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戈：滇西抗战惨胜教训——战争中人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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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战史作家余戈不是一位历史学者，而是一位历史“发烧友”。谈到自己对历史的兴趣，他说：“我不指望玩这些东西吃饭、评职称，完全基于个人化的精神满足，这就是发烧友的特点”。出生在军人世家的余戈，外祖父是杨虎城西北军的军医，参加过西安事变；父亲也是军医，参加过新中国一个重要导弹基地的奠基。1985年，余戈考入军校从军，曾在部队任雷达技师、宣传干事，后来调入解放军出版社，从事文字工作。
2000年前后，作为《军营文化天地》杂志的编辑，余戈采访了抗战文物收藏家樊建川和沈克尼，这段经历让他深受影响，从此他也开始收藏侵华日军的军品。除了日军图囊、钢盔、水壶、望远镜等物件，他还收集了许多文件资料：作战地图、老照片、士兵家信、典范令、手绘情报、日军战史和士兵战记。伴随着收藏物品的增多，他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每天直接与器物打交道，我写的文章也开始远离宏大叙事，变得具体而清晰。”余戈心中逐渐产生了一个模糊的想法，希望能够就某一段战史做一些具体研究。
余戈
2004年正值松山战役60周年，余戈去了一趟滇西。此前，他对抗战期间滇西战场的认识来自于邓贤的《大国之魂》和一些电视纪录片，这些资料的问题在于太“粗线条，细节上不太让人满足”。可是到了战争现场，当年日军的交通壕、堡垒、蓄水池、慰安所、指挥所清晰可见，余戈立刻被吸引住了。在20天时间里，余戈踏遍了18平方公里的松山阵地，积累的史实一下在脑海中激活，在松山的黄昏落日下，他决定要为滇西战场的松山战役写一本书。
靠着先前收藏的物品和后来买回的史料，余戈开始复盘战争的每一天、每一幕，一次次攻守、一场场搏杀……由于受不了杀戮的血腥，余戈买了一盘《大悲咒》，听着梵音完成了“滇西抗战三部曲”的第一本《1944：松山战役笔记》。这本书出版于2009年，与钟情于政治、外交、战略层面纵横捭阖的战史作品保持了距离。“中国人擅长定性，不喜欢定量，那我就反其道而行之，尝试着在螺蛳壳内做道场，拿着显微镜去弄清楚一场仗究竟是怎么打的。”在这本书的后记中，余戈提出了“微观战史”的研究写作方法，形象地说，就是在“显微镜”下看历史，尽可能提供“像素”最高的历史图景。从对双方兵力、兵员成分、武器装备和战斗力的仔细研判，到对战场所在地域社会、人文、地理状况的必要交代，以及对战事进程中空间坐标、时间节点的网格化标注。在这种努力下，历史有可能变得“接近于无限透明”，显出细腻丰富的肌理，挤压掉“演义”和“戏说”的空间，让很多高蹈虚浮的历史成见难以立足。余戈这样描述自己所做的工作：“相当于一把针掉在地上，我一根一根得都找起来。希望能用这种写法，让年轻人更加了解战争的详细过程，正确看待这些历史。”
松山、腾冲、龙陵是1944年滇西战场日军防御体系的三个支撑点，也是中国军队在滇西对日军实施战略反攻作战的核心战场，在《1944：松山战役笔记》之后，余戈又在2014年出版《1944：腾冲之围》，2017年完成《1944：龙陵会战》。在“滇西抗战三部曲”完成之际，界面文化（微信ID：Booksandfun）专访余戈，他谈了鲜为人知的滇西抗战和“微观战史”写作的秘密。
*文章转载自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作者：潘文捷
云南保山市龙陵县的中国远征军塑像群
滇西抗战——被遗忘的战场
界面文化：你研究的是滇西抗战，但为何滇西抗战长期以来不受重视，也不在中国抗战正面战场22次大会战之列？
余戈：它在抗战史研究中相对比较冷门。当时，云南在军阀控制之下，实际上是半独立状态，远离中国内地，公众了解少。又因为共产党没有参与，今天对它的研究积极性也不高，让它沉寂了很多年。到上世纪90年代公众才能看到一些相关的作品，比如邓贤的《大国之魂》、陈立人的纪实文学《缅甸中日大角逐》。但是这段历史认知不高的主要原因，还是国民党自己干脆否定它。
国民党方面的历史叙事对滇缅抗战采取冷藏态度。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反法西斯同盟成立，美军派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所以滇缅战场是一个同盟合作的战场。可是蒋介石认为滇缅战场浪费了中国的人力物力，导致中国在豫湘贵战场一败涂地，所以从那时起就对滇缅战场评价不高。抗战后期发生的“史迪威事件”（注：蒋介石和史迪威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政治、军事战略以及与其相关的是否装备中共军队、租界物资控制权的方面，并由此导致蒋、史矛盾不断激化。1944年10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将史迪威调离回国。）导致中美合作陷入了僵局。美国和中国建交前夕，蒋介石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招了一个御用文人梁敬錞，向他开放了很多档案，让他操作了《史迪威事件》这本书，代表当时国民党对历史的权威评述，目的是谴责美国背信弃义、抛弃国民党。这个背景之下，是不可能对这段历史有客观评价的。
国民党一直是褒扬陈纳德，贬低史迪威，也贬低史迪威背后的美国陆军，包括马歇尔与史丁生以及罗斯福总统。（注：在中国战区的战略观点上，当时分成陆战与空战两派，史迪威是陆战派，这派的支持者包括马歇尔与史丁生。陆战派人士主张修筑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公路，进一步反攻缅甸，同时训练与装备中国陆军。而陈纳德是空战派，这派的观点是全力提高驼峰航线空运量、加强在中国境内的空军，利用战机切断南洋到日本本土的运输生命线。）
界面文化：你提到这是一个同盟合作的战场，为什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叙事里也没有强调这个战场？
余戈：整个西方世界的二战史叙事当中，反法西斯战争也是分层次的。欧洲战场第一，太平洋战场第二，东南亚战场第三。
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把中国拉入同盟四大国，给了一个虚名，让中国尽义务，我们在这种状态下也跻身四大国，但实力还是很弱。美国在舆论上支持中国，但实际操作上还是把中国当作弱国，给中国战场的物资援助、兵力都比较少，也不让中国参与重大决策。而当时美军在战争资源的调度上，也是优先欧洲，其次太平洋，最后是滇缅。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也主要是英国的力量。而英国又有北非战场、欧洲战场等很多战场，认为缅甸可以通过其他战场的胜利最后收取回来，所以不太积极，如果日本不主动攻击，就不会主动去打日本。史迪威没有自己的部队，主要靠自己手上的美国物资和中国的人力，所以对于盟军来说，这是一个小成本的战争。这些因素造成了滇缅战场在整个二战史叙事中地位不高。
综合以上国际和国内的因素，这个战场就成为了一个被遗忘的战场。
蒋介石、宋美龄、史迪威
界面文化：当时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似乎也和中国战场的东线/西线之分有关，这两个战场之间是什么关系？滇缅战场在当中重要性如何？
余戈：1942年到1944年，战争前景并不清晰，没人知道日本最后会怎样被打败。美国当时的基本设想是以中国大陆为跳板，从中国东南沿海发起对日本本土的打击。实现这个设想得分成几步。第一步就是提高中国的抗战力量，但当时中国的外援通道只有滇缅公路，而且还被切断了。所以当时史迪威就想把这条“输血管”打通，把物资从印度运过来。经过卡萨布兰卡会议、开罗会议等等运筹，盟军决定在缅北由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对向打通缅北的通路，修一条中印公路和原来的滇缅公路连起来，把物资送到中国。第二步在中国组建90个美式装备的中国师，壮大中国的力量。第三步在中国大陆发起对日本的反攻，从西南推进到中国东部，最后从东部攻击日本。当时美国高层都是这么打算的，蒋介石也认为是这样。
但是蒋介石又有自己的利益考虑。蒋介石觉得自己独立抗战已经四五年了，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美英介入战争比较晚，现在应该由他们出大力。当时驼峰航线运量特别低，获得的物资很有限，只能维持政府运转和军队很少的装备，但蒋介石认为，绑在美英的战车上，也能熬到胜利，所以从美英介入之后，蒋介石就松了一口气，处于等待的状态，不太积极。蒋介石不想积极打仗，只想要美国保持空运，让自己运转。史迪威则认为美军已经介入，蒋介石就应该积极筹措兵员，准备打仗。所以1944年，在反攻这件事情上，中美冲突很激烈。蒋介石认为驻印军鞭长莫及，交给了史迪威指挥，这支缅北的军队在1943年10月底就开始了反攻。可是在云南的部队蒋介石不想动它，等了半年，到1944年的5月份才让它反攻。可以说在战事过程中，一直是史迪威逼迫着蒋介石动作。
但这个时候，日军又在豫湘桂全线发动了50万兵力的大举进攻，结果蒋介石的东线战场全线失利。蒋介石压力很大，把东线战场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西线战场的消耗。但是实际上，物资都在印度，就是因为补给困难才得就近利用，如果把驼峰航线运来的一点点东西再运到东线来，相当于提着一个漏壶经过漫长的空中通道运到湖南、广西，会造成很大的浪费。1944年东西线的尖锐矛盾导致了蒋介石和史迪威合作的崩溃。后来，很多人赞同蒋介石的看法或者对西线评价低，那是因为战争结束以后才弄清楚这场战争其实不需要经过中国大陆，美国从太平洋上直接发起对日本本土的打击以后，日本就投降了。
惨胜教训——要实现人的现代化
余戈：胜利代价太大。原因主要是先进的物力和相对较弱的人力之间的不匹配。当时的中国还是腐败的旧制度、旧的人力资源，训练不足，素质跟不上，没有能够消化美国的物资力量和高技术，不能把好装备立刻转化为战斗力。举个例子，“吃空饷”的现象在整个滇西都存在。本身军队补给少、军饷低，但是依然打包发给长官，由长官向下分发。部队常常不编满，一万人的编制常常只编五六千人，这样军官可以分掉四五千人的空饷。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缺兵源，在开战之前，本来编制16个师也就是16万人，竟然缺额10万。蒋介石对此也心知肚明，而史迪威把这些问题戳穿，伤到了中国的面子。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形成了对比。驻印军的部队指挥权被史迪威牢牢控制在手里，在制度上有革新，比如说全体列队在广场上公开发饷，军官就没法贪污，编制也都是满编的。驻印军训练也很彻底，在兰姆伽的美式训练营，士兵们从武器装备的使用到战术的运用都得到了训练。充分的训练加上充足的装备，战斗力很高，在缅北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把日军第18师团打得丢盔卸甲。但是滇西的进程就特别艰难，伤亡代价也特别大，平均伤亡比是1：5，我们拿5个换日军1个人。过程漫长，代价惨重，这就是惨胜。
胜是因为毕竟赢了，而且战争的主体还是中国军队，不完全借助外部的力量。我们还是在这个战场上找到了胜利的自信。滇缅战场也开启了反攻的序幕。
1943年12月，中国驻印军在兰姆伽的美军训练基地整齐地排好方阵，准备接受蒋介石的检阅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讲到了很多远征军指挥官的低级失误，比如宋希濂误报收复龙陵，比如让日军掌握了中国军队的密码……当时在远征军高级指挥官层面似乎有不少问题，能否具体谈一谈？
余戈：这还是和腐败的制度有关。高级军官都是中国二三十年代过来的，都经历了中国从相对弱后的状态，身上积陋甚深。黄埔系教育本身只有两年多时间，甚至更短，很多人根本没有学到什么军事理论知识，就被提拔到很高的位置，当上了师长、军长甚至集团军总司令。而且，当时中国的武力主要是用来在军阀割据之下取得政权、维持政局的，不是专业进行战争的部队，并没有经过现代战争的考验。所以，美国职业化军队的将领史迪威对这些高级将领的表现评价很低。
史迪威认为中国的兵吃苦耐劳，一点微薄的待遇就可以忍受其他国家军队无法忍受的艰苦，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兵，但他认为军官尤其是师以上的军官不太称职。所以他曾经有个极端的想法，驻印军只保留团以下的士兵，团以上都让美国将领指挥。由于这件事关系到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抵制，也就不了了之。不过，在这种压力之下，驻印军的高级将领也不得不提升自己的状态。孙立人、廖耀湘等人虽然也高为师长、军长，但这样单纯的环境下，能够摆脱国内的陈腐环境，状态得到了刷新。但内地就不一样，宋希濂、霍揆彰这些人身上依然有很深的旧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宋希濂误报收复龙陵，稍微想想都知道日军不可能放弃龙陵，但宋希濂急于邀功，想要投机取巧，就判断失误，造成了很大的被动。而且，这些将领不仅政治上有问题，还经常瞎指挥，在他们自己的战斗总结中也说得很清楚：指挥官不具备指挥现代作战、攻坚战的能力。
“滇西抗战三部曲” 余戈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行
界面文化：所以总结“三部曲”的时候，你认为不仅要实现武器的现代化，更要实现人的现代化？
余戈：刚才说了军官，而士兵呢，吃不饱、身体弱，很多都是少年兵。虽然吃苦耐劳，但文化素质不高，很多都是文盲。他们操作美式武器主要靠模仿，其实没有完全掌握，常常损坏装备，无法发挥武器应有的效能。这些因素在一起，如何胜任严酷的战争考验？所以滇西战场上伤亡很大。
人的现代化过程太漫长了。战场就是考场，在滇缅战场打完仗以后锻炼出来的部队就成长为中国最好的部队。“国军五大主力”中，新一军、新六军都是滇缅战场下来的，其他部队也都装备了美式装备。
微观战史——战争史至少要写到这个程度
界面文化：“滇西抗战三部曲”最大的特点就是首创了“微观战史”的写作理念，你是如何开始微观战史的写作的？
余戈：我在军队学的是理工科，但是在军内30多年，又是在出版社从事文字工作，对战争很感兴趣，特别想把一件事情弄清楚。阅读过程中，我发现美国、日本的战争史的技术扎实，叙事深入，觉得很优秀，读得很服气。而中国写战争史的实践很糟糕，没什么出彩的战争史作品。国内的战争题材主要有两类，一是教科书体例的抗日战争史，一类是纪实文学。我工作的解放军出版社是出版军事题材纪实文学的重镇，操作的方法我了解，不仅很多材料的来源不可靠，而且处理方法常常是以点带面，很不系统。很多作者是文青，没有军事背景，文学情怀一上来，容易缺少理性，作品很难让人获得对战争全面客观的认识。
我认为，不能一本书就把抗战全写了，可哪里都是蜻蜓点水，我就要写具体的战斗过程。“微观战史”说起来也很简单，要把战争的过程从了解敌情、战争部署、作战展开、战斗过程，像做工程一样做起来。首先控制战场全局，对时间和空间做网格化的标定，然后在每一步寻找史料把情况说清楚，没有说清楚的留下以后再找。最终就可以尽最大可能性写得很透彻，做到像素最高。
这个过程中，史料开拓是最重要的工作。史料占有要极其充分，在小题材上做到垄断，几乎每一个角色都要有当时自己的视角。我把历史留下的分散的碎片进行归拢和拼接，这样的拼接一定会准确。这个过程中我借助了沉寂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中的资料。而且随着近年条件变好，还找到了很多美军、日军的乙方叙事。用甲方乙方的史料进行互参，还原战斗过程。
《1944：松山战役笔记》写完之后，我把自己写作过程中的感想进行了梳理，写出了“微观战史”这个词，后来我也不断在想它是什么内涵，想法还是比较零散。不过，这个概念是被大家接受了，毕竟写了三部曲，提供了一个文本，读者会感觉到它的品质和以前读习惯的东西不一样。而读者对这种文本的接受就意味着他们提出了需求。“微观战史”树立了一个标准，影响到其他人去做。以后中国的战争史可能至少要写到这个程度，不然读者会觉得看得不过瘾。
界面文化：你说史料开拓是最重要的工作，如何辨别史料的价值，怎么看得出哪些说得对，哪些有错误？
余戈：只有接触材料不多的人才有这种提问，钻进去以后自然就知道怎么辨识了。“微观战史”在材料方面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史料批判。占有双方大量宏观、微观的材料以后，一比对就知道哪部分是准确的，哪部分不准确。研究的时间长了，我发现任何一方都会有错误，就不会迷信任何一方的说法。他们的错误也不一定都是故意要抬高自己贬低对方，还有很多技术层面的问题，比如说编订双方战史的人没有到过战场，留下口述的亲历者因为自己的地位和视角局限导致认知不到位。我掌握的资料比当时的亲历者要多得多，就变成了全知的，处理材料的时候就有把握。也有一些问题当时没有完全解决，后来又有了新的史料发现，我就进行修订。《1944:松山战役笔记》的修订版增加了五万多字，修改了技术不准确的部分，删除了没有必要的内容。如果以后有新的发现，《1944:腾冲之围》和《1944:龙陵会战》也会做修订。说实话，大概也只有我自己能够修订自己了。
界面文化：有读者去当地考察，对照战场非常震惊，说你写得太真实了，你是不是实地考察也去了很多次？
余戈：从2004年到现在大概有十几次，每年至少去一次。最近给非虚构写作班上课，我讲了三个问题，一是材料，二是写作，三是田野调查。微观战史要求一切都要落地，田野调查是离不开的环节。如果有读者带着书去现场检查，就会发现作者是一个一个战场研究过的，而书可以当作历史导游手册来用。军队的一切动作都在大地上展开，所以我大量的时间花在了地图上，我在军校的时候学过军事地形学，这方面知识很丰富，攻山头的时候文字记载的错误，我在地图上一看就能够看出来。我先是在谷歌地图上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推进，碰到解决不了的地理问题，我就列好清单，带去云南，一次去一个星期左右，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解决掉。但是在文字当中我不会刻意体现自己到了哪里，我希望文字比较干净，不是个人的旁观视角。
松山战役遗址
界面文化：《解放军文艺》副主编殷实评价你的作品时称：“目前为止20世纪中国的国史研究一直无法摆脱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的羁绊，在不同研究者基于不同立场自然会出现严重的扭曲史观、史事，这种自我遮蔽、相互遮蔽必定会为真正的历史书写留下很多遗憾，然而20世纪40年代的滇西抗战历史碰巧不存在上述困难。”是不是因为不涉及意识形态，相对来说获得史料比较方便？
余戈：这也是一个优势。宏观的战争史可能有很多政治判断，但是聚焦战争的微观层面，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战争是怎么打的，双方真实的经验得失是什么，这样就屏蔽掉那些问题，就可以就事论事。只有对战争了解不深入的才回去追究谁是主导力量。现在很多人根本没有搞清楚一个具体问题，就靠这些大而无当的问题，在这里写文章在那里讲话，评高级职称，混一辈子，这叫什么呀？
过去大家满足于在教科书上获得一个粗线条的认识。到了这个时代，人们回头看历史的时候就不服气，觉得不应该是这样。读者水平提高了、要求高了，不像过去抱着崇拜的态度，而是会去质疑。做历史的人也就面临着特别严峻的考验，做历史得要有真功夫，要有澄清史实、还原历史真相这个本事。
界面文化：也就是要写出让读者服气的历史书。据说你的标杆是写《最长的一天》的美国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
余戈：还有约翰·托兰。约翰·托兰和瑞恩太厉害了，他们一边在战场上写通讯报道，一边也做历史研究，本来是二战战场上的职业军事记者，写出了作品就成了历史学家。而且他们用的方法和我们不一样。其实文体和认识世界的深度有关系，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对世界认识的表达也是落后的，过去我们写不出来约翰·托兰和瑞恩这样的作品。读了他们的作品，才明白还能这样写、这样研究。他们本身是当事人，又访问了几千个战争的亲历者，还看过档案。《最长的一天》写了1944年6月6日这一天的事件，可是你会觉得他在诺曼底的海滩上装了一万个摄像头，这种上帝般的控制能力建立在对几千个人的访问之上。他的采访还是打完仗没多久之后做的，而不是等人家七八十岁记忆模糊了才去做。
电影《最长的一天》剧照
他们的作品是理想模版，但是我只能把百分之八九十的精力放在爬梳材料上。毕竟我和滇西抗战隔了六七十年，口述史料没有怎么用上。我也用了一些别人整理的口述或者自述，可是当时的记者即便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访问对象，也常常没怎么挖出有价值的内容，也没有能力鉴别真伪，有时候访问对象撒了个谎，登在报纸上，大部分读者也看不出来，就这么接受了。隔着时间久了，好几层都出了问题，但也没有办法。
我写作过程中要注明史料来源，提醒自己不能耍小聪明。有的作者实在没有材料，编了一个，还和人得意地宣传说自己编的东西读者没有看出来，我觉得这是耍流氓。非虚构绝对不能这样。我有了约翰·托兰和瑞恩等人作为标尺，就觉得“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努力了可能只落到中等，但总比在最低水平要好吧。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行
ISBN：9787108060846
全套定价：26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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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松山战役笔记》
ISBN：978-7-108-03245-4
定价：69.00元
松山战役，是抗日战场上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取得全胜的攻坚战。这场战役中，中国远征军不仅攻克了抗日战场上日军最为坚固的防御体系，并且第一次创造了全歼成建制日军联队的记录，拉开了西线对日战略反攻的序幕。日本人认为，松山战役是他们在“二战”亚洲战场上的第一次“玉碎战”，也就是日军被全部消灭的战役，这场战役迫使日军焚毁了亚洲战场上第一面由天皇亲授的军旗——旭日旗。这也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首次遗留上千具遗骨迄今无法收回的败仗——在日本人看来，这千余名士兵的亡魂因此成为“异国的鬼”，无法被祭祀于“靖国神社”。
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这场战役并不为许多人所知。据悉，该书是国内第一本从微观角度多方位叙述这段战史的纪实专著，以大量第一手资料和经过详细考证的历史细节为读者还原出一幅真实战史的血腥拼图。
《1944：腾冲之围》
ISBN：978-7-108-04740-3
定价：96.00元
1944年，在中国远征军的滇西反攻战场上，日军的防御体系有三个支撑点：松山、腾冲、龙陵。当时占据滇西的日军第56师团代号“龙兵团”。对于这三地之间的关系，一位战后活下来的日军军官将之比喻为“双头龙”：松山、腾冲是两个“龙头”，龙陵是“龙身”，并沿滇缅公路经芒市、遮放、畹町延伸至缅甸。远征军滇西反攻最后的战果，就是斩断了两个“龙头”，砸烂了一段“龙身”，最后日军拖着血肉模糊的“龙尾”退缩到缅甸去了。
继2009年《1944：松山战役笔记》面世后，军史作家余戈今年又推出其“滇西抗战三部曲”之二《1944：腾冲之围》。在本书中，讲述的是远征军斩断第二个“龙头”——腾冲的惨烈战事。
《1944：龙陵会战》
ISBN：978-7-108-05981-9
定价：98.00元
本书叙述的是1944年滇西抗日反攻主战场的战事——中国远征军的龙陵会战，及其后收复芒市、遮放、畹町，与反攻缅北的中国驻印军会师芒友、打通中印公路的全过程。全书中心在远征军以重兵三战龙陵，其间还粉碎了日军“断”作战攻势，终于以硬碰硬的攻坚方式攻克龙陵古城，创造了抗战史上中国军队以大兵团及空前规模的步炮空协同，实施攻坚作战并赢得完全胜利的全新战例。
本书80万字，另附图册，收录中日双方的作战地图五十余幅和珍贵历史照片五十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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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讯 | 2017年10月
艺术即为谎言，但是这种谎言能让我们领悟真实。——毕加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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