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 基辛格：没有一个国家，哪怕美国，可以凭一国之力战胜病毒

老骆点评

历史总是相似的，一百年前的故事，一百年后照样出现。只是，故事的主角有变，故事的结局没变。西方，这个现代科学发源地，现在却成了一帮反智反科学甚至反常识（戴口罩）的政客们表演舞台。这个现代民主发源地，现在却成了政客们追逐自身或其党派利益的逐梦场。一个政府，如果连社会大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还奢谈什么合法性呢？它的权力，虽然是老百姓投票所予，但它并没有反哺它的子民安全与福祉。

这样的政府，难道不是一个失败的政府吗？基辛格告诫这些政客，要坚守西方的价值观。难道也不需要反思反思这个价值观以及建筑其上的制度吗？西方的衰败，跟这个制度本身没有关系吗？是的，正如福山所言，将来的政府不能用民主和专制二分法来分别，那么用啥来区别呢？良政还是劣政，善治还是恶治？最根本的还是，能够给老百姓带来安全、秩序、经济福祉和公平正义（基老语），而且最为重要的是能够带来生命尊严的政府，才是真正合法性政府，才是良政和善治的政府。

冠状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美国必须保护其公民免受传染病的伤害，并着手开启新时代的紧迫工作

 作者 | 亨利·基辛格

新冠病毒（Covid-19）大流行的奇异景象，让我联想起了我年轻时参加阿登战役（Battle of Bulge，1944年底至1945年初——译者注）期间在第84步兵师的经历。现在的情形就像1944年底那样，我们面对正在逼近的危险。这种危险并不针对任何特定的个人，而是随机而降、施加摧毁。但我们现在与那个遥远的年代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时，为了一个最终的国家目标，美国人的忍耐力得到了锤炼强化，而现在，在一个被撕裂的国家中，亟需高效且具有远见的政府来领导人们克服规模空前的、全球范围的障碍。维持公众的信任对社会团结、社会之间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稳定都至关重要。 国家的团结和繁荣，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国家的制度能够预见灾难，控制其影响并恢复社会稳定。当冠状病毒大流行结束时，许多国家的制度将被认为是失败的。这一判断是否客观公正已不是那么重要，事实是，经历此次疫情之后，世界将不再是原来那样。现在还在争论过去的事，只会让我们忽略当前该做的事。冠状病毒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致命性袭击人类。它的感染扩散呈指数型增长：美国的确诊病例数每五天翻一番（截至北京时间4月6日12时，美国确诊病例数为33万7637例——译者注）。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我们仍然没有研发出治愈方法。医疗物资普遍不足以应付一波又一波增长的病例数。重症监护病房已接饱和，甚至已不堪重负。检测手段还不足以确定感染的规模，也更说不上扭转病毒的传播。而研制出有效的疫苗可能还要等待12到18个月。         美国的政府部门在避免即刻爆发的灾难方面做了扎实的工作，而它们面临的最终考验将是，能否控制住病毒的传播，然后以某种能让公众对美国人自我管理能力保持信心的方式和规模彻底扭转局势。不管应对这场危机的努力多么巨大和必要，都不应该遗漏一项紧迫任务：建立向后疫情秩序（post-coronavirus order）转变的平行机制。        各国领导人现在基本是基于国家层面来应对这场危机，但寇状病毒对社会的损害不分国界。病毒对人类健康的袭击可能是暂时的——希望如此，但它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几代人。没有一个国家，哪怕是美国，可以凭一国之力战胜病毒。解决当前紧迫问题的方法，最终必须要与全球合作的愿景和规划相结合。如果我们不能同时做到这两点，那我们在每个问题上都将面临最坏的结果。        图为华尔街日报评论版截图吸取“马歇尔计划”和“曼哈顿计划”的经验教训，美国有义务在三个方面作出重大努力。（Marshall Plan，二战后美国援助欧洲计划；Manhattan Project，1942年美国集中西方优秀科学家研制原子弹计划——译者注）首先，增强全球抵抗传染病的能力从成功研发脊髓灰质炎疫苗和根治天花等医学成就，到通过人工智能进行医学诊断等新兴数字技术奇迹，这都让我们陷入了危险的自满之中。为了在庞大人口中控制传染病以及研发相应的疫苗，我们亟需开发新的技术和手段。各个城市、州和地区必须做好持久准备，储备物资，制订合作计划，以及在前沿科学领域进行探索，以此保护其人民免受传染病伤害。第二，努力治愈世界经济的创伤全球各国领导人已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吸取了重要教训，而目前的经济危机更为复杂：从速度和全球规模来看，冠状病毒引发的经济衰退都是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此外，一些必要的公共卫生措施，如保持社交距离、关闭学校和企业商户等，也正对经济造成伤害。此时，美国应当寻求对策，来减轻即将到来的混乱对世界上最脆弱群体的影响。  第三，维护自由世界秩序的原则现代政府的构想起源于强大统治者保护下的筑有围墙的城堡。这些统治者时而专制，时而仁慈，但通常它们强大到可以保护其人民免受外敌侵害。后来启蒙思想家重新定义了这一概念，认为合法的国家（legitimate state）须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安全、秩序、经济福利和公平正义。个人无法凭一己之力获取这些东西。在当今依赖全球贸易和人员流动实现繁荣的年代，此次病毒大流行带来了一种时空错觉——曾经筑有围墙的城堡又回来了。这个地球上的民主国家需要捍卫和维系他们的启蒙价值（Enlightment values）。全球在权力和合法性平衡上的倒退，将导致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告分崩离析。然而，合法性与权力这个千年话题难以和战胜冠状病毒同步解决，无论是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外交中，各方都需要保持克制，必须明确哪些是优先事项。         我们从阿登战役时期的世界大战中走来，步入一个日益繁荣、人类尊严得以提升的世界。现在，我们站在一个划时代的时期，领导者们面临的历史性挑战是，在管控危机的同时创建未来。若有闪失，世界将万劫不复（Failure could set the world on f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