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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在一切生活都由官方控制的传统中国社会里面，日夜的生活秩序不仅仅是一种习惯，它又和政治上的合法与非法、生活上的正常与非常是有联系的，历代的法律规定，就给民众划出了关于生活秩序的合法与非法、正常与非常的界线。但是，造成“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这种混乱，甚至导致道德败坏、盗贼丛生的节日之夜，尽管被士大夫反对得很厉害，甚至皇帝也在这种“政治正确”的道理下“诏可其奏”，但是，实际上仍然被允许和宽容。
*文章节选自《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增订版）》（葛兆光 著 三联书店2019-4）“在法律史、社会史与思想史之间 —— 以传统社会中白天与黑夜的时间分配为例”，微信篇幅所限，节选发布。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几十年以前，哈佛大学的教授杨联陞先生，用英文写了一篇关于古代中国官员、民众的日常时间安排的论文“Schedules of Work and Rest in Imperial China”，发表在《中国制度史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上，1982年由台湾大学的梁庚尧先生翻译成中文，收在他的论集《国史探微》里面，题目是《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那么，这篇论文说的是什么呢？在这篇论文里面，杨先生讨论了一个过去历史学者很少关心和讨论的事情，就是古代中国官员以及民众的作息时间和假日制度，放假怎么放，休息怎么休息等等，这就是“时间分配”。不过，我觉得，在这篇不算太长的论文里，他只是开了一个头，关于这个话题，并没有充分展开研究，资料也没有来得及更广泛地汇集，后来他也没有再去深入地讨论这种时间分配观念背后的思想史，只是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课题，留下一个可以继续开拓的研究领域。但是，我总感到很惋惜的是，后来好像没有多少学者在这方面跟进，继续杨联陞先生的思路，真的是很可惜。时间分配，看上去可能很形而下，是日常生活世界的事情。不过，从根本上说，它又是一个有关“秩序”的事情。“秩序”，order，可是一个很形而上的大话题呀。大家都知道，在古代中国的大一统社会里面，时间分配是很重要的，无论民间和官方都一样很重视。古代这种关于时间的安排和分配，很细很细，包括了一年中的各个时段，……它还包括每一天早中晚，早上干什么，下午干什么，晚上干什么，都要有秩序，不能乱。这里的文献可能大家不很熟悉，或者不太注意。其实也很多，大家看《国语·鲁语下》，里面引了敬姜的话说，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以及庶人以下，早上、中午、晚上各要做什么事，在古代“圣王”的时代是有规定的，比如卿大夫要“朝考其职，昼讲其庶政，夕序其业，夜庇其家事，而后即安”，士就是读书人应当“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而无憾，而后即安”，而普通民众即庶人以下，只能“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怠”，据说，这些看法很受孔子的称赞和肯定。后来和尚道士的生活也有这些规定呀，早坛功课做什么，午坛功课做什么，晚坛功课做什么，清楚得很也严格得很。佛教的《清规》里面就有规定，不能乱，乱了就躁动不安，躁动不安你还修炼什么心灵呢？大家记得《论语》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事情，就是宰予，孔子的弟子白天睡觉，被孔子臭骂一顿，就说他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就是这个人不堪造就的意思了。为什么呢？因为白天是劳动学习的时候，要睡觉得到天黑以后了，你白天睡觉干什么？那么，这种曾经被儒家认同的时间安排背后，到底有什么思想史意味可以分析呢？今天，我们重点要讨论的，是古代中国社会关于白天与夜晚的分配。
通过这种很严厉的“夜禁”，古代中国的官方，至少在唐宋到明清都是这样，一直在试图恢复传统“日落而息”的生活秩序。
我小时候看过昆曲《十五贯》，在大陆五六十年代是拍成了电影的，很有名，这是明代的戏曲，讲一出盗窃的冤案是怎样被一个清官况钟平反的。其中，第十六出《乞命》中，更夫唱道：“星斗无光月弗明，衣寒似水欲成冰，人人尽说困便困个冬至夜，偏是我手不停敲到五更。”这里的“手不停敲”，说的就是古代更夫在寒冬值夜敲梆的事。这并不是凭空杜撰，现代社会当然没有人再敲梆报更了，可是中国自古代到近代，两千年来一直有“巡夜”的制度，据历史学者的研究，为防止盗贼，在很早的时代就有“夜禁”。《周礼》就说，古代就有“司寤氏”这个官，司寤，就是管睡觉的官儿呀。当然《周礼》按照顾颉刚先生的说法，可能是战国人对于大一统新帝国的想象，不过，这些想象都有一点儿根据。据说，古代司寤氏的职责之一，就是根据星辰判断日夜时间，“禁宵行者、夜游者”。前面我们提到《国语·鲁语》里面敬姜的话，古代中国官方曾经特别期望民众日常生活总是“明而动、晦而休”，因为这是以自然的昼夜交替为基础，给民众生活安排的一个基本秩序，就是说，白天是劳动、交谊、买卖活动的时间，而夜晚是安居、休息的时间。毫无疑问，在灯火相对困难，需要凭借日光的传统社会，本来这就是很自然的，所以，如果是违背大家习惯的日夜秩序，“昼伏夜出”，常常你需要有非常特别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白天不出来，晚上却出来呢？大家要知道，在一切生活都由官方控制的传统中国社会里面，日夜的生活秩序不仅仅是一种习惯，它又和政治上的合法与非法、生活上的正常与非常是有联系的，历代的法律规定，就给民众划出了关于生活秩序的合法与非法、正常与非常的界线。这种生活秩序的法律规定来源很早，如果我们不算《周礼》的说法，那么至少在汉魏就有，到了唐宋时代，我们知道它已经被写入法律条文。按照《唐律疏议》和《宋刑统》的规定，昼漏尽为夜，夜漏尽为昼，一天被分为白天与黑夜两半。到了夜里，不可在城内随意行走，在闭门鼓后，除了“公事急速及吉凶疾病之类”，凡是夜行者都算是犯夜，“诸犯夜者，笞二十”。历史书里面有不少例子。比如中唐元和时代，一个内廷中使，就是宦官啦，叫郭里旻的，只是因为“酒醉犯夜”，就被“杖杀”，而那个负责夜禁的金吾和巡使，也都因此被连累“贬逐”。中晚唐诗人温庭筠也曾经因为醉酒犯夜，几乎被处罚。在宋代，这些值班守夜的官吏，如果有失职，还要被“笞三十”，至于真的发生了盗案而未察觉，那更要被“笞五十”。在法律条文里面还规定，如果是私人家宅，“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这比普通的犯夜要重，因为来者可能是盗贼，所以，就算主人心里明白这个入侵者并不是有意侵犯，可是他有意地杀伤了来者，在法律上也要“减斗杀伤二等”。谁说古代中国不保护私人财产呢？其实只要是在皇帝这个“大公”之下，还是可以有“小私”的。当时，曾经有人提出质疑，他说，如果主人事先知道外来人有图谋，设了圈套，故意等候他来而杀了他，是否也应当算是杀人有罪呢？可是，根据窦仪《宋刑统》的疏义解释说，这不能等同杀人罪，因为“夜入人家，理或难辩，纵令故犯，亦为罪人”。这些规定没有因为朝代变更而变更，在元代虽然统治者换了民族，但法律规定，大概还依然是因袭宋代的，《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五十一《诸盗》一条里面就规定：其夜禁之法，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者（下注：有公事急速丧病不在此限），违者笞二十七下，有官者笞一下，准赎元宝钞一贯。
《通制条格》卷二十七《杂令》记载至元七年太原路禁止嫁女娶妻时夜晚宴饮，“今后会亲，止许白日至禁钟”，原因是“其中引惹斗讼，不惟耗费”。同时，为了防止城市里面出问题，更直接颁下圣旨，禁止那些“众人唱词的、祈神赛社的、立集场的”在夜里聚会，因为“似这般聚众者，妄说大言语，做勾当的有啊”，所以，严令“将为头的重要罪过也者、其余唱词赛社立集场的每”，要“比常例加等”地进行处罚。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宋元时代城市越来越发达，商业也渐渐增多，原来来自农村的、以土地耕作为中心的自然生活秩序，在城里不适用，所以就有点儿乱了套了。可是古代中国的制度呢，又总是依据传统的生活与习惯，保护这种农本的社会秩序的，所以针对城市生活秩序渐渐颠倒混乱，它总要有点儿没有办法的办法吧。国家、政府、官方，大概总是希望国家清清楚楚，一丝不乱，这样它才放心。这是惯例。以后的明代，尤其是前期，为了限制城市生活节奏的混乱，对于秩序的控制和管理就相当严厉。大家要知道，明代初期是国家控制和意识形态控制最厉害的时候。一方面，和元代一样，城镇同样“以一更三点禁人行，五更三点放人行”，“除公务急速疾病生产死葬执有灯亮者不禁外”，无论何人均要拘留送问。但是，这时候就不像元代那样能以宝钞赎买了，非得惩罚不可。同时，夜行之禁的规定更细了。另一方面，在农村运用重新组织的乡里组织控制起来，明代前期的乡村组织，是很严密的，经过洪武年间的重新整顿，一层层的，很细。当时就规定，集镇乡村严格建立乡里组织，要派人值夜，规定每晚甲长关锁寨门，“即查本甲十家之内，今夜何人外出，有无容留面生之人”。比如，天启年间的顺德府还规定，每夜要设保夫十人，“更班鸣锣，绕村巡逻”。这就和《十五贯》里的梆夫一样。同时依照唐宋的传统，《大明律》卷十八《夜无故入人家》也规定，夜间随意活动算犯罪，如果无故进入人家，更要受很重的笞刑。通过这种很严厉的“夜禁”，古代中国的官方，至少在唐宋到明清都是这样，一直在试图恢复传统“日落而息”的生活秩序。不过，大家要注意，到了明代中叶以后，限制虽然很严厉，但是，随着商业的发达，这种传统的生活秩序，就在城市生活新方式的影响下渐渐瓦解了。有人说是“现代性”的萌芽，或者大陆说的“资本主义萌芽”，都是从城市和商业开始的。所以，一些理想上坚持乡村生活传统的士大夫和地方官员，怀着恢复古代生活秩序的理想，常常要给这种时间秩序制定种种措施。清代有一个叫于成龙的官员曾经提到，第一，要在乡间建立保甲制度；第二，要在各处树立禁止夜行木牌，时刻叮咛各处甲长，大家提防；第三，要在要津路口埋伏乡夫，如果遇见人黑夜行走，就把他们绑锁起来，第二天禀官严审；第四，官员要严加审查，如果没有谋劫的意图，就要治以“夜行”之罪。他觉得，要是这样提防，坏人不得动手，也许会收敛盗心。农村的生活秩序就会回到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去。古代大概每一个官员都要懂得，怎样来规范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秩序，比如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教给预备官员基本知识的《学仕录》，这部书很有趣，好像是教人当官的百科全书呀。这部书的卷七，就特别对监狱、仓库、大街、小巷的夜间安全相当警惕，特别告诉这些人说，在“于夜长寒冷之时，多置草荐，捐给油灯，令其彻夜防护”，“夜则拨夫五名，击梆看守，以司启闭”，特别提醒官方的安全官员“印捕汛官”要懂得夜巡之法，“勿庸虚应故事，自三更至五更，此其时矣”，特别是“月暗天昏，风寒雨雪之夜，更为紧要”。这些对于生活秩序的严厉规定，在唐宋元明清一千多年的法律上一直都有，法律史专家可能不太注意这么小的条文，但是就是这么小的条文，管了人的一半儿时间呢。而且从思想史角度看，这一是显示了传统专制政治制度下，对日常生活方式管理一直很严厉；二是显示了传统社会对乡村生活秩序有一种正常和不正常，合法和不合法的观念；三是这种观念普遍化了，成了常识，也加上了制度，而且日久成了自然的习俗。换句话说，一方面，这种规定的执行和监督，到了极其严格的程度；另一方面，也逐渐培养了一般人的常识。总起来说，从思想史和观念史的角度说，就是社会普遍有一种观念，白天活动而晚上休息是正常的、合法的，至于“昼伏夜出”或“夜聚晓散”则都是非正常的，不合法的。
在这个不眠之夜里，官府还会出钱犒劳助兴舞队和商贾买卖，妓女的生意也很好，商人的生意也很好，不光是灯火彻夜通明，买卖也一夜到亮，有钱的人家子弟就在这个时候到处游玩，没有钱的人家也在这个时候出来散散心。这在近世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习俗，连统治者也得顺从民俗。
前面我们说到，夜间的聚会“是社会的‘休息’，是对‘秩序’的反叛”，其实，这也是有道理的，谁不想着有一点刺激的事情干干呢？如果生活确实只是一种节奏，而没有变化，很多人都会觉得需要调剂。古人一年四季，有冬季可以稍稍休息；每一天有夜晚可以休息；但是一年里面呢，也需要有一些晚上不睡觉，让大家生活有点儿变化。我想，古代中国的节令不宵禁，就是对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刻板生活的一种补充。关于元宵节，大家都知道是“灯节”。为什么是灯的节日？是因为晚上看灯。不只是正月十五上元节，中元、中秋，在古代也有城市里面不宵禁而观灯的规定。《水浒传》第五十一回里就说到，七月十五“盂兰盆大斋之日，年例各处点放河灯，修设好事”。需要注意“年例”二字，说明盂兰盆节曾经是官方的规定假日，可以任从人们夜里往来游玩。当然，最有名最长的不眠夜，还是上元节，就是元宵节。这一风俗来源很早，台湾的陈熙远写有一篇《中国不眠夜——明清时代的元宵、夜禁与狂欢》，研究得很细致，据说，最晚到隋文帝时代（581—605年在位），京城与各州已经普遍有了元宵夜进行各种庆祝活动的习惯。这种节日的意义，从大的方面说，是给一年辛苦的人一些放松的时间，使日常生活变换节奏；从小的方面说，是给日夜周期作息的人一些变化的感觉，把黑夜变成白天。隋文帝时代的御史柳彧，在开皇十七年（597）上奏的时候就说，古代圣贤都遵照法典建立制度，根据道理安排生活，可是，当时民间庆祝元夕时，有种种逾越法律秩序与礼教规范的活动，违背了“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别”的传统。为什么呢？他列举了几个方面，除了浪费财物之外，就是造成混乱，一是贵贱等级混乱，二是造成男女混乱，三是宗教与世俗之间界限混乱，总之，这是混乱。而社会呢？需要的是有秩序，而不是混乱。但是，大家想啊，造成“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这种混乱，甚至导致道德败坏、盗贼丛生的节日之夜，尽管在当时被士大夫反对得很厉害，甚至皇帝也在这种“政治正确”的道理下“诏可其奏”，但是，实际上仍然被允许和宽容。没有办法呀，你总得让民众有一个宣泄的口子，让他们有一点儿喘息的时候。所以，到唐代，上元观灯已经有三日之规。比如唐玄宗时代，灯节是从正月十四日起至十六日，连续三天。到了10世纪中叶的宋太祖时代，追加十七、十八两日，成了“五夜灯”。不过，要说明的是，“五夜灯”好像并没有太普遍，很多地方还是执行三天的老规矩。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记载在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里。说某郡太守叫田登，古代要避讳，可是他的部下常常因为不注意冒犯了他，就要遭到鞭打。所以在上元放灯的时候，要发布榜文了，可是“灯”“登”两字谐音，怎么办？书吏就只好把“灯”写为“火”，“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这当然是个故事，不过，可见南宋上元节观灯还是三天。尽管只有三天，但在这三天里面，人可以尽情地玩儿，平时需要收敛的不需要收敛，平时需要掩饰的不需要掩饰。据一些文献记载，在这个不眠之夜里，官府还会出钱犒劳助兴舞队和商贾买卖，妓女的生意也很好，商人的生意也很好，不光是灯火彻夜通明，买卖也一夜到亮，有钱的人家子弟就在这个时候到处游玩，没有钱的人家也在这个时候出来散散心。这在近世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习俗，连统治者也得顺从民俗。不光是汉族的朝代，比如在元代前期，江南是蒙古新占领地区，因为害怕人们聚集造反，所以，一度严厉禁止节日观灯。但是，到了至元二十九年（1292）的闰六月，那个时候，江南被蒙古占领已经很多年了，所以，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就向礼部建议开放灯禁。报告里面就说，当时怕人心未定，因此严禁观灯，但是，最近因为老人们都说，江南归附已经一十八年，人心宁一，所以，应当放松灯火之禁。果然，后来就应要求，开放了这种元宵节看灯的风俗。到了明代初期的永乐年间，还曾经一度延长为前所未有的“十夜”。不过好像这个规定实行并不久，大体上还是三天为限的灯节多一些。大家要想想，对于一向注重秩序而害怕混乱的朝廷，对于一直讲究区分“贵贱”“男女”“缁素”界限的古代中国士大夫，他们关心的是秩序，秩序，还是秩序。一般来说，他们都格外担心昼夜不分，会引起淆乱，可是，还要在这特别的时间里允许混乱，这是为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因为这一限制一直过于严厉，白天和黑夜、上层和下层、男人和女人、世外和世内，常常是在一个单调刻板的生活节奏下重复，所以，你不得不提供一个变化的机会，让民众的这种生活松弛下来。就是金属还有个疲劳度呢，对不对呀？这一点，在孔子的时代，可能就已经有明确认识了，《礼记·杂记》里，有一段话很重要，说孔子和弟子子贡曾经讨论过，到底对于国人的年节蜡祭活动，应当抱什么态度？他问子贡说，你看那些蜡祭，是不是很快乐？子贡就回答说，一城的人都高兴得好像发狂，可是我不知道他们乐什么。孔子就说，你不知道呀，如果一直紧张而不松弛，无论是文是武，都受不了；如果一直松弛而不紧张，那么无论是文是武都不赞同。所以，“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平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张；节日的时候让大家放纵一下，在夜里不睡觉地狂欢，是弛。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增订版）
葛兆光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5
ISBN: 9787108063991 定价: 9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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