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恶魔？：纳粹战犯的“病态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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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是天生的还是后天习得的？大屠杀的主谋，生来就是精神变态，还是说，他们的心理状态跟你我并无不同？纽伦堡审判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机会，精神病学家道格拉斯·凯利和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吉尔伯特被指派到纽伦堡监狱，他们使用了当时的尖端技术罗夏墨迹测验，分析几位主要战犯的大脑的认知结构。
如此近距离与恶意接触，无论是对凯利还是对吉尔伯特来说，这观察都不容易。巨大的压力破坏了凯利和吉尔伯特的合作，激起了二人之间的分歧和妒忌心，导致了阴谋、诉讼和指责的结局。不管怎样，他们的发现和争吵理顺了我们的思路，框定了我们如今剖析恶意的方式。
*文章节选自《天生恶魔？：纽伦堡审判与罗夏墨迹测验》（[美] 乔尔·迪姆斯代尔 著 三联书店2019-4）。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纽伦堡正义宫俯瞰图，1945年11月20日。
被告人赫尔曼·戈林：
和蔼可亲的精神病态者
文 | [美]乔尔·迪姆斯代尔
审讯戈林
在权势熏天时，戈林是第三帝国议会主席、盖世太保创始人、空军司令以及第一批集中营创建者。他戴着和蔼可亲人格的面具，而背后的性格是多面复杂的，既有吸引力又令人厌恶。戈林与众不同——生活放荡、骄奢淫逸、喜欢掠夺财富。然而与纳粹高层的其他人相比，他有风度、健谈、风趣，还有些古怪。戈林自视为现代沙皇，喜欢身着古装，佩戴昂贵的胸针，经常在自己的宅邸——卡琳宫——举行盛大的宴会，他通常会让客人参观自己驯养的宠物狮子，观看模型飞机向模型铁路上投掷炸弹。在用这些非同寻常的娱乐方式款待客人后，他通常带他们到另一个房间看自己喜欢的牛仔电影和印度电影。
虽然戈林非常腐败，到处掠夺艺术品，但是对动物却表现出仁慈之心，他对自己担任森林部长很自豪，专门颁布法律确保动物受到人道对待。但是戈林还有另一面。在普鲁士颁布了禁止动物活体解剖实验的法律后，他威胁说，任何违反这一法律的人都要面临“严重刑罚……要被送入集中营”。在他关怀体贴的假面之后潜藏着惩罚报复。
对戈林来说，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其实并非他关注的头等大事。当被问到为什么任命具有犹太血统的艾尔哈德·米尔希（Erhard Milch）元帅担任自己的副手，戈林回答说：“在德国，谁是犹太人我说了算。”2戈林还营救了一对犹太姐妹并安排她们迁居国外，因为1923年他在慕尼黑暴动中严重受伤时，两位女孩救了他的命。由此可见，戈林既无比残忍，又体贴入微，这点非常有意思。他在监狱中给妻子写信说：
看到你可爱的笔迹，想到你那令我钟爱的双手会展开这张信纸……有时候我觉得我会因为爱慕和思念你心碎而死，不过这是一种美好的死法。我亲爱的妻子，我要向你表达诚挚的谢意，因为你赐予了我幸福、爱情和一切……你和埃达（戈林的女儿）对我的意义以及我对你的思念，言语无法表达万一。多么渴望热烈地拥抱你，亲吻你可爱甜美的面庞。
但是，他这些温柔体贴的性情并没有扩展到家人和动物之外。正是他召集了万湖会议，设计出了“最终解决方案”。
在审讯中，被称为“胖子”的戈林很难让人弄明白。审讯官员多利布瓦描述了戈林的复杂个性：人们用各种负面的语言来描绘他，从恶魔的化身到肥胖愚蠢的阉人……他其实是一个能力出众、精明强干的管理者，才华横溢、敢于冒险，但又残酷无情、贪得无厌。他有时会施展魅力，和他相处的人会感觉很愉快，他有时又会让人心生厌恶，但是和他相处的每一分钟都会让人觉得很有意思。
位于马里兰州科利奇帕克的国家档案馆中收藏有大量关于戈林的资料。有一天早上，我在该馆的一个大房间中查阅资料，房间里博学安静的读者都在使用嗡嗡作响的微缩胶卷阅读机。我碰巧发现了一个收藏柜中装有戈林的审讯记录，令人惊奇的是，戈林的弟弟阿尔贝特的审讯记录也在其中。我从没有听说过阿尔贝特，但是他的故事非同寻常，他反对纳粹党，并且想尽办法救助犹太人，在其中一个案例中，犹太女人被逼迫跪着用酸液擦洗街道，他自愿加入她们的行列。他多次因为对抗政府而惹祸上身，戈林总是会保释他。1946年9月25日阿尔贝特被审讯：
问：当你告诉你哥哥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暴行时，他说什么？
答：他总是说这些事情被夸大了，因为他收到了这些事情的精确报告。他让我不要再插手政治事务和历史事务，因为我对政治一无所知。他的原话是：“你是个政治白痴！”……因为营救犹太人和反对纳粹党，赫尔曼总说我是家族中的害群之马。
戈林被纽伦堡审判的法律前提所激怒，认为同盟国的做法非常虚伪，他历数同盟国的罪行：集中营是英国人在布尔战争期间发明的；苏联人在卡廷森林杀害了大量波兰军官，还屠杀了数百万自己的国民；美国人则屠杀了大量印第安人。听说美国人向日本广岛投掷了原子弹后，戈林评论说：“啊哈，现在谁是战犯？”
约翰·阿门（John Amen）上校对戈林进行了全面审讯，他的审讯记录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从而一窥戈林对于个人责任的看法。1945年9月6日，阿门审问戈林关于轰炸鹿特丹的事情。
问：是你下令轰炸鹿特丹的吗？
答：是的，但是我没有下令轰炸鹿特丹，我只是下令轰炸发生战斗的地方。我们往那儿空降的伞兵被包围了，他们在那儿作战，这就是那个地方遭到轰炸的原因。我想说的是只有36架飞机空袭了鹿特丹，如果鹿特丹的民众没有这么拥挤，他们本来是可以把火灭掉的。没有任何鹿特丹人或消防队员试图灭火，火势才会疯狂蔓延，烧毁了所有房屋，它们都太老旧了。火焰吞噬了所有房屋……街区，情况越来越糟糕，甚至在战斗结束之后，也没有人想办法灭火。整个空袭只持续了五分钟。
出于几个原因，这次交流令人印象深刻。戈林记忆力惊人，对于细节了然于心。即使空袭鹿特丹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他记得关于轰炸地点的每一个细节，他在一个鹿特丹的大幅详图上将它们一一指给阿门。戈林总是试图转嫁责任，这一点尤为明显。他的观点如下：他并没有下令空袭鹿特丹，只是要求轰炸“发生战斗的地方”（也就是鹿特丹）。而且，只有36架战机空袭了这座城市，空袭持续的时间也很短。此外，那些房子都很老旧，没有消防设施。这座城市被大火烧成灰烬是市民的责任，因为他们居住得太拥挤而且没有努力救火。
阿门引导戈林认罪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失败了。戈林用对自己有利的反驳巧妙回避了每个诱导性的问题。1945年9月7日，阿门希望引诱戈林承认曾经下令报复英国：
问：你发表过一个声明……警告英国人不要杀害你们的飞行员，大意是，他们胆敢杀害你们一个人，你就杀他们十个作为报复，你不记得了吗？
答：不，我从没有说过这话。
问：文件显示你说了。
答：我想看看那些文件。
问：我知道你想看，你最终可能会看到，但是我想先了解一下你是否还记得……
答：你的意思是那些文件上写着我曾经发布过的一个命令？
问：我不回答任何问题，需要回答问题的人是你……
答：好吧，你有文件资料做后盾来向我提问，我除了自己的记忆外，无所依靠。
戈林有时坦诚得令人惊讶。当问到纳粹使用奴工的问题时，他回答：“他们是为经济战服务的，我们出于安全原因使用奴工，这样他们就无法留在自己的国家干活，无法对我们造成威胁了。”在同接替凯利的精神病学家莱昂·戈尔登松的一次谈话中，戈林评论这场诉讼说：“坦率地讲，我的目的是将这场审判变为笑柄。我认为别国无权审判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戈林继续批评这场审判的组织机构，甚至法庭对被告人的选择。“我努力控制自己不对其他被告人发表批判性评论。他们是不具代表性的混杂群体。他们中的一些人实在人微言轻，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他指的是汉斯·弗里奇、瓦尔特·丰克（Walther Funk）和威廉·凯特尔，比起自己来，他认为他们是小人物。
在一次内容广泛的谈话中，戈林讨论了种族灭绝、内疚、善良和邪恶：
即使一个人对于灭绝一个种族毫无愧疚之心，常识也决定了在我们的文明中，这是野蛮的，会被来自国内外的批评浪潮所淹没，被谴责为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罪行。虽然我遵循骑士准则，但我并非一个道德家。如果我真的认为屠杀犹太人意味着……战争胜利，我就不会为它所困扰了。但是屠杀犹太人没有任何意义，对谁都了无益处，除了让德国声名狼藉……我不信仰《圣经》和其他很多宗教信徒所信奉的东西。但是我尊重女性，也认为屠杀孩童是没有风度的行为。这是屠杀犹太人时最让我困扰的事情……对我个人来说，我对于大屠杀没有责任……我听到了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谣言，但是我对此无能为力，我觉得调查这些谣言并准确地弄清情况毫无用处……何况我还忙于其他事务，而且如果查明大屠杀的真实情况，只会让我感到不安，无论如何，我都无力阻止这件事。
“屠杀孩童是没有风度的行为”，戈林说到“孩童”时，好像自己谈论的是松鼠或乌鸦之类的动物。这些话并不能强有力地证明他具有同情心，也无法让人接受他的荒谬解释：他宣称没有调查关于大屠杀的谣言，是因为那“只会让我感到不安”。
此外，戈林是一个有多重人格的变色龙。纽伦堡法庭的审讯人员约瑟夫·迈尔敏锐地观察到：“在法国人面前，他高高在上，神色鄙夷；在我们（美国人）面前，他表现得像强健的海盗一样，他认为这样或许可以吸引像好莱坞电影中需要救助的那些幼稚的美国人；在冷静、老练的英国人面前，他很安静，彬彬有礼，急于表现出他认为能吸引英国人的绅士派头……（在苏联人面前，戈林）表现出些许的畏缩和奉承。他知道不能装腔作势激起苏联人的好奇心，他对自己见到的每一个苏联人都怕得要死。”
审判戈林
戈林认为自己是所有战犯的首领和发言人，他相信自己应该被特殊对待。安德鲁斯监狱长要求犯人每个周五清理自己的监舍，戈林被这一命令激怒并因此出现心律不齐的症状。安德鲁斯在这件事上向戈林让步，给他分配了一名犯人帮他打扫监舍，但是监狱长讨厌戈林，他评论说：“戈林明显装腔作势，在审判期间一直如此。他懒洋洋地坐在被告席上，一只肥硕的胳膊伸到身旁瘦弱的赫斯背后，另一只伸出的胳膊肘抵在被告席的边缘。这样他就可以舒适地斜靠着，抵在他面前被告席的木头栅栏上，肥大的面庞上浮现出夸张的笑容。”
证人席上的戈林
戈林努力组织所有被告人建立统一的辩护阵线，当其他战犯选择独立的辩护路径或者承认罪行时，戈林会气得七窍生烟。“猪狗不如的叛徒”，他冲着党卫军将领埃里希·冯·登·巴赫-热勒维斯基愤怒地低声说。巴赫-热勒维斯基当时正在向检察官供述关于东线战场的反游击战活动。戈林并没有安静下来，他接着骂道：“肮脏、该死、背信弃义的猪猡！污秽不堪的卑鄙小人！……为了保住令人作呕的烂命而出卖灵魂！”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下颌颤抖，他嘲笑自己的同伙，称他们为“胆怯的小朋友”。
和其他受审的战犯不同，戈林在出庭时并没有认罪，也没有表达歉意。相反，他耐着性子主导了对自己的审判，并屈尊“承认”战争期间出现了暴行，但是所有人都难辞其咎，所有人手上都沾满鲜血。
戈林对最后的判决结果不抱任何幻想。他对自己将被处以绞刑而不是枪决愤愤不平，但是他已经将判决视为成为烈士的方式。“我知道我会被绞死。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会作为伟人载入德国史册……五六十年以后，赫尔曼·戈林的雕像将会遍及德国，而小型塑像可能会进入德国每一户人家。”
杰克逊对决戈林
1946年3月，戈林进行了他一生中最有名的表演，整整一个星期，他都在即席做证，他讲述了战争情况，自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努力辩解这场战争的正当性，他记忆力惊人，对细节了如指掌。他的表现令见证者惊讶不已，人们因为他肥胖的外形而误以为他是个平庸之辈。为《纽约客》撰写报道的珍妮特·弗兰纳（Janet Flanner）评论说：“这位帝国元帅让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相形见绌，那本书的观点看上去像枯燥乏味的辩解；戈林显然更加没有道德观念，更加狡猾……在他高超的手腕、肥胖的身躯和所建立的‘卓越’功勋背后，是一颗聪慧的头脑，而在他生活的时代，很少有人拥有这么睿智的大脑……但从他做证时的复杂供述中可以看出，在他的头脑中，良知已经泯灭。”
戈林和大法官杰克逊展开了一场智力的对决。起初，杰克逊看起来正通往胜利的大道，其他被告人在证人席中围观，像希腊戏剧合唱队一样鼓噪不已，随着诘问的进行，他们时而喝彩，时而悲叹。他们并不都是在声援戈林；有很多人对戈林满怀妒忌。更准确地说，很多人享受戈林做证的过程，将它视为像狩猎般流血的娱乐。被告人亚尔马·沙赫特心满意足地指出：“到目前，这个胖子一直在遭受打击。”
第一回合杰克逊占了上风，但是这个暂时的胜利很快就逆转了。随军记者哈罗德·伯森（Harold Burson）言简意赅地评论道：“戈林将杰克逊驳得体无完肤。”杰克逊习惯了其他被告人的辩解风格，他们回答问题的经典论调是：“哦，这些事情太可怕了，但是我对此一无所知，即使知道也无权制止它们发生。”而戈林完全不同，他从不认罪，他会以如下方式猛烈回击：“我们当然干了那些事情。蠢货，我们是在打仗。你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戈林这种猛烈的言辞咄咄逼人，杰克逊无力招架，惊慌失措，怒气冲冲而又张口结舌。
罗伯特·H.杰克逊
戈林大肆攻击杰克逊的每一个问题，并将它的意思完全扭曲。戈林英语流利，抱怨译员的翻译不准确，要求在回答问题时给予更多时间。杰克逊试图打断戈林的发言，但是法官裁定，戈林在回答问题时有权发表冗长的言论。下面的摘录可以让我们看到处境艰难的杰克逊越来越沮丧：
杰克逊：据我所知，在德国的元首制度下，你未能对德国人民发出警告，你未能施压……阻止那些事情，你甚至未能辞职以保护自己的历史定位。
戈林：你一次提了好几个问题。我应该先回答第一个……
杰克逊：……我来重复一下这个问题。赛斯-英夸特（Seyss-Inquart）出任奥地利总理时，是否知道必须邀请德军进入奥地利并向德国投降，还是在你的误导下，相信自己会领导一个继续保持独立的国家？
戈林：抱歉，你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我无法简单地回答“是”或者“否”。如果你问我:“赛斯-英夸特出任总理，是希特勒和你的意思吗？”“是的。”如果你问我：“他出任总理时，就已经知道要向我们发电报邀请德军进入奥地利？”我的答案是“不”。当他出任总理时，不存在向我们发电报的问题。如果你问我：“他出任总理时，是否以为自己能够保持奥地利的独立地位？”我只能再次申明，那天晚上，元首也没想清楚这个事情最终将怎么处理。
还有很多类似的交锋，大部分观察家都认为戈林表现得更好。戈林向自己的律师吹嘘说：“杰克逊比不上我。”当戈林完成做证时，他很享受自己的胜利。“不要忘了，英国、美国、苏联和法国集结了本国最优秀的法律人才来跟我对抗，他们的后盾可是这些国家的整台法律机器，而我是单枪匹马迎战！”
凯利和吉尔伯特的评估
凯利喜欢嘲讽，不喜欢使用难懂的术语；吉尔伯特爱下断语，而且他后来的著作滑向教条主义。尽管二人风格迥异，但都认为，戈林唯利是图、腐化堕落且残暴无情。吉尔伯特指出：“戈林试图给人留下和蔼、务实的印象，让人觉得他虽然下了大赌注，但失败后坦然接受，是个输得起的人……他找出很多理由为德国的战争行为开脱，他声称对暴行一无所知，认为同盟国也有‘罪责’，他精心计算，随时展现幽默的一面，他要让人们认为自己和蔼可亲、并无恶意……他是一个病态的利己主义者。”但以上是凯利和吉尔伯特仅有的共识。吉尔伯特认为戈林是恶魔，是一个内心懦弱卑劣的暴徒。相形之下，凯利却仰慕戈林这样的无赖，他进一步宣称，世界上像戈林这样的人多得是。“毫无疑问，在美国也有人踩着一半人的尸体往上爬，成功后就可以对另一半幸存者发号施令。”在吉尔伯特看来，崇拜这样的“无赖”不仅离经叛道，更令人深恶痛绝。
凯利和戈林相处融洽，但有些人认为凯利跟戈林走得太近。28凯利鼓励戈林讲述自己的故事，而戈林把凯利当成了欣赏自己的听众，而且愿意帮助自己。凯利这样描述自己和戈林的交流：“戈林是容易相处交谈的战犯和病人之一。当我每天巡诊来到戈林的牢房时，他会从椅子上跳起来，满面笑容，伸出手说：‘早上好，医生。我很高兴你来看我。请坐这儿。’然后他会慢慢挪动他巨大的身躯——当审判开始时，他体重依然超过200磅——坐在我旁边，准备回答我的问题。”
戈林请凯利帮忙联系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凯利向她们转交了戈林的一封信。“今天我通过凯利上校向你转交这封信，上校也是为我治疗的医生，我对他完全信任。你也可以同他自由交谈……你可以通过凯利上校给我回信，你一定能够了解我是多么渴望你的回复。”
戈林对凯利的帮助感激不尽，他将自己一枚镶嵌珠宝的大戒指送给凯利，但是凯利没要。戈林说：“那好，我这儿还有一个同样好的东西送你。”他送给了凯利一张自己的签名照。
自己的女儿埃达生活得是否幸福，是戈林最大的牵挂，他担心自己和妻子死后，女儿无人过问。他向自己唯一信任的人——凯利——求助，万一女儿成了孤儿，他请求凯利收养她。凯利是如何回复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我们会感到不安，思索这是否已经越过了精神病人和医生之间的界限。戈林很显然非常喜欢凯利，当凯利离开纽伦堡时，他甚至伤心哭泣。
道格拉斯·凯利，大概摄于1945年。
凯利认为戈林“充满魅力（当他愿意如此表现时）”，极为聪明、富有想象力、幽默风趣，同时也残酷无情，完全无视人的生命。虽然凯利和戈林关系亲密，但是他仍然观察到了戈林的阴暗面：“他是这么一个人：上一刻还是纳粹党的灵魂和所有人的朋友，下一刻就下令他所有的同伴去死，而且毫无悔恨之心。”凯利继续写道：“戈林过分自信，超级自恋……沉浸在自我陶醉中……对他的事业满怀热情，但对职责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
鉴于戈林的药物依赖、过度肥胖和不稳定的心脏状况，凯利担心他活不到审判开始。当戈林被抓获时，体重280磅，表现出多种心脏病症状。凯利声称自己通过利用戈林自恋的特点帮助他成功减肥，他告诉戈林“如果他能变瘦一些，会以更好的面貌出现在法庭上”。凯利还声称治好了戈林的镇痛剂依赖，办法就是逐步减少他的药物剂量，同时再次借助戈林的自恋性格鼓励他彻底戒除了药瘾。“戈林自豪于自己的体能和忍受疼痛的能力。我的方法很简单，我只是告诉戈林，像里宾特洛甫（戈林痛恨他）这样意志薄弱的人才需要服药，可能一辈子都无法摆脱药物依赖，而他身体强健、意志坚定，根本不需要服药。戈林表示赞同，并全身心地配合我。”
凯利报告说戈林的罗夏墨迹测验结果显示，“他天资聪慧，想象力丰富，过着奢侈豪华、争强好胜而又充满幻想的生活，野心勃勃，冲劲十足，想按自己的思维方式迅速征服世界”。在另一份文件中，凯利写道，戈林的罗夏墨迹测验“展现出正常的基本人格”，但是他的思想“表露出显著的自我中心性和强大的情感驱动力”。凯利再次总结说：“这个人精神正常，他没有显示出精神病理特征，他有能力面对审判。”此外，凯利还在别处评论说：“他的身体状况非常好，在最近出庭做证时异常清醒。他具有强烈的精神信念，一直在为自己的团体振奋士气……戈林用一种达观的态度面对命运。他期待被绞死，他没有精神问题。他不大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点屈服，随着指控增加，他只会坚定信念，勇于面对，他能够不受干扰地坚持到底。”
罗夏测验图卡II
比起凯利，吉尔伯特对戈林邪恶的一面更加警觉（或者戈林在吉尔伯特面前更多展现的是这一面）。在谈到戈林1934年的一次演讲时，吉尔伯特引用了他的演讲内容并做了相当生硬的解读：
戈林：我在这儿不是为了实现什么公平正义，我要灭绝和摧毁！
吉尔伯特：如果说沮丧的民众退回到他们的独裁文化，选择对上唯命是从而又富有侵略性的行为模式，大声疾呼热衷使用暴力的领导阶层统治国家，戈林就是能满足他们要求的人。
吉尔伯特文风粗糙、教条，文中遍布矫揉造作的谴责性术语。例如，“就像典型的精神病态者，戈林不愿受到约束的行为方式，反映了他摆脱不了婴儿期的自我内驱力”。在另一个例子中，吉尔伯特古板地评论戈林和妻子的关系。戈林的妻子因他盲目崇拜希特勒而苦恼，当吉尔伯特向戈林提起这一点时，戈林不屑一顾地说，这其实不是女人该掺和的事。吉尔伯特带着责难的态度用佶屈聱牙的冗语来解释戈林的反应：“戈林老旧的利己主义价值观完全源自他尊崇女性的‘骑士精神’， 但这种精神背后隐藏着他的自恋癖，他的这种癖好被他对女性关怀备至和包容的假象所遮蔽。但他绝不允许饱含妇人之仁的博爱价值观干预他的自恋癖。”
当吉尔伯特在战犯身边转悠时，他会努力偷听和汇总他们之间的谈话。戈林对战争的看法相当深刻，一个确实的权谋家才可能超出他。
为什么？民众当然不想要战争。在农场谋生的一群穷困邋遢的懒人肯定不会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打仗，因为他最好的结局也只不过是能够在战争结束后保全性命回到农场。普罗大众自然不想要战争……这点很好理解。但是，制定政策的是国家的领导层，让民众听令是很简单的事情……民众向来服从领导人的命令。你只需要简单地告诉他们正在被敌人攻击，并谴责和平主义者缺乏爱国心，置国家于危险的境地。这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
尽管戈林言辞犀利、智力超群，但是你无法忽略他性情中完全恶毒的一面。由于吉尔伯特总是在战犯身边转悠——在餐厅、夜晚的牢房或者法庭上——我们有机会得知他们私下都在说些什么。有一天，被告人沙赫特在出庭受审时试图将自己描绘成反纳粹者，而杰克逊刚摆出火力全开的架势要把他驳倒时，吉尔伯特偷听到戈林低声对赫斯说：“戴上耳机，好戏开场了！”
吉尔伯特认为戈林是“性格外向的自私自利者，为追求名利不择手段；同时又是一个狡猾、愤世嫉俗的现实主义者。他将实力政治视为争取个人利益的博弈，将历史视为一场表演，自认为像他这样强壮又聪明的人注定要扮演英雄角色”。吉尔伯特还记录了一些凯利没注意到的事情。戈林特别擅长“挑拨离间”，经常煽动别人争吵。“他在精神科医生面前诽谤心理医生，在信奉天主教的监狱神父面前说信奉新教的监狱牧师的坏话，在心理医生和精神科医生面前中伤神父和牧师，或者反过来对后者说前者的坏话。然而，他会当面挨个奉承每一个人。”
吉尔伯特对戈林做罗夏墨迹测验时，并不知道凯利已经对他测试过了。戈林看到吉尔伯特从公文包里拿出测验用的图卡时说：“又是那些古怪的图卡。”吉尔伯特对于凯利先他一步感到失望，但是他也承认：“两次罗夏墨迹测验结果本质上是一样的，除了戈林在第二次测验中表现得更加抑郁，展现出更多病态的焦虑以外。”
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右）和数名纽伦堡战犯在一起
凯利声称罗夏墨迹测验结果显示，戈林天资聪慧。吉尔伯特并不认同，他认为，测验结果显示“他资质平庸……是个肤浅和乏味的现实主义者，远远不是聪明过人、有创造力的智者”。对测验结果的这种解读可能反映了吉尔伯特的偏见，因为他在别的场合说过，戈林在智商测验中得分超出常人。
吉尔伯特在做罗夏墨迹测验中最著名的发现，源于戈林在观察图卡时做的一个小动作。
他确实试图“擦掉”图卡Ⅲ上面的“血迹”，在询问中，他对于自己第二次看那张图卡时的病态和施虐狂似的举动只字未提……这其实暴露了他潜意识里的内疚和渴望逃避这种情绪的心态，尽管他故作镇定……正如麦克白夫人的噩梦一般，擦掉这些“该死的墨迹”暴露了他的焦虑情绪……他是个懦夫，当他有能力采取行动时却只会逃避责任。
在被判处死刑几天后，戈林向吉尔伯特询问，他的罗夏墨迹测验揭示了什么，吉尔伯特回答说：
坦率地讲，测验结果表明，虽然你表现得非常活跃，甚至富有攻击性，但是你其实缺乏承担责任的真正胆量。你在做测验时的一个小动作暴露了你内心的真实想法……（你用手轻弹其中一张图卡上的红点）你以为能用这个小动作擦掉这个血迹。你在整个审判过程中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在战争期间你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将种种暴行从你头脑中移除。你没有勇气直面这些……你就是个再常见不过的懦夫。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解释，我认为它显示了吉尔伯特很难应对他在审判期间扮演的多种角色。吉尔伯特现在既不是翻译，也不再是为罪犯看病的心理医生，他成了一个复仇者。吉尔伯特兴高采烈地指出，自己的评论激怒了戈林，“这足以让他给辩护律师一张谴责我的便条”。在接受采访时，吉尔伯特很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对战犯的态度：“赫尔曼·戈林表现出的勇敢一面是伪装出来的。他们都是懦夫，每个人都是，包括戈林。他们在牢房里都吓得发抖，在法庭上展现出来的只是虚张声势的表演，他们都是色厉内荏之徒。他们随意屠杀别人，自己却贪生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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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吉尔伯特对于戈林的总体描述有充分的事实依据。
罗夏测验自然不能揭示整个甚至基本的人格结构……通过长期的观察能发掘出很多东西。戈林是一个有攻击性的精神病患者，他对于权力、职位、财富、食物的欲望永无止境……他热衷于炫耀，为了达到目的，不惜谋杀、偷盗或诬陷；但他伪装成外向的幽默和蔼之人……他在法庭上的行为就是他在历史上所扮演角色的缩影：在法庭上，他卖力表演，伪装得亲切友善，展现出勇敢、忠诚、无辜和爱国的面目，但是私下里，他粗俗的品行暴露无遗。
吉尔伯特对戈林的评价是： “为达到目的，他将残忍好斗的个性隐藏在令人产生好感的友善态度中。”几年后，他简洁而又巧妙地称戈林是“亲切的精神病态者”。
戈林的结局
在戈林被判刑后，就有一些蛛丝马迹预示着麻烦来临。接替凯利的精神科医生威廉·H.邓恩（William H. Dunn）中校，在战犯等待执行刑罚期间，继续对他们进行巡诊。他警告说，戈林“会通过强化‘自我为中心、虚张声势和表演卖弄’的个性来面对刑罚。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努力战斗的机会”。在被执行绞刑前的一个小时，戈林悄悄服用氰化物自尽。他一直说他不会让同盟国绞死自己——这种结局有损他的尊严。在自杀遗书中，戈林写道：“我可以允许自己被行刑队处死。但是德意志的帝国元帅不应该死在绞刑架上，因此我选择和迦太基名将汉尼拔一样的方式死去……（我早就知道）自己会被判处死刑，在我看来，整个审判过程就是胜利者的政治噱头……（但是）我期待可以选择像战士一样死去。在上帝、我的人民和我的良心面前，我问心无愧地说，我没有犯下敌人法庭强加在我头上的罪名。”
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戈林还说：“我唯一的心上人，在郑重考虑并向上帝真诚祈祷后，我决定自尽，以免被敌人用可怕的方式行刑……我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我最后一次向你道别……我永远忠于我们伟大的爱情。”
法庭邀请了一些记者见证行刑。记者金斯伯里·史密斯（KingsburySmith）率先报道了戈林自杀的消息：“赫尔曼·戈林没有领导纳粹分子最后一次列队前进——走向绞刑架。他在牢房中自尽身亡，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取代他走在队列最前面，带领战犯走向来世。”
安德鲁斯上校不得不向世界宣布这起自杀事件。听到这一消息时，凯利评论说：“他的自杀蒙着一层神秘色彩，凸显了美国守卫的无能。他的这一举动非常巧妙，极为成功，堪称功德圆满，他将成为未来德国人崇拜的精神大厦。”吉尔伯特的观点与凯利完全不同：“戈林的死法同他活着时的表现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是一个精神病态者试图以一种引人注目的姿态嘲弄人类价值并逃避罪责。”
戈林是如何弄到氰化物的，这依然是个未解之谜，虽然“二战”末期，在德国很容易搞到氰化物，自杀率也猛增。1945年4月，当柏林爱乐乐团在舞台上表演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诸神的黄昏》时，苏联红军已经守在大门口了，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就站在剧院出口处分发氰化物胶囊，任何宁死不愿投降的人都可以领取。
监狱管理方经常搜查牢房并对犯人搜身，违禁品一经发现，立即没收，但是犯人储藏财物的房间成了搜查盲区。虽然来访者和律师也要被搜身，但是对他们的搜查只是例行公事，或许并不认真。因为监狱中士兵的数量逐渐减少，而且对他们担任守卫的岗前培训也不够。一些卫兵竟然喜欢上他们看守的犯人，尤其是那些名气大、有魅力的犯人，比如戈林。至少有两名守卫有可能给戈林提供氰化物。名为赫伯特·李·斯蒂弗斯（Herbert Lee Stivers）的守卫声称他的德国女友在戈林自杀前不久让他给戈林带过“药物”。另外一个有嫌疑的守卫杰克·“特克斯”·惠利斯（Jack “Tex” Wheelis），被认为对戈林过度友好，帮戈林从监狱的储藏室找回过他各种各样的东西。
甚至连战略情报局都被怀疑帮助戈林自杀。他们对戈林提供的关于德国的情报非常感激，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情报有助于在即将到来的冷战中跟苏联做斗争。允许戈林选择体面的死法或许是他们能够接受的交易。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的助手内德·普策尔（Ned Putzell）声称自己给戈林提供了氰化物，因为“在取得英国方面同意后，多诺万秘密决定让戈林服用氰化物自尽。戈林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作为回报，我们真的应该给予他这种方式的怜悯……他对此也很高兴。这比绞刑要好多了”。
最后一个嫌疑人是道格拉斯·凯利，尤其是在他死后几年，对他的怀疑愈加强烈。很多观察者都注意到了他跟戈林的亲密关系，怀疑他给戈林提供了氰化物。即使是数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也无法确定到底是谁将氰化物给了戈林，不过他的自杀沉重打击了监狱长安德鲁斯。他的对手瞒天过海，欺骗了他，媒体很快就将账算到他头上。《时代》杂志的报道怒气冲冲地指责道：“这是怎么发生的？因为军队任命的监狱长自负傲慢、毫无想象力……根本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伯顿·C.安德鲁斯上校喜爱这份工作，每天早晨，他拖着肥胖矮小的身躯，像膨胀的凸胸鸽一样，迈着威严的步子走进法庭。”
伯顿·C.安德鲁斯，“垃圾箱”监狱和纽伦堡监狱的监狱长。
几年后，安德鲁斯驳斥《时代》杂志说：“我体重160磅，身高5英尺10英寸，胸围44英寸，腰围36英寸……肥胖的凸胸鸽是这样的吗？”他不愿费心回复其他言论。但即使是在1977年临终之际，安德鲁斯依然被戈林自尽一事所困扰，他迷迷糊糊地大叫：“戈林刚刚自杀了，我必须向委员会报告。”
天生恶魔？：纽伦堡审判与罗夏墨迹测验
[美] 乔尔·迪姆斯代尔 著 史先涛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4
ISBN: 9787108063632 定价: 4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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