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 · 权力精英 · 新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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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就其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准而言，白领并不低于传统中产标准，甚至在物质享受上大大优先。失去的，却是他们一向引以自豪的私人资产、独立地位，以及根深蒂固的自由安全感。
白领们入世过晚，因而不能像工会那样拥有强大组织并自觉行动。同时他们又因面目过新、潜力莫测，尚未进入“历史招标”阶段。似乎命中注定，这个最先进入现代社会的阶级，还得浑浑噩噩地当一阵“政治后卫”。
文 | 赵一凡
米尔斯（ C. Wright Mills，1916—1962）是美国著名批判社会学家。他早年求学于“进步党思想摇篮”威斯康星大学，广泛涉猎社会与政治理论，兼修史学和人类学， 25岁获博士学位。
20世纪50年代初，米尔斯因《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成名，从马里兰大学转至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同时受聘于哥大应用研究所，专攻科层组织与权力结构。相继发表的著作有《品格与社会结构》《权力精英》《社会学的想象力》等。 1962年他在编撰历史文献《马克思主义者》时病逝纽约，年仅46岁。
米尔斯生前在美国的声望稍有折扣：一则因他思想激进，声援过古巴革命和新左派学生运动；二来由于他在理论上秉承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精神（该学派旅美期间曾以哥大社会学系为基础，培植了欧式左倾学风），率先冲破保守舆论，开启了政治权力社会学和新阶级研究的风尚。由此产生的反应，既有振奋和欢呼，亦不乏贬斥与疑惧。
这位有争议又像流星般倏忽陨落的学者，却得到英国及欧洲学术界的庄重推荐。牛津大学出版社抢先包揽了米尔斯主要作品的版权，不断以多种文本再版重印，并称作者是“当代美国文明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极善于揭示美国社会冲突的本质”。
盛誉之下，美国人对这位已故的“新左派思想先驱”，也不免刮目相看。于是他生前鲜为人知的文论，被重新编订成书，如《社会学与实用主义》《权力、政治与人民》。米尔斯与人合编的《韦伯社会学文集》，也被追认为权威译本。如今的美国大学校园里，大凡攻读社会学和美国学的研究生，恐怕都不敢怠慢了米尔斯龛前的那炷香火。
米尔斯的身后荣耀，还透露出一些历史信息。众所周知，美国自诞生起便是世上最少等级观念、因袭特权的国度。而美国学者因天生缺乏固定阶级意识及相应的思想深刻性，更饱受欧洲人的揶揄教训。然而任凭旁人如何白眼，这些民族熔炉和思想搅拌器里炮制过的孺子，仍然习惯于改造旧大陆一应的社会界限和阶级区划，变森严对立为松散含混，以开放流动代替封闭切割。诸如杰弗逊的自由农夫和天然贵族思想，特纳关于移民同化、边疆安全阀门的解释，萨姆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工程师苏维埃”说 ——它们多被当成是野狐参禅，或海外奇谈。
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烟尘落定，废墟堆上的欧洲学究，方才收拢诲人之心，开始关注并裁判起美国后生的种种理论杂交试验。在此背景下当选的米尔斯，恰似一块翻转的记分牌，不仅标明美国社会学地位的上升，还暗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与阶级研究新动向，即从传统的两极分化、冲突模式，过渡到中间阶层职业分析，以及对官僚机构和新阶级的预测。
白领：新中产阶级崛起
依据欧美战后社会结构的显著变动，米尔斯推出的第一本轰动性著作，就是《白领》（1951）。该书宣告，一个新生中产阶级已然悄无声息地降临世界。它的人数倍增、职能广泛，无所不在地充盈着所有的现代机构：大公司、政府部门、军队、学校、文化传播、商业交通和各类服务行业。
据统计， 1940年美国各种专业雇员总数已达 1250万。其中增长最快的四种类别，分别是经理、推销员、技术专家、办公室助手。他们的共同点，是领取薪水、具备专业素养、依附庞大机构、专事非直接生产性的行政管理工作。白领（ White Collar）乃其突出象征。
米尔斯认为“白领”是一崭新而特殊的社会学类型：他无固定私产，亦不对服务机构拥有财产支配权，难以资产者论。他靠知识谋生，领取比较稳定的年俸月薪（Salary）。与着蓝领工装、并按周日支取工钱（Wage）的体力劳动者相比，他自然又高出一个社会等级。
从上俯瞰，白领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从下仰望，他们毕竟是普通劳动者艳羡追求的成功楷模。随着战后经济繁荣，科技发达，职业科层组织膨胀，白领的社会意义和影响力日趋突出。米尔斯预见：他们将逐步引导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变革，进而改造欧美社会的整体结构。
米尔斯将白领定义为“新中产阶级”，意在区别于传统中产概念及相关激进阶级理论，为自己的判断确立文化、历史、心理的前提。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C. Wright Mil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美国历史上，所谓中产阶级，原是泛指占人口多数的小农场主和小商人。他们在 19世纪后期的农业资本主义化过程中，演变为经营加工、地产、运销和金融的乡镇企业家（Rural Entrepreneurs）。其政治影响和组织规模，在平民党和进步改革时期达到顶峰，以致当时的社会结构“像是由中产个人堆积而成的大沙堆”。
然而在米尔斯看来，传统中产道路已被垄断资本的发展堵死，自由农夫与小企业主的世界，也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一去不返。衔尾而来的，却并非绝对的分化：罗斯福新政居间调停、兜转危机，聚合起一个广泛中层联盟。战后白领迅速崛起，逐渐顶替了老中产阶级遗下的地位空缺。
但作为现代条件下再生的中产阶级，白领的社会成因、文化含义，早已超出以往不同观念的限定，只能以多元方法，对其阶级特征进行交叉论证（Cross-Classification）。他的解释纵横捭阖，倒也自成一说。
首先米尔斯依据马克思的异化思想，着重指出白领与传统文化的断裂关系：它是人类历史上彻底脱离自然生存条件并猛裂加以现代改造的现代人群。他们置身都市，囿于文牍与技术工作，生活机械单调，经历着人格与劳动的双重异化，实乃现代人不情愿而又缺少思想准备的先驱。
就其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准而言，白领并不低于传统中产标准，甚至在物质享受上大大优先。失去的，却是他们一向引以自豪的私人资产、独立地位，以及根深蒂固的自由安全感。他们沦为附庸，受外力操纵，谨小慎微，痛感精神上的无根无援。从卡夫卡笔下变形为甲虫的小职员开始，直到阿瑟 ·米勒剧本中无法适应世态的老推销员之死，白领作为资本主义高度异化的典型产物，理应也势必得到现代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单列检验。
▲ 《推销员之死》剧照
其次，从职业结构角度观察，白领广泛密集地占领了大型官僚机构的绝大多数部门，越来越具有韦伯所强调的由其人数和专业技能合成的“不可或缺性” 。米尔斯对白领职业特性的重视，部分来自韦伯，即认为在“高资本主义”阶段，现代官僚体制及其正规化理性管理，终将取代市场调节功能和阶级争夺关系，形成一种理性权威之下、由官僚机器维持的合法统治秩序 。
在此历史大趋势下，私有财产便不再作为决定阶级地位的唯一因素，而将同职业、技能、权力、科层分布交相影响。既然历史演变已使多数人由有产转为无产，并进入新型雇佣事业结构，米尔斯认为，新阶级的划分也应注重“无资产者的内部区别与职能差异”。
正是在这层意义上，白领已初具阶级轮廓，即居于社会运转的控制部门，行使管理职能，在联结与协调上下层关系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中介力量。尽管地位暧昧，性格分裂，他们仍在默默无闻中，建立自己的职业优势，发展起“小马基雅维里”式的权力观。
至于白领的政治倾向，米尔斯觉得他们处于复杂的职业分割下，较难获得明确的自我意识和团结感。文化断根造就了这批无信仰、无历史的非英雄。私有财产与地位的脱节，又促进了他们有关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虚假意识”。与以往阶级不同，新中产白领以没有统一方向和政治冷漠（Political Apathy）自成一类。这些人从旧的社会组织、思想模式中游离出来，被抛入新的存在形式， 却找不到思想归宿，只能将就地“在失去意义的世界里不带信仰地生活”（韦伯语），即专注于技术完善、个人升迁、业余消遣，以此补偿精神懈怠与政治消极，犹如徘徊于美梦与梦魇之间的梦游人。
另外，白领们入世过晚，因而不能像工会那样拥有强大组织并自觉行动。同时他们又因面目过新、潜力莫测，尚未进入“历史招标”阶段。似乎命中注定，这个最先进入现代社会的阶级，还得浑浑噩噩地当一阵“政治后卫”。
权力精英与现代权力机构
米尔斯不仅是位富于想象的实用型社会学家，他还像巴尔扎克那样怀有覆盖整个社会的宏伟愿望。继劳工与白领考察之后，他又于 1959年发表了《权力精英》，构成了自己关于美国现代社会结构研究的系列三部曲。
米尔斯的《权力精英》，是一本专门分析上层统治阶级的专著，作者却不愿直呼其名。理由是，“统治”本属政治学术语，“阶级”则出自经济范畴；二者联用，意指“由某一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实行政治统治”。米尔斯嫌这概念简单过时、易招误解，因此他改用权力精英（Power Elite）一词，以突出体现现代权力机构及其主宰者的真实面目。
战后美国舆论和理论界，在国家统治问题上分成两派：其一是赞同派（Consensus School），他们颂扬民主传统、多元政治，相信美国没有单一的统治阶级，也不存在支配一切的统治集团。美国政治家庸庸碌碌、变更不断，以至于有学者称为“无定型政治”。另一派是新左派，他们惊呼权力高度集中、决策程序日趋神秘、少数人举手投足震撼世界，公众早已成为独断和阴谋者的玩偶，无法掌握自身的命运，只好在冥冥想象中，揣度那个高踞社会顶端的万能决策集团 ——它拥有的声望和财富无与伦比，它把持的权势和毁灭力量，足以使恺撒、拿破仑、希特勒望尘莫及。
兼顾了无为而治论、精英意志论双方的长处，米尔斯指出它们共有的局限：忽略中间环节，即把人与社会联结或阻断的官僚机构。目前，一座由政府、经济企业与军事系统组成的三角形金字塔，已成为美国国家权力的集结枢纽。正是它给予少数上层精英以莫大的权势影响，得以调节整个民族以至世界的活动。
The Power Elite
C. Wright Mil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要了解美国当代统治模式，就必须从权力精英及其仰赖的官僚体制入手，弄清它们的演变过程及其相互关系。米尔斯认为，美国权力机构的发展，素以缓慢渐变为主，少有沉疴宿疾般的定式。但其中的政治、经济与军事三大系统，各自发育顺序不同，其内部力量组合，也依时代要求而变。概括而言，这三大系统分别经历了如下五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是建国之初的天然贵族统治时期。所谓贵族，实为殖民地资深望重的乡绅。他们世代书香，长期经商、执法并署理地方事务。后领兵抗英，参与立宪治国，自然而然地凭借其稀有的学识、经验和高贵气质，成为魅力权威。这同欧洲世袭贵族统治有所不同。早期的美国政府简陋异常，少许领袖彼此易职，轮掌政治军事外交，无所谓固定分工。
从华盛顿到老亚当斯，国家事务皆由这一小群 O．W.霍姆士称作“霸主”（Autocrats）的绅士政治家决断。1789年，约翰 ·杰伊开列的一份社交名单，便囊括了所有早期的美国权贵。
二、第二阶段即 19世纪上半叶。由于杰克逊“地位革命”，平民政治家和民主势力冲破了元老政治格局，形成两党制下的多集团竞争和松散联盟。此时的联邦政府，作为各派势力角逐与谈判场所，仍无像样的经济与军事设施（国家银行与常备军几经废立争端，趋于消亡）。
以区域为基地的党派领袖，既已失掉以往的权威与决策习惯（1824年国会仲裁委员会撤除），又没有相应的官僚机器辅助，谁也控制不了全局。结果虽然发挥了民族生长活力、弘扬了民主气氛，却因政治离心力过强而危机四起，最终引发了南北分裂的大动乱。
三、第三阶段指内战至本世纪初，这是美国经济起飞阶段，也是垄断资本、百万富翁的黄金时代。自1886年议会改选并通过宪法第14修正案后，企业界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大大加强了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比重与影响。财产的高度集中，使得经济巨头有能力渗透或侵蚀政治领域，及其附属的军事机构（1903年建立了总参谋部）。
与暴发户相比，美国政界领袖处境尴尬，相形见绌。他们虽屡屡倡举改革，立法限制垄断，却难以摆脱对财阀的依赖。暴发的大亨们，纷纷挤入上层社会，组成纽约、费城、芝加哥等地的“都市四百家”名门望族。
新老显贵逐渐合流，在新英格兰和东海岸建成了较集中的权势基地。其子弟后裔分享诸如私立中学、常青藤联校、专用俱乐部、名流沙龙等固定进身渠道，广结社交网与合作关系。这种财富、教育和人缘的结合，便是产生当代权力精英的渊薮。
▲ 肯尼迪家族
四、第四阶段指罗斯福新政时期，特点是政治家重新掌握主动，大力营造国家机器，集中权力于联邦政府与总统行政班子，形成了全国范围内首次统一完整的现代决策网络。罗斯福“未发一枪便夺取了国家金融大权”，进而承担起监督经济生产、保障国民最低收入水准的职责。政府作为调节平衡各利益集团的杠杆和仲裁机关，一面将企业金融首领纳入行政管理系统，实行强制干预下的合作，一面又立法确定工会与基层民众的权益，扩大政治参与圈。
与此同时，美国军队的现代化改造也在马歇尔等人主持下起步，并随战争步伐的加快，迅速发展为大规模战争机器。经济危机与世界大战极大推动了美国权力中枢的健全强化。以集体行动和现代传播工具为特征的大众社会（Mass Society），也促使美国权力结构由中层竞争转向上层集中调节。
▲ 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1945）
五、等到“二战 ”结束，美国已不可逆转地进入了所谓“国家决策”“重大事件”的第五阶段。这个历来视野狭窄、秉性孤立的民族，一下子被历史巨手推入国际事务中心，扮演起世界领袖角色。为此，它不得不维持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官僚体系——该体系已经四倍于战前规模，雇佣人员翻了两番，并支配着国民生产总值 40%的使用。由于国家决策从内政大幅度转向军事外交，涉及巨额经济预算与国债，美国政府已变成政、军、经三足鼎立、相互渗透、荣损相关的权力中枢。
其中，米尔斯认为获益最大的是军事集团。它的权力象征是五角大楼及其控制下的军工系统。经济界在战后政府决策机关里的地位也明显巩固。损失最大的则是职业政治家：他们的传统职能严重削弱，日益被具有专业素养的政治将军（如艾森豪威尔）和经济管理专家所代替。
▲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1890-1969）
与高效集权、专家决策的现代官僚体系相适应，美国新一代权力精英的概念也有所变化。这帮人不再单纯依赖财富、声望或特殊生活方式，获得突出的社会地位 ——米尔斯称那种人是知名度高但不参与高层决策的名流（Celebrities），他们只是权力精英的外围 ——而主要通过对官僚机构的实际控制，进入权力中枢，并依据其专门经验、领导能力，聚集个人的财富与权势。因此，判断权力精英的首要条件，是他们在官僚体系中所处的战略位置、结构功能，其次是这批人对于决策过程所拥有的影响以及实现个人意志的能力。
作为各大企业、军事机构和政府部门的职业性首脑，权力精英并不固定地代表某个阶级或利益集团。他们更多地关注系统内部运转，或超出个人立场，为整体发言。对他们来说，个人的荣辱、权限和职业庇护，与机构的强大稳定紧密相关。他们的自我意识，也随机构的扩展相应延伸。这种心理和职责上的认同感，促使权力精英逐渐与官僚机构同化，他们的个性被罩上冰冷坚硬的制度外壳，并以非人的工具执行人的意志。
在官僚体系内部，处于要害位置的权力精英利益重叠，彼此协作，形成较为一致的团体意识。由于背景和学历相仿，同属于一个社交层次，精英们出于相互吸引和倾慕，易于理解或同情本集团的成员。又因为管理与决策程序交错渗透，牵涉广泛，他们需要一套配合联络机制，并通过互设顾问和联席交流来增强他们共同的统治能力。他们的派系争端和分歧一般也在圈内进行磋商调解。
大型官僚机构的制度化以及权力精英的产生，虽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标志着美国政治体制的发达完善，其中却藏有令人不安的弊端与矛盾。对此米尔斯采取了批判从严、防患未然的态度。他认为最主要的危险，是国家权力过于集中而缺少相应的约束。
三大权力机构效益高超、手段充足、组织严密，既支配着统一行政管理机器和毁灭性武力，又可利用标准化传播工具，施行舆论控制、心理统治。在其压迫改造下，家庭、教会、学校和社团日趋软弱涣散，丧失了原有维系作用。这种“上层集约，中层板结，下面几乎是空白”的权力结构，已经妨害了思想竞争、社会对话和民众监督，无疑是对美国民主传统的挑战，亟须提醒人们警惕。
另外，从美国权力精英自身来看，他们的权力观念甚强，精英意识太少。与欧洲权贵相比较，他们仅仅是“时代的天赐”或个人成功哲学的产物：这些人大多轻薄传统，欠缺文化修养，甚至没有固定的思想体系可言。更有甚者，他们多半属于经济、政治或军事部门培养的专家，因管理、财务和科技方面的特长，得以在新型机构中获得权威。虽然这个精英集团变更不断、充满活力，却依然是二流人物掌权，不足以综合决策、思想领导。
▲ 美剧《纸牌屋》海报
由于美国权力精英偏重功利和技术，很容易导致权力中枢的非道德化倾向、结构性腐败。对此，米尔斯告诫美国公众：他们头顶上的权力精英，尚未达到理想的德行与才智标准，也不是爱默森设想的那种能行动、善思考的代表人物（Representative Man）。这就难怪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提出建议，要美国加强对精英人才的全过程多面培训，以造就与其国力相当的政治领袖。
知识分子与新阶级理论
知识分子仍有深刻的思想与结构缺陷，同时，知识分子（无论在东方或西方）正因其实力地位和讨价能力的增强，而日趋自治自省，终有可能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新型阶级，并以其强大文化释谜能力、广泛社会责任感，为人类历史打出最有希望的一张王牌。
自从米尔斯有关白领和权力精英的理论问世以来，美国社会科学界兴起综合研究之风，紧追时代发展，不断推出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其中托马斯·戴伊主持的《谁掌管美国》大型规划，采用计算机储存分析约 7000名权力精英的资料，从卡特时期续编至里根年代，堪称是米尔斯方法的制度化发展。
新阶级理论方面，也相继涌现出帕森斯的职业阶级概念（Professionalism），加尔布雷思的技术官僚统治说，舒尔兹的人力资本与智力投资论，贝尔对知识社会（ Knowledge Society）的远景描绘，以及在此基础上综合而成的古德纳（Alvin W. Gouldner）名噪一时的专论：《知识分子的未来与新阶级的兴起》（1979）。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Alvin W.Gouldner
Continuum Pub. Corp 1979
古德纳的新阶级论，距离米尔斯的“白领”命题不过三十年，其间却呈现一道鲜明的思想升腾轨迹，即美国学者业已越过白领阶段的政治冷漠与精神恍惚，日益从知识精英立场加强对当今权力结构的挑剔抨击，热衷于做那理想国里千年难醒的圣哲国王之梦。作为留学生，我自不便讥讽人家是野狐参禅 ——这里谨将古德纳教授的理论要点摘录如下，当它是一段休闲解闷的海外奇谈。
构成“知识分子新阶级”设想的支撑理论，主要有两项：文化资本说，语言集团说。
文化资本（或人力资本），是指知识、技术、思想和科学所代表的社会生产潜力。它与财产沟通互变，通过教育与工资制度转换为收入，遂成为知识分子的经济基础。马克思当年区分阶级，主要着眼于一群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共同地位及其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掌握。古德纳则从“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知识分子虽不像资本家那样占有物质财产，却控制支配着可以转化为资本的人类大部分知识与技术，进而运用专利、版权、文凭、专业许可等特殊方式，使之“文化资本化”。
在古德纳目中，依靠私有财产和商品经济统治社会的传统型资本家，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原始的产物。随着私人占有形式的深化蔓延，以及现代社会对科技管理与统治合法性的要求提高，终将兴起一个在道德和才智上都更具优势的“文化资产阶级”，或“知识新阶级”。
语言集团一说，源自语言学家伯恩斯坦、乔姆斯基有关知识分子表达交流符号的研究。他们证明有一种可称为 CCD（Careful Critical Discourse）的语言与思维模式。这种模式注重怀疑批判，服从科学规则，能够在不受外界环境压制、主观情绪束缚的前提下，无所不至地探讨和追索真理，因而在日常工作和学术辩论中，发展出一套精致严谨的形而上密码体系，以此有别于其他“世俗”语言集团 。
古德纳声称 CCD系统不仅是知识分子标准而理想的语言工具，而且作为他们分享的思想深层结构（Infrastructure），已成为新阶级的特殊标记、联系纽带。如此一来，知识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垄断了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文化资本，而且在质量上也具有不容混淆的精粹性。
西方思想史上，知识分子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即柏拉图《理想国》里的“诗人”。从此就有所谓的“柏拉图情结”（Platonic Complex）世代相传，呼之欲出 ——可它总是像个漂泊不定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数百年，仍不具形体。
所谓“新阶级”概念的创始人，最早是巴枯宁，他以此表述无政府主义革命力量及其反传统决心。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也曾设想未来社会将由一群才能等级最高的实业者（ Industriels）实行合理统治。上述两人，因而被视为“新阶级”理论的古典大师。
1860年前后，俄国民粹党人最先使用“知识阶层”（Intelligenty）作为集团行动口号。紧随其后，法国作家罗曼 ·罗兰于 1919年发表《知识分子独立宣言》，号召各国知识界联合反战。然而除去个别例外（如反法西斯、抗议越战），欧美知识分子在政治活动中，基本是个“隐形阶级”。他们虽然具有持续的革命性质，却一直因自身分裂异化，迟迟未获统一与自立。
尽管如此，古德纳相信：这只是阶级发育不可缺少的历史进程 ——资产阶级登台前，不也当过贵族的仆役和佣人吗？自文艺复兴起，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的伴生物与同路人，先是靠着商品经济摆脱教会和王室庇护，得以独自谋生，并在多国政治间隙中，争取学术思想自由。他们进而利用公共教育体系，建设半独立知识领地，一面通过发展科技文化，来要求相应的利益报酬，一面经由学校，培养具有超阶级、超地域意识的知识新人。
随着分工进步，知识分子内部生成了不同类别：人文学者（Intellectuals）注重精神、理想与社会责任，科技专家（Intelligentsia）则偏向务实、理念与技术改进 。
由于西方知识分子的文化成因，较其他阶级更为复杂。据爱德华 ·希尔斯《知识分子与权力》称，知识分子的思想结构，是由四项相互矛盾的因素合成：科技理性、浪漫倾向、平民主义、革命精神。为此，他们对待政治革命的态度，自然也显得混乱分歧。其中较激进的一翼，便以无产阶级先锋面目出现，尝试先进政党的组织与暴力革命。在古德纳看来，他们是知识新阶级的思想先驱与助产士，反映了集体的现代化意向。其他成员则满足于传统制度下的既得利益和工作环境，或倾向于资本主义内部的批判改造。
▲ “介入”的知识分子萨特。萨特认为知识分子应具有双重使命：不懈地批评在位的权力，但同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行动。
20世纪以来的社会革命，虽未促成西方知识分子的统一，却大大有助于他们思想的成熟聚合。韦伯率先预言：革命运动的结果，不一定是工人专政，而主要是“官僚的进军”。奥威尔指出：管理革命反映出知识分子的“秘密心声”：既然俄国实验不尽人意，那就寄厚望于美国人的运气。
而在古德纳看来，美国知识分子尽管有最好的机遇，却未及时作出理论归纳。他批评帕森斯的职业阶级概念，说它过于妥协恋旧；他又嫌乔姆斯基的《知识分子与国家》对新阶级的道德要求超出历史条件。究其根源，古德纳认为这些议论恰恰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迫于现实又受柏拉图情结驱动的矛盾心态。
古德纳最后重申他的新黑格尔主义立场，即视知识系统、知识分子为改变社会、摆脱异化和阶级偏见的主要动力。他不否认知识分子仍有深刻的思想与结构缺陷（诸如自我优越、特权观念、道德模糊），同时，他也强调：知识分子（无论在东方或西方）正因其实力地位和讨价能力的增强，而日趋自治自省，终有可能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新型阶级，并以其强大文化释谜能力、广泛社会责任感，为人类历史打出最有希望的一张王牌。
古德纳教授的书，并未忘记提到中国未来的“历史选择”。对此我不敢妄作评语 ——只觉得西方人的柏拉图情结与自身秉性难合。也许是中国知识分子受“孙悟空情结”影响过久，除了在梦中回花果山当一会儿齐天大圣，平时总是清心寡欲，专心扶助师父与众徒僧往西天赶路。或许功成之后也能受封成正果，可那毕竟是远不可及的事。
*文章选自《哈佛读书札记》（三联书店2016年7月刊行）。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与微信后台联系。
《哈佛读书札记》 赵一凡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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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讯 | 2016年6月
馀事作诗人……
土耳其，变动不居的道路
文 | 昝涛
土耳其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世俗主义与伊斯兰在现代主义面前达成妥协，这是一条“土耳其道路”。无法断言“土耳其道路”是否可以复制，但无论如何，土耳其的经验显示，伊斯兰社会与现代民主政治并非格格不入。
汉文明在元时期：果真存在一个“低谷”吗？
文 | 姚大力
陈寅恪说：“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他将宋元连称，可见着眼于汉文明发展的基本状态，元代在他眼里未必是汉文明的一个低谷。这与吕思勉对元代的评价截然不相同：“蒙古人是始终并没懂得中国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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