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从海昏侯墓布局看西汉方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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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辛德勇教授应邀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做主题讲演“海昏侯墓园与西汉长安城平面布局形态”，通过对比海昏侯墓园与长安城的平面布局特征，揭示当时人的建筑布局观念是以西南为尊位。随之推测，刘贺与两个儿子刘充国和刘奉亲可能同葬于这一墓园。
在随后的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在室内清理过程中，发现了镌有“刘充国印”字样的铜印。这方“刘充国印”印章的发现，印证了上述判断。此后，辛德勇教授对这一主题做了补充说明，以期进一步理清相关问题。
*文章节选自《海昏侯新论》（辛德勇 著 三联书店2019-6）“”海昏侯墓园与西汉长安城平面布局形态”、“由刘充国印的发现 再谈海昏侯墓园布局的方位观念”两篇文章。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海昏侯墓及其墓园航拍图
文 | 辛德勇
前篇
海昏侯墓园
与西汉长安城平面布局形态（节选）
提起海昏侯刘贺，可能有些朋友已经读过我写的《海昏侯刘贺》这本小书。我想，书里面讲过的问题，再谈已经没有太大意义。所以，我选了现在这个题目，脱离刘贺本人，也离开海昏侯墓出土的具体文物，只是由他的墓园，引颈向西北眺望，眺望京师长安，和大家讲讲我对西汉长安城平面布局形态的看法。
一 西汉长安的宫城
在中国古代都城的构成要素当中，居于核心地位，同时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宫城，也就是帝王居止和朝会理政的场所。我今天所说的“长安城平面布局形态”，具体的内涵虽然很多，但在这里实际上只是突出重点，简单谈一下“宫城”在整个都城平面形态中所处的位置。
许多学习历史的同学，和许多关心历史问题的年轻朋友，往往更加关注那些比较抽象的一般性说法，譬如中国古代都城居于一朝疆土的东、南、西、北哪一方位之类的宏观大论，都城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功能以及不同社会人群的活动“空间”之类的时尚“意识”，等等。
我觉得这种兴致，这种关怀，在人年轻的时候，都是很正常的，是认识历史的历程中一个必经的阶段，可以说是对历史学的兴趣使然。但要是长此以往，一直没有变化，没有让自己走入更加具体的历史场景，那么，对于我来说，就不是历史学所应有的状态，不是历史学所应有的内容，更不是我心仪的历史学研究。
在我看来，历史学的魅力，在于具体的细节。我们要关注细节。在这些具体的细节之中，不仅有形形色色的“魔鬼”，“上帝”也无所不在。我们研究历史，就是要在看似纷乱的史事中，厘清真相，揭示每一件史事真实的样貌，看穿隐藏在这些事实背后的规律性、本质性特征。真切的历史事实及其背后潜藏的规律性、本质性特征，就是我在学术研究中追慕的“上帝”。
就所谓“宫城”而言，在历史时期，也是不断变化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征。今天的北京故宫，是明清两朝在京师建置的宫城。明，老早就不存在了；清，也已经被推翻了。所以，才称之为“故宫”。明清宫城在都城平面布局形态上的总体特征，是宫城大致位于整个都城的中心。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布局形式，可以说基本上是确立于北宋都城开封。
明北京城平面布局示意图（侯仁之图）
由这种设立于国都中心的宫城，再向前追溯，隋代的大兴城和唐代的长安城，宫城都位于都城的北侧南北轴线中央的位置上。这体现了另外一种观念。
隋大兴城平面布局示意图（自制）
隋大兴城平面布局示意图（自制）
再向前，情况就越来越复杂。在这里，我们不妨姑且跳过中间的环节，将其置而不论，直接推溯至西汉时期的长安，则可以看到愈加不同的景象。在这幅“西汉长安城平面布局示意图”上，未央宫、长乐宫、明光宫、桂宫、北宫这些皇室专用的宫殿区域，占据了城垣内的绝大部分面积。所以，杨宽先生把这整个被城垣圈起来的区域，都称为“宫城”，或是具有宫城性质的内城。城垣之内、上述诸宫以外的其他区域，还住有很多达官贵人，从而使得普通庶民住宅所占的面积，愈加鲜少。这样一来，西南的宫城或是宫城性质的内城，就与东垣和北垣之外的庶民居住区，在空间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西汉长安城平面布局示意图（据刘庆柱图改定）
关于这一点，问题稍微有些复杂。其复杂性之一，就是另有一些学者，并不赞同杨宽先生上述看法，认为长安城没有外郭区域，庶民同样全部居住在城垣之内。持这一看法的学者，以长期从事汉长安城考古发掘工作的刘庆柱先生最有代表性。
然而，即使暂不考虑外郭区域存在与否，单纯看城垣之内上述各个宫区中最主要的宫殿区域——未央宫，看未央宫所处的位置，同样能体现西汉时人看重西南这一方位的观念。未央宫是西汉时期皇帝居止的主要宫室；未央宫中的前殿，也是汉帝朝会臣民的正殿。未央宫建置在城垣之内的西南一隅，这与前面讲述的唐、宋、明、清诸朝都大不相同。
二 海昏侯墓园
那么，西汉长安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平面布局形态呢？在历史文献中，对这种把帝王之居和朝会之所安置在都城西南一隅的布局形式，没有直接的记载。稍微清晰一些的记述，是有文献显示，从很早起，就有一种以西方为尊的居处观念。反映这一观念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王充在《论衡·四讳》篇中论述当时“西益宅不祥”的民俗时所讲的如下一段话：
夫西方，长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长在西，卑幼在东。尊者，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无二上，卑有百下也。
其实“西益宅”吉利与否，本是民间流传已久的一种普遍观念。《淮南子·人间训》记述春秋时鲁哀公欲西益其宅，当时人即有“西益宅不祥”的说法，并不是特指君王的宫室。所以，王充在这里所说的“长老”，也不是仅仅局限于君王。与王充同属东汉的学者应劭，在所撰《风俗通义》中谈论同样问题时，更明确讲到是“俗说西者为上”，可见这显然是一种民间广泛通行的习俗。
但是若要进一步探究这种以西为尊、以西为上观念的形成原因，则应当与对日升方向的尊崇具有直接关系。这也就是对太阳的尊崇。这是因为太阳最有标志性地体现着天的存在和天的形态。
不过，太阳再亮，到晚上也看不到。夜晚时分，体现天穹的是星辰，而群星当中最为引人注目，也最令古人感到神异的星辰便是北极——随着地球的自转，一晚上，漫天星斗都在不停地转动，只有北极一动不动。
我理解，西汉朝廷把长安城中最重要的宫殿群——未央宫安置在城垣的西南隅内，体现的是一种敬天的观念：居西，等于朝向太阳升起的方向，以体现在白昼礼敬日轮；居南，等于朝向北极所在的方位，以体现在黑夜崇敬极星。
可是，西汉长安城是经历很长一个时期逐渐发展形成的，不是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规划。在这种情况下，未央宫位于城垣西南隅内，就有可能是偶然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平面布局形态，未必出自某种特定的观念。
一个朝代，国都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同样的都城。要想判定这一问题，只能尽可能找到相关的旁证。中国的考古学家经常引述一句古语，来阐释他们专门去挖掘死者墓葬的道理，这就是古人一向“事死如事生”。这句话出自《礼记·中庸》，这句话之后原来还有一句对应的话，叫“事亡如事存”。所以不好随便说成或是写作“视死如视生”。翻译成大家容易懂的大白话，就是古代各个时期的人们，对待往生的死者，就像对待身边的活人一样，活人怎么活，就要给逝者做出同样的安排。
依据古人这一行为方式，考古学家就可以通过随葬的物品及其存放形式，解析出墓葬的时代，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信息，为我们认识过去的时代，特别是认识那些时代里一些缺乏明确文献记载的事项，提供了极为关键的证据。其关键性和重要性在于，这些古墓葬所提供的信息，没有经过后代的干扰和变易，真切如初。
对于西汉都城长安的平面布局形态这一问题来说，也可以借助考古学家对当时墓园的发掘和勘查，对比分析，以准确地切入并合理把握其内在缘由。
令人深感欣慰的是，江西的考古工作者在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对这个墓园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从而完整地揭示了墓园的范围和结构。这一工作，意义重大。这是到目前为止，考古学家完整展现的唯一一座西汉列侯墓园。
察看“海昏侯墓园平面示意图”，可以看到，第一代海昏侯刘贺的墓室，即位于这个墓园的西南隅，与未央宫在长安城中所处的位置一模一样。
2016年春，当部分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展览的时候，我在展厅里一看到海昏侯墓园的平面图，就注意到可以通过其平面布局形态，印证西汉长安未央宫乃至整座城市的布局都是具有清晰的空间观念的，这就是杨宽先生早就谈到的对西南方位的尊崇。因为情绪有些激动，还站在这幅示意图的前面，拍下一张照片。看起来很憨傻，但神态很真诚，内心还很兴奋。
作者在首都博物馆“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的海昏侯墓园示意图前
接下来，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首都博物馆为这次展览合编的图录——《五色炫曜》里，也刊载了这张墓园图。与此同时，国家文物局派遣到海昏侯墓发掘现场的专家组组长信立祥先生在北京大学做报告，具体讲述海昏侯墓的发现与价值，也演示了同样的墓园结构图。但这些都不是很严谨的学术表述，我也不敢将其视作考古发掘者对海昏侯墓园形态的正式表述。
海昏侯墓园平面示意图
直到去年9月，海昏侯墓的发掘人员在当年《考古》第7期上刊出了正式的简报，不仅附印有同样的墓园平面图，还有具体的文字记述，对海昏侯的墓园做了正式、明晰的表述之后，我才在自己的微博上连续公布了两篇短札，指出海昏侯墓园整体布局形态与西汉长安城平面构成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同时指出，这是中国古代都城变迁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海昏侯墓园的完整勘探和揭示，对合理认识这一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主持海昏侯墓发掘的杨军先生，另外还绘制了一幅海昏侯墓园的示意性草图。看这幅草图，对墓园的各项设置的空间方位关系，或许能够获取更为清晰的印象。
杨军绘制海昏侯墓园示意草图
看这幅海昏侯墓园平面图，我想，应该注意如下几点：
（1）如前所述，墓园中的M1，亦即第一代海昏侯刘贺的墓室，位于墓园西南隅内，这与未央宫在长安城中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进一步看，也与西汉长安城城垣之内的区域在包括郭区在内的整个大长安城中所处的方位是完全一致的。
同时，需要明确的是，相对于海昏侯一世刘贺的墓室，墓园中其他祔葬的墓室，显然居于从属的地位。这种空间配置形式，一定是按照某种通行的观念预先设定的，而不会是随意衍生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刘贺的两个儿子刘充国和刘奉亲，紧随其后，相继丧生，故父子三人，或有可能同时安葬于这一墓园。在接下来的考古发掘中若是能够证明父子三人同葬于此，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证明墓园西南的位置是整个墓园的核心区域。
（2）墓园中的M2，是刘贺夫人的墓室。刘贺的墓室居西，夫人的墓室在东，这与西汉长安城中帝宫未央宫居西、皇太后宫长乐宫在东的布局形式，实质上也有相通之处。汉人即分别以“西宫”和“东宫”，来指称帝宫未央宫和皇太后宫长乐宫。虽然西汉皇后居处宫殿与皇帝居处宫殿的方位关系，在文献中没有清楚记载，不过我们看戾太子起兵反叛时，在派人进入未央宫向卫皇后禀报之后，乃“发长乐宫卫” 。时武帝母王太后故世已久，并无太后居处长乐宫中，这显示出“东宫”长乐宫在没有太后入主的情况下，本来归属于皇后，因而在皇后变身为太后之后，自然就常处此宫了。
（3）到目前为止，主持海昏侯墓发掘的考古工作者，仅发现墓园的东门和北门，而在南面和西面，还没有发现门址的痕迹。
同时，在北门和东门，都发现有阙的遗迹。这与未央宫从兴建时起就仅设有东阙和北阙的情况，也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由此可见，完整揭示的海昏侯墓园，对西汉长安城乃至整个中国古代都城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其学术价值并不比墓室中出土的大量文物低，我们应当予以充分关注。然而，在另一方面，正因为像海昏侯墓这样完整的墓园，在目前探查、发掘的西汉列侯墓葬中还是独一无二的，其是否具有普遍性，亦即能不能反映西汉时期最为通行的空间观念，还需要结合其他同一时代的帝王陵园来做进一步的考察。
三 西汉帝王的陵园
在所享用的礼制等级上，西汉皇帝陵园的布局形态，显然要比像海昏侯墓园这样的列侯葬地，与帝都长安城具有更强的可比性。稍居其次的，则是诸侯王的陵园。
那么，我为什么在这里要首先强调指出海昏侯墓园与长安城在平面布局形态上的共通性呢？这并不是因为海昏侯墓的发现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特别是引发了社会公众的极大兴趣，讲海昏侯墓园，更容易吸引大家的目光。
我特别关注海昏侯墓园的布局形式，是因为西汉皇帝和诸侯王的陵园，情况比海昏侯墓要显得复杂一些，不像海昏侯墓园这样一目了然。例如，刘庆柱先生在讨论西汉长安城的“择中”问题时，认为未央宫前殿居于宫城的轴线位置上，而这条贯穿宫城的南北轴线，也就是长安城的轴线，这两条轴线是完全重合的；与此相应，在西汉诸帝的陵园之内，“皇帝和皇后陵墓封土，一般各自分别位于其陵园中央” 。至少单纯就刘庆柱先生这一表述而言，带给人们的印象，在西汉皇帝的陵园之中，墓室和它的上面覆盖的封土，是居于中央的位置。这与我们在海昏侯墓园中见到的刘贺墓室，是大不相同的。
所以，我在这里先以海昏侯墓园的布局形式作为基础，由此透视西汉的帝陵，才会更加容易地看透这些陵园的构成形式。
首先，皇后陵墓通常都设在皇帝陵墓的东侧，这同皇后之宫长乐宫在帝宫未央宫的东侧，是相互对应的，或者说从中可以看到长安城中未央宫与长乐宫的投影。汉代皇后陵园亦称“东园”，当即缘自于此。同时，西汉帝陵陵园的正门，都是东门，主墓道也是位于东侧。这也与长安城未央宫仅东门和北门筑有门阙的情况具有关联。
若是单纯看皇帝陵墓四周由墙垣环绕的陵园区域，那么，西汉时期的皇帝陵园，大都像刘庆柱先生所讲的那样，是陵墓封土居中。然而，西汉一朝的帝陵，一个完整的陵区，并不仅局限于皇帝陵墓封土四周墙垣所圈堵的陵园这一范围，通常在这一区域的东侧和北侧，特别是陵园东面的司马道两侧，还有很大一片陪葬的区域，刘庆柱先生本人也早就揭示过这一点。这些陪葬墓与皇帝陵墓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实际上相当于杨宽先生所说长安城垣之外的东郭与北郭区域。
其实若就双重陵园的外垣而言，有些皇帝陵墓的封土，并不居于这一大陵园的南北中轴线上。如景帝阳陵，是略偏向西侧，焦南峰先生已经注意到这种分布形式与汉长安城未央宫居于长安城西部偏南的相似性，并认为这显现出长安城布局形态的直接影响。又如元帝渭陵，更是明显偏向西南，这和未央宫在长安城中的方位，更为贴近。
汉景帝阳陵陵区图
汉景帝阳陵陵园图
近年考古工作者通过对西汉帝陵的深入勘探发现，一些具有双重陵园的帝陵，如武帝茂陵、元帝渭陵和哀帝义陵，在外面一重陵园围墙的东北角内，也就是里面一重陵园以外的东北部，和海昏侯墓园一样，都有一批祔葬墓。这实质上相当于汉长安未央宫之外、外郭城之内的其他普通居住区。
汉武帝茂陵陵区图
汉武帝茂陵陵园图
至于介于皇帝陵园和列侯墓园之间的诸侯王陵园，因保存完整的墓园遗址目前还很罕见，情况不是十分清楚。但从现今所知保存较为完整的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园来看，王后墓在江都王墓的东侧，与皇帝、皇后陵墓的相对位置关系相同；陪葬墓位于其陵园外侧的东部，与西汉帝陵陪葬墓的方位、区域完全一致。同时，在陵园区域的北部，还有一批祔葬墓，这也和皇帝陵园外垣之内东北部区域的祔葬墓位置大体相当。焦南峰先生曾以“同制京师”为题，梳理了这座诸侯王的陵园与皇帝陵园的相似性。其他如保存情况相对较好的河南永城保安山梁孝王陵园，在主墓东侧的陵园墙垣之内，另有祔葬或从葬的坟墓，情形也与大云山江都王陵园相近（唯其王后墓在梁孝王墓北侧，或因地形而有所变通）。
江苏盱眙大云山汉江都王陵园图
这样，若是以一种通贯的眼光，来把皇帝陵园的整体平面布局形式与海昏侯墓园相对比，就会清晰看出西南这一区域的尊崇地位；再由此来审视西汉都城长安，则更有理由认定，对西南这一区域的尊崇，是生人居地和死者葬地选址时一以贯之的观念。
……
如上所述，西汉长安核心宫区未央宫以及城垣以内整个内城性质城区俱偏处于西南方位，而未央宫以外的其他内城区域以及外郭区域均处于或东或北的方向。如果我们姑且把它概括为“西南—东北”模式的话，那么，事实上杨宽先生正是通过总结春秋战国乃至西周时期以来主要国都（含天子之都与各诸侯的都城）的众多实例，才敏锐地注意到这一“西南—东北”模式起源甚早，虽然具体的情况比较复杂，不一定所有的都邑在这一点上都规整如一，颇有一些不同的情况，但至少可以说，这种“西南—东北”模式不一定完全出自汉家独创，或许也具有一定历史渊源。具体的细节，大家可以直接去看杨宽先生的论著，我不在这里赘述。不过秦都咸阳的情况，稍微有些特殊，下面再简单做一点说明。
在前面的第二节中，我已经说明，按照我的推测，这种以西南为尊位的做法，体现的是一种人君礼敬天廷的观念，然而《艺文类聚》等书引古本《三辅黄图》，有句云：“秦始皇兼天下，都咸阳，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所谓紫宫，是以天极星亦即北极星为中心的一组星辰，因而这很容易给人以一种秦始皇自比上天的感觉，并不存在我所讲的“敬天”这一理念。
但我理解这是相对于其臣民所体现的一种姿态，盖皇帝身为天子，代表着上天的意志，自有资格令臣民敬之如天，汉长安城之所谓“斗城”一说，同样体现着这一方面的观念。但具体到天子与上天的关系，在咸阳城的总体规划上，仍然强烈体现着上述敬天的理念，即将皇宫配置在都城的西南隅，以示东致敬于日轮，北致敬于极星。很多人只注意秦始皇“因北陵营殿”，但所谓“紫宫”指的是“端门四达”的咸阳城，咸阳城在通过“横桥南渡”以后兴修的阿房宫，才是嬴政准备用于君临函谷关内外普天之下土地的“朝宫”，而这座“朝宫”正位于跨渭水南北之咸阳城的西南方位，这不仅与未央宫在长安城中所处的方位相同，若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在未央宫西墙外侧修建的建章宫相比，做法和方位更加一致。
至于西汉以后相关观念的发展变化，几年前我曾以“从敬天到效天——浅谈隋唐长安城布局的新理念”为题公开演讲，简单地讲述过我的初步看法，但日后得便还会做出更为深入具体的论述。
2017 年2 月16 日草稿
2017 年3 月24 日晚讲演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 * * * *
后篇
由刘充国印的发现
再谈海昏侯墓园布局的方位观念
2018年 1月 26日，新华网报道，在 2017年江西考古汇报会上，相关学者报告了海昏侯墓考古发掘的新进展，宣布在室内清理过程中，发现了镌有“刘充国印”字样的铜印。这方印章是出土于海昏侯刘贺墓园中的 5号墓（ M5）。据此，自可明了，这 5号墓的主人，乃是刘贺的长子刘充国。
这一发现，对于我们认识西汉列侯墓园的结构及其平面布局形态，进而认识西汉都城长安的平面布局形态，都具有重要意义。
海昏侯墓园5 号墓出土的“刘充国印”印章
（据新华网图片）
2017年 3月 24日晚上，我曾应邀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讲演“海昏侯墓园与西汉长安城平面布局形态”这一问题，主要是通过对比海昏侯墓园与长安城的平面布局特征，揭示当时人的建筑布局观念是以西南为尊位。这是中国古代都城史和古代方位观念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在那次讲演的第二部分内容“海昏侯墓园”中我讲道：
墓园中的 M1，亦即第一代海昏侯刘贺的墓室，位于墓园西南隅内，这与未央宫在长安城中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进一步看，也与西汉长安城城垣之内的区域在包括郭区在内的整个大长安城中所处的方位是完全一致的。
同时，需要明确的是，相对于海昏侯一世刘贺的墓室，墓园中其他祔葬的墓室，显然居于从属的地位。这种空间配置形式，一定是按照某种通行的观念，预先设定，而不会是随意衍生的结果。
随之推测：
值得注意的是，刘贺的两个儿子刘充国和刘奉亲，紧随其后，相继丧生，故父子三人，或有可能同时安葬于这一墓园。在接下来的考古发掘中若是能够证明父子三人同葬于此，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证明墓园西南的位置是整个墓园的核心区域。
现在，这方“刘充国印”印章的发现，清楚地证实了上述判断，我当然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
自己的判断虽然是正确的，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还不是十分清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相当模糊。因此，现在想对这一问题做一些补充说明。
另外，去年我在讲演这一问题时，由于准备的时间有限，有一个重大遗漏，即没有对比西汉同一时期、同属列侯的张安世墓园的结构，现在也借这个机会加以补充，以期更清楚地说明相关问题。
一 海昏侯墓园与祔葬者的身份
发现“刘充国印”的 5号墓，位于海昏侯刘贺墓园的北部偏西，却是在墓园主墓 1号墓（ M1）亦即刘贺墓的正北方，稍西则北对墓园北门。
确认这座 5号墓系刘充国的墓室，就证实了此前我所做的推测——紧随刘贺相继离世的刘充国以及他的弟弟刘奉亲系与乃父同时安葬于海昏侯墓园的。既然如此，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海昏侯刘贺墓园的平面布局形态，应该是遵循一定的观念预先规划的，而不会是后来自然生成的。
在没有发现这方刘充国的印章之前，刘充国和他的弟弟刘奉亲是否祔葬于刘贺的墓园，还有些不易捉摸。
实际发生的情况比较复杂。2015年 11月 12日，在《江西日报》上，我们看到一篇记者郁鑫鹏撰写的报道，题为《祔葬墓有丽影？》。这篇报道指出：“关于（海昏侯墓园）其他 6座祔葬墓墓主人的身份有不同的声音。有的说，埋葬的是海昏侯的妾室，有的说是海昏侯的后代子孙。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领队杨军的观点属于前者。”具体地讲，杨军先生认为：“如果说祔葬墓的主人是后代的海昏侯，那么，几代海昏侯都葬在一个墓园内，就不符合皇帝、王侯生前就各自造好陵园、墓园这个常理。而且，考古人员调查表明，在西汉海昏侯墓园附近，发现了 3处大型的汉墓群，其他几代海昏侯的墓园很可能分别位于其中。”
所谓“其他几代海昏侯”这句话，语义不够明晰。因为刘充国和他的弟弟刘奉亲虽然先后被豫章太守向朝廷申报为海昏侯爵位的继承人，但都没有来得及继位成为新一代列侯就匆匆离开了人世。把他们两人算作一代海昏侯，是颇有些勉强的。不过据2017年 6月我在海昏侯墓地看到的情况，海昏侯墓的发掘者实际上是推测刘充国和刘奉亲两人也都被另外设置了一座他们自己的墓园，这两个人也都被他们算成了“一代”海昏侯。事实上，国家文物局海昏侯墓考古专家组副组长张仲立先生，可以说大致也是这样认识这一问题的。
考古是一项通过找寻实际证据不断发现史实并逐渐修正认识的工作。在这一工作展开的过程中，预先作出的设想与实际情况存在某种程度的偏差，是很正常的事情。去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做过讲演之后不久，杨军先生与我取得联系，我便把自己的讲稿发给他征求意见。杨军先生很重视我的想法。同年6月，我在海昏侯墓的考古工地上见到他的时候，杨先生指着5号、 6号两座墓葬的遗址对我说，他非常重视我的想法，正积极考虑这两座墓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刘充国和刘奉亲兄弟。
现在，海昏侯墓考古工作的新进展，一方面，彻底澄清了刘充国、刘奉亲兄弟的身份依然是平民，死后并没有享受列侯的待遇；另一方面，也带给我们一个契机，可以更清楚了解西汉时期的祔葬制度。
前此我虽然推测刘充国和刘奉亲兄弟或即祔葬于刘贺的墓园，但对西汉时期的祔葬制度并不十分清楚。只是感觉子随父葬，似属常理；又粗粗阅览考古学者对汉代帝陵祔葬、陪葬情况的归纳总结，感觉像他们两人这种情况，祔葬于乃父墓园的可能性应该很大。
那么，所谓考古学者总结的情况又是什么呢？老实说，就我看到的论著而言，考古学界现有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一些基本问题并没有给出十分清晰的答案。
这里的问题，首先是按照西汉时期的祔葬制度，儿子是不是都应该祔葬于列侯的墓园？关于这一点，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考古发掘也缺乏清楚的事例。不过，焦南峰先生对西汉一些帝陵祔葬墓墓主的身份做过考察，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参考：
汉武帝茂陵、汉元帝渭陵、汉哀帝义陵陵园内新发现的墓葬与西汉诸陵陵园外发现的陪葬墓不同，前者比后者有与皇帝更为密切的关系，前者应是除分封的皇子、出嫁的公主、五官以下夫人之外的皇帝眷属，后者则包括开国元勋、鼎柱之臣、皇亲国戚及五官以下的皇帝夫人。
所谓“陵园内新发现的墓葬”，即皇帝陵园之内的新近发现的祔葬墓。
既然是说在祔葬者中排除了“分封的皇子”，那么，由此逆推，那些还未尝受封的普通皇子也就一定是在祔葬人员之列。依此模拟，列侯之子因再无分土别封的可能，若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一般来说，都应该祔葬于其父的墓园。如按刘庆柱先生在《西汉十一陵》一书中所述，祔葬墓的性质就是“子孙从其父祖所葬”，“实际是‘族坟墓’的一种形式”，祔葬者“是作为‘家’的成员葬于父祖的墓地”。这一点应当是汉代列侯陵园的定例，也可以说是一种通例。明确这一通例，对今后西汉以及其他时期类似陵园、墓葬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应当有所帮助。
假如拙说不谬的话，这一认识本身也十分简单。可是若没有海昏侯刘贺墓园的完整勘察和揭示，没有这方“刘充国印”的发现，就无法这么清楚地认定这一点。因此，这也可以说是海昏侯墓发掘带给我们的一项重要收获。
二 张安世墓园与刘贺墓园
“刘充国印”的发现，表明刘充国、刘奉亲兄弟系与乃父刘贺一同下葬，从而更加明确地证明，现在我们看到的海昏侯刘贺的墓园，其总体布局形式，是一次性规划完成的。
在《海昏侯墓园与西汉长安城平面布局形态》这篇讲演稿中，我之所以要透过海昏侯墓园来看西汉长安城的平面布局形态，是因为这座墓园的结构形式非常清晰，便于对比其主要构成要素，而只有在现在彻底排除自然衍生这一因素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毫无疑虑地认定海昏侯墓园与西汉长安城在规划时共同遵循的方位观念——以西南部为尊位。
当初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我按照相关考古学家的说法，以为海昏侯墓园的完整性在目前已知的西汉列侯墓园中是唯一的。因此，为验证其空间布局观念的普遍性意义，同时还考察了西汉帝后和诸侯王陵园的平面布局形态。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从皇帝、诸侯王，到像刘贺这样的列侯，一以贯之，其陵墓园地，确实都同样存在着以西南为尊的方位观念。
不过，由于我的疏忽，对相关情况的了解不够充分，以致没有能够利用张安世墓园的数据。现在利用这个机会，做一补充。
张安世受封富平侯，与刘贺同为列侯；卒于汉宣帝元康四年（前62），仅比刘贺早死三年，下葬时间应当也很接近。因此，两人的墓园形式，具有非常近密的可比性。
张安世墓出土“张”字印章
（取自张仲立《富平侯张安世与海昏侯刘贺》一文）
从 2008年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就开始了张安世墓地的发掘工作。涉及墓园总体状况的介绍，见于 2014年第 12期《大众考古》上发表的丁岩、张仲立等人《西汉一代重臣张安世家族墓考古揽胜》一文，但此文在某些关键问题上语焉不详，表述得不够十分清晰，不易很好地把握作者的想法。
其后， 2017年 5月 5日，在我于北京师范大学发表讲演一个多月之后，张仲立先生于《中国文物报》上又发表《富平侯张安世与海昏侯刘贺》一文，多方面对比了张安世、刘贺两处汉墓的情况，其中也包括两座墓园的比较。
张仲立先生既主持张安世墓的发掘工作，又兼任国家文物局海昏侯墓考古专家组副组长，熟悉两方面的情况，所做对比，自然具体而微。审看他的对比分析，使我们能够更加明确地理解他在某些关键问题上的见解。所以，现在可以在这一基础上，再分析一下这两座墓园在平面布局形态上到底具有哪些内在的共同特征。
富平侯墓园平面示意图
在这幅“富平侯墓园平面示意图”上， M8即 8号墓是富平侯张安世本人的墓室，M25即 25号墓则为其夫人的墓冢。
其他那些墓冢，张仲立先生认为都是祔葬墓。这样的认识，应该说没有什么问题，符合相关文物透露的信息，也符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在此基础上，张仲立先生在对比富平侯墓园与海昏侯墓园时，是把富平侯的墓园，界定为 M8、M25两墓东、南、西、北四周那四段不相连属的壕沟所圈围的范围。张仲立先生称这四段壕沟为“兆沟”。
这样一来，在构成形式上，以这四条兆沟为界线的富平侯墓园，便同由四周缭垣所界定的海昏侯墓园呈现出很大的不同。按照张仲立先生的总结，简单地说，富平侯墓园是：
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约 195米，南北宽约 159米，面积 3多万平方米，由主墓及其从葬坑、夫人墓、高规格祠堂建筑（基址）等核心内容构成。……祠堂建筑，位于墓园东部……墓园四周以兆沟为界。
而海昏侯墓园的情况则是：
该墓园是以刘贺夫妇的 2座大墓为中心，附设车马坑 1座、祠堂、寝、便殿、厢房、祔葬墓7座，以及道路、排水系统等。墓园平面呈梯形，以园墙为界，设两门，门外有阙，墓园面积达4.6万平方米。
一个有兆沟做地域的标志，一个有围墙做园区的界线，看起来似乎两相对应，合情合理，可若稍加思索，就会发现，这种对应关系过于表象，并没有体现其内在实质。
实质性的问题很简单，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这两座列侯墓都带有一群祔葬墓，而这些祔葬墓乃是整个墓园的重要构成部分——这就像在研究西汉帝后陵园的平面布局形态时必须把祔葬区和陪葬区一并加以考虑一样，不能不考虑其具体内涵而只看区域空间的间隔形式。
实际上西汉前期制定的《葬律》，本来规定列侯（彻侯）的墓园，应是由内园、外园两大部分构成的“重园”，并且这两重园地分别设有围垣相环绕。我理解，这就是在主墓及其配偶墓室周围的内垣之外再缭以外垣（《葬律》中称作“中垣”），以护持祔葬区域。这一点，实质上和西汉帝后在自己的小陵园区外另筑一道外垣把祔葬区圈围在内的做法是完全一致的。这一《葬律》在有汉一代具体施行的情况，可能比较复杂，不同的时期，或许也有过变动，需要将来结合很多实例进行深入的探讨。不过，目前若仅就海昏侯和富平侯这两座墓园的情况来看，在海昏侯刘贺的墓园中是仅有外垣而没有见到内垣，而到目前为止，在富平侯墓园还没有发现外垣。
云梦睡虎地汉墓出土《葬律》
假如妄自对这种情况加以推测的话，我以为很有可能是迄至西汉中期列侯墓园的内垣已被废除，因此海昏侯的墓园就没有内垣，而富平侯的墓园，应属一种变通的安排，即在省去墓园外垣的情况下，在主墓周围以兆沟的形式来大致表示内垣的意思。如“富平侯墓园平面示意图”所见，这东、南、西、北的四道兆沟实际上都只挖了一小段，相互之间并未连属为一体，起到的只能是象征的作用。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变通安排，应与其帝陵陪葬墓的性质具有直接关系。盖张安世因协助宣帝清除霍氏家族的势力而功高位重，故汉宣帝对他的安葬，赐给了很多特别的恩典，其中就包括“赐茔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
汉景帝阳陵墓园北侧陪葬墓M1 平面示意图
我推测富平侯墓园没有发现外垣很可能与其陪葬汉宣帝杜陵的性质有关，这是因为在西汉皇帝的陪葬墓中，目前我们还没有见到筑有外垣的报道（据云有的是以壕沟“兆沟”来区分不同的陪葬墓区，如景帝阳陵 ），这或许是当时的通行做法。若确实是刻意做出这样的安排，其目的则应是表明张安世墓的陪葬性质以彰显帝陵的中心地位（景帝阳陵墓园北面的陪葬墓M1，也同张安世墓一样，在冢墓四周有兆沟环绕）。在略去墓园外垣之后，则只能如“富平侯墓园平面示意图”所见，通过把祔葬墓的墓道都设置为朝向张安世墓的方向来体现其从属的主墓。
尽管这些只是我这个外行素人所做的无端猜想，与实际情况可能会有很大偏差，还有待考古学者做出更多的勘察、发掘与研究。但不管怎样，西汉列侯的墓园，其总体构成，是一定要将其祔葬墓包括在内的。这样一来，我们连同祔葬区域在内通观富平侯墓园的结构，就可以看到与海昏侯墓园非常相近的平面布局形式——二者都是把主墓安置在墓园的西南，而在墓园的北部和东部，为祔葬区域。
这两座墓园看似稍有出入的，只是在富平侯墓兆沟的西部偏北，还有一处墓葬，而在海昏侯墓园中，在主墓刘贺墓的西部，是没有其他坟墓的。这座墓目前也被张仲立先生定为张安世墓的祔葬墓，但是否属实，还可以进一步考察。即便此墓确属主墓张安世墓的祔葬墓，估计也一定是有特殊的原因，并不影响富平侯墓园的总体布局形式。
综上所述，结合富平侯张安世的墓园，可以进一步认定海昏侯墓园的布局形式与西汉长安城平面布局之间的对应关系，为我们认识西汉时期的空间观念提供重大帮助。
最后附带说明一下，窃以为在一般情况下，一座列侯墓园之内，似乎不应当安葬两位以上的列侯。盖依照西汉的《葬律》，双重墙垣之制的墓园，使得内垣里外两个区域的尊卑主从地位区隔明显，同为列侯，不能因其辈分较低即被等同于普通祔葬人员下葬。否则的话，便无法体现与家族以外各个列侯的平等地位。结合前面的论述，可以大致推测，列侯的后世子孙，若是同有列侯爵位，就应当另立墓园，不再祔葬于先人墓园之内。依照这样的推论，张仲立先生以为富平侯墓园中的M4“可能是该家族某一代列侯的墓葬”的说法 ，或许可以再加斟酌。考虑到张安世陪葬杜陵，只是皇帝特别的恩赐，而其子延寿即已改封平原，一代代后世侯爵另辟墓园以别自安葬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了。
2018年 1月 29日晚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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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学术热点，一则它位列 “2015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但更重要的是墓主人刘贺的传奇经历与墓中出土的大量精美随葬品。本书是第一部有关海昏侯及其时代的学术研究专著。作者以文献记载的刘贺生平为纵线，结合出土的文物，将汉武帝晚年至汉宣帝时期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详细解说；又通过分析刘贺的经历与行事，揭示其个人的生活环境与性格特征，指出刘贺的戏剧化人生，既是时代造就，也是性格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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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新论》是《海昏侯刘贺》的姊妹篇，也是它的进阶读物。
结合不断刊布的海昏侯墓文献、文物，作者依据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海昏侯刘贺》中未及详论的内容以及存在争议或者新思考的问题，诸如“海昏”名称的涵义、刘贺墓园的平面布局形态及其与汉长安城平面布局的关系、墓室出土《论语》残简的文献学价值、所谓“马蹄金”的政治文化意义及其与秦汉间金币形制的关系等进行深入探究，希望在社会文化和学术研究两方面都能够对海昏侯相关问题的研究有实质性意义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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