工业园等园区，填补了许多非洲国家的工业空白。而这些中国桥、中国路、中国港、中国网，创造了一个个中国奇迹，也从更深层次上给全球价值链带来新的变化。

与此同时，中国一直是全球经济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渠道地位，包括加快建设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打造APEC“中国印记”、提出G20“中国方案”、贡献金砖“中国智慧”等等。这些新的努力，也为在更大范围内塑造和引领全球价值链发展奠定了基础。

深入研究全球价值链的思考与建议

今天的世界经济,虽然从短周期看，有1-2年的好光景，但是从较长趋势分析研判，仍然充满着风险和不确定性，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尚未取得共识，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分配不均导致的民粹思潮泛滥、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等等，又助长了逆全球化，黑天鹅事件更使业已低潮的全球化蒙上阴影。

在此形势下，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能否继续和深化至关重要，我们能否从深度的实证分析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以无可辩驳的论据阐明只有开放才能发展、进步，任何闭关自守最终必将损人害己。

为此，我们的研究需要回答几个问题

首先，如何从全球价值链角度看待贸易失衡与价值分配不均的问题？以备受关注的中美贸易为例，2001-2016年，美对华贸易逆差年均增长10％以上，致使这个老问题不断受到炒作。实际上，从全球价值链角度看，中美贸易顺差是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必然结果，具有集成性和互补性的特点。中美贸易从传统观点看是失衡的，但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分析则并非如此。据中国科学院测算，2010-2013年，以增加值核算的中美贸易顺差，比以传统方式核算的要低48-56％。进一步分析，服务贸易增加值方面，由于中美不同的分工地位，顺差向美国集中，逆差向中国集中。2016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2506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中国服务贸易逆差2426亿美元，也位居世界第一。如果我们还有兴趣从获益程度分析中美贸易，不难发现利益大头也在美国。

其二，如何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有效应对各国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的问题？逆全球化思潮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经济全球化下的收益分配不均，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扩大，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问题的根子并不在全球化自身，而在于其背后的推手。全球化是在技术进步和跨国公司投资下形成的，收益当然集中在技术娴熟和资本丰厚者手中。问题是，国家宏观政策和全球治理平台应该有所作为，与时俱进地调节收益分配，造福人类的大多数。

古语说：“不患寡，患不均”，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由共产党统一领导，坚持反贪反腐，不断制定美好生活奋斗目标，因此国内的增加值分配矛盾相对比较平缓。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北美和西欧也有很大差别，根据《2018世界不平等报告》，2016年在北美收入前1％的人掌握的收入增量却与收入水平在后88％的人相当，而在西欧，这个数字则是51％。在增加值相对发展较快的英语国家和亚洲地区，收入分配矛盾也比较突出。西方民主制度遇到了挑战，如何在全球价值链研究中思考用制度约束精英为己谋利导致的不平等，恐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其三，如何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探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不平等的状况正在加剧，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许多贫困的农业社会还处于生存的极限状态，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援助，诸如基础设施建设和劳动技能培训，他们根本无法进入全球价值链。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在价值链的低端积累原始资本，思寻着如何往高附加值方向发展，以绕开中等收入陷阱。而发达经济体一方面坐拥价值链的高端享受丰厚收益，一方面又时刻警惕后来者居上分享大餐。竞争与合作是永恒的主题，既要有规则的竞争激励大家多分蛋糕，更要通过相互合作做大蛋糕。如果凡事诉求自己第一，不给他人留下空间，这个第一是小众的，而且难以保住。

中国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经历了许多发展阶段，从当初加工贸易占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二强，到如今仅有三分之一左右，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无论是外企还是民企，向周边地区转移，如今若再到美国市场去探寻，会发现在中国生产的纺织轻工产品已经大大减少了，而高端消费品依然主要由发达国家生产。

中国正在经历一个艰难的转型升级过程，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用创新驱动来弥补转移的产业。中国不仅没有限制产业转移和境外投资，反而把国门打得更开。过去5年，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比外资投入中国高出1500亿美元。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筹建了400亿规模的丝路基金，发起了已有56个国家参与的政策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以预见，今后若干年内，中国仍将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因为中国明白，在全球价值链中，只有更加开放，才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此外，黑非洲是人类最后一块可供开发的沃土，蓄势待发的发展中国家蕴藏着无限商机，帮助他们更好介入全球价值链，也即帮助自己持续发展，因为人类命运紧紧相连。

《报告》的发布，将给所有从事国际经济研究的人提供一个更新的视野，一种更广袤的启迪。我希望对外经贸大学的教授、全球价值链研究院的研究员以及《报告》的作者们，未来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成果，尤其希望能对服务贸易有更深度的思考。新经济形势下出现了大量的无形资产，当它孤立时的市值极低，一旦能让多方同时使用时，则既有溢出性又有协同性，因而在价值链中飘泊不定，在未来商业模式创新中将极其重要。同时，我还希望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通过计算机对既有全球价值链环境条件和价值链接进行再学习，以探索未来更好的公共政策和价值链模式。当然，更高形式的经济全球化，将有待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和意识的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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