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乡愁迟早退出生活，进入苍茫的历史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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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对于这样一位一生为20世纪中国招魂的写作者来说，乡愁意味着什么？在被问及是否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计划时，王鼎钧说：
“今日乡愁已成珍藏的古玩，无事静坐，取出来摩挲一番。乡愁是我们成长的年轮，陷入层层包裹。乡愁是我们的奢侈品，不是必需品。乡愁无可骄傲，也绝非耻辱。乡愁是珍贵的感情，需要尊重，不受欺弄。流亡者懂得割舍，凡是不能保有的，都是你不需要的。乡愁迟早退出生活，进入苍茫的历史兴亡。”
就此而言，回忆录四部曲何尝不是在他乡与故国之间架设的乡愁通道。
*文章原载公众号289号（ID：gh_b80de49b976a），作者唐小兵，节选发布 。
文 | 唐小兵
去年（2017年）夏天，因难得机缘到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一年，就一直筹划着去离波士顿不远的纽约拜访王鼎钧先生。
今年 4 月，哈佛燕京学社组织纽约之行，得偿所愿。事先与鼎公沟通，他极表欢迎，在通信中叮嘱我注意防范纽约的小偷，并告知在其居住的皇后区法拉盛预订了一家湾仔海鲜店，一派老式的周到。会面当日，朋友雅婷驾车带我们到达时，鼎公携夫人已在餐厅一角的圆桌旁等候。他照旧一身蓝色长袍，手拄青藤拐杖，即使端坐，也可感知身材挺拔，一如其峻直人格。之前，《读书》杂志编辑饶淑荣跟我讲过她拜访鼎公的感觉：肃穆，让人肃然起敬而难以亲近；鼎公夫人则是大家闺秀温婉亲和。初次照面，确实。好友棣文在纽约地铁迷路，辗转多时才到，平白给我们添加了一个小时的餐前交谈。我坐在鼎公边上，借这难得机会，就治学之困惑与人生之问题，一一求教。鼎公作答要言不烦，一如其历史写作，字字珠玑。
“为历史作见证是我写回忆录的抱负，
这是很低的抱负”
一次受访，被问及一生写作中最重要的回忆录作品《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和《文学江湖》时，鼎公说：“为历史作见证是我写回忆录的抱负，这是很低的抱负。”这四部回忆录 2009 年在台北出版繁体字版（同一年齐邦媛教授的《巨流河》和龙应台女士的一本同背景著作出版），2013 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引入简体字版，随后一纸风行，在大陆发行四十余万册，长销不衰。
我自 2009 年毕业留校、任教华东师大始，一直开设一门面向本科生的通识课程《回忆录、口述史与 20 世纪中国》，因此对海峡两岸三地出版的回忆录、口述史都有留意。最初注意到鼎公此书，是源于钱永祥先生主编的《思想》杂志发表了高华教授生前的一篇文章《冷战时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与坚守》，就托钱先生给我寄来了台版回忆录的第四册《文学江湖》，读罢不忍释卷。后来三联书店出版，责编饶淑荣女士惠赠四卷本回忆录，收到后先读记述 1945 年到 1949 年国共内战的第三卷《关山夺路》，深深为之折服，作者对盘根错节的纷繁世事的记录、对隐微人心曲折通幽的洞察，以及从历史的脉动来探究国共两党兴衰强弱转化之谜，皆有独到的识见和入情入理的理解。
王鼎钧，著名作家，1925年生于山东省临沂，1949年去台湾，1978年后移居美国纽约，创作生涯长达大半个世纪。2013年在大陆出版四册回忆录《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一纸风行
这本回忆录被我列入 20 世纪中国历史书写最好的著作之一，与高尔泰的《寻找家园》、齐邦媛的《巨流河》等，同样属于史笔、史观和史识都一流的上乘作品。后来，因参加台湾中研院一个关于 20 世纪中国中期的历史记忆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提交了论文《记忆的战争与战争的记忆——有关 20 世纪中期中国的回忆与书写》。在这篇文章中，我用一半的篇幅讨论《关山夺路》的历史记忆对理解内战的卓越价值，并提出这样的追问：“作为回忆录的《关山夺路》在历史叙述上展现出了几重张力，而这些张力或者说叙述困境的存在，恰恰丰富了作者的叙述层次，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对读者固有的认知历史框架构成了挑战。从对国共两党成败之因果的探寻来说，王鼎钧对作为失败者的国民党及其军队似乎并没有同情，他费了最多的笔墨试图寻找强弱转化之道，从对于战败的日本与国民党、苏联军队来说，他对于作为胜利者的后者缺乏任何意义上的认同，反而有意选择对战败者的‘尊严’做更多的记述。因此，王鼎钧的历史记忆的价值基点就不再是简单的人道主义逻辑（当然，纵览全书，他始终对弱者、失败者有同情感），也不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霸道逻辑，这就提出了一个饶有意义的挑战：面对 20 世纪中期的战争记忆，我们的立足点究竟应该归置在何处？这场战争能够用正义与非正义来严格区分敌我双方吗？道德的模糊性与情感的强烈性，居然如此奇特地搅拌在一起，冲击着我们理性的堤坝。”
就这一点而言，鼎公是处理历史复杂性和人性复杂性的高人，他冷静、肃穆而入世地洞察一切幽微，又同时持有一种“高冷”背后的“温热”。在他与诸多访问者往返答问的随笔集《东鸣西应记》（这本文集注意的人不多，其实是对鼎公一生八十余部作品的集中阐释，字里行间妙趣横生且不乏真知灼见）里，其中有一段话，也许对今人理解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不无裨益——
感谢您对拙作《关山夺路》以大量的篇幅予以梳理审视，使我如对宝鉴。您问我意见，我能说的不多：
1）我们写的，只是对历史某一句某一段的小注，史家不必注意它的史观史论，尤其不必从其中抽绎出史观史论来评论。
2）文学作品见木不见林，这是常态。文学作品也能“寓无限于有限”、“纳须弥于芥子”，那得把题材处理成高级象征。这三本书（指自己、齐邦媛和龙应台同年在台北出版的书）都无此抱负。
3）文学作品要发乎情，历史家不必费太多精神料理个人感情，不管是一家哭、一路哭，哭声对历史家并不重要。文学家谛听哭声，陪伴啼哭的人，或者与之同声一哭，史家也不必藐视。
4）恕我说句外行话：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并非一事，各国皆然，也许美国不同，至于“不同”到甚么程度，我没有能力提出说明。知无不言，聊供参考。
字里行间可见，鼎公自设是历史的见证人，也是历史中人的倾听者，他关切的是历史变动中小人物的身世与命运，给出的是有温度的、能够感通和同情的历史写作。而这种抒情的历史写作，又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了一种节制和自省，避免了感情泛滥无归甚至扭曲事实。他无意充当历史审判者，也不愿仅做一个无所用心的围观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聆听哭声的捕蝶人。
友人潘晖是鼎公的超级粉丝，几乎搜罗并研读了鼎公的所有著作。他认为：“鼎公的文学与历史相通的一面，在于他以客观的态度写作，不轻以价值观作是非褒贬。文学的训练使他善于观察生活，对生活的观察让他发现了许多常人并不注意或无心审视的细节，这些多量的生活细节积累起来，他对世界的认识竟与一般人有了较大的分野。好多貌似不合理的现象，鼎公因为细心的观察，提出了他独特一己的解释（或者疑问）。我觉得他的本事不在思想的深刻性，而在观察的细腻与周延。”简言之，鼎公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内在的他者，这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情见乎辞而理在其中的写作方式，是绝大多数大陆出版的同类主题回忆录所望尘莫及的。
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
王鼎钧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鼎公自己在应邀为一家中文刊物撰文比较《关山夺路》与《巨流河》时有一段妙论：
一本作品就是那个作者的世界，我的世界是江湖，齐教授的世界是学院。江湖的对面是台阁，是袍笏冠带，我见过；江湖的对面是园林，是姹紫嫣红，我游过；江湖的对面是学院，是博学鸿词，我梦过，这些经历并未改变江湖的性质，只是增添了它的风波。我志在反映现实，齐教授不然。齐教授沉浸英诗，她的散文非常‘清华’，我的烟火气太重。她的风格雅，我的风格俗。
鼎公也进一步对两书加以评论：
《巨流河》欲说还休，《文学江湖》欲休还说；《巨流河》是无意中让人听见了，《文学江湖》是故意让人听见；《巨流河》如此精致，如此雅正，如此高贵，《文学江湖》如此周密，如此老辣，如此江湖！《巨流河》材料集中，时序清晰，因果明显，是线形结构；《文学江湖》步步向四周扩充，放出去又收回来，收回来又放出去，是袋形结构。
这是切中肯綮的知人知书之论。
巨流河
齐邦媛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洄澜：相逢巨流河
齐邦媛 编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由那次通信，我开始与鼎公邮件往来，如他所言：“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文字之交就是知心之交，东鸣西应，俨如神迹。”
“乡愁迟早退出生活，
进入苍茫的历史兴亡”
鼎公被誉为台湾的“文学教父”，他有关如何写作的书籍《作文七巧》《作文十九问》《讲理》等在台湾一直很受欢迎，是许多有志于写作的文学青年的启蒙读物。在鼎公看来，写作是一门手艺活，成为一个作家与成为画家、科学家、艺术家一样，当然需要训练，也是可以训练的。现代人反对“经验的可传递性”，主张绝对的自由和个人化，这是很可怀疑的。他说，自己活生生就是一个从“失学少年”到华语文学作家的案例。一个写作者，不应该学陈寅恪，应该学罗素，写的文章要能够让人读懂。写作训练的基本原则是：先寻求共通之处，再创造个人独特的成就。写作与做学问一样，要转益多师，先是模仿多家的路数，最后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有点像哈佛王德威教授所言，有一个“似父”“弑父”与“是父”的模仿权威、推倒权威和成为权威的过程。鼎公所论，与沈从文先生极为相似，他的写作经历与从文先生也相近，都是从初始阶段开始大量最基础的写作训练，且一生视写作为生命意义最核心的来源――尽管从文先生后来因故长期放弃了文艺创作，但后半生的日记又何尝不是一种隐微写作。
谈起我的同乡前辈沈从文先生，鼎公严肃的面容上终于露出一点笑意：
我读了他所有的作品。我投身写作，有志为文，也受到他的影响。甚至包括我写自己的传记，也是从沈从文那里得到启发。他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与他同时期的左派作家，作品的宣传性很强，关注的重点是阶级斗争。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你可以看到文学的纯净性。沈从文是一位特殊的作家。他不是左翼作家，但新中国建立后，人们还是可以读到他的书和文章；同时，他也不属于右翼作家阵营，他的作品在台湾也没有被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一个严肃阅读日益边缘、人心日益浮浅与急躁的时代，严肃写作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鼎公在《东鸣西应记》里已答。多年前，他便叮嘱我读胡适的一篇文章：
佛家有个说法，我们的言语造作都是“业”，“业界”永不消失。胡适有一篇文章《不朽：我的宗教》，就是申说这个主张。现在又有所谓蝴蝶效应，南美洲亚马逊河上的一只飞蝶，翅膀扇动空气，经过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反应，最后形成太平洋上的飓风。我对文学仍然有信心，我写回忆录，就是要做一只蝴蝶。
历经岁月沧海，观览文学潮起潮落，如何看待文字与心灵的关系？鼎公亦在《东鸣西应记》里作答了：
我一直相信作品和作家没有道德上的关联，人格是人格，艺术水平是艺术水平。现在我知道，卑鄙的心灵不能产生有高度的作品，狭隘的心灵不能产生有广度的作品，肤浅的心灵不能产生有深度的作品，丑陋的心不能产生美感，低俗的心不能产生高级趣味，冷酷的心不能产生爱。一个作家除非太不长进，必须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他得“修行”。
鼎公少时受母亲影响成为基督徒，后来又多年沉浸佛经，沿波讨源寻求佛理，二者构成其精神世界的底色之一。
上帝在《圣经》里讲了一些道理，但没有全部讲完，也没有告诉另外的道理在哪里。最后我在佛教里找到了：业、果和报的观念，不灭与轮回的观念。因此一个人说的话、写的字和用的心，都会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的，个人的姓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有价值的理念都会流转存世。
一个人说的话、写的字和用的心，都会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有价值的理念会流转存世。这段话对其时因世变而略有不安和焦虑的我，真是强有力的慰藉，而他对于人心、人性与人世，又略有一份超然的悲观。
作文四书
王鼎钧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知我在高校从事知识分子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鼎公在临别之际谆谆告诫：
历史学家需要秉笔直书，应该唯实而非唯上。不能在权威面前，放弃书写的原则。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学者追寻的是事实。如果发现自己的老师错了，不能因为为老师讳，而放弃澄清历史真相。同样地，历史研究者也不能对自己的学生设置限制，更不能因为学生的研究发现跟自己相左，而加以干预。
鼎公面似儒家，精神上介乎基督徒与佛教徒之间，而其价值理念上却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多元价值观高度吻合，可谓是世界文化多元一体的具体而微者。对于这样一位一生为20 世纪中国招魂的写作者来说，乡愁意味着什么？他笑道：
中国是初恋，美国是婚姻。
前者惊心动魄，后者静水流深，前者甜蜜与痛苦交织，后者更趋日常的回望。纸上风云，漫卷诗书，纵横千里，笔落故园，这是一种何等高超动人的境界！他曾在被问及是否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计划时说：
今日乡愁已成珍藏的古玩，无事静坐，取出来摩挲一番。乡愁是我们成长的年轮，陷入层层包裹。乡愁是我们的奢侈品，不是必需品。乡愁无可骄傲，也绝非耻辱。乡愁是珍贵的感情，需要尊重，不受欺弄。流亡者懂得割舍，凡是不能保有的，都是你不需要的。乡愁迟早退出生活，进入苍茫的历史兴亡。
就此而言，回忆录四部曲何尝不是在他乡与故国之间架设的乡愁通道。
情人眼
王鼎钧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海水天涯中国人
王鼎钧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回到波士顿后，我给鼎公写了一封长信，这是拜会了一位书写者、观察者、思想者的收获，这次晤面聚谈也成为我访学期间最珍贵的片段之一，值得用一生去回味。摘引信中一节，收束此文——
周六晚上在您身旁聊天谈及的一些话题，这些天一直萦绕在我脑海。其实，我当时是带着一个很大的精神上的困惑去拜访您的，就是中国近些年变化这么大，公共文化在狭隘民族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夹击下日趋式微，躲进小楼成一统成为一种士林风气……像我们这一代自认为知识人的个体如何在这个大时代安身立命？自去年到美到如今，确实时常有一些焦虑和不安。听您谈到，一个人的言语、文字在长远的时空里可能产生无法预期的影响，仿若空谷足音一样让我震动。万事皆有因果，因此才能慎待文字和写作，才能临文以敬、待人以诚。我想这可能是这次谈话中最让我有可能悟道的一段话了。
此文写成得益于参加了与鼎公一家人餐叙的挚友肖棣文的共同回忆，谨此致谢！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与民国相遇
唐小兵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1
ISBN: 9787108056979 定价：4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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