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周革命与盛唐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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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时代是庶族地主往上爬升的“英雄时代”，相反，玄宗经历了武则天晚年至开元初的历次政变，深知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在这两种时代的间隙，就会出现一种特殊的人才阶段。他们生长于前一个阶段的末期，习染了这一时期的风气，行事风格都还有前一个阶段的遗风。而在当下这个时代，却几乎没有表现机会，因此随时爆发出强烈的愤慨不平之气，而这就是盛唐那些怀才不遇的著名诗人的一般风格了，孟浩然、王昌龄、李白、高适、李颀、杜甫，甚至王维、岑参都是如此。
*文章节选自《第二个经典时代：重估唐宋文学》（吕正惠 著 三联书店2019-6）。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阙楼，唐懿德太子墓出土
武周革命与盛唐诗风（节选）
文 | 吕正惠
一
一般认为，武则天当政时期特重文学之士，进士科的地位大为提升，对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一说法，在唐、宋时期即已形成，到了近代，由于陈寅恪的发挥，几已成为唐代历史的共识。但反对这种说法的仍然大有人在。上世纪末，傅璇琮发表《武则天与初唐文学》一文，即对这种说法大加批驳。
……
如果暂时抛开进士科在高宗、武后朝改变有多大这个争议性的问题，直接面对武则天在政治上的变革，那么，就能更清楚地看到武则天的当政对唐代文学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武则天在立为皇后之后，由于高宗长期身体不适，逐渐掌握朝政。高宗死后，经过短期的“称制”，武则天干脆自己当起皇帝来，并改国号为周，武则天“夺权”的性质，很难用“篡唐”这种传统的词语来加以表达。在血雨腥风的夺权过程中，武则天无意中进行了一场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社会革命。
陈寅恪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最为世人所知。按陈寅恪的说法，由宇文泰所建立的军事贵族集团，即关中本位集团，一直是西魏、北周、隋、唐各代的核心统治集团。在北周灭北齐、隋灭陈、唐重新统一天下的历次大变化后，中央朝政当然会有所调整，并吸收了关东、江南的人才，但整体而言，关中本位集团一直处于政权的核心。
陈寅恪的学生汪篯在研究初唐政治史时，基本上是根据陈寅恪的说法进一步推展。他说，太宗所任用的宰相共二十二人，其中，关东十一人，关中六人，江南五人，表面上关东独多。但唐太宗的关东宰相，除了高士廉之外，几乎都出身寒微—太宗完全不用关东著名的士族子弟为相。他又分析，在太子承乾被废、魏王泰争太子时，太宗最终选择了李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中贵族集团支持李治。汪篯说：
但是，在骨子里面，太宗恐怕还有更深刻的考虑……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仍然是李唐统治的核心力量，他是不能消灭这个集团的。如果违反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意志定立李泰，将来就免不了要在关陇军事贵族与李泰之间展开斗争，如果长孙无忌一派竞胜，至少也是一场重大的政变，李泰还是不能保全；如果李泰竞胜，则出身普通地主的大臣势将掌握大权，排除他所亲信的长孙无忌等出于关陇军事贵族的大臣，甚至还可能动摇整个作为李唐统治核心力量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地位。在他看来，这两种情况都是极为不利的。
其后，李治虽然继承了皇位，但在武则天立后之争中，长孙无忌所领导的关陇贵族集团最终还是被打倒了，取代他们的，正如汪篯所说的，是“出身普通地主的大臣”。这里的“普通地主”，是指非门阀士族的一般地主，现在历史学家比较常用“庶族地主”这一名称。江南的门阀，王、谢等世家，早已衰亡了；关东的门阀（崔、卢、李、郑）在北齐被灭以后，不得不屈居于关陇军事贵族之下，不再掌握大权。现在关陇贵族又被武则天斗垮，这样，门阀政治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就是武则天为了夺取政权无意中所进行的社会革命，所以，陈寅恪说：
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若依此义言，则武周之代李唐较李唐之代杨隋其关系人群之演变，尤为重大也。
这就深刻地指出了武则天所发挥的历史作用。
武则天立后之争与本文无关，可以不论。但武则天所以能斗倒势力庞大的长孙无忌集团的一个重要原因，却必须说明，因为武则天即据此得到经验，此后即依此逻辑行事，终至称帝。
高宗即位时旧宰相五人，长孙无忌、褚遂良、张行成、高季辅、李勣；长孙无忌掌握大权，褚遂良是其死党。其后新任的六名宰相，于志宁、宇文节、柳奭、韩瑗、来济、崔敦礼，全是关中贵族，可以说，长孙无忌打破了太宗努力维持的关中、关东、江南平衡的局面，这自然引发其他人的不满。这样，“有才无德”的许敬宗（江南）、李义府（关东）、崔义琰（关东），先后投效武则天，为其声援。在两种意见对立的情况下，高宗就可以询问元老重臣李勣。李勣是开国功臣，关东军事力量的首要代表，他对长孙无忌的专权也不满。他对高宗说，“此陛下家事，无须问外人”，实际上投了赞成票。这样一来，高宗有恃无恐，下定决心立武则天为皇后。因此，可以说，关中贵族企图借拥立高宗之功专擅朝政，反而导致了自己的灭亡。
在这一事件中，武则天找到了她的政治资源，顺势加以发展，终于奠定了称帝的基础。汪篯的评论最为简明，引述如下：
武则天又是怎样做成皇帝的呢？她所处的时期是一个特殊时期。在当时，门阀地主已经衰落下去，普通地主的力量还没有发展到成熟的程度。从太宗到武则天做皇后有三十年，到她做皇帝，经过了五十年。在这三、五十年中间，正在兴起的代表封建制度本身的普通地主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们在各方面都要求有所表现，在政治上要求地位，在社会上要有所作为……他们不满意贵族荫袭做官的制度，也不满意门阀制度，希望朝廷破格用人。于是到朝廷应选的，由数千人增到万余人。
因此，武则天在称帝前后对反对派及可能成为反对派的人肆行杀戮，毫无顾忌，因为她知道，她有强大的后备军可以补充她的官僚队伍，而这一庞大的后备军当然拥护她，对于被杀的人也不会有怜惜和同情之心，因为这些人阻挡了他们的晋升之路。所以，武则天的政治革命实际上是在统治阶级上层进行大换血，因为这一换血完全符合庶族地主阶级极力想要发展的社会趋势，所以，同时也等于进行了一场社会革命。
左：乾陵述圣纪碑 右：乾陵无字碑
《通鉴》对武则天的屠杀反对派，曾进行总结：
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
在大清洗之后，当然需要大量补充官僚，对此，《通鉴》也有极生动的记载：
（长寿元年）春，一月，丁卯，太后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时人为之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有举人沈全交续之曰：“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为御史纪先知所擒，劾其诽谤朝政，请杖之朝堂，然后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辈不滥，何恤人言！宜释其罪。”先知大惭。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驭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
引文的最后几句说明了武则天高明的统御之术。她不怕“试官”，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她“明察善断”，果于赏罚，“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陈寅恪曾引述两则唐人的议论，足以证明武则天是善于用人的：
天后朝命官猥多，当时有车载斗量之语，及开元中，致朝廷赫赫有名望事绩者，多是天后所进之人。
（《李相国论事集》）
贽论奏曰：往者则天太后践祚临朝，欲收人心，尤务拔擢，弘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所荐必行，所举辄试，其于选士之道，岂不伤于容易哉！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此乃近于求才贵广，考课贵精之效也。
（《旧唐书·陆贽传》）
陆贽所谓“累朝赖多士之用”的“累朝”，是指武则天之后的中宗、睿宗、玄宗诸朝。中宗、睿宗在位时间短，只是过渡期，因此李绛说，开元大臣有“名望事绩者”，多是天后所进之人，就更具体了。只要查一下新、旧唐书开元名臣的列传，即可得到证明。因此，陈寅恪认为，武则天塑造了一个“李武韦杨”集团（他指的不只是皇族内部，还包括大臣和宦官），这个集团自高宗至玄宗，宰制了唐代百年的政局。可以说，武则天的政治、社会革命彻底改变了唐代的政治面貎。
二
武则天选拔人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因为她“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因此她也喜好提拔文学之士。为此，在常规科举之外，经常举办制科考试。从垂拱二年到大足二年，十五年之间举行了十一次。姚崇、张说、刘幽求都是制科登第的。在职官员也可通过制举迅速升迁，如永昌元年（689）的贤良方正科，对策者有一千余人，已进士及第、任青城县丞的张柬之也前往应举。因此，杜佑（沈既济）所说的“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并不特指进士科，还包括制举及其他途径。
除了经常举办制科考试外，武则天还会随时主动访查人才，如高宗在洛阳去世时，陈子昂因关中饥馑荒敝，上书谏高宗灵驾返长安，武则天特别召见，拜灵台正字。其后，武则天又召见一次，命陈子昂论为政之要。又，据《新唐书·郭元振传》，郭元振任通泉尉，“任侠使气，拨去小节。尝盗铸及掠卖部中口千余，以饷遗宾客，百姓厌苦”，
武后知所为，召欲诘，既与语，奇之。索所为文章，上《宝剑篇》，后览嘉叹，诏示学士李峤等。即授右武卫铠曹参军，进奉宸监丞。
郭元振因此因缘为武则天所赏识，逐渐受到重用，终成名臣。又，王无竞致书友人，对边境不宁表示忧虑愤慨，有人将其书信上奏武则天，“则天见而异之，有制召见，骤膺宠渥”。据史书所载，陈子昂、郭元振、王无竞都是富有资财的人，可见武则天是有意拉拢。
另有两则故事，可以说明武则天确实喜好文学，并有惜才之意。武则天读了骆宾王为徐敬业所作的檄文，惊叹道：“宰相安得失此人！”（见《新唐书·骆宾王传》）又，据范成大《吴郡志》卷二二引唐张著《翰林盛事》：
朱佐日，郡人。两登制科，三为御史……天后尝吟诗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问是谁作，李峤对曰：“御史朱佐日诗也。”赐彩百匹，转侍御史。
武则天在当皇后时，就注意引拔文学之士，以为己用。《通鉴》高宗上元二年（675）云：
天后多引文学之士著作郎元万顷、左史刘祎之等，使之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凡千余卷。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时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
据《旧唐书·元万顷传》，武则天所引拔的人还包括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等人。从这时开始，武则天即刻意引用文学之士。到了将称帝之前的垂拱四年（688），武则天“拜洛水，受‘天授圣图’”，李峤、苏味道、牛凤及均有《奉和拜洛应制》诗，这时候文学之士成为武则天的应天命的宣传者。天授元年（690）武则天即帝位，改国号为周，自作《上礼抚事述怀》诗，现在仍可查到，李峤、陈子昂均有奉和应制之作，应制者恐怕不只二人，只是作品没有流传下来而已。陈子昂同时又作了《大周受命颂》，歌颂武周革命。凡此均可看出，武则天极力拉拢庶族地主出身的文人，并得到他们的拥戴。从此以后，一大群文臣常跟在武则天之后，随时应制作诗，歌功颂德。其中较著名的例子，如证圣元年（695）七月武则天宴于上阳宫，赋诗，群臣和作，宋之问编纪众作，为之序。又如，圣历二年（699）春，宋之问、沈佺期、东方虬等扈从游龙门，同应制赋诗，之问夺得锦袍。这就是傅璇琮所谈到的，武则天又让文学重新回到了宫廷之中。
文学之士齐集宫廷在武则天宠幸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时达到高潮。神功元年（697），太平公主荐张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又荐易之，兄弟皆得幸于太后。圣历二年，武则天特别设立控鹤监，以张易之领衔，张昌宗及其他文学之士皆为控鹤监内供奉。武则天又命李峤、阎朝隐等众多文学之士，辅佐张昌宗修撰《三教珠英》。这是武则天宫廷文学的全盛时代。
唐宫乐图（摹绘）
……
但武则天不次拔擢人才，以致朝中累积了大量人才，在她晚年造成政权不稳的局面。武则天曾为了继承人问题苦恼不已，身为女皇帝，她可以传位给儿子，也可以传位给武氏的侄子。虽然最后她听从狄仁杰、张易之的劝谏，决心让儿子李显（即后来的中宗）继位，但武三思、韦后、韦后之女安乐公主、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睿宗之子李隆基（即后来的玄宗）都有野心。这就导致武则天所拔擢的人才为了争取拥戴之功，各择其主，展开激烈的政治权力争夺。因此，从神龙元年张柬之等逼武则天退位，拥戴中宗复辟，到开元元年玄宗诛杀太平公主党羽，短短八年半时间，发生了七次政变。
从中国的宗法关系上讲，作为李唐王室的子孙，玄宗很难说具有合法的继承权。以高宗的嫡系来说，邠王守礼是长孙，以睿宗的嫡传来说，宋王成器是长子，玄宗不过因平韦后之乱而被推为睿宗的继位者。只要有不逞之徒在，很难不再发生政变。因此，玄宗剪除太平公主势力之后，第一件要务就是稳定帝位。为了这个急迫的目标，他把几位协助他争取帝位的人在短时间内迅速加以贬谪，并重用姚崇，以整顿吏治。
对玄宗争取帝位出过大力的有郭元振、刘幽求、钟绍京、魏知古、张说、王琚等人。据《旧唐书·王琚传》：
或有上说于玄宗曰：“彼王琚、麻嗣宗谲诡纵横之士，可与履危，不可得志。天下已定，宜益求纯朴经术之士。”玄宗乃疏之。
从“谲诡纵横之士”的评语，就可看出，玄宗不愿再看到充斥朝中的人才为了争取政治权力不惜行险侥幸。对居于功臣之首的张说，姚崇是这样进行离间的：
张说以素憾，讽赵彦昭劾崇，及当国，说惧，潜诣岐王申款。崇它日朝，众趋出，崇曳踵为有疾状。帝召问之，对曰：臣损足。曰：“无甚痛乎？”曰：“臣心有忧，痛不在足。”问以故，曰：“岐王陛下爱弟，张说辅臣，而密乘车出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于是出说相州。
（《新唐书·姚崇传》）
以张说和玄宗的密切关系，姚崇的话还能产生作用，那是因为，玄宗心里确实以大臣和宗室交往为大忌，为了稳定政局，他宁可贬谪张说，等局势明朗之后，再召张说回朝。
玄宗稳定政局的重要工作，是把武则天以降用人不拘一格的非正常方式予以制度化。前文数次提及的《通典·选举三》的几句话，是沈既济文章的节录，如果通观沈既济全文，就能看出从武则天至玄宗在选拔人才上的变化：
初，国家自显庆以来，高宗圣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参决大政，与天子并。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浸以成风。以至于开元、天宝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遗烈，下继四圣治平之化，贤人在朝，良将在边，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虽有宏猷上略无所措，奇谋雄武无所奋。百余年间，生育长养，不知金鼓之声，爟燧之光，以至于老。故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仕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
仔细体会这一段话，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进士科成为“士林华选”，士子据此“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是在开元、天宝中才成为常制。但所以最终形成这一体制，却是由于武则天时代“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浸以成风”。如果没有武则天破格用人，尤重文士，就没有玄宗时代进士科的跃居选举之首。傅璇琮说：
可见以诗赋为进士考试的固定格局是在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并非在高宗、武后时期。而那时唐诗已有一百余年的历程，应该说，这不是进士试促使唐诗的繁荣，而是唐诗的繁荣对当时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自然而然地也对考试制度起了促进的作用，即扩大试题的范围，转向诗赋为中心，而这已进入盛唐时期，与武则天无关。
除了最后一句话，可以说完全正确。应该说，是武则天的用人之术和重文学之士，促使唐诗的繁荣，由此开元、天宝年间进士科试诗、赋成为常制、进士科地位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
三
根据前面各节所论，我们可以说，武则天统治时期是“非常时期”，武则天为了摧毁旧统治阶层、巩固自己的政权，不惜肆意屠杀，同时也不断从新兴的庶族地主中大量提拔人才，不次擢用。因此，武则天时代是庶族地主往上爬升的“英雄时代”，只要你有才干，特别是有文才，而又敢于冒险，甚至不顾性命，说不定就有可能碰到好机会。相反，玄宗经历了武则天晚年至开元初的历次政变，深知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于是人才选拔逐渐制度化，而行险侥幸之徒再也没有纵横捭阖的机会了。也就是说，武则天所进行的腥风血雨的社会革命已经结束，现在所有的人才必须循序渐进了。
在这两种时代的间隙，就会出现一种特殊的人才阶段。他们生长于前一个阶段的末期，习染了这一时期的风气，行事风格都还有前一个阶段的遗风。但等到他们长大成人，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新型的社会，这个社会和他们从小以为要面对的社会截然不同，因此他们会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情绪。譬如，在武则天时代，他们大可直接上书给皇帝，寻找晋升的机会，而在玄宗时代，完全不可能如此行事。他们具有前一时代的豪纵与不羁，而在当下这个时代，却几乎没有表现机会，因此随时爆发出强烈的愤慨不平之气，而这就是盛唐那些怀才不遇的著名诗人的一般风格了，孟浩然、王昌龄、李白、高适、李颀、杜甫，甚至王维、岑参都是如此。
林庚在《盛唐气象》一文中说：“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吴相洲据此发挥，认为盛唐士人具有巨大的解放精神，一方面高谈王霸大略，一方面又带有哲人奇士、隐逸屠钓那种放旷任性的特点。事实上，我们可以从武则天当政时代庶族地主士人阶级的急遽兴起来解释这种新兴的士人精神。这种士人精神，由于开元初期的社会定型化要求，受到了初步的挫折，因而激发了强烈的愤慨与不平，从而形成了盛唐诗歌的独特风貎。
这批诗人，年龄最长的是孟浩然，生于689年，其次王昌龄，生于690年左右，王维生于699年或701年，李白生于701年，高适生于700到702年之间，李颀不详。开元前一年，先天元年（712），杜甫出生（岑参晚一至三年生），此年李白已十一岁，孟浩然二十四岁，王昌龄、王维、高适、李颀年龄在两人之间。到了开元二十年（732）左右，所有这些诗人都已成熟，然而，他们却正要面对一个他们很不习惯的循序而进的、不利于不羁之才的稳定社会。
唐大明宫微缩景观
关于盛唐诗人的特殊风格，我们可以从王昌龄谈起。后代谈起王昌龄，大都偏重七言绝句，很少注意他的五言古诗。在这方面，宋代的葛立方有极敏锐的评论：
观王昌龄诗，仕进之心，可谓切矣。《赠冯六元二》云：“云龙未相感，干谒亦已屡。”《从军行》云：“虽投定远笔，未坐将军树。”至于《沙苑渡》之作，乃有“孤舟未得济，入梦在何年”之句，是以傅说自期也，一何愚哉！按史：昌龄为汜水尉，以不护细行，谪龙标尉，傅说所为，顾如是乎？昌龄未第时，岑参赠之诗曰：“潜虬且深蟠，黄鹤举未晚。”既登第而谪官也，参又赠之诗曰：“王兄尚谪官，屡见秋云生。黄鹤垂两翅，徘徊但悲鸣。”后昌龄以世乱还乡，为闾丘晓所杀，则所谓黄鹤者，竟不能高举矣。
葛立方这一段话点出了王昌龄一生的悲剧，急于进取，不护细行，终于一贬再贬，最后黄鹤铩羽。王昌龄开元十五年（727）进士及第，二十二年（734）举博学鸿词科，但官位一直仅限于校书郎、县尉、县丞，他怎么会满意。葛立方把王昌龄的切于进取和不护细行联系起来，可谓见识不凡。可以想象，王昌龄的行事风格和武则天时代的文人应有其相似之处，而玄宗所要压抑的正是这种“不规矩”的行为。
但在葛立方评论王昌龄时，显然忘了李白。李白诗中类似于葛立方所举的王昌龄诗句，不但更多，而且更夸张，譬如：
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
（《梁甫吟》）
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
（《行路难》）
像这样的诗句，李白集中比比皆是。如果王昌龄是“切于进取”，那么，李白简直是“狂想”了。一般都把李白看作天才，因此对他任何毫无理性的自我吹嘘都不以为异。其实，李白这种狂想，仍然是以武则天时代非常态的拔擢人才的方式作为现实基础的，只是大家不往这方面思考罢了。
一般都注意李白对前代诗人的传承，似乎很少考虑李白与唐代前辈的关系。我很意外地发现，李白有两首诗明显是学崔融和陈子昂的。……《关山月》这一乐府题，到全诗的构思，到许多相似的字句，都足以说明，李白是在“改写”崔融所作。但没有人能否认，李白的风格在改造之后跃然于纸上，成为千古名作。这就是李白“天才”的表现方式之一——在模拟之中充分表现自己的个性。不过，李白读过崔融的《关山月》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古风》第十四首是公认的李白反对唐朝廷边疆政策的名篇，……历来对这首诗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李白所讽者何事？就个人所知，似乎只有詹锳指出此诗和陈子昂《感遇》的关系，……不过，虽然有这种承袭关系，李白这首诗仍然远胜于陈子昂原作两首。李诗在气象的塑造、音节与气氛的掌握上，都极为突出。前人一致推崇，毫无例外。
以上两个例子，足以说明，李白对武则天时代的某些作品是极为熟悉的。我们当然无法了解，李白对前辈诗人的阅读达到何种程度，但李白和他们的关系是无法否认的。杜甫也是如此，杜甫提到“王杨卢骆当时体”，还为他们辩护。杜甫于宝应年间客居梓州时，经过陈子昂老家，写了《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陈拾遗故宅》两首诗，称赞子昂“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
在梓州时，杜甫还写了《过郭代公故宅》，这个故宅，应当是郭元振任通泉尉时所居，……郭元振以《宝剑篇》受知于武则天，其后武则天派他出使吐蕃，开始表现出治理边疆的长才，成为名将，其后又参与平定太平公主之乱，是玄宗定策功臣之一，封代国公。如前所述，为了稳定朝局，定策功臣不久大都被贬，元振也在其中，怏怏不得志而死。郭元振以文学起家，最后建立大功业，几乎成为盛唐诗人梦想中的人格典型。……
然而，郭元振终成名臣，而盛唐诗人大都沦落不遇，郭元振也就成为盛唐诗人的怀想对象。高适开元年间游魏州，写了《三君咏》，三君即魏征、郭元振、狄仁杰。客观地讲，郭元振的功勋绝对不能和魏征、狄仁杰相比，但高适却毫不迟疑地将三人并列，当然是因为郭元振的一生对他来讲具有特殊的意义。
盛唐诗人生活于太平盛世，丧失了武则天时代平步青云的机会，这表面上是他们的不幸。然而，他们的作品却因为这种不幸而得到更大的发展，因而名垂千古。反过来说，武则天时代的诗人，最幸运的如苏味道、李峤、郭元振，高居相位；较次等的则如沈佺期、宋之问、崔融、杜审言，至少也常常陪侍在皇帝左右。但他们的眼界被限制在宫廷和歌功颂德之中，从而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成就。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对于盛唐诗人的遭遇与成就，特别是对于李白和杜甫，我们也可以这样评论。
2011年5月11日 初稿
2011年8月11日 修订
第二个经典时代：重估唐宋文学
吕正惠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06
ISBN: 9787108063175 定价：49.00元
唐宋是继先秦两汉之后，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二个经典时代，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为唐宋之际兴起的士人阶层提供了一套理想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曲折反映了当时即将形成以及已经形成的新型社会秩序。本书将唐宋文学放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大脉络里进行重新评估，将古文和宋诗的成就诉诸于前，并对很多唐宋文学中的具体问题提出了耳目一新的解释。历史化地把握唐宋文学成就之大要，更可见中华文明一脉相承、有容乃大之特质。
宇文所安唐代文学研究四部曲
宇文所安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3
初唐诗
本书为宇文所安的成名作，1977年初版以来便在汉学界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影响很大，至今仍是一本独树一帜的断代文学史。作者率先将初唐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性地研究，并开掘了此后唐诗研究的一个方向，而其研究思路和研究视角更是令人耳目一新，启发良多。
作者从文学史的角度，系统性地处理了从南朝宫廷诗到盛唐诗之间近百年（618－约713）的初唐诗歌，它的历史定位，它的经验、规律与轨迹。从初唐四杰、陈子昂到沈佺期、宋之问；从宫廷诗的惯例到律诗、古体诗的逐步成熟；从时代氛围、宫廷政治到文化生活对诗歌写作的影响，作者一一细梳了夹处于强大的宫廷诗传统和潮流下的初唐诗人们如何既利用、完善又对立与突破既有的诗歌规范，从而缓慢地向盛唐诗过渡与迈进。
盛唐诗
作为汉学家，宇文本书的立论颇为新颖大胆，质疑乃至否定了许多习见、传统的观点，以为盛唐诗歌的标准不是由我们所熟知的几个大诗人来界定的，也不是被切断了历史的一个多姿多彩的瞬间，而是在诗歌观念、题材、风格乃至技巧等方面持续地发展和变化的复杂过程。比如李白杜甫并非盛唐诗的典型（王维是），王维、孟浩然并非如人想象的那般风格相似；主宰盛唐的是由南朝宫廷诗衍变而来的“京城诗”，而盛唐的伟大成就却是由京城外部的诗人创造的，等等。细读分析也非常新颖到位，有许多感受和分析是作者的“独家”，也是他的研究特色。
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
本书是宇文所安唐代文学“四部曲”之三，但去初、盛唐诗的写作已有15年。鉴于中唐文学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本书并不像前两部一样是完整的“诗歌史”，而是由七篇论文组成。这些论文具有文学史性质，但本身并不构成一部文学史；而由于中唐文学在风格、主题及处理的范式上远较初、盛唐复杂，且诗歌、传奇及非虚构性的散文享有共通的旨趣，因此更不适宜称为“中唐诗史”。但这些论文却透过不同类型的文本和文体来探讨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这些具体的问题就其性质而言与文化史或社会史等更大的领域息息相关，从而构成了中唐“文学文化”的一副气质独具的概貌。
简言之，作者认为中唐是中国的一个历史分水岭，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现代”的开端。他这样解释：“中唐是中国文学中一个独一无二的时刻，又是一个新开端。自宋以降所滋生出来的诸多现象，都是在中唐崭露头角的。在许多方面，中唐作家在精神志趣上接近两百年后的宋代大思想家，而不是仅数十年前的盛唐诗人。” 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何中唐意味着“中世纪的终结”。
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 （827—860）
宇文所安唐代文学研究“四部曲”的最后一部。本书对晚唐诗的风格、形式和意蕴的变化有独到的阐释，对李贺、杜牧、李商隐和温庭筠的诗歌有不同于前人的精审解读。而且基于在中唐余韵影响下晚唐独特的社会文化状况和历史地位，作者在本书中有不同于前三部的对文学史的新叙述，如更加注意文本是如何保存下来和如何在当时流传的，诗的写作与在当代的流传之间的关系如何，还有当时的诗歌与盛唐诗歌之间、与宋代诗歌之间有怎样的关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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