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专业性地讲好中国故事？”“如何通过加强与国际的沟通对话增进第三方理解？”“讲述中国通过说理还是情绪感染效果更佳？”……全球化智库（CCG）北京总部报告厅中回响着许多引人深思的问题和就此延展开的探讨。当前，我国对外传播的规模、渠道、技术等都取得了跨越式进步，然而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还没有形成，我国国际传播中 “有理说不出”“说出传不开”“传开人不信”的话语困境仍存。2021年7月14日，全球化智库（CCG）发布新书《我向世界说中国》，并以“中国新叙事”为主题举办研讨会，专家学者共话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新模式，为中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建言献策。
中信出版集团副总编辑蒋永军在致辞中表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中央议事日程上越来越重要。一直以来，中信出版集团也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力量与平台，在向读者呈现具有学术价值、社会价值的国内外优秀读物的同时，也将中国优秀作品输出到世界各国，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当今中国的发展故事可谓波澜壮阔，精彩纷呈，吸引了各方瞩目，但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难免会引起一些误解和有意的曲解，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这次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中，这种情况尤为明显。鉴于此，当前中国急需发出在国际舞台上有影响力的声音，向世界讲述中国的发展故事。智库作为“二轨外交”的主要参与者，在国际交流中更加开放、灵活，是官方对外沟通的润滑剂，尤其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当下可以大有作为，《我向世界说中国》这本书向我们讲述了全球化智库在成立以来的十余年间如何致力于向世界诠释中国的发展模式，降低外界对中国的误解。
CCG主任王辉耀发布新书，并介绍了该书的背景和意义，近年来，在国际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实现中国在国际传播上的突围，以及如何打造新的叙事方式和模式，CCG做了很多创新性的尝试。这本书实际讲述了这几年CCG参加芒克辩论、慕安会、达沃斯论坛、巴黎和平论坛等，以及遍访美国基本所有的智库参与 “二轨外交”，把参加这些活动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写下来，希望以这种深入细微的方式开展交流与对话，通过分享参与国际交流的经历与读者朋友们共鸣，来思考新时代如何做好国际交流与传播。
CCG秘书长苗绿分享了CCG多年来在国际上讲述中国故事的案例，以及CCG打造国际交流新叙事体系的十条经验：第一，全球化视野思考中国问题，多说共同价值，多讲普遍性，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全球化声音；第二，少理念倡导，多客观理性表达，用事实与数据说话。多讲中国对全球化的贡献，从多边角度讲中国故事；第三，谦和而自信，包容而有立场，相互尊重，对话姿态，不以驳倒对方为目的，传递自身理念，做有效沟通；第四，创新民间化叙事话语体系，兼容并包，从政治、外交、商业、人文、个体经验多层次多角度讲述个案。尤其通过讲述中国文化底蕴分析中国现实发展逻辑；第五，接受国际主流媒体访问，通过国际社交媒体发声；第六，走出去主动参与国际主流论坛平台，积极发言交流；第七，主动设置议题，在国际主流平台扩大议题影响力；第八，创造性搭建新型国际交流平台，建设性发起新型多边国际组织。第九，勇于直面不同意见，接触多元交流对象，在中外政商学研界建立广泛交流与对话，促进民间二轨外交。第十，及时紧跟国际国内热点，灵活通过多渠道多方式传播增强智库影响力。
在研讨环节，CCG特邀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储殷表示，“讲好中国故事”经历了由浅及深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中国从最初力求在以西方为主导的话语体系中传递声音的“夹缝求生”时期，转变到依托“一带一路”为载体助推中国文化“出海”以增强世界其他各国对中华文化的价值认同时期，再到当下政府引导社会各界努力构建新时代下的大外宣格局，可以看到中国不断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应势调整传播路径，逐步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外宣格局。然而，当前中国在国际传播中需警惕“外宣内宣化”的陷阱，即需要高度重视传播环境、语境、业态、规范等方面的差异，注重内外有别。同时，储殷分析了“外宣内宣化”所带来的三个传播困境：其一，增加话语冲突和文化误读；其二，降低了中国叙事的专业性，导致无法正确传递中国的意思表示；其三，互联网的红利时代给传播的内容创造及表现形式带来了浮躁的气息，容易导致在展现中国正面形象的过程中给自身带来文化反噬。最后，储殷指出，《我向世界说中国》一书重点回答了“如何专业性地讲好中国故事”、“如何通过加强与国际的沟通对话增进第三方理解”等话题，在实践层面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董关鹏指出，现在中国的外宣一大问题在于说的太多，而听的太少。而他认为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都是既听也说，听得足够有智慧了，说的自然有智慧，而且最后产生的结果往往不是对立和极端，而是大家集中把世界的事儿干好。他认为目前中国的国际传播有三个非常严重的痛点：第一是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中国国际传播形象严重不匹配。第二是中国大量的声音在西方大量人群和主流受众中听不到。第三是中国发出去的很多东西在外界得不到信赖。不但不信，还能加剧他们的恐惧，加剧他们对中国的打击。CCG能去国会山举办活动，还受到信任，这不容易。从这本书中他也体会到，首先，国际传播不是国际宣传，我们不能仅靠宣传系统做今天的国际传播，而是得靠所有的人。另外国际对话不是国际自述，因为现在自己讲中国的故事，单方面讲的太多，希望学习CCG又听又说。第三，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全民行动而非政府包揽。而CCG是民间性的，是世界话语，所以更能被接受。董关鹏希望CCG能够帮助中国城市与外界对接，并更多展现中国企业的样貌。
CCG高级研究员，中国驻纽约、旧金山原商务参赞何伟文认为，在国际舆论环境，特别是西方的舆论环境越来越恶劣的情况下，尽管中国的成绩越来越显著，却在外宣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外宣工作者需要认真思考。第一，要做好细胞，赢在细节。任何庞大的故事都是由细节构成。要赢在细节，就要对细节研究，做到扎实细致的理解，基于西方能够接受的方式。第二，中国政府要和外国的主流媒体做朋友，尽管西方主流媒体在思想上很反对中国。去年初《华盛顿邮报》说中国是东亚病夫，中国领事馆可以与西方媒体以朋友的身份进行良性沟通，从而解决问题。第三，对于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抹黑，中方要有冷静、清醒的估计。外宣工作者要知道，“媒体是政治工具”这一事实长期是不会变的；另一方面西方媒体并不代表国际声音。西方之外的世界非常广，中国要有信心，中国外宣工作的主要目标不是与西方价值观以及西方媒体作斗争，而是把中国故事传递给世界大多数人，让他们接受、了解中国。
CCG特邀研究员，华侨大学世界文明对话研究中心主任黄日涵指出，当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主要聚焦两大重点——传播的内容与模式，对此全球化智库作为民间智囊团代表，通过多年来积极开展国际对话、塑造中国正面形象给出了示范性样本。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黄日涵也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建设提出以下建议：首先要厘清立场，从容应对西方敌对势力对华的恶意抹黑；再者，需要利用当代广泛接受的、新颖的传播形式包装内容，通过中国地大物博的文化元素打造立体、全面、真实的中国形象；最后，要依托线上线下多样化平台，加强国际对话而非停留在观点驳斥，创造“接地气”、“聚人气”、“有底气”、“有灵气”的外宣作品，通过新媒体手段为更好讲述中国故事赋能。
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院长李怀亮表示，中国话语权的灵魂来自于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而这个理念和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指标一致。所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灵魂，以联合国话语体系为基本框架，以中国的案例作为生动的、鲜活的案例，就可能讲好中国故事。他指出，中国智库一个比较明显不足就是自说自话，向国内听众说的很多，对国外的听众说得特别少，没有“走出去”。CCG在这方面是中国智库的榜样，在慕安会说，在芒克辩论说，达沃斯论坛说和在其他地方说不一样，这都是一些高端的平台，在这些西方主流的话语场所去讲中国的故事，讲中国的观点，为世界贡献中国的智慧，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回顾了自2009年以来我国建立的“1+6+N”的大外宣格局，CCG探索的民间外交的新路径符合习总书记“5·31”讲话精神，他对总书记讲话印象比较深的是“战略传播”，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从“战略传播”角度来说，智库、民间“二轨外交”、人际传播的作用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他认为，在实现从国际传播向战略传播的理念升级的过程中，王辉耀理事长、苗绿秘书长这本书恰逢其时地做了前瞻性探索，提供了借鉴经验，把传统的以媒体为中心的外宣，升级到多主体、立体化为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他还指出，中国的智能媒体平台更多注重情感的表达，这种情况下，情感的传播也是中国智库传播的一个优势。此外，提高国际传播能力，不仅是媒体和智库的事，更多的还是要植根于地方的基层干部，他们需要有能力真正地去面对外国媒体、外国友人、外国智库的交流和沟通。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北京语言大学国别与区域研究院研究员寿慧生指出，中国对外传播出现了问题，一是因为中方总是从自身角度处理对外选择，很难感同身受别人听到中方言论时是怎么去感受的，缺乏共情能力。因为目前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目的是寻求别人的同情，而不是学会怎么实现共情，这是巨大的问题。导致的是把自己的意愿，自己的委屈强加给别人，从而很难实现真正的共情，真正的国际传播、国际交流。第二，中国在宣传和沟通时总在强调“中国特色”，这是很大的误区。强调中国发展道路和中国治理时，是必须要强调中国特色的，但在沟通时不可以过多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因为对外沟通是需要互动的。在国际交往上一旦过多强调特殊性，就会把普遍性的需求压制，从此交流就会产生巨大的障碍。第三，目前中国对外沟通中一定要强调别国的立场，这种思维会把所有人都变成敌人。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外交最重要的目的是把国家利益、国际影响力传达出去。朋友永远都是为了利益来跟着中国一起走的，对于朋友的问题，中国不必花太多心思，朋友和敌人的概念在国际关系当中是不断流动，不断变化的。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学研究中心教授滕继萌表示，这本书把CCG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的声音做了一个系统的总结。他指出传播需要有结果、有效果，当你向第三方传播或传递、宣讲你的观点时，应该达到一定效果，否则就是无效传播。他建议，在国外讲述中国故事的同时也穿插一些他者的故事。中国对所谓的弱者，对被剥削欺凌的第三世界的受众一直表示关怀，这种关怀，是对正义的一种关注。所以那些所谓的谴责、辩论，可以融入一个对方的他者的故事。比如提到第三世界的时候，中国过去给美国设置过议程，美国民权运动的几位著名的领袖也曾经投奔到中国来，受到了周总理的亲自接见，也就是说当时第三世界把中国视为“灯塔国”。中国有一段时间失去了这样的叙事红利或者话语能力或话语权。所以共情不一定只讲个人的故事，还可以讲他者的故事，通过把他者的故事纳入到我的叙事体系里，然后赢得对方的尊敬。同时国际传播也要考虑When、Where、What、How，把这几个因素也揉到里面讲，怎么讲，什么时间讲，还要对对方、他者有适当的研究。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强调，中国的快速崛起，给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导致了西方对华持警惕甚至敌对态度，使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的塑造上遭遇不少阻碍。针对“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一问题，王义桅表示，讲好中国故事是为了讲好世界故事，对此减少传播过程中所造成的信息误差导致的认知偏见和误解，是当务之急。对此，王义桅给出如下建议：应当立足中国改革故事，让世界更全面了解中国的传统主流文化，传递“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价值倡导。同时，讲好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是赢得中西叙事之争的前提。中国对外传播的一大主要任务是消除外界对华误解。王义桅指出，每个中国人都是一部生动的中国故事，应当以人为主体，以共情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分享中国智慧。他表示，读罢《我向世界说中国》，深感欣慰——中国在世界这一波“讲好中国故事”中不再失语、失势、失态。此书的出版，一定会激发更多的国人、智库人，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