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安迪：《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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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为海外汉学家浦安迪用比较文学方法，就中国经典文本《红楼梦》进行了文化层面的解析。不同于重视评点的旧式读法，书中引入“原型”与“寓意”的西方文学理论，意欲揭示这部作品的内在思维模型，以及表层叙事背后隐藏的含义。之所以选择《红楼梦》，是因为它最集中地反映了中国文化中二元对立互补（ 阴／阳、寒／暑……） 和周期循环往复（五行、四季……）的文化思维模式。钱锺书先生曾向国内学者引介本书，此次为中译本首次出版。
*文章节选自《<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第八章，原载三联学术通讯（ID：sdx_bulletin）
浦安迪（Andrew H. Plaks），1945年出生于美国纽约，197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荣休教授、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东亚系教授。浦安迪通晓十几种语言，尤其对汉语、日语、俄语、法语、希伯来语最为精通；研究领域广泛，如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学、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西文学文化比较等。代表作品有《〈红楼梦〉的原型和寓意》（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中国叙事文：批评与理论文汇》（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明代小说四大奇书》（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等。
此园俯仰鉴天地：
大观园的寓言
曹雪芹在为他的伟大小说中的那个自给自足的世界选择名字时，背后有一个宏大视觉的理念（或像我曾经所说的“全视觉”）的支持，这个理念是由有限空间内观察到的模式所引发的。“大观”所指的是封闭空间中的广阔视觉，而不是字面意义的全景照片。这一点可以通过小说中清晰地描写了大观园是建于城市中两个院落间的一个封闭的地点上的事实得以证实。虽然小说给了大观园一个人造假山（大主山）和一个多层结构（大观楼），但是，文本中，大观园的居民们在文字层面上对全景视觉的享受无处不在。尽管贾政在第十七回（卷一，195）游大观园时似乎对这一点发生了兴趣：“到底从那一边出去，可略观大概”，但“大观”的首次出现却是从宝玉口中听到，在他关于庭园美学的著名论述中，这个术语完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们下面将会谈到。
大观园的布局大体如下所述。穿过南墙的大门向北，立刻有一座假山横亘在观察者面前：“只见一带翠嶂”，将后面的风景尽皆遮蔽。想绕过这个屏障，就要经过隧道般的一条蜿蜒小径（曲径通幽），之后才来到一片广阔而变化的水域，一座主桥跨越其上（沁芳桥），将人们引入风景如画的中心地带，小说中三位核心人物的住宅即安置于此。再向里走，地面开始上升到一个中央山丘（大主山），越过山丘便是侧翼结构的“正殿”（大观楼）。在遥远的角落（虽然在附录三艺术家所绘的建筑图中它位于东部），依偎在山怀中，一个村庄式的房舍“稻香村”坐落于此。
在这个总体布局中，我们可以想见大观园的具体特征，因为之前有过对中国庭园传统的整体的讨论，所以我们对其中的很多特征都已经比较熟悉了。在这些细节里，我们注意到粉墙、装饰门、内墙上的月洞门、蜿蜒的小径和曲折的桥梁。虽然空间上的考虑会限制对楼阁、亭子和半隐于树叶中的小屋的全面描述，但是我们可以驻足去留意有着茂密的竹林、弯曲的小路和体现了古远高雅（幽）的黛玉的潇湘馆，具有宝钗性格特征的神秘的芳香和纯粹的朴素（清雅）的蘅芜苑，有着耀眼的红绿色彩和奢侈家具的宝玉的怡红院。第四个重要地点也应该提一下（根据第十八回中元春的评价），青山脚下质朴的“村庄”，有着隐居传统所需的条件：篱笆、桑树、水井、耕地。余下用来居住的建筑有探春的秋爽斋、迎春的缀锦楼和惜春的蓼风轩, 只有妙玉的清修之所栊翠庵受到过特殊关注。
大观园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就是对流动着的水元素的精心处理。水源经由一个水闸（沁芳闸）自外而来，流水环绕着庭园的大部分地区，偶尔也流入人造的山间溪流中，有时汇聚于池塘，因为池水足够深，可以让人们享受划船的乐趣。在庭园里处于中心位置的山岗和微型山峰中，还有在精心设计的洞穴中、岩洞里，甚至在岩石结构的隧道中，山水风景里的山的元素是很明显的。因为要考虑到园子是建在一个庭院的旧址上这一事实，里面的许多岩石都被披上一层华丽的苔藓外衣。我们已经看到，花在小说寓言结构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注意到除了鲜花在整个地区的大量生长外，庭园中有传统的养花的花圃、花坛和格架：“过了荼蘼架，再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药圃，入蔷薇院。”（第十七回，卷一，192）
绘图 / 黄云皓
读者或许会注意到，我们在大观园中得到的是一个概括性的东西，是全部中国庭园艺术的综合式图景。红学家们对于贾府庭园真正位置的不断研究丧失了其重要意义。虽然对于大观园历史位置的验证与我们关于庭园的原型分析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它只存在于小说的书页中，但是我们也要先停下来去回顾一下在这项研究中发现的关系到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的某些细节。如果我们假设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为了迎接康熙帝南巡在南京建了一个华丽的私家庭园的事确系事实，而且曹雪芹也的确是在这个庭园中长大的，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即后来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描绘的庭园的原型是否就是南京那个庭园。至少我们知道大观园是明确地建于城市中相对平坦的地面上的，而袁枚的庭园却是建于山上，即清凉山（位于南京城中）附近的小仓山，那里很明显是多山地带，似乎没有一点与大观园这种类型相符之处。另一方面，小说中描写的丰富的植物所暗示的似乎更像是南方地区，如童隽所描述的粉墙，就更像是南方庭园的特征，虽然占有重要地位的精心设计的水的供给或许更多地却像是针对气候干燥的北方环境来说的。其中，吴柳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替代理论，认为大观园是以19 世纪的恭亲王府为原型的，它原是声名狼藉的官宦和珅的园子。吴氏坚决主张，位于北京西北部的恭王府完全符合小说中贾府院落外面的街道和后面胡同的描述（例如，贾琏为他和尤二姐的风流韵事寻找的房屋），还有一些庭园中水供给的细节也能说明这一观点。
如果我们假定所有以上事实都是真的，那么最有可能的是，作者对大观园的设想是以两个庭园作为参照物的，一个是南方那个他度过了少年时代的曹家庭园，一个是他在北京那段不幸的日子中所住宅院附近那个富丽堂皇的私人地产，以及他对许多其他庭园和庭园文化遗产的个人经验。重点是，如我们所愿，这项研究已经证明，大观园是如此成功的一个中国庭园艺术的概括，以至于几乎任何其他传统例证都会与它有相似之处。
因为大观园是中国庭园美学中一个非常完整的表达，所以前面讨论过的几乎所有的二元坐标也都出现在《红楼梦》中。这里我们无须回顾所有的这些二元坐标，以及其他在第四章中我们就已经考虑过的在小说的原型结构中交替运作的轴，还是让我们暂时来关注一下大观园中一些特别重要的成对的概念吧。我们已经提到过描述了怡红院（怡红快绿）特征的红和绿的明显的相互作用，还有对山和水的元素与无处不在的河流的交汇点的强调，在那里，风从错综复杂如迷宫般的岩石中穿过。另外还有一条交替运作的轴反复出现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即关于住宅的满和空。由此我们发现，第五十八回的大观园中是如此的喧闹拥挤，而第七十四回中的大观园又是如此的空虚寂静。第七十六回中，游玩的人又一次挤满了大观园的小路，但从那以后，大观园的居民便逐步减少，只在小说的最后一回中出现过一次团聚的场面。还有一组很引人注意的坐标，就是“凸”和“凹”，它们出现在第七十六回贾家族人于“凸碧堂”到“凹晶馆”的中秋赏月活动中。很重要的是，这一场景引起了史湘云对于掌控了庭园的整个审美坐标的一番长篇大论（卷三，982）：
可知当日盖这园子就有学问……可知这两处，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高一矮，一山一水，竟是特因玩月而设此处。
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封闭状态的庭园和外面的世界间的交替感，它包含了整部小说的主要结构模式。或许模仿是绝对依从于王室生活的内部或外部之间的区别的，第八十三回（元春生病）和第八十五回（北静郡王庆生）中，我们可以窥其大略，所以贾府庭园中的礼仪规范也着重强调这种区别。在正式场合中尤为明显，像第一百一十回中女性家长最后的生日庆典，在这种情况下，不允许大家混乱地汇聚在一起，座次的设定也是要根据规矩经过精心安排的。“内”“外”宗族成员间复杂而严格地保持着区别（内族、外族），因此也导致了贾府庭园中命中注定的内部争斗的后果。
将庭园世界封闭起来的围墙的内部和外部中心的区别要参考具体的庭园状况。小说中相当一部分都出现过上锁的大门，例如在第六十二回，当宝钗提出把大门锁上这样带有其典型性格特征的建议时，还有在第七十七回，当宝玉去探望将死的丫鬟晴雯时被催促要尽快回来，以免晚上被锁在门外。第一百一十一回中有一个极为复杂的例子，几近空虚的庭园的看守（他本身是局外人）试图拦阻妙玉，虽然说妙玉是“槛外人”，在这种情况下，她也是急于要进去。这种两极之间不可避免的相互渗透，也许在闯入者轻而易举地越过围墙的行为中最为清楚地被揭示出来。在第七十三回谣言的传播中，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了与这种行为相关的恐怖事件，后来在第一百零二回的驱妖仪式中受到了压制，在第一百一十一回和第一百一十二回的暴行下最终得以实现。
在继续研究大观园中五行交替结构模式的应用时，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前面曾讨论过的季节性维度。五元素的周期性和相互蕴涵，自然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的原型模式，小说的寓意从这一原型模式中展现出来（见第四章），季节周期的循环在封闭景观的色彩变化中尤为明显。对于作品的前八十回，曹雪芹在情节细节和季节性时刻的一致性方面进行了高超的控制（续书者的手法在这方面明显有所松懈），以确保“安乐之所”的居民们可以循着年度顺序垂钓、扑蝶、放风筝、烤鹿肉、扫落花。最令人难忘的是户外庆祝活动，欣赏每一季珍贵的花卉，还有其他具体的喜悦，这时候他们的诗歌比赛是题中应有之意。随着小说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过了四年的时间，我们见证了新的一年的季节（第八至二十二回）、高雅的秋季之乐（第三十七至四十二回）、闪亮的冬景（第四十九至五十回），之后，又是一年，重复着循环（新年在第五十三至五十四回，中秋节在第七十五至七十六回，等等）。如庭园的开放是在春天伊始，对庭园中无辜之人的第一次重大打击是在秋季（抄检大观园和迎春出嫁），伴随着黛玉之死的宝玉和宝钗的婚礼是在春季的顶点（虽然这一点不曾被强调过，也很容易被忽略），这些事件，都清楚地说明小说自始至终的季节性乐章并不是作者随意的安排。
我们已经看到，在中国庭园传统中，季节性周期的推动是为了通过现象变化的空间的并列唤起一种整体感。因此，宝玉刚搬进大观园的第一个举动（第二十三回）就是作了四首诗，大概是一次性完成的，描写一年中的所有季节。但是正如一般传统中所关注的，秋季在宝玉的庭园中也受到了特殊关注。在整个庭园视觉中必然要包含衰落和冬眠的季节，但正是这种居住于凉爽季节的特殊之美将人们留在了家中。因此，在第七十五回和第七十六回中，月光照耀的庭园如水晶般灵妙（卷三，983）：
只见天上一轮皓月，池中一个月影，上下争辉，如置身于晶宫鲛室之内。微风一过，粼粼然池面皱碧叠纹，真令人神清气爽。
而一年后一个秋夜里黛玉的凄美琴声（第八十七回）可以与灿烂而温暖的春日午后相媲美。这种对秋季的敏感性不只是宝玉和他那极为敏感的表妹才有的，小说在第四十回就强调了这一点，女家长和她的乡下亲戚刘姥姥都认为阴郁的暗影和枯萎的树叶“增强了秋天的景色”（助秋兴），第八十九回又提到贾政和他的密友们在一起“寻找秋季的壮美”（寻秋之胜）。
我们在之前的讨论中已经看到，美的价值包含于二元坐标和五行周期中，它们既不处于对称平衡中，也不单纯处于令人满意的变化中，而是在一个突出的空间的完整视觉中，相应地，在庭园构图上就流淌着一种连贯的完整感。当我们回想起庭园和绘画艺术的紧密联系时，小说中美学原理最完整的表述就发生在惜春要把广阔的大观园纳入一幅画卷的宏伟计划中时：
如今画这园子，非离了肚子里头有些丘壑的，如何成画。这园子却是像画儿一般，山石树木楼阁房屋远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这样。你若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必不能讨好的。这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实，该添的要添，该藏该减的要藏要减，该露的要露。这一起了稿子再端详斟酌方成一幅图样。
在这一段中，宝钗在包罗万象的视觉的艺术必要性方面指导了惜春（肚里丘壑），在弄清楚庭园的大量细节之前于距离和密度中掌握微妙的变化。这里要提到的是，宝钗对安排一幅人物密集的画作的艺术上的建议可以同样被运用于叙述艺术中，《红楼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必须承认，在整部小说中，读者所经历的是庭园缓慢却不可阻挡的堕落。庭园出现在新年幸福的黎明之际，而破产于一个凄美的秋季，这一切都增加了我们的结论，即老化和死亡的单点透视必须被视为——随着两极的交替和循环的周期性——一个小说的基本结构要素。接下来，本章的剩余部分将把大观园不可避免的衰落与小说中出现的全部寓言结合起来考虑。
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自然界的变化和退化过程是中国庭园美学中的基本要素。必然衰败的迹象早在小说的第五十六回，即当庭园中的财政状况需要探春和李纨进行严格管理和改良时就已经出现了（把土地分配给看守者个人去种有收益的农作物），而且从第八十一回起，变化的基调就开始占据优势。从那以后，我们见证了一个持续恶化的过程，直至庭园荒芜、败落（第一百零八回），甚至常有复仇的花妖出没（第九十九至一百零二回）。最后，庭园沦为贼和强奸犯的猎物，甚至不能再售给受惊吓的邻居（第一百一十四回）。鉴于佛教果报观在中国小说中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在这里必须停下来考虑一下大观园分崩离析的道德尺度。
我们已经看到《红楼梦》的作者十分受惠于戏剧文学——尤其是《西厢记》和《牡丹亭》——这些作品深切地关注以更为平衡的儒家经典智慧来排解“骚”和“赋”浪漫主义的热烈的个人情感的基本道德问题。对世俗之乐的幸福和危险的传统联系的回响，不可否认地存在于《红楼梦》的文学庭园中。整部小说都在重复告诫：庭园的不道德的使用是危险的。例如，元春在第十八回（卷一，202）进入大观园后的头一句话便是：“太奢华过费了”，是早期孟子和荀子观点的回响。此外，宝玉被允许入住之前，他父亲传唤他，告诫他应该怎样在大观园中生活。后来的第三十四回中，丫鬟袭人就请求王夫人在宝玉惹来更多像不久前遭到责打的麻烦之前就让他搬出大观园，第八十五回，我们还发现宝玉的老师反复重申这种告诫。有时甚至是庭园中的无生命对象也对罪恶的报应给出了不祥的预示，像宝玉园子里的海棠树不应季地开花（第七十七回）和枯萎（第九十四回），像中秋宴上的坐客们听到庭园里发出古怪的悲叹声（之后，贾赦就被石头绊倒，摔断了腿），尤其是第九十九回，王熙凤遭受的诡秘的袭击，除了说这是对她为宝玉和黛玉所设骗局的报应外，再无其他解释了。
但是，与此同时，在村妇刘姥姥眼中的对自然馈赐的合理使用的可能性一直都摆在读者面前，她带着在庭园的村庄模型中贾政觉得很有吸引力的诚实的劳动者的乡村气息，出现在小说的几个关节点上。另外，曹雪芹似乎特别关注仆人中忙碌的劳动者们，在第五十六回后，他们被探春分派在庭园里种植有收益的农作物：
因近日将园中分与众婆子料理，各司各业，皆在忙时，也有修竹的，也有剔树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种豆的，池中间又有驾娘们行着船，夹泥的，种藕的。
有一个极为有趣的段落，袭人建议那个照料被蜜蜂包围了的桃树的仆人用纱网罩住水果，以免使其受到毁坏。当那个仆人充满感激地让袭人品尝一下水果时，她严词谢绝，说她没有资格吃属于主人的东西（第八十八回）。与这种有生产力的劳动者的情形相对照，庭园中年轻的居民通常被描画成由于休闲生活所造成的疾病和疲劳而卧床不起。例如，第三十六回，宝玉被描写成“游得腻烦”（卷二，436），后来，我们又被告知黛玉“多游玩了两次，未免过劳了神”（第四十五回，卷二，552）。
在这项研究中，大观园的哲学问题远比罪恶问题或逻辑上的因果关系问题大得多。大观园这一理想景观不可避免的崩溃之感在不断增加，直到最后一回，它最终而成为破灭的泡影。虽然没有对几乎每个大观园中人“各自散”的结局进行反复吟唱，我们还是可以在以下的段落中留意到某种“散”的主题（第七十七回，卷三，994 页以下）：
想这园里凡大的都要去呢？依我说将来总有一散，不如各人去罢。
此外，我们还可以在“盛筵必散”（第十三回）和“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 第二十六回）这样的谚语中看到同样的一个大众智慧的宗旨被反复加以表达。第一百一十三回中（卷四，1431），在庭园围墙遭到最严重的破坏之后，宝玉追思庄子关于永恒的观点，结论是：“虚无缥缈，人生在世，难免风流云散。”
大观园居民们的加速离去令人同情地证实了它不可避免地恶化的理念。这里，我们可能碰触到了整部《红楼梦》最主要和最普遍的主题：从独立的庭园世界走出的绝对必要性。“出”这一概念在小说进展中有着许多微妙的变化，最显著的是官方行为（“出仕”）、婚姻（“出阁”“出嫁”）、佛教和道教上的弃世（“出家”），所有这些都是在一点或另一点上对于离开这一问题的总体表达。
尽管在许多因犯各种程度的错误而被解雇的人中，强制驱逐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最生动的就是贾赦、贾珍的流放和贾琏有罪于国家的例子，我们必须重申，从这个地上伊甸园走出的必然性根植于事物的本质，而非任何具体的人类行为之上。更确切地说，在大观园中起作用的这种变化的构造也同样参与了创造、生长、衰退和崩溃的过程，这一过程超越其围墙描述了整个现象学的宇宙。这类似于人类的生命阶段——出生前的独立，不装腔作势的童年，壮年、结婚、繁衍、老化和死亡——无须进一步阐述。
运用不断退出的形象来描述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状况对于许多文化来说自然都是一样的。在中国传统中，我们可以留意老子文章中的例子：“出生入死” ，以及庄子所说：“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还有孔子那种非常松散自由的感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老子和庄子将“出”的过程看作在全部存在中的“入”的补充，然而这对于那些开始意识到他们自己处于前一阶段而正被无情地卷入海洋的凡人来说并非是必需的慰藉。因此，当大观园的居民们从天真无邪的童年走入有着脆弱的自我意识的壮年时，对于人生的每一步都是迈向坟墓的一步的认识，作为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恐惧与焦虑启迪了他们。
走出庭园和不断接近死亡之间的联系在婚姻中最为常见。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可能因为婚后住在男方家形成的紧张气氛使这种婚姻的重大意义得以加强。我们逐一来看看这些离开闺阁去遭遇她们各自不同命运的女孩们：早寡的（李纨、宝钗、史湘云），受虐待的（迎春），远嫁的（探春），死去的（迎春、元春）——每一例中都是一个爱与死的教训。元春一例则尤为辛酸，因为所处之地是深宫禁城（大内），所以她被禁足于青春的幸福之外。在宝钗与宝玉的婚姻中，离开家的主题采取了一个甚为微妙的转换，宝钗的嫁入（过门）实际上是发生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事，虽然同样带有不可逆的后果。最后，我们会注意到特定的目标：重返南方的扬州，这屡次与黛玉不可避免的“出”相联系（在第五十七回丫鬟紫鹃倒三不着两的戏谑中，在第八十二回黛玉的梦境中，最终在她返乡的棺椁中）。
无论如何，庭园中的居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人类状况的悲惨现实，小说中也经常这样来解释：“嫁出去的女孩儿泼出去的水。”（第八十一回，卷三，1046）小说的第一回中贾雨村所作对联，又在一百零二回后由甄士隐复述的：“玉在匮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似乎别有一番意味。虽然最初引证这首诗的具体语境无疑只是指贾雨村尚未开启的事业，但是未经展示的珍宝和幽静的处女时代之间的联系在第五十九回（卷二，750）中丫鬟春燕引用宝玉的话时得到了证实：“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儿来。”
但是，人类存在这一问题并不是专门限制年轻的姑娘们。远离家庭政务、丧失清白和加速的死亡之间的重叠联系，在小说中贾政的几次“外任”的一些不幸的事件中被清晰地联系在一起。更为有意义的是，我们已经看到正是贾政要离开这件事，促成了宝玉和宝钗草草成婚的结局，实际上贾政在婚礼的第二天早上就启程了，这一事实再一次强调了这一点。
最后，我们会注意到小说描述的贾府之外的许多场面，它们多数与死亡、痛苦，或者至少是和受挫的愿望相联系。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出”的原因自然是小说中安排的间歇发生的葬礼（第十四至十五、六十四、九十五、 一百一十二回）。这在宝玉身上表现得尤为真切。小说中，我们看到他在大观园外面逗留的次数不少于14 次，包括第十五回中他待在馒头庵的著名场景（导致秦钟和尼姑智能的致命事件，同时还有王熙凤参与的张金哥及其情人的死亡之事），第四十三回中，他祭奠被撵的丫鬟金钏，第七十七回，他去探望濒死的丫鬟晴雯，和最后第一百一十九回中他自己的一去不返。甚至在第一十九回中，他轻松愉快地探访袭人家时也携有一个重大的转折，直接导致了这一回后面文字中对婚姻和死亡的议论。
既然自成一体的庭园世界不可避免的崩溃不是一个与个人或是宇宙的罪责相关的问题，而仅仅是存在属性的一部分，因此，它遵循的似乎是创造和崩溃、入和出的尺度，必须将其放在另一两极坐标系中，小说的美学总和便建立在该坐标系上。甚至是在中华帝国系统的语境下长期存在着的政务与个人自由相对抗的问题——这一问题最终迫使宝玉无可挽回地撤离红尘——一定要根据存在的互补面而不是辩证选择对其加以适当考虑，像苏东坡在对理想庭园状态的讨论中所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处者安于故而难出，出者扭于利而忘返，于是有违亲绝俗之讥，怀禄苟安之弊。”韩愈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也遭遇过同样的抉择：“出门各有道，我道方未夷，且于此中息，天命不吾欺。”
基于对这种存在的互补面的辩证理解，宝玉在地上伊甸园的生活的描写更像是一个无奈和痛苦的故事。小说悲剧人物的“误解”——他们被夸大的痛苦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超越了他们的围墙之内的整体视野，一步迈到了他们有限的封闭性本身，实际上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宇宙的假设中去了，以至于有限空间的时间不再重要。就早先描述的中国和西方传统中作为寓言之基础的比喻的区别而言，它可以说成是对庭园和一个隐喻性身份的宇宙之间关系的提喻法的曲解。
大观园更多是指向它自身内的一个完整世界。当然，这也不是说宝玉没有偶尔离开过庭园（见上文），甚至与大观园之外的人保持着私人关系（北静郡王、柳湘莲、蒋玉菡和第二十三回提到的那些“轻薄子弟”）。相反，我们所说的是他执拗地不愿意接受从自成一体的天真中走出，投入到成熟的社会生活中来。如果说宝玉的状况有点含混，或者是将其解释成一种心理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贾府中一系列更为极端任性的自我封闭的例子——从贾敬的因药物而起的内向性、贾赦的让更直接的安慰包围着自己的欲望，到贾珍在与秦可卿的风流韵事中被认为的“过度的私人关系”。贾赦和贾珍后来遭到最严厉的驱逐——以被迫流放的形式——进一步为小说中无处不在的“樊篱”和“出离”的结构做准备。
有一个例子特别引人注目，它对自成一体的完整庭园做了极端平实的解释，即女家长和她的子孙们于字面意义上使用着“团圆”这一说法，在人为的聚会和庆祝中，徒劳地试图保持着一个家族完整性的错觉。这一点在第七十五回（卷三，974）中被巧妙地加以描述，贾氏家族刻意地坐于圆桌周围，“特取团圆之意”，来观赏一年中最圆的满月，此时此刻，所有季节景观和人类事件的征兆都指向一个衰落和崩溃的开始。
尽管宝玉几乎不能因缺乏想象力和未能觉察到他的庭园的审美坐标的互补性而遭到指责，但如上所述，他也受到了错觉的支配，认为这个封闭世界中所固有的一切事物都能够经得起具有有限存在特征的时间变化的考验。他（如同我们所见，并非只有他一个人）试图将他的私人领域看作总的存在，而不是从这个壳（他的葫芦蛋）中剥离出来，去重新定义他自己与外面世界的关系。在这一语境下，宝玉“退出”并进入与时间流绝缘的状态前不久，第一百一十八回中与宝钗的那一段著名的争辩就别具意味。这一幕令人回想起宝玉以老子的观点极力主张回归到赤裸的婴儿在子宫中的原始独立状态（赤子之心），这与宝钗以孟子思想强调的孩子的移情能力（不忍）正好形成对照，因而相互依存。非常明显，这种说法来自小说前文中宝玉从戏剧表演“山门”里听来的一句话：“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是宝玉第一次开始思考小说进行到九十六回后他才得出的最终答案。此外，宝玉和宝钗在争辩中面对的哲学问题——自我封闭的庭园和经验的自成一体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在我们这里所探讨的特殊现象之前和之后都长期困扰着中国思想家的问题。例如，司马光在描述他那名副其实的自我享受的庭园“独乐园”时，似乎已经完全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含义：
或咎迂叟曰：吾闻君子所乐必与人共之，今吾子独取足于己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谢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乐恐不足，安能及人？
宝玉最后的行为可以解释为用自我撤回的方式，从红尘的虚幻中退出。它是基于一个个体意志的有限框架的等式，该等式拥有无限浩瀚的全部存在。就小说第一、五、一百一十一、一百二十回严肃讨论的“淫”“情”“性”的概念而言，这是一种将个人敏感性夸张成一个拥有全部意义的私人世界的类型，这个类型使得感情（情）与肉欲的过度（淫）成为同义词，而不是仅仅指事物（性）的非特殊属性的时间（加以详述的）表现。
我们早已注意到脂砚斋断言通过人类情感获得启迪（以情悟道）的可能性，但他指出，在宝玉第一次暗示他最终的放弃时，他还是太过依附于“情感过度之毒”（情极之毒），不能跃至平静状态。对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特别有趣的是，小说在描写宝玉无礼对待那块象征了他自己的石头时——第十九回，他第一次走出封闭的庭园——脂砚斋用了这样的表达：“玉原非大观者也。” 第七十七回中，他又提及同样的哲学问题：
所以始于情终于悟者，既能终于悟而止，则情不得滥漫而涉于淫佚之事矣。一人前事一人了法，皆非弃竹而复悯笋之意。
这里的重点不在于脂砚斋对宝玉性格的个人反应上的矛盾，抑或是宝玉最终行为必然的对与错，正相反，其重点是在于自我和其他、结合和分离，甚至是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明显对立，它们表明了中国思想的核心问题，最终也进入小说全部寓言视野中的互补的交替模式里。宝玉的红尘生涯，从整体存在论的宇宙的五行观来看，他最后的退出只是作为和谐整体的一个完整部分呈现的。但同一个故事，如果是从个性与读者的人类敏感性的观点进行理解的话，尽管它不能不获得我们的同情，却仍然要小于由寓言文本的完整结构所产生的整体视觉（非大观者也）。
《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
[美] 浦安迪 (Andrew H. Plaks) 著 夏薇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10
ISBN: 9787108060488 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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