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海昏侯刘贺的巨额财富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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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精美随葬品令人赞叹不已。由于海昏侯的特殊经历，下葬前又已遭除国，不再有后嗣继承侯位，这对其陪葬物品之多，或许也有影响。这些因素，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尽管如此，就目前所见到的情况而言，海昏侯刘贺的从葬物品，终归是相当丰厚的。这些物品若非朝廷赐予，就只能是在当地取得，或是从昌邑故国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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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选自《海昏侯刘贺》（辛德勇 著 三联书店2019-6）。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海昏侯墓出土所谓“孔子屏风”（铜镜镜背）上的铭文

带走的财富

文 | 辛德勇

海昏侯墓出土的黄金制品、铜钱、玉器、漆器、铜器等各类物品，数额巨大，种类丰富，给人们留下强烈的富豪印象。于是有些学者由这些陪葬品出发，并结合江南其他一些地区出土的西汉文物等，对江南在西汉时期的开发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得出了不同于历史文献记载的看法，以为其地区开发的深度和经济的富庶程度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对待这一问题，我认为，还是应当相信《史记》《汉书》等基本传世文献的记载。

关于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经做过一个概括的描述：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我想，这应该是对西汉中期楚、越等江南地区经济开发状况很好的总结，当然也包括西汉豫章郡地区。在司马迁眼前呈现的这样一番景象，并不妨碍诸如楚、越等国的王室贵族，会拥有技艺高超的手工业制品，也不影响在个别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区域，能够生产少量高质量的农业产品。这是对一个大区域内总体生产水平和经济发达程度的评价。

海昏侯墓及其墓园航拍图

具体到海昏侯墓室陪葬物品的产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严格地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丰富陪葬品，首先是由于这座墓葬基本没有受到盗掘，从而陪葬物品保存完好使然，并不意味其陪葬物品就一定要比其他西汉列侯墓葬更为丰厚。

同时，由于海昏侯的特殊经历，下葬前又已遭除国，不再有后嗣继承侯位，这对其陪葬物品之多，或许也有影响。这些因素，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尽管如此，就目前所见到的情况而言，海昏侯刘贺的从葬物品，终归是相当丰厚的。这些物品若非朝廷赐予，就只能是在（接上页）金为麟趾、袅蹄以协瑞焉。’因以班赐诸侯王。”对此，东汉应劭释曰：当地取得，或是从昌邑故国带来。

就后两种可能而言，我认为从昌邑国带来的财富，在海昏侯在世生活的用品和死后陪葬的物品之中，恐怕都占据着更为重要的位置。原因就是当地的生产水平要比昌邑国低下很多。譬如，关于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黄金，虽然《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豫章出黄金”，但同时也清楚地说明：“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亦即若是特地开采，往往得不偿失，因而刘贺恐怕也不大可能从当地采取黄金，墓中的各类黄金制品，主要还是来自昌邑故国。

海昏侯墓马蹄金、麟趾金出土现场

下面，就从历史经济地理角度，分析一下昌邑故国所具有的优势。

一  天下之中

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其最后一篇纪事，也就是包括《太史公自序》在内的全书倒数第二篇，名为《货殖列传》。

《货殖列传》的形式有些特殊，虽然在前面也讲了一些发家致富的代表性人物，但更多的篇幅，是讲春秋战国以迄汉武帝时期全国各地区域地理的特征和重要的经济都会，而且在记述人物时，同样非常重视反映这方面的情况。用现代的术语讲，这些内容犹如一篇区域地理志。例如，上面刚刚举述的对江南区域经济总体水平的概括和描述，就是如此。

在记述范蠡泛舟江湖以贸易通商的情况时，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谈到了范蠡居陶的史事：

（范蠡）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上述记载，非常重要。1958年，史念海发表《释“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一文，专门阐释陶这一都邑在战国时期的经济地理地位。

这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领域一篇经典性名作。这篇文章主要是从交通地理角度，对陶这一都邑在战国时期得以繁荣的独特区位优势，做了系统的阐发。

首先，陶这个地方，位于战国时期魏国东迁以后的区域之内，而魏国之所以会放弃富庶的晋西南汾涑流域，把都城转迁到这一地区的大梁，首先就是因为这一地带的富庶程度，至少不在河东旧都之下。

《战国策》载苏秦为赵之合纵说魏王语云：

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卢田庑舍，曾无所刍牧牛马之地，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以异于三军之众。臣窃料之，大王之国，不下于楚。

在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古代，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多一个人，就意味着增加一分财富。所以，史念海就此论述说，从中“可见魏国的富庶和农业的发展”。这里与地广人稀的豫章郡，正形成鲜明对照。

史念海编制《春秋战国时期农业手工业分布图》

除了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之外，在交通地理位置方面，陶还有更为独特的地理优势。

古时这一带有一条很小的河流，称作“菏水”。“菏水”曾见于《尚书•禹贡》的记载，这就是后世通行本《禹贡》在讲徐州（“海岱及淮惟徐州”）贡道时所讲的“浮于淮泗达于河”，其中的“河”字，实际上指的不是今天称作黄河的“河水”，而应该是在讲这条以“菏水”为名的水道。通观清代以来的各项研究，《禹贡》这句话，实际应该订正为“浮于淮泗通于菏”。这条菏水，上源承自菏泽，故亦称“菏泽水”。

菏水上源所出的菏泽，在巨野泽的西南方，临近定陶。实际上与巨野泽一样，菏泽也是在济水（泲水）河道上澭出的湖泊，不过水面较巨野泽要小很多。

菏水从菏泽流出后，向东，注入泗水上游河段。泗水上游，有两条支流：一条是菏水注入的水道，称作泗水；另一条，是沂水。这两大上游河流，在秦汉下邳县附近，合而为一，汇合后亦称作泗水。也就是说，泗水是干流，沂水则是泗水左岸的一大支流。

这样，我们就能看出这条小小菏水的重大作用和它的性质了：它是沟通黄河（河水）和淮河（淮水）水系的一条人工渠道。据《国语》记载，菏水的具体开凿时间，应当是春秋末期鲁哀公十一年（前 484）。当时吴王夫差为争霸于中原，遂“起师北征，阙为深沟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

对于北面的黄河来说，菏水的上源济水（泲水）是从黄河干流分出的汊流。连通了济水，也就等于连接了黄河航道。对于南面的淮水来说，情况更为简单，因为泗水就是淮河左岸的支流。

作为一条水上航道，菏水的重要性，还远不止于此。通过黄河水道，不仅能够和黄河中游一些地区（诸如洛阳）直接联系，而且还可以通过后来战国时期开凿的鸿沟，向其两岸地区以及鸿沟水系内其他水道辐射，沟通中原很大一片富庶的区域。其西南侧，甚至可以一直连通汝水航道，进而改行陆路，接通与南阳盆地及其以南的江汉平原等地的交通运输联系。而沿菏水进入淮水之后，不仅直接连通这个淮水流域的各大支流，而且还可以由此进一步南下，接通与长江航道的联系。这是因为在春秋末年，吴国就在江淮之间开凿出了著名的邗沟，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业已通航在先。

战国时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曾描述魏国形势是“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辏”，而上述情况表明，陶至少是四方诸侯之”，国“条达辐辏”于魏地的中心之一。

那么，陶在地理位置上的这些优越性，又与昌邑国具有什么关系呢？——陶在西汉称作定陶，昌邑国就在陶的东面，与之密迩相邻，而且昌邑国首县昌邑县，就设在菏水岸边，同样可以利用这条水道的航运，连通四面八方。也就是说，昌邑几乎可以尽享陶作为天下之中所据有的所有地理优势，从事商业贸易，流通交换物品。

西汉昌邑国（图上标示昌邑国后来改称的山阳郡）附近地区地理形势（取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述当时各种主要产业，每以农、虞、工、商并称，谓世上生民“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类皆“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所谓“虞”的职事，在这里应该是统指获取各种自然的物产，或者人工养殖种植农副产品，其中包括各种手工业原料和可以直接用于衣食住行的物产。

在这一方面，像巨野泽这样的湖泽，在其水域和周边很大范围之内，恰恰就是这些物产最为重要，同时也最为集中的产地。例如，汉朝人称若是拥有“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波（陂）则“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过上养尊处优的富贵生活。在春秋战国以至秦汉时期，巨野泽是黄河下游地区的第一大湖泊。昌邑国境内巨野泽的存在，也是一大地理优势。

此外，在手工业生产方面，《汉书•地理志》记载在山阳郡（这也就是昌邑国的境域），设置“有铁官”，说明这里是重要的铁和铁器的生产加工地点。在当时，这自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物产。

在冶铁业之外，这里还很可能是一处重要的铜器产地。战国时齐国的货币，有著名的刀币“安阳之法化”。关于“安阳之法化”的产地，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昌邑国东部有一聚邑名为“安阳”，在巨野泽东侧（详下文），地当交通要冲，曾长期隶属于齐国，“安阳之法化”也有可能就是在这里生产的。假如这一点能够得到进一步确认，那么，这里的铜器铸造，或与冶铁业同样发达 ，而铸造货币，更有利于当地的商业贸易。

二  午道上的安阳

史念海在论述“陶为天下之中”这一地位时指出，陶不仅是一个水路交通枢纽，同时也是陆上交通中心。

《释“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一文提到，战国时有一条闻名一时的“午道”，同样也是从陶这里通过。

根据《战国策》和《史记》记载的情况，所谓“午道”，与赵、魏、齐等国都有密切关系，而且东汉人郑玄曾解释说，乃一纵一横谓之“午道”。史念海在分析相关情况后指出：“就当时的情形来研究，这一纵一横的地方当是指陶而言。因为济水、菏水分流正是一纵一横。……由当时的交通情形来说，以陶为午道是可能的。”注意到午道问题，非常重要，但是否可以把“午道”之一纵一横的交叉点定在陶地，似乎还可以进一步斟酌。

关于郑玄对“午道”语义的解释，史念海依据的材料，出自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司马贞的原话，是说“郑玄云‘一纵一横为午’，谓交道也”。我理解，这实际上是就“午”字早期略近于后世“十”字的字形而言，“午道”犹言其平面形态类如十字交叉的通道。

准此衡量，首先，从济水澭出的湖泊——菏泽所分出的菏水，它与济水之间所构成的平面形态，略近似于“丁”字形状，而不是“午”或“十”字。

其次，尽管吴王夫差开通菏水这条人工渠道，可以沟通航运，但在北方中原地区，就其常年各个季节而言，最主要的交通运输形式，主要还是陆路；特别是大规模军事行动，在调动军队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通过路上行军。

鉴于目前所看到的有关“午道”的记载，涉及的都是军队的大规模进发。因此，探讨这一问题，还是首先要从陆上交通着眼，这样做才更为稳妥。

金文“午”字

关于这条“午道”的记载，仅见于《战国策》以及据此写成的《史记》相关传记之中。下面，我们就来重新分析一下这些记载。

《战国策》载苏秦说赵王合纵，尝有语曰：

故窃为大王计，莫如一韩、魏、齐、楚、燕、赵，六国从亲，以傧畔秦，令天下之将相，相与会于洹水之上，通质刑白马以盟之，约曰：“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食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以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成皋，魏塞午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齐涉渤海，韩、魏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渤海，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先背约者，五国共伐之。六国从亲以摈秦，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关以害山东矣。如是，则伯业成矣。

另一方面，在张仪为与秦连横而游说赵王的说辞中，也提到了这条“午道”：

今秦发三将军，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度清河，军于邯郸之东；一军军于成皋，欧韩、魏而军于河外；一军军于渑池。约曰：“四国为一以攻赵，破赵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隐情，先以闻于左右。臣切为大王计，莫如与秦遇于渑池，面相见而身相结也。

看上面这两条记载，知“午道”应与赵、魏、齐三国的安危，具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史记•张仪列传》迻录后一段《战国策》的内容，唐人司马贞释之曰：“此午道当在赵之东、齐之西也。” 这样的解释，固然大致不误，但似乎还不够清晰。

若谓午道必在赵之东、齐之西，则何以还会特别有“魏塞午道”一说？同时，张仪说赵王时，也只是说秦军“塞午道”，而不是由赵或齐军来阻塞这条“午道”。又苏秦说赵王时所说在秦军攻齐而“魏塞午道”的同时，赵军尚且“涉河、漳、博关”，唐人张守节谓此博关在唐博州，位置应与司马贞所说“午道”非常接近，也就是同属赵之东、齐之西这一地域范围之内。由于苏秦是就大的地理形势发表议论，因而“午道”的实际位置，似应在更南面一些魏国的境内（例如史念海所说的陶），至少应与魏国更为接近。

涉及“午道”的战国史事，尚有《史记•楚世家》载楚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在楚顷襄王十八年（前 281），应答顷襄王的询问，乃分别以“朝射东莒，夕发氵贝丘，夜加即墨，顾据午道”，来表示齐国的四境。

即墨在齐国东北，东莒则是表示齐国东南。氵贝丘，南朝刘宋时人徐广以为“在清河”，《汉书•地理志》记载清河郡下辖有贝丘县，为都尉治所，显示出其地理位置的重要。西汉的贝丘，位于河水西岸，距离黄河不远，而在楚顷襄王与好弱弓微缴者对答之前三年，燕将乐毅率燕、秦、韩、赵、魏五国之兵，合纵伐齐，刚刚使得齐国失去了在河水西岸的土地，此前则齐在黄河西岸“摧三晋于观津”，观津为西汉信都国属县 ，即与贝丘附近地区一样，属于齐国当时在西北的边界地带。故《楚世家》所记 丘当与贝丘同属一地，这位楚人不过是出于习惯，使用三年前刚刚易主的原齐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地点，来指称齐国的疆域。这样一来，所谓“午道”，最有可能通过位于齐国西南部的边界地带。

如前所述，在战国时，陶曾一度成为“天下之中”。因而，经由函谷关而东西方向横亘的交通大干道，必然要从洛阳向东延伸，途经大梁，而抵达于陶。过了陶，再向东稍行，就是后来昌邑国的首县昌邑县。

若是由此昌邑进一步向东，受鲁中山地高低起伏变化的影响，而且山间河流如泗水、沂水及其支流，都是由北向南流淌，山谷呈南北纵向分布，道路自然已经无法像平地一样通畅。

这条东西向大干道，在经过西汉昌邑县治所之后，与一条略近于南北向的大干道相连接。这条干道，南端来自彭城方向，大致循泗水、菏水水道西北行，在西汉昌邑县东侧不远的地方，转而北上。再经巨野泽东侧，继续向北，则可抵达黄河下游的重要津渡平原津。

秦始皇最后一次巡行天下，从会稽返回时，在长江口下海，乘船北上，至今山东半岛北部的之罘登陆上岸后，一路西行，就是通过平原津西渡黄河的。这显示出当时存在着这样一条东西向干道，也显示出经由彭城北上至此的道路，同样是一条重要通道。

秦末巨鹿之战时，宋义、项羽率楚军从彭城出发，北上救赵，走的就是这条道路。在通过后来西汉时期的昌邑县以后不久，宋义让军队驻扎在一个叫“安阳”的地方。前文提到，战国时齐国的刀币“安阳之法化”，很有可能就是在这里铸造的。宋义不仅在此驻足不前，而且一停就长达四十六天之久：

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救赵。诸别将皆属宋义，号为卿子冠军。

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羽曰：“吾闻秦军围赵王巨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虮虱，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鼔行而西，必举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赵。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因下令军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齐，身送之至无盐，饮酒高会。

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曰：“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禝之臣。”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当是时，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使人追宋义子，及之齐，杀之。使桓楚报命于怀王。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

宋义停军于安阳，坐观秦、赵两军相斗，是因为他心怀异志，想要取楚怀王而代之。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在战事如此危急的时刻，遣送其子宋襄入齐为相。这显然是联络齐国，作为奥援。

巨鹿城下的军情，危急万分，而宋义的图谋，又是如此微妙，他统率着楚方除了刘邦带走的那一支偏师之外近乎全数的作战部队，选择安阳这个地方停留四十六天之久，自然是经过周详的思虑，这里也一定会有充足的地理优势。

审视相关记载，不难看出，在由彭城至平原津之间的南北向干道上，从安阳歧分，向东北方向行进，另有一条大道，大致沿今大汶河谷地，直达齐都临淄，亦即安阳是这两条道路的交结点。

安阳在交通地理上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更为重要的是，如前所述，通过西汉昌邑县的东西向干道，在受到鲁中山地的阻碍后，只能向东北方向转折，而这条转向东北的道路，正是沿大汶河谷地通往临淄的那一条大道。

这个安阳的具体地点，过去不易确定，但在今山东巨野县境内，出土过带有“安阳市”三字的秦朝陶片。从而可以推定，它应该在西汉昌邑县东北不远的地方。这样一来，就不难看出，这个安阳，位于两个全国性大干道的交叉路口上——横向的干道，是从咸阳（或长安）方向，经过洛阳、大梁、陶，安阳，再向东北转折，直至临淄；纵向的干道，则是从彭城北上，经过安阳，直至平原津。

若把安阳所在的这个大路交叉口，姑且拟定为所谓“午道”，则对《战国策》和《史记》的相关记载，都能够做出更为允洽的解释。

苏秦说赵王时所云“魏塞午道，赵涉河、漳、博关”，就是讲魏、赵两国，分别从南北两侧，控制住齐国的西境；而张仪说赵王时所云“秦发三将军，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度清河，军于邯郸之东”，是讲秦派兵控制住齐国西境上的战略要地“午道”，以胁迫齐国出兵攻赵。至于《史记•楚世家》以“即墨”和“午道”对举，以体现齐国的疆域，则两地一在其国东北，一在其国西南，明此地理方位关系，太史公的文句愈加顺畅。

因而，我想有理由推定：所谓“午道”，其最基本的语义，就是指安阳所在的这个十字路口。实际使用时，当然还可以由这一点稍向外延，指距离十字路口一定范围之内的道路。只不过当时不是用“十”字来表示，而是以“午”字相称而已。

山东巨野县出土秦“安阳市”铭文陶片

假如没有项羽的反抗，宋义驻军于这一十字路口，静观秦、赵双方军队在巨鹿城下攻守的胜败，时机成熟时，继续北上，可以坐收渔人之利；东联齐军，可以进一步增大自己的声势；必要时向西进兵，则能够迅速攻入关中，直捣秦都咸阳；至于回师南下，彻底制伏楚怀王，以身代之，那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一陆上交通枢纽地位表明，在昌邑，不仅可以利用陶所占据的所有水上交通的便利，实际上在陆上交通方面，它还具有某些比陶更为便利的优势，或许更有利于同其他地区的人员交往以及贸易往来。

三  昌邑其地与楚汉胜负

秦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彭越（字仲），家乡就在昌邑县。

史载彭越在起事造反之前，“常渔巨野泽中，为群盗。陈胜、项梁之起，少年或谓越曰：‘诸豪杰相立畔秦，仲可以来，亦效之。’彭越曰：‘两龙方斗，且待之。’”在当时，巨野泽是中原腹地第一大湖沼。彭越得以率众聚啸于此，静待天下形势进一步明朗之后，再决定进退取舍，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巨野泽既在中原腹地、四通八达，同时又有丰富的生存资源，得以从容藏身其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理优势。

《史记•魏豹彭越列传》中如下一段记载，最能体现昌邑国地区农业经济的重要地位：

汉王之败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复亡其所下城，独将其兵北居河上。汉王三年，彭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后粮于梁地。汉四年冬，项王与汉王相距荥阳，彭越攻下睢阳、外黄十七城。项王闻之，乃使曹咎守成皋，自东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复为楚。越将其兵北走谷城。汉五年秋，项王之南走阳夏，彭越复下昌邑旁二十余城，得谷十余万斛，以给汉王食。

这里记述汉王三年“彭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后粮于梁地”，是讲汉王刘邦在彭城战败之后，退据荥阳，依托敖仓之粟补给军需，与追击而来的项羽相对峙时期，彭越配合汉王，在楚军后方展开的游击骚扰。

《史记•项羽本纪》对彭越的破坏活动，也有相同的记载，而且项羽正是由于被彭越此举弄得窘迫不堪，无可奈何之际，才产生了要把彭城之战时俘获的刘邦老爹烹制成肉汤就饭吃的想法：

汉王则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就敖仓食。项王已定东海来，西，与汉俱临广武而军，相守数月。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刘邦固然无赖至极，但项羽这一徒劳无益的做法也充分显示出，彭越在包括后来的昌邑国境域在内的魏国故地往来游击，不断破坏楚军的粮食补给，已经使项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史记•魏豹彭越列传》所谓“汉五年秋，项王之南走阳夏”云云，则是指汉高祖五年，经过几年对峙之后，刘邦和项羽商定以鸿沟为界而中分天下之事。《史记•高祖本纪》记同一史事云：

当此时，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田横往从之。项羽数击彭越等，齐王信又进击楚。项羽恐，乃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割鸿沟而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归汉王父母妻子，军中皆呼万岁，乃归而别去。

两相对照，愈加可知，彭越将兵在包括昌邑国境域在内的“梁地”亦即魏国故地，有效地阻断楚军粮食供应，是迫使项羽不得不与刘邦中分天下以退军的关键因素。这一事件，突出显示了昌邑国及其附近区域在经济地理上的优势地位。

昌邑国境域经济地理优势对楚汉战争进程及其结局的影响，不止直接导致项羽退兵后撤这么简单。

正是在项羽率楚军向东南方向后撤至阳夏的时候，彭越趁机攻夺“昌邑旁二十余城”，也就是一举占领自己老家昌邑县临近区域的二十多座城邑。与此同时，本来已经打算如约西撤的刘邦，又听从张良、陈平的谋划，背信弃义，出兵追击楚军，试图利用楚军因“兵疲食尽”而不得不撤军后退这一天赐良机，一举灭掉西楚霸王项羽。

当刘邦进军至阳夏以南时，暂停追击，派人召集齐地的韩信和梁地的彭越，一同前来聚歼楚军。

当时，韩信和彭越两人对刘邦都心怀不满：韩信是感觉自己强行索来的齐王身份很不稳固，并且更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做楚王；彭越则本想在自己舍命攻打下来的魏国故地受封为王，可刘邦仅仅让他给魏王豹做了个相国。因而两人都借故推脱，并没有马上听命出兵。但如上引《史记•魏豹彭越列传》所述，彭越还是动用自己在“昌邑旁二十余城”所获得的十余万斛谷米，供给汉王军食，帮助刘邦的军队，保持基本的作战能力。

稍后，待刘邦分别封授韩信为楚王、彭越为梁王之后，彭、韩两人立即统兵加入会战，并且配合刘邦最终全歼项羽之军于垓下。韩信军此时系从齐地远道紧急赴命，参战军粮的保障，同样不易。故彭越在昌邑附近获取的十几万斛谷米，在继续供给汉王军需的同时，还可以调配一部分，供给大致在同一方向上加入这场战役的齐军，以及其他参战军队。

明此可知，昌邑地区出产的粮食，对楚汉双方的战略总决战——垓下之战的形成及其胜负，曾发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是昌邑地区粮食生产丰盛情况的一个很具体的反映。

楚汉战争时期彭越游击活动区域示意图

（取自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

以上论述表明，昌邑国具有很多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刘髆的封国被汉武帝选定在昌邑，实际上充分体现了刘彻对李夫人的宠爱，用以充分保障其子刘髆能够在此享受富豪的生活。这样看来，今天我们在海昏侯墓中看到的大量精美文物，其中有很多，应是来自富庶的昌邑故国。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老昌邑王刘髆，在位十一年，时间仅稍短于刘贺的十二年，所以，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器物，有一部分，或许应属老昌邑王故物。根据到目前为止考古工作者所披露的很少一部分情况，可知在所有带有昌邑王年款的铜器和漆器中，其最长的年数，即为昌邑十一年。因而，这些标记年数在十一年以下的昌邑国器物，还不能完全排除其制作于老昌邑王刘髆之手的可能，不一定都是刘贺置备。

刘髆在昌邑称王十一年，再加上刘贺的十二年多，两代昌邑王在位的时间，已经超过二十三年，而刘贺从元康三年四月受封为海昏侯，至神爵三年去世，不过短短四年而已，骤然之间，实在很难在豫章海昏这样荒僻的地方，聚敛出我们今天在其墓葬中所看到的巨额财富。除了这些明确带有昌邑王年款的器物之外，海昏侯墓葬中的财富，还有很多，应同样来自中原腹地的昌邑国。

海昏侯刘贺（精装版）

辛德勇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6

ISBN: 9787108066213 定价: 68.00

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学术热点，一则它位列 “2015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但更重要的是墓主人刘贺的传奇经历与墓中出土的大量精美随葬品。本书是第一部有关海昏侯及其时代的学术研究专著。作者以文献记载的刘贺生平为纵线，结合出土的文物，将汉武帝晚年至汉宣帝时期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详细解说；又通过分析刘贺的经历与行事，揭示其个人的生活环境与性格特征，指出刘贺的戏剧化人生，既是时代造就，也是性格使然。

海昏侯新论

辛德勇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6（即刊）

《海昏侯新论》是《海昏侯刘贺》的姊妹篇，也是它的进阶读物。

结合不断刊布的海昏侯墓文献、文物，作者依据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海昏侯刘贺》中未及详论的内容以及存在争议或者新思考的问题，诸如“海昏”名称的涵义、刘贺墓园的平面布局形态及其与汉长安城平面布局的关系、墓室出土《论语》残简的文献学价值、所谓“马蹄金”的政治文化意义及其与秦汉间金币形制的关系等进行深入探究，希望在社会文化和学术研究两方面都能够对海昏侯相关问题的研究有实质性意义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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