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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费孝通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极为少见的具有自己学术理论语言的学者，他在官与学之间的经历也给他的谈话带来许多值得后人认真思考的空间。《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即为这样一本充满费氏语言特色、令人捧卷深思的著作。
编者张冠生先生曾任职于民盟中央，长期为费孝通先生做助手。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的时间段为1993—2000年，为张冠生跟随费孝通时，亲笔记下了费老当时的一言一行；第二部分的时间段为1981—1999年，为费老生前陆续交张保存的一些谈话录资料，不是张在现场记录整理出来的文字，但亦为费的“晚年谈话”，具有史料价值。*文章选自《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张冠生 记录整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5），小标题系编者所拟。
费孝通江村纪念馆中的费先生塑像。背景是该馆主体建筑（张冠生 摄影）
1993年6月，费老结束为期半月的山东调查，回到北京，接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局二处转交的一封信。发信人是印度已故总理拉·甘地遗孀索尼娅·甘地，邀请费老出席将于1993年11月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第四届英迪拉·甘地国际会议。
英迪拉·甘地国际会议创始于1987年，每两年举办一届。当年会议主题是新的开始（Towards New Beginnings）；1989年会议主题是地球公民的产生（The Making of an Earth Citizen）；1991年会议主题是21世纪的挑战（The Challen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1993年会议主题是重新定义良好的社会（Redefining the Good Society）。每一届会议，都聚集了国际上有代表性的思想者，议论天下事，为人类共同发展贡献思想。 心态方面还没有形成共识，
这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7月7日，随费老到北戴河。早饭后开汽车从四号院费老家出发，中午到达住处。院子名叫“六幢楼”。入住一号楼。安定下来后，我去费老房间，把出发前买的《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一书送给先生。
先生翻看该书目录后，说：“你今天先看最后一章，我们明天谈文章。”***
你看看这个邀请函。出席这个会议的人，很多都是世界知名学者，规格很高，是国际学术交流的好机会。我准备接受邀请，去会上做一个发言。会议的主题，我把它翻译成“重释美好社会”。我们要准备一篇文章。
从世界范围看，大家都希望生活在一个美好社会里边。但是现在的社会还说不上美好，还有很多人在饥寒线上下挣扎，还有冲突和战争。这样，就把美好社会的愿望寄托在未来。在人们的盼望里边，未来该是一种怎么样的秩序？怎样达到和实现？很多人在讨论。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在世界上发言。
从我们中国的历史看，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人热烈地讨论人与人怎么相处才好。讨论很热闹，到了百家争鸣的程度。从现状看，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快，引人注目。新儒家也有一些讨论成果。所以说，中国人有资格对这样的问题说话。中国人要对21世纪世界秩序发表看法。
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我已经搞了十年，有了点成果，算是一个段落，再下去就难了。整个中国经济进入到世界经济里边去了。跨国集团啦，贸易啦，金融啦，房地产啦，股票啦，等等，不熟悉了，不怎么懂啊。要去研究，就吃力了。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提出了很多问题，大问题。其中有一个需要在意识形态上沟通、理解、协同努力的问题。经济上休戚相关、兴衰与共了，文化上还是各美其美。也就是说，生态方面已经进入共同网络，心态方面还是没有形成共识，两者不协调，这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讨论起来，别人从经济上、哲学上、伦理上讲这个问题，我可以从我的优势讲这个问题，从人类学里边打出去。假如能够讲得好，一炮打响，从印度回来后，文章还要在《读书》上发表。国内文化人都看这本杂志的。如果能够产生影响，就会有助于形成一股风气，让大家知道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注意。
学者里边，我的上一代人都很厉害，又有才，又有学。国学、西学都很熟悉。视野也很开阔，有见解。到我这一代，才还有点，学就不行了。
你先根据我讲的，研究一下，有些地方帮我考虑一下怎么表达。拉出一个初稿，我们好讨论。看看有哪些问题没有讲清楚，还需要补充什么内容。我们争取讲得好一些。拉初稿的时候，不要局限于我讲的这些，可以自己动脑筋，有所发挥。
下午依费老嘱咐读书。《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最后一章是《孔子的教育思想与当代社会教育》。仔细读完这章的文字后，读费老的三篇文章，分别是《人的研究在中国》《孔林片思》和《从小培养21世纪的人》。
《人的研究在中国》是费老在1990年写的。那年 7月，费老去日本东京出席“东亚社会研究”讨论会。那年费老八十岁，这个会有为他祝寿的意思。所以费老在会上的演讲方式很特别，首日做发言，闭幕又做答词。发言和答词合到一起，就成了《人的研究在中国》。
费老的晚年著述中，这篇文章有特殊意义。写在文章末尾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费老第一次完整、正式地在国际学界提了出来。那是中国学者对人类前沿问题思考深度、研究成果的一个标杆。1949年以后，在社会和人文学科领域的国际论坛上，由中国学者标举的类似思想制高点极少出现。
《孔林片思》写于 1992年6月，费老到山东沂蒙山区考察时，附带去了曲阜的孔庙、孔府和孔林。顺道还去了邹平，为梁漱溟先生扫墓。梁先生有“最后一个儒家”之誉，是费老的前辈，他由衷敬佩。走在孔庙里，费老思绪飘飞，很有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怀。尤其是他关于“培养新时代的孔子”“世界性的战国时代”等话题，很有提神醒世的思想震撼力。
《从小培养21世纪的人》，是这三篇文章里最早的一篇，写于 1989年夏，是费老为“21世纪婴幼儿教育与发展国际会议”写的演讲词。其中已经谈到“20世纪有点像世界范围的战国时期”这一话题。
说到世界的巨变，费老的一段回忆很是动人——“70年前我心目中外婆家是那么遥远。在运河上坐一条手摇的小木船，一早上船，船上用餐，到外婆家已近黄昏，足足是一天。从地图上看只有15公里的距离。现在通了公路，中间不阻塞，十多分钟就可以到达。距离的概念已经用时间来计算了”。
1993年6月，费孝通考察山东乡镇企业，在途中休息的宾馆中读书（张冠生 摄影）
这几篇文章，时常读到出神，甚至是坐忘状态。天地间只有思想的声音，别的什么都不见了，没有了。学术和思想能如此美好，如此沁人心脾，平时极少有机会体会。
费老端坐于藤椅，手里拿着头天（ 7月7日）的《人民日报》，目光落在第二版上部，一行大大的黑体字赫然入目——《中国仍属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中国地域辽阔，资源分布不均，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还比较突出。199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上海市为 6675元，而最低的贵州省仅为 890元，前者是后者的 7.5倍。1990年居民消费水平上海为 1908元，而贵州仅为 445元，前者是后者的 4.3倍。目前我国 1903个县中还有 520多个贫困县需要国家财政扶持。”
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不平衡，正是费老已持续关注多年的问题。
费老说：文章要谈出三个层次的秩序。生态秩序，由人与资源、人与土地的关系构成；社会秩序，由人与财富、人与分配的关系构成；心态秩序，由人与人的关系构成。
当日全天时间分为三段，上午、下午、晚间，吃饭和休息外，持续起草工作。晚间写至次日凌晨2时。
7月10日天亮后起床，续写。上午 11时，完成初稿。
费老粗看一遍，嘱咐道：“要把心态秩序解说得比较详细，说清楚。”又说：“我们这样写可以吧，还没有人这么讲过。”
这次出发前，曾在家中找了几本或有参考价值的书带在手边。此时摆在书桌上，其中有《日之魂》《月之魂》，属于“中华魂系列丛书”，另有《东方和平主义源流》等。费老看见，表示有兴趣看看。
待费老坐到阳台藤椅上后，把书拿给他。费老独坐阳台，兴致颇高，细致披阅，每次长达两个小时，连续数日不辍。
晚饭后，陪同费老散步于院中甬道，听先生谈他对“中华魂系列丛书”的看法。费老说：“书写得还是不错的。文笔很好，能吸引人，有兴趣读。作者的功力差一些，但能看出来读了不少书。他不是从事实出发，提炼出来主题，而是先有一个主题，找出象征物作为代表，再从许多书里边找出有关的资料，把资料集合在一起。这样做，当然要看很多书。因为他是为表达一个主题而去看书，所以就很难深入进去。这里碰一下，那里碰一下，都是碰一下就回来了，没有深入。不过，作为年轻人，能这样已经不错了。作者的年龄比你稍大一点是吧？”
“费老，我这个年龄上下的年轻人，国学和西学都不行。我们受的教育太不完整，不正规，不系统，所以确实功底很浅，功力很差。就像我吧，‘文革’开始那年，我是在小学，才上到五年级，还没有毕业。中学阶段就更不用说了，课堂上都是政治内容，连英语都是‘革命委员会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类的句子，该学的知识什么也没有学到。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进到了大学里面，连教材都还没有。老师临时编一点，我们自己刻蜡版印出来用。”
“唔，连云港我去过，赣榆县去过的。你跟我去没有？”
“再去，我们一起去。我就是这样到处跑，到处学习，学到了不少东西。一边跑，一边看，从看到的事实出发，来思考问题，分析过程，提出观点，和大家讨论。希望你多留心一些这个路子，还是很有用的。学术研究就是要结合实际，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不然它有什么用？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
晚上看过央视新闻联播，费老起身说：“你们玩吧，明天见了。我要上去改文章了。” 向庸俗投降，就没有意思了
7月12日晨，陪费老院中散步。对先生说，带来的书里边，还有李约瑟的《四海之内》、许倬云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
先生说：“你拿给我看。我和李约瑟很熟的。他来看过我。他从科学技术史角度入手，研究中国文化，有他的优势。”
午饭前，先生把初步改定的文稿夹在一个老式讲义夹上，递过来说：“我整个改了一遍，把那天说的三个秩序层次和三个步骤捏到了一起，又缩短了一些。演讲是十分钟时间，文章长了不行。长了人家也不喜欢看，所以浓缩一下，拣最主要的讲。还有不少内容，就暂时不讲了。文字表达上很费脑筋的。要考虑听我讲的都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用什么角色讲这个话，从什么样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你再看一下，有什么不足，哪里的表达还有问题，给我说一下。改定后麻烦你抄一遍，再接着改。”
说过，费老回身从桌子上拿起《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说：
“这本书不再看了。写得不行。他是用英文思考，用中文写作。谈到了很多问题，但是太散。架子很大，但是不集中，立不起来。我可以从书里边知道他想说什么话，但是他自己没有说清楚。所以我没有看完。看了前面一部分，知道他要说什么了。不想再花时间看了。”
1998年3月，费孝通（左）在家中和张冠生谈文章修改要点 （梁京京 摄影）
“费老，您也该休息一下了。您每天看书，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别太累着，毕竟上年纪了。”
“我能这样连着读书的时间很少啊。没有机会啊。在家里来人多，公务多，会议多，看不成书。出去访问调查，日程紧，也不轻松，我就在车上看，那只能一段一段看。像现在这样一连好多天，每天好几个小时能连续不断，没有人打扰，机会难得啊，要利用好啊。还有，请你帮助我买一些书。我想看，手头没有，吴越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听说有这样的书。”
“哎，帮我买一下，我想看啊。不用多买，有一两本就够，就可以知道水平怎么样了。这样的题目是值得写的，关键是有没有想法，有没有思路，融汇起来，发一家之言。像许倬云那本书那样，东拣一点，西拣一点，都是拣来的，没有自己的，不是土生土长的，就不够深刻。我喜欢看梁漱溟的东西，他说出来的是他自己的学问，不是别人的。”
“要！要！你回北京就帮我买，或是民盟中央买，我借来看。想看的还有冯友兰的东西。”
“冯友兰的书也不少，还有《三松堂全集》，是河南出的。”
“是他家乡出的。《三松堂全集》我也要看。现在手边只有他的一本小书。”
“清末几个大学者的书，像龚定庵、黄遵宪的书，还有其他人的，见了也帮我买一下。这一代学者是大家，我这一代人中大家就少了，东西也不行了。还有老舍，我喜欢老舍，有骨气。曹禺就可惜了，那么好的底子，《雷雨》也相当好，后来就不行了，投降了，再也出不来东西了。我说投降，不是向哪个人投降，是向庸俗投降。庸俗了，就没有意思了。丢了本色，太不值得了。巴金没有投降，但写了《家》之后，再也没有拿出像样的东西。这些人让政治害苦了。郭沫若的东西我不喜欢，文化人，本来有志气、有才华，后来就不行了。金克木现在很活跃，他的东西怪，面也宽，什么都想说一说。张中行最近也写了不少东西，文字是可以的，就是境界不够。我们民盟的冯亦代先生是个用功的、老式的好学生，文章也正，但是现在这样的文章不吸引人。吸引人的是王朔那样的东西。所以现在坚持严肃纯正的品格很难。王蒙还算可以，他在一些事情上表现得还算有点气节。”
“好看，很好看！他懂的东西真多啊。科技、历史、哲学、宗教、文学……写的诗也漂亮，才学兼备，很了不起！这本《四海之内》我看完了，还给你，谢谢你给我看这本书。这里边只有这一篇《现代中国的古代传统》不太好，也太长。其他的都很好，诗很有光彩。他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有很多很好的想法。双方都了解，都熟悉，就容易高明起来。国内现在还活着的人，在这些问题上有一定水平的人不多。我知道的，有个李先生，中国的东西他熟悉，西方的东西也看了不少。我看过他写的一点东西，还是不错的。”
“李先生最近写有一篇文章讨论东西方文化的异同和融合问题。”
返回住房，找出李先生的文章，送到先生手上说：“费老，您先看吧。”
“好。你抄文章的时候还有什么想法，先记下来。我们明天接着谈。”
7月13日上午，抄出文章清样。费老确定题目为《对“美好社会”的思考》。
“好啦！我们完成了一个事情。是初步完成。还要找些人征求意见，进一步修改。这个演讲，关键的话就是那么几句。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过去处在分散状态的不同群体，已经在经济上联成了一体。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在这种局势下，各个群体在意识形态上还抱着各是其是、各美其美的心态，就不利于大家发展，不利于共同繁荣了。各美其美的心态，是在不同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条件下形成的，有它的历史成因。现在时代条件变了，要提高一步，从各美其美走向美人之美。要容忍和理解别人在‘美好社会’的观念上有不同的标准。不以力压人，不以意识形态的不同去干涉别的主权国家的内政。有了这个基础，大家才可以和平共处，互相协作，共同繁荣。”
“您的意思是，‘冷战’思维该进历史陈列馆了。‘冷战’是双方的事，改变过去的观念，也需要大家一起来。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也不是西风压倒东风。中国老话叫‘惠风和畅’，大家都和气，就有了互惠的基础了。”
“对啊，就是这么几句，但又不能上台就说这几句就下来，所以要以这个意思为核心，再多说几句。说出来后，人家能听明白我们的意思，还认为有它的道理，可以作为一个说法，这就行了。同意不同意，不去管它。回来以后作为文章发出来，力求雅俗共赏。水平低一点儿的，看了之后知道是什么意思；水平高一点儿的，能从里边品出些味道——能过了这个关就行了。这个关也不容易过的。光说几句马克思怎么说的，过不了这个关的。要研究啊，研究现实问题啊。”
“费老，这个问题，您开了头以后，会有些有心人跟上来研究的。我这一代就有不少人关心这个问题。”
“要形成风气才行。形成风气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要有几十年的稳定和发展。让有志于这个问题的人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他才有心情去研究。我们这一代人里边有人研究这个问题，研究得相当深入，是因为他们比较安定。虽然整个社会不够安定，但有这样一部分人是处在安定状态的。你们这一代人现在看来有希望安定一个时期，可以接下去研究。我只能先有这么些思考，先讲一下，算是破题。要想深入研究，也不是不可以，那就要下功夫看几本大书。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这个时间。”
“费老，您的身体和脑筋都这么好，有的是看大书和研究问题的时间。‘右派’问题改正时，您不是说‘还有十块钱’吗？现在上帝再奖励您十块二十块，不是太难的事情。您不是开始享用了吗？”
“那就是上帝的事了。我们的文章，现在先写成这个样子，还要修改。修改前要征求一下意见。你负责找人，一份给李先生，一份给冯之浚先生。再找两个你这个年龄、这方面有思考有见解的年轻人，请他们提意见，不要客气。你的朋友也不要客气。请他们看看，一个是主题是否清楚，一个是讲法是否适当。哪些地方可以加以发挥的，写出来。篇幅不宜增加太多，一页左右就可以了。”
“我的朋友能有机会参与进来，发表意见，提建议，他们有福了。”
“我下月1号回北京定稿。这之前你先把意见收集上来。我的时间紧，1号回北京，3号就回来，这期间最好能和李先生见一面。让张秘书同他联系一下，看他的时间。文章定稿后，翻译英文的事，先找人大。人大不行再让潘乃谷找人。这次演讲，因为主题是‘重释美好社会’，原来想讲一下我对这个概念的解释。现在看来，还是先不讲。不讲定义了，留给后人去讲。”
“费老，后人演讲这个问题，为‘美好社会’做定义，会参考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许会有人为了解您这方面思想的形成去读您以前的书。如果没有条件把您过去写的东西都读一遍，怎样去选其中最主要的著述才能把您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贯穿起来呢？”
“第一本是《花篮瑶社会组织》，然后才是《江村经济》《云南三村》，方法都在里边，很细致。观点也在里边，是那时候的观点。比如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问题是饥饿问题，由温饱到有余需要‘家庭工副业’的问题。1952年以后，尤其是 1957年以后，就不得不封笔了。一封许多年。好在 1957年以前的研究没有停，接触了民族问题。所以‘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以来又写的东西，能拿给人看的就是‘多元一体’，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然后是《行行重行行》，这本书是可以站得住的，倒不了的。实践已经成功了嘛！这本书是跑出来的。别人不像我这么跑，所以我能写出来，别人写不出来。这本书对基层干部会有大的帮助。对文人，对知识分子用处不大。”
晚年费孝通在江苏吴江市开弦弓村（“江村”的原型）石桥上“最近苏州大学出版社要出我一本散文集，下个月就该出版了。这里边都是我比较喜欢的散文。这本书是跟《行行重行行》搭配的，是配对的。书名是《逝者如斯》。”
“费老，您前些年说过，要写一本《江村五十年》。这本书什么时候能出来？”
“我知道有不少读者想看您对自己学术生涯的回顾和思考，他们有机会看吗？您在八十岁那年说过，八十岁可能是个年龄界线，跨过了这条线，会觉得轻松自由些，因为余下的岁月已不大可能改变一生铸下的功过了，可以有平静心情检视留下的步步脚印了。您有没有计划做点检视呢？我想，中国学界乃至国际学界会有不少人希望看到您对一生治学历程的系统回顾和解说。”
“不能说有计划，但有个想法，想写一本《对于社会学的思考》，算是对自己一生道路的回顾。这本书的前几篇我已经想好了，后面的还在想。想好后再写出来，还要有个过程，很费脑筋，很不容易，需要时间。我要争取跨过这个世纪，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把它写出来。”
“费老，从现在算，还有六年半不到的时间，就进入下个世纪了。到那一年，您正好九十周岁。民盟的一些老先生，像您念叨的梁漱溟先生、冯友兰先生，都活到了九十五岁。您进入新的世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好啊，我也这么希望，我会努力争取的。你现在调到民盟来，在区域发展研究委员会工作，会有很多机会接触社会实际，从事社会调查，可以多留心，多学东西，下点功夫，不用着急出东西。要多跑多看。我这点东西就是跑出来的。行行重行行嘛！”
“我会努力，多看，多学，争取不辜负您的嘱咐，不辜负跟着您接触实际、体察民情国情的好条件，但我还是那句话，底子太差，对自己做出成绩的信心不够。尽到最大努力，能给您当个合格的书童，把助手工作做得及格，就算有造化了。费老您不知道，我从小就听母亲经常念叨‘费孝通钱伟长，费孝通钱伟长’，为你们被打成‘右派’鸣不平。她不太有文化，但对文化人很尊重，尊重有知识、有专长、有贡献的知识分子，是从前中国老百姓‘敬惜字纸’那样的心理。我居然能有机会为您做助手，或许是母亲念叨来的缘分。我很珍惜，明知心有余力不足，还是上了架，用老话说叫‘不揣浅陋’。所以，能做好助手，就谢天谢地了。我每天想的就是：让您多少省点检索、查证、抄写的心力，多出成果，学界就多点福分。再说，能这样跟着您到处跑，搞调查，看民生，我早就知足了。”
“搞调查，最好能在一个地方住的时间长一点。我此前就是这样的，现在不行了。一个是年纪大了，一个是还有个身份，官场讲这一套。一去，人家就当是领导来了。想看的地方，人家不给你看啊。到了地方上，去哪里看，是他给你安排啊。本来是想看个农户，同老乡聊聊天，看看他的生活，问问他的难处，可是一去一大堆人，当地领导也跟着，就不好说话了嘛。中国人讲究面子，农民善良，怕领导丢面子，有不满意的地方也不好说啊。不像我年轻的时候，单枪匹马，一个人去，两个人去，一住很长时间，每天就在农民的生活里，听的看的，都是真情况。那才是调查嘛。如今人老了，身份也变了，社会风气也变了，还想像当年那样自己去跑，甚至去闯，不现实了。我的好处，是自己没有把现在的身份当个官儿，而是利用这身份为老百姓做点事情。还是想接触点社会的实际情况。跑到外边，跑到农村，即便看不见真正想看的，总还是多少接触到一些基层的情况，比待在家里强多了。同时也体会出来，在别人的帮助下，这个年纪还能跑得动，还能从看到的情况想问题，写文章，心情也不一样。比如我想从农民的穿衣去看他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他总不能把人家的衣服都换了；我要从一个地方的烟囱多少去看那里的工业化程度，他总不能栽点假烟囱嘛。所以，虽然老了，还不至于糊涂。你还年轻，不到四十岁，还有几十年时间可以干。注意利用好民盟的有利条件，视野开阔一点，治学扎实一点，胸怀全局，脚踏实地，会搞得出东西的。要有信心。功夫不负有心人嘛！”
“费老，感谢您的鼓励！我会努力的。扎扎实实地学，学以致用。这些年里，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多跑，多看，多学，多思考，打好基础，不急于求成。”
“这很好。这一点，对于想做好学问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是很关键的一条，是一种基本素质。除了其他方面，再下点功夫，把外语学好。你们这一代，没有多国语言的能力是不行的。要掌握它，有机会出去交流就方便了。”
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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