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草原传统，汉文化并不具备优越性？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放在20世纪学术发展的整体脉络中去考察，西方学者对汉化的批判和新模式的提出，最根本的理论基础是哲学上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相对主义认为，人类生活中的一切价值观都是相对的、主观的，不存在绝对的、普世的终极真理。受文化无高下论的影响，西方的中国史研究者认为，与其他族群的文化相比，汉文化并不具备内在的优越性。
西方学者对汉化命题的批判，的确能鞭策我们反思自身的盲点。但是，认识到北方民族对汉文化的复杂态度，认识到北族政权制度中的草原因素，是否就意味着北族统治者必然维护民族文化和坚持自身的族群认同，必然反对汉化，汉地文化制度与草原传统就完全无高下之别呢？
*文章节选自《南望：辽前期政治史》（林鹄 著 三联书店2018-9）。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汉化命题与征服王朝论
文 | 林鹄
公元10世纪以来，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或采集狩猎者不断南下，相继建立了辽、金、元和清朝。虽然这几个王朝的统治者并非汉族，但在20世纪中叶之前，学界一般将它们也纳入传统中国王朝序列去研究。1949年，德裔美国学者魏特夫（Karl Wittfogel）和中国学者冯家昇在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中提出了“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的概念来重新阐释辽、金、元、清四朝。在魏、冯看来，以往学界（包括西方学者在内）忽视了非汉族政权的特性，错误地认为异族王朝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汉化（sinicization），从而错误地将非汉族王朝与典型的中原汉人王朝等量齐观。
在西方人类学研究的启发下，魏、冯强调文化交流、融合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指出一方被另一方完全同化极其罕见。他们认为二元性（duality）是辽朝（在不同程度上也是金、元、清三朝）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层面一个共同的基本特点，进而把辽朝定义为既不同于传统内亚部族文化也不同于中原文化，而是融合二者的第三种文化（a third culture）。“征服王朝”这一理论模式的提出，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批判以汉化为辽金诸朝历史变迁基本线索的研究角度。
在魏特夫和冯家昇的影响下，“二战”后的日本学界更进一步主张，辽金诸朝应当从中国史中剥离出来，归入与中国史并立的北亚史。比如，辽史名家岛田正郎主张：“尽管辽国为征服中国华北的一部分而仿照中国王朝的制度所建立的国家，并以汉人为其主要的构成分子之一，而其农业经济又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但仍未将辽国视作中原王朝的一环叙述，应归入北亚洲诸民族的兴亡史中申论。”同样，田村实造在考虑“对这一系列征服王朝是仍按历来的看法把它们视为中国史的一环，还是该把它们视为中国史以外的自成一个历史世界的北亚史的一环，并站在把中国史和北亚史都包括进去的更高的立场去考察”时，选择了“后一立场”，并认为“作为研究的前提，必须先从考察征服王朝所由兴起的北亚世界开始”。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征服王朝论在西方学界远不如在日本影响深远，就此问题英文或其他西方语言的学术论著中并没有出现有分量的进一步研究。相反，在西方学界，尤其是负笈欧美的中国留学生中，仍不乏将汉化视为非汉族政权研究中的核心问题的学者。另外，陶晋生于1967年提交印第安那大学历史系的博士论文讨论金代女真的汉化，1976年出版时题为《十二世纪中国的女真人——一项汉化研究》。该书认为，汉化是金朝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大多数女真人最终被汉族所同化，成为中原汉族社会的一分子。再如，同样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萧启庆，在由他撰写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的《元中期政治》一章中，就明确指出，忽必烈政治决策的一大败笔是行政机构汉化不彻底，从而给继承者们留下了一堆政治难题。
北宋末年《晋献契丹全燕之图》
不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理论在人文学界影响的逐步扩大，西方学者们日益表现出对汉化命题的不满。如包弼德（Peter Bol）在1987年发表的讨论金代汉族士人的文章里，主张用“‘文’（包弼德将其释为civilization）化”代替“汉化”，认为女真统治者追求的并非包含狭隘民族意义的“汉”化，而是具有普世意义的“文明”。1996年，即何炳棣的文章发表几近三十年后，罗友枝（Evelyn Rawski）在其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讲演中，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清朝的成功并非得益于汉化，恰恰相反，清朝的真正基石是其与内亚地区非汉人族群的文化纽带，以及在行政管理上将非汉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区别对待的政策。罗友枝主张用以满人为中心的视角（a Manchu-centered perspective）取代汉化视角，她把历史研究中的汉化命题等同于认为所有进入中国的非汉人族群最终都被同化的观念，认为这一观念源于当代汉族民族主义，从而否认汉化是异族王朝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同样，史怀梅（Naomi Standen）在其《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书评中，对该书未能明确鞭挞汉化命题表示遗憾，而对萧启庆那一章的态度，也异乎寻常的严厉。
虽然何炳棣曾就罗友枝的演说写过反驳文章，但西方学界高涨的汉化批判浪潮似乎不可阻挡。在抛弃汉化命题的同时，西方学者们提出了新的理论模式来阐释中国历史上的非汉族王朝，其代表是柯娇燕（Pamela Crossley）关于清朝的研究。柯娇燕认为，清朝君主的普世皇权观念（universal emperorship）与传统中原不同，儒家的普世皇权理念追求天下一道德、同风俗，而清朝皇帝允许臣服的不同族群保留各自的文化。针对不同的被统治人群，清帝会以不同的统治者形象出现。面对汉人，清帝将自身打扮成传统的中原皇帝，但面对内亚族群时，他又成了草原上的大汗。也就是说，清朝所刻意追求的是一个多民族和平共处、多元文化平等并存的复杂帝国。因此，清朝及其他异族王朝与中原汉人王朝有着本质的区别。
《雍正祭先农坛图》（局部） 清 郎世宁
概言之，对汉化命题的批评者认为，这一命题建立在两大前提之上。其一，将汉族文化等同于文明，而把非汉人文化等同于野蛮，从而推导出，文化上的汉化意味着进步，是异族统治者追求的天然目标。其二，认为非汉族政权若要取得成功，其管理只能照搬汉地制度，换言之，汉化是其政治的唯一出路，从而将其政治上的成败与汉化与否画上等号。西方学者们认为，这两个前提都是错误的偏见。
与此相应，他们所主张的以非汉族为中心的视角也可以概括为两个基本观点。其一，文化无高下之别，非汉族并非野蛮人，他们并不追求文化上的汉化，相反，异族王朝的精英往往致力于维护民族文化和坚持自身的族群认同，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排斥汉化。其二，从地缘政治和统治族群角度强调异族王朝的特殊性，认为非汉族政权并不寻求复制中原王朝，其政治目标与中原王朝有根本差异，政治制度上的汉化不是其出路。这些征服王朝并不追求以农业立国、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思想、以中原为核心区。作为经济和生活方式的游牧或畜牧等，在其社会中至少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内亚草原等地区在其政治地理中的地位绝不亚于中原。
《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其一） 清 郎世宁等
时至今日，除了作为批判对象外，汉化命题几乎已经完全从西方学者的视野中消失。不仅如此，在非汉族王朝研究，甚至汉人王朝统治下的少数民族研究中，汉文化的影响也被普遍淡化处理。
如果放在20世纪学术发展的整体脉络中去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学者对汉化的批判和新模式的提出，最根本的理论基础是哲学上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相对主义认为，人类生活中的一切价值观都是相对的、主观的，不存在绝对的、普世的终极真理。而不同文化的差异，表现在方方面面的价值观的不同。既然没有客观标准可用于判断不同价值观孰是孰非，文化自然就无高下之别。受文化无高下论的影响，史学家们在对历史上的族群和文化进行研究时，就完全放弃了价值判断，主张没有文明与野蛮之别。
遵循同样的逻辑，西方的中国史研究者认为，与其他族群的文化相比，汉文化并不具备内在的优越性，换言之，以农业为基础、以儒家伦理为生活准则、以官僚制为政治管理模式的汉人社会与内亚或其他中原周边地区的以游牧或采集狩猎为基本经济方式、以萨满教为信仰、以部落为组织形态的非汉族社会相比——至少在异族的眼中——并不会显得更优越。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当然更愿意相信不同的族群都会坚持自己的文化，不会被其他文化所吸引。而当今世界全球化浪潮中的多元化诉求，也让他们觉得有道义去宣扬文化平等。因此，在他们看来，入主中原的异族统治者没有理由被汉文化吸引，汉化对非汉族王朝来说不是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并进而强调异族政权政治体制方面的特殊性，强调其政治结构在本质上与中原王朝不同。
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陵壁画：四时捺钵
从非汉族的角度研究异族王朝，对还原历史的复杂性，确有贡献。以往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北族政权不同于典型中原王朝的一些特点，而这一缺失的确也与中原士人的偏见有关。比如，蒙元一代的统治者似乎自始至终对汉文明都没有太大的兴趣，并没有天然地被其吸引。即使是最终决定全面汉化的北魏，推行这一政策时上距其立国虽已有百年，但仍然遇到了强大阻力，如果不是孝文帝这样胆识兼备的君主，这一措施能否成功，乃至是否会被提出，都是一个疑问。
就政治制度而言，在今天看来，传统研究的弊病也已是共识。比如，辽朝虽建置都城，后期更发展成五京，但有辽一代的政治中枢始终落于迁徙不定的捺钵，这从汉制角度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再如，蒙元在草原传统中发展出的皇权，与中原皇权迥异，对明代影响极大，这也是我们跳出汉制才能认识到的历史真相。
因此，西方学者对汉化命题的批判，的确能鞭策我们反思自身的盲点。但是，认识到北方民族对汉文化的复杂态度，认识到北族政权制度中的草原因素，是否就意味着北族统治者必然维护民族文化和坚持自身的族群认同，必然反对汉化，汉地文化制度与草原传统就完全无高下之别呢？在笔者看来，西方学者似乎有矫枉过正之嫌。
首先，相对主义并不能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石。相对主义自出现之日始，哲学界的强烈批判之声就没有停止过。作为一种哲学思潮，相对主义尚存在很大的争议。
其次，对汉化的批判在具体事实层面还有很多可商榷之处。比如，陶晋生指出，包弼德用“‘文’化”取代“汉化”，表面上摆脱了狭隘的汉族中心主义立场，但事实上金代女真人所谓的“文”的来源仍然是汉文化。以儒家为代表的汉文化所追求的乃是普世的文明，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倒是女真人在入主中原前恐怕并无普世观念。更重要的是，西方学界的新研究过分关注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建构的主观性，而较少从国家和社会的具体运作和实际需求方面进行系统全面的实证分析。对征服者而言，族群认同当然重要，但更迫切的问题是政治现实。在讨论汉化时，我们应当将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与政治思想和制度相区别。
在针对罗友枝的反驳文章中，何炳棣就重申，毫无疑问清朝是一个多民族大帝国，但其首要也是最艰巨的任务是如何管理数亿汉人。虽然满人和其他非汉人族群的关系与汉唐王朝不同，但这并不足以让我们否认清帝国政治上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统治中原。在这方面，满人的成功经验来自对汉地政治制度的借鉴。
萧启庆在其备受责难的《元中期政治》一文中，也开宗明义地提出了类似问题：“中原是帝国的最重要构成部分和统治重心所在，还是它只是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而应献出全中国的资源来维系帝国？如何满意地回答这些疑问，总是摆在元统治者面前的严肃并影响深远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一核心问题，萧启庆认为，对忽必烈及其继承者而言，答案应当是前者，所以他批评忽必烈汉化不够坚决，同时将元中期政治的根本任务界定为：“按照传统的中原路线进行更多的改革和改变一些殖民特征，把王朝的根在中原扎得更深，但是，同时还要保证王朝的安全和征服集团精英的利益。”当然，这一结论可以商榷，但反驳者应说明中原不必是元朝政治结构的重心。遗憾的是，史怀梅似乎并不能理解萧启庆论证的整体思路，有些意气用事地批评他不重视非汉族文化对汉人社会的影响。而史怀梅的这篇书评，大体可以代表目前西方学界对汉化命题的态度和处理方式。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提倡新角度固然应当欢迎，但如果不能也无意以坚实的实证研究为其基础，这样的“新研究”到底有多大价值，实在值得怀疑。Native perspective不是简单的一个所谓视角转换的问题，它意味着艰辛的努力，真正去读懂、理解其他民族，必须经过多年乃至几代人的努力。学术不是泡沫经济，不是时尚服装。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以十年乃至几十年为时段随着潮流转向的人文学术不可能深入，也不可能真正有价值。当“颠覆”成了时尚，恐怕离“肤浅”也就不远了。思想，真的可以轻轻松松地换个坐姿就能获得吗？
西方学界新研究的真正问题，不是角度本身，而是预设答案。其本意并不是要提出一个可供思考的新角度，以尝试能否突破以往研究，而是预先给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答案。西方中国研究的变迁，往往并非本学科内部学术积累之结果，而受人文社科整体思潮之左右。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后现代理论影响，北美中国研究界的语文学（philology）传统丧失几尽，一些学者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只是以中国案例印证主流话语，这更像意识形态宣传（ideological propaganda）而非严肃的史学研究。
相对主义的另一面，恰恰是虚无主义。文化相对论，表面上尊重不同文化，但所有文化都有价值，恰恰意味着所有文化都没有价值。
总之，笔者认为，汉化命题还有再加检讨之必要。在思考汉化是否为异族王朝的核心问题时，我们不能仅从文化认同的主观构建这一角度去认识，还必须澄清几个相联系的关键问题。其一，据有中原在辽、金、元、清诸朝统治者的建国方略中是根本目标还是从属目标？对汉地的稳固统治对维系这几朝是否是决定性因素？
其二，成功统治汉地所必需的政治制度的核心部分，除了模仿汉制之外，有无可能从游牧或采集狩猎社会的本土政治资源中产生？异族统治者自身如何认识这一问题？
比如，就清而言，其国策首重满洲，换言之，维护满洲这一少数族的利益，是清皇室最根本的出发点。在这一意义上，清朝的确并不认同汉文化，也不看重中原。但问题是，何谓满洲利益？据有中原，难道不正是满洲利益的根本所在吗？民族因素的确在其王朝体制中有重要体现，在制度和文化层面都有与典型中原王朝迥异的种种措施，民族问题也曾引发严重的政治风波。但立意于维护少数族统治的这些制度安排和文化措施并不影响政治体制中汉式君主官僚制的主导地位。事实上，在北族王朝的建国过程中，君主面临的普遍问题是因部落首领权力过大而带来的对皇权的威胁，而为消弭这一威胁，统治者经常采取的是将部落首领转化为官僚这一汉化措施。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源于内亚传统的职官会得到保留，但这并不影响在整体架构上对汉制的模仿以及改造。所谓清承明制，清代中枢体制难道不是明制的继承和发展吗？
清朝疆域广大，但值得深思的是，在皇帝日常处理的公文中，来自汉地的占多少？其他区域的占多少？即便柯娇燕的说法成立，我们也必须承认，清朝皇帝在绝大部分时间内扮演的是汉地君主。
《雍正帝临雍讲学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事实上，“从汉代以来着力加以演绎和巩固的王朝体制来看，惟有德者居之的‘天子’所治理的‘天下’，本质上就需要淡化种族而强调教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尤其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实际已为多民族统一帝国提供了最为适宜的理论和体制内核。……汉、唐之间的民族关系和民族融合，实质上也就是要把各族人等一并纳入王朝体系，重新建构起合乎‘王者无外’和‘天下一家’理念的统治格局”。唐王朝包容性极强，允许不同族群保留各自文化，以近悦远来为处理族群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此后辽、金、元、清王朝体制的直接来源。换言之，清朝的多元恰恰是对中原王朝体制的继承，而非反动。
当然，蒙元的例子相对较特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志在征服世界，中原只是众多目标中的一个，似乎并没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忽必烈即位后，蒙古汗国分裂，元朝的实际领地限于今中国版图、蒙古国及俄罗斯远东部分领土，中原地位凸显，汉化加深。但在有元一代统治者心目中，草原似乎始终比中原重要，他们始终无意推进系统、深入的汉化。这是元王朝瓦解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蒙古人得以全身而退，民族与文化得以保存，也正有赖于此。蒙元的例子证明，异族并不必然被汉文明吸引，但同时也证明，政治制度上汉化的深浅，的确决定了中原事业的成败。也就是说，汉化命题仍然应当是我们理解北族王朝历史的基本线索之一。
内蒙古元上都的忽必烈汗壁像
我们还注意到，北族政权中草原因素的存在虽然是个事实，但这些因素对王朝历史的影响，还需要具体分析。比如，上文提到辽代的捺钵制度，是辽朝中枢体制中最重要的草原因素。但这一制度对辽朝历史的影响，尚未见深入的分析。辽天庆四年（1114），尚处于半农半猎阶段的生女真完颜部酋长阿骨打仅以两千多人起兵，却无往而不胜，十一年后即灭亡了偌大一个辽国。笔者以为，辽朝如此迅速土崩瓦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捺钵制度带来的中枢系统潜在的不稳定性。
女真灭辽过程中展现的辽朝军事体制的最大问题，就是主持大局的最高军事决策中心名存实亡。军事前线不仅无法及时与中央取得联系，恐怕也不知道中枢何在，这对战略战术部署，对士气和抵抗决心都是致命的打击。耶律大石曾云：“自金人初陷长春、辽阳，则车驾不幸广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则都燕山；及陷中京，则幸云中；自云中而播迁夹山。向以全师不谋战备，使举国汉地皆为金有。”天祚在实力尚存时就步步退却，似乎全然没有根据地的概念，与中国历史上的流寇颇有几分相似，完全不像是大国君主，这种奇怪的举措当然与其个人能力胆识有关，但恐怕也是受了捺钵传统的影响。
另外，上文提到了蒙元皇权的草原渊源与中原传统不同。已有学者指出，唐宋两朝在专制君权持续强化的同时，限制君权的制衡程序同样在增强，但到元朝，制衡机制丧失，皇权单方面膨胀，君臣关系向主奴关系演化，其根源就是草原政治传统。而其余风所及，影响了明清两代。笔者引证这两个例子，想说明的是，草原和汉地文化，并不是在所有层面都可以从相对主义的立场去理解。就统治的实效和价值观而言，一定程度上高下的判断是需要的。
林鹄 浙江瑞安人，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著有《辽史百官志考订》（2015），以及论文多篇。
南望：辽前期政治史
林鹄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9
ISBN：9787108062246 定价：45.00元
（▼点击下方 阅读原文 购买）
本书对辽代前期政治史、制度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给予新的阐释，突破了既有研究对辽代历史的整体认识，从而为“汉化”问题在中国史研究中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本书揭示出，自辽初开始，太祖至圣宗六位君主，契丹政权从传统部族体制向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的转变是始终不变的方向，即便在对外趋于保守的穆、景、圣宗三朝，其政治制度的演变也完全承袭了辽初的方向，汉化不断走向深入。辽代前期的汉化程度，要远比学者们此前认识到的深入许多。
辽史研究缺乏史料，向称难治。本书能在前人已难有创获的地方提出新见、在史实考订和历史判断上做出较多突破，尤为难得。作者史料细读的功夫颇为突出，常常能在字里行间读出新意，发前人所未发。
━━━━━
▲ 点击图片阅读 三联书讯 | 2018年9月
—END—
欢迎点赞，分享转发到朋友圈
----
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
ID:sanlianshutong
▲长按二维码即可订阅
----
▲回复好文，阅读更多专题文章
▲回复听课，了解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
▼想读《南望》，点击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