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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诗品》可能会吸引诗人，但会让学院派批评家与文艺理论家极端愤慨。双方都有自己的理由。司空图不仅捕捉微妙的区分，还故意把这些区分神秘化。把不同的品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不同特质的细微差别：它们既是诗歌经验的本质部分，也是用任何一种语言（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都极其难以描述的。这些诗作提醒人们注意这些细微的差别：一个景或一种声调的特质是怎样不同于另一种。并且，恰恰在这方面，而不是在“玄妙”这个观念自身，该作品代表了中国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文章节选自《中国文学思想读本：原典·英译·解说》（[美]宇文所安 著 三联书店2019-7）“第六章 《二十四诗品》”。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如果在《二十四诗品》的书名中不包含一个“诗”字，我们甚至无法猜出这些玄妙诗句的具体所指，这个事实刚好验证了《二十四诗品》的奇异与症结所在。读者很容易把它们视为传统心理学范畴中的“性格”，甚至更飘忽的“情绪”；它们也可能指绘画、书法、音乐等艺术活动的特性——在那些活动中，风格类型往往扮演重要角色。它们使用了一套既适用于人也适用于艺术的词汇，这套词语从最初的形成到走向精致和完善已经历了若干世纪。
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审美词汇都像它们在翻译中看起来的那样含糊不清、飘忽不定，但在中国传统审美词汇中确实有那么一个分支，以朦胧模糊为最高价值；吸引司空图的正是这种纯粹的“印象主义的”（impressionistic）风格。对司空图来说，“玄妙”（elusiveness）并不只是一种价值，它简直是一种无法抗拒的魔力。“玄妙”与《二十四诗品》的分类目的构成了鲜明对照：《二十四诗品》试图描述一套彼此独立的特性，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模式变化谱。一种意在划分界限的文体却被一个喜欢模糊一切界限的作者所使用。因此，一些司空图的批评者指责说，这些“品”其实只是一种单一观点的展示。这个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但是，一种单一的观点确实遮蔽并扭曲了司空图所写的一切，它使每一种各具特色的风格都或多或少地顺从于他本人的价值判断。这种张力在第十八品“实境”中表现得最为清楚：一个最看重“玄妙”的批评家试图描绘出一种实在的、直接的、高度明确的风格，但在诗句的最后，不知怎么一来，确定性反过来，变成了“玄妙”。《二十四诗品》虽然独一无二，其实，它与早期诗学以及论人的个性、绘画与书法等批评传统渊源甚深。在这些传统中，或许最重要的是与东汉“人物品评”传统共同兴起的性格分类范畴，从这里发展出了一大堆带有细微差别与次第等级的描述举止风范的词汇。人物品评者们描述人物风格往往不限于那些普通词汇，他们经常取用自然界中的形象。那些定性的和形象化的描述很快就转化到书法、绘画或文学风格等批评话语之中。从南朝到唐，这些批评话语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还出现了分类法，被列举出来的那些特性开始脱离与某一个个体的依赖关系而独立存在。就像《文心雕龙》的《体性》篇所显示的，给散文分类的通常做法是先列单子，然后再通过解释或例证对每一特性加以展开说明。这一做法也见于唐代《文境秘府论》，在那里，每一种类型的详细展开或者提出其最初的批评者的说法，或者以注解的方式提出其后来的批评者的说法。《二十四诗品》就是这一类分类传统的一个更为奇特的后起之秀。对风格的描述经常使用四字短语或一对四字短语。司空图把它扩展成四言诗，这样一来，他也就深入到四言诗那强大的诗体传统之中；这反过来也对《二十四诗品》的独特性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在《文心雕龙》每一章结尾的“赞”里，我们可以找到与此类似的表现方式。像司空图所用的诗体一样，“赞”是最简洁、最省略的；如果不是附在它前面的散文之后，这些摘要式的语句经常是无法理解的。如果《文心雕龙》没有散文部分，只有“赞”，那么《文心雕龙》也会像《二十四诗品》一样令我们不知所措。在司空图的文集中，有一篇与《二十四诗品》风格十分相似的长篇赞文——《诗赋赞》。四言诗也是道家哲理诗最钟爱的形式；这一诗体在大多已经散佚的东晋玄言诗中得到了第一次充分发展。虽然从东晋以后，这种诗体不再被认为是文学的或“诗的”（poetic），但唐代仍有道士（或佛教徒）大量写作玄言诗。文人确实有理由漠视这种诗体：它满篇行话、隐语，最多不过是一堆陈词滥调。为了故作高深，这些诗努力制造出一种有见解的幻觉（虽然见解多半是后来的注释者提炼出来的，因为注家的任务就是确定那些术语以及各诗行之间的逻辑联系）。不幸的是，司空图无比迷恋这种貌似神秘、深奥的道家修辞术，他著作中的全部最优秀的东西都因此受到了威胁。
司空图关心那些位于我们感知边缘的特质；作为一种表现方式，神秘化符合《诗品》所一再表达的诗学价值，从这一点上看，他有意制造神秘的做法倒是不乏合理性。“命题式表达”（form of proposition）给读者造成的印象是在语言中有确定的信息；但与此同时，神秘化又遮蔽了这些假定命题，并迫使读者从破碎的词汇中重新寻找“信息”。基于这个原因，在没有注释的情况下阅读《二十四诗品》将是更愉快的，那样一来，就不需要面对那些五花八门、应接不暇的注释了。但不幸的是，要获得这个效果，你只能用中文阅读。就像《文赋》与《文心雕龙》的情况一样，《二十四诗品》也积聚了大量注释，在《二十四诗品探微》中，乔力以三页之长的篇幅讨论第一品的前四句。尽管《文赋》的注释已经够分歧叠生了，但与《二十四诗品》的情况相比，前者反倒黯然失色。注释者们猜测司空图应当说什么，然后再按照这个推定的意图来解释字词。在很多文本中，语言自身具有某种约束性力量，会限制读者的任意阐释；可是《二十四诗品》的语言弹性太大，以至于矛盾的甚或是根本无法调和的阐释都会从同一诗行中自然流出。形象性的诗句当然不会带来多少困难，真正的问题存在于那些以“命题”形式呈现的诗句（参见第一品的前四句注释）。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我们无法确定这些有争议的诗句的意思，我们甚至怀疑这些诗句并不在任何一种常规意义上试图“意指”（signify）什么：它们只是一些没有写出具体内容的诗学的标题，其所指靠读者自己赋予。
尽管对于某一部分文本的具体所指，读者可以提出千差万别的意见，但对于每一品的主要所指，读者的看法是大体一致的。部分是晦涩的，但整体给人的印象却是清晰的，这个现象值得思考。每一品标题所使用的术语都承载着许多回响，熟悉中国文学思想的读者都能听出来。每一首诗也就是每一品中的各个形象和片断的表达都服务于那个核心术语（也许更准确地说，它们被那个中心术语同化了）。只有当专家学者们选择从事注释工作（或者以扩展了的古汉语或者以白话），才用得上那些我们一般所谓最基本的词汇以及语法关系。当你直接用中文阅读这些诗句，你会发现它们以自己的方式构造出完美的意义；可是，一旦你试图翻译它们，完美的意义就支离破碎了。
自叙帖 怀素 唐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给《二十四诗品》做注的最大困难是不容易保持中立。从整体上讨论司空图的诗学和诗作等大问题，比较容易保持理智态度；可是，一旦你开始细读这些诗作，也就是说，一旦开始思考这些诗句怎样确立了每一品的特性以及怎样把这一品与其他品区分开来的时候，你也就进入了司空图的世界。英语读者经常会顺理成章地想知道这些特质可能指诗歌自身中的什么；他们也可能想知道这些描述是在什么层面上进行的。例如，司空图所谓“力”几乎总是包含着两个基本因素：一是力的积聚，一是把积聚的力释放出来。读者不免要问：这是诗人写作之前做的吗？它是内在于一个整体文本的某种东西吗（在文本中释放的力暗示着把它保留到后面）？它描述了文本的运动吗（从保留到释放）？它描述了文本的感染力吗（文本中积聚的力在阅读之后的余味中得到释放）？也许最明智的做法是从一个更高的整体的层面上来理解这些被描述的特质，这样一来，便可以适用于上面所提到的各种参考框架。在这方面，译文往往具有某种欺骗性：英文要求我在祈使语气与陈述语气之间，在主语“他”与主语“它”（文本）之间，在并列句与条件句之间做出选择。以上种种选择在汉语中都不是非此即彼的，它们往往可以随意游移，同古代汉语常见的情况一样，它们往往真的是无关紧要的。《二十四诗品》可能会吸引诗人，但会让学院派批评家与文艺理论家极端愤慨。双方都有自己的理由。司空图不仅捕捉微妙的区分，还故意把这些区分神秘化。把不同的品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不同特质的细微差别：它们既是诗歌经验的本质部分，也是用任何一种语言（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都极其难以描述的。这些诗作提醒人们注意这些细微的差别：一个景或一种声调的特质是怎样不同于另一种。并且，恰恰在这方面，而不是在“玄妙”这个观念自身，该作品代表了中国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苏轼（1037—1101）曾比较含混地提到过《二十四诗品》，他痛惜这一作品未能得到充分重视，除此之外，直到17世纪上半叶，再无人提及此作。唐代的诗歌理论作品在宋代、元代及明代前期往往都遭遇同样的命运。在《沧浪诗话》中，严羽似乎受到过司空图讨论玄妙的“诗家之景”的书信的影响，但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熟悉《二十四诗品》。《二十四诗品》在清代盛极一时，产生了一大批注本与仿作，并经常被一些理论作品提及。自17世纪以来，《二十四诗品》被普遍视为唐代最重要的诗歌理论的代表作。
ISBN: 9787108063281 定价: 128.00元他山的石头记
[美]宇文所安 著 田晓菲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6
ISBN: 9787108064509 定价: 5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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