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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可以毫不犹豫地说，70年代起，尤其是80年代以降，是好莱坞电影先在地为国际恐怖主义行动提供了想象的天际线和范本。几乎所有国际恐怖袭击，包括（尤其是）“9·11”，都有好莱坞电影在先。“9·11”也外化了恐怖主义行动作为“符号学展演”和借恐怖行动发声的特征：双塔座作为纽约—金融帝国之都的标志性建筑，本身早已是关于美国和金融资本帝国的符号。“9·11”之后，没有了双塔座的纽约景观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遭阉割的形象。所以世贸大厦必须也刚刚修复。
*文章选自《返归未来：银幕上的历史与社会》（戴锦华 王炎 著 三联书店2019-8）。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修建中的旧世贸大厦
“反恐时代”与“好莱坞出品”
作者 | 戴锦华 王炎
赵雅茹：“9·11”后，“反恐”已成为国际新秩序意识形态的底色。两位能否谈谈国际恐怖主义的缘起以及命名的历史？有哪些影片反映了这段历史？王炎：美国政府智库兰德公司出版过现代国际恐怖主义年表，给出了一个简史。那里说现代恐怖主义开端于1968年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PFLP）劫持以色列航空公司事件。“国际恐怖主义”或“反恐”的表述第一次进入官方词汇是1972年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奥运会劫持以色列运动员的事件发生后，德、英、美、法相继成立反恐机构，这年便成为恐怖主义史的转折点。这中间欧、亚、美各国发生大量恐怖事件，直到“9·11”，达到恐怖主义的巅峰。其实1993年已有一起袭击世贸双子塔未遂的爆炸案。我们当今时代因此被命名为“反恐时代”。为何兰德公司如此定义？现代国际恐怖主义与传统暴力或恐怖有何区别？归结下来，自1968年劫机开始，现代恐怖主义呈现三大特点：一是极具表演性、舞台性，追求轰动效应和世界性影响力；二是有鲜明的政治诉求，精心利用舆论压力实现政治目标；三是袭击的目标不限于本民族∕国家边境之内，常为跨国联合行动，不同国籍、肤色的袭击者协同行动，也在本土袭击外国目标。三项特征最突出的是，媒体成为现代恐怖主义的盟友。暴力恐怖不再以破坏与摧毁为目的，它要求大众媒介的参与，要在媒体聚光的大舞台上表演政治秀。1968年劫机已有大批电视媒体跟踪报道，最经典的当数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那年电视已经在西方国家相当普及，但卫星转播奥运却仅有四年的历史。首次卫星直播墨西哥城夏季奥运会在1968年，接着ABC（美国广播公司）计划继续直播下一届慕尼黑奥运会，结果被“法塔赫”下属的极端组织“黑色九月”盯上了。他们在慕尼黑劫持人质后宣称：征用奥林匹克这个大舞台搞一次亮相，以实现二十多年武装抵抗也无法达到的宣传目的。当时奥委会很傲慢，以色列运动员被劫持在奥运村宿舍里，他们却决定运动会照常进行。结果ABC的电视节目上出现两个不断切换的画面：一边是体育场上激动人心的比赛，另一边转播劫持实况，僵持不下的谈判、枪杀人质、恐怖分子转移人质、警察狙击射杀、激烈枪战场面，直至人质全部被炸死。整个恐怖影像与比赛实况平行直播，就像惊悚“真人秀”或“真实电视”（realityTV）。数以亿计的电视观众同时观看，巴以冲突从此在大众视野中噩梦般挥之不去。以色列把慕尼黑事件视为“第二次犹太大屠杀”，虽然只有十一名运动员罹难，但视觉冲击给心灵的创伤以及在世界各国媒体上的展示效应，足让以色列政府与巴人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以总理发毒誓报复，派摩萨德实施“上帝怒火”行动，追杀“黑色九月”的首脑们。很多文学作品、电影围绕这一事件演绎故事。“9·11”之前，如1986年的《基甸之剑》（Sword of Gideon）、1977年的《雷霆行动》（Operation Thunderbolt）、1976年的《慕尼黑21小时》，基本上把恐怖事件作为个案处理，渲染其戏剧性、暴力血腥和悬疑紧张。但“9·11”之后，这类片子的风格和主题变化了。斯皮尔伯格据《基甸之剑》重拍的《慕尼黑》（2005）、斯通的《世贸中心》（2006）等，都把恐怖主义提升到冷战后西方文明困境的层面，在哲学和伦理意义上寻找根源，似乎要回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经典的例子是斯皮尔伯格式的追问，《慕尼黑》一片与原型《基甸之剑》同样是以情报局摩萨德追杀“黑色九月”的故事，但加入许多思辨元素。在雅典行动一场中，摩萨德与巴勒斯坦组织被安排在同一藏身住所，主人公与巴人彻夜长谈，辩论巴以冲突的正义性。双方为捍卫家园以暴易暴、恩怨无休，纠纷始于暴力而终于仇恨，陷入无解的恶性循环。片尾世贸中心双子塔的远景镜头，隐喻“9·11”的不可避免。而冷战时代拍摄的《基甸之剑》，还在思考什么是爱国主义，主人公真诚爱国，却不肯沦为以色列政府的杀人武器，爱国之情与官僚利益的冲突不可调和。同一情节，两片主旨的变化恰好说明冷战与“反恐”两个时代西方社会核心议题的变化。“9·11”后还有些恐怖主义题材的影片更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内容。一般我们对“9·11”以来恐怖主义的基本叙事是沙特人本·拉登参加阿富汗游击队抵抗苏联入侵，冷战后转向穆斯林极端主义，因仇恨美国对以色列支持，策划世贸大厦的袭击，是经典的文明冲突论。但影片《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Der Baader Meinhof Complex，2008）、《卡洛斯》（Carlos，2010）、《通向浅间山庄之路》（2007）等，却建立了另一种叙事，让人耳目一新。现代恐怖主义肇始于欧洲“68学运”以及学运后出现在欧洲、日本等地的左翼政治极端组织，它们与阿拉伯政治激进分子在60、70年代协同作战开启了一个时代。“五月风暴”是戴老师的研究领域，请戴老师讲。戴锦华：我想先从几个层面对“国际恐怖主义”的问题做一下回应。的确，国际恐怖主义的出现及其命名的前提因素是大众传媒时代的莅临。具体地说便是深入家庭生活“内景”的电视的普及，及由此产生的即时、同步的实况报道。恐怖袭击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展演性：以公共事件场所为舞台，以媒体的在场为先决必要条件。因此，20世纪60、70年代之间，奥运会举办前夜突然变成举办国政府的危机关头：因为这一体育嘉年华已集结起全球媒体。类似以伤害自己和他人的行动成就的“符号学展演”几乎无例外地联系着地缘政治中弱势、无声（∕被消声）的社群（和种族）。劫机、绑架、扣押人质、自杀式袭击等等，与其说是有效的政治—军事行动，不如说是发声行为：借助国际事件舞台和媒体，令世界“记起”他们的存在，进而在“理想”状态下，获知他们的苦境、绝望、愤怒和无助。许多美国学界的朋友告知，“9·11”之后，他们首先必须在课堂上回答学生痛苦的提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当教授们开始陈述美国的国际政策与全球暴行时，多数学生是如此震惊。因此，巴勒斯坦问题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始作俑者便不足为奇了。在此，媒介的角色是双重的，既充当着为行动者借重的目击和见证之眼；同时曝光着战后全球政治实践的变化：权力分配份额也是媒体占有份额。现代政治游戏正转化为媒体事件和“行为艺术”。其次，依照兰德公司的描述，以1968年出现了巴解组织劫机事件开启的国际恐怖主义年表，似乎是一个针对着西方世界、外在于西方世界、自为的邪恶力量。但一个有趣的平行现象便是在此前后好莱坞动作片英雄开始“获得”了一个新的敌手类型：在冷战对头—苏联恶魔、心理变态杀人狂之外，开始出现了异族、异教的民族主义狂热分子，他们丝毫不珍惜或尊重自己与他人的生命，他们仇恨美国和自由世界；他们会以无辜平民为人质对自由富足的西方世界发动毁灭性攻击。如果我们以好莱坞片单对照兰德公司编年，很难说前者是对后者的“反映”，甚至难于简单判断：何者为因、何者为果。可以说，恐怖袭击乃至国际恐怖主义，好莱坞的想象力可以对其注册“发明专利”。即使说巴解组织的袭击行动为好莱坞电影工业提供了最初的灵感，那么好莱坞则将其充分地“发扬光大”。借助恐怖主义想象，好莱坞的动作片、灾难片获得了新的叙事增长点，获得了造型奇观、视觉冲击不断升级的剧情“依据”。事实上，早在“9·11”恐怖袭击之前，已有诸多美国学者论及国际恐怖主义是道地的“美国制造”，准确地说，是“好莱坞出品”。几乎可以毫不犹豫地说，70年代起，尤其是80年代以降，是好莱坞电影先在地为国际恐怖主义行动提供了想象的天际线和范本。几乎所有国际恐怖袭击，包括（尤其是）“9·11”，都有好莱坞电影在先。我们可以问，“9·11”之前，世贸双塔座已多少次在好莱坞大片中遭到爆炸、占领？甚至是其最骇人听闻的形式：飞机撞向摩天大楼。我自己经常谈到一则个人经验：“9·11”袭击发生的时候，我坐在电视机前，目击了第二架飞机撞向双塔座，直到大厦轰然坍塌。当时一个怪诞的感觉是，在五内俱焚之时觉得这一场景似曾相识。这以后，我试图追问这种感觉的由来，结果答案相当简单：来自好莱坞灾难片《独立日》。其中的外星袭击、轰毁的场景，是极为接近、几乎是同一机位拍摄的画面。“9·11”也外化了恐怖主义行动作为“符号学展演”和借恐怖行动发声的特征：双塔座作为纽约—金融帝国之都的标志性建筑，本身早已是关于美国和金融资本帝国的符号。“9·11”之后，没有了双塔座的纽约景观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遭阉割的形象。所以世贸大厦必须也刚刚修复。与兰德公司的年谱不同，国际恐怖主义当然并非出自中东北非∕伊斯兰世界的“固有”邪恶，而是残酷的国际地缘政治的结果，是高度内在于美国、多重意义上始作俑于美国的怪胎和癌肿。因此，“9·11”袭击之后，好莱坞电影工业主体陷于低迷甚至失语。我曾称之为全方位的“不及物”状态。始终保持着敏感与自觉的好莱坞工业当然清楚地知道国际恐怖主义与好莱坞的内在互动。因此，不仅是动作片、灾难片的拍摄陷于停顿，而且其他片种也陷于张口结舌之中。经过近十年的延宕，好莱坞才开始修复：一边是小心翼翼地去触碰“9·11”创口：《世贸中心》《战栗航班》《特别响，非常近》等等；但另一边，却是十足的健忘症与故态复萌。《变形金刚3》再开先河：芝加哥、纽约、华盛顿特区的地标性建筑再度成为袭击的对象。—这固然是好莱坞自身枯竭的征兆，但也是后冷战之后的全球症候：多情而健忘，拒绝痛定思痛，拒绝反思—因为全部另类实践的可能性和空间已遭封闭和否决。王炎：戴老师提到“9·11”后好莱坞失语，我再补充一点细节。奥利弗·斯通在“9·11”发生几天后曾做了一个演讲，说如此创伤必须通过电影表达。斯通对现实极敏感，反应也快，关怀现实政治。但我觉得五年后他拍的《世贸中心》很无力。此片纠结于个人心理、家庭伦理以及落难人物在惊恐中产生的宗教幻觉，以此再现纽约人的伤痛经验，却回避恐怖主义的政治根源，避免涉及袭击者的动机。2011年的影片《特别响，非常近》很精彩，却也同样以回避国际政治的方式，处理纽约人的创伤记忆。普林斯顿大学有位古希腊史教授曼德尔松，他写了篇影评。公元前5世纪，雅典上演一出悲剧《米利都的陷落》，就在希波战争中米利都城失陷后两年，剧情是波斯人对希腊人进行残暴蹂躏，这深深刺痛了希腊人。二十一年后，波斯战败，雅典又上演一出《波斯人》，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从敌方波斯王薛西斯的角度，伤悼失败的惨痛，同情波斯人。古雅典人尚可从敌我双向去理解战争的悲剧性，而斯通这位以反思和批判著名的导演，却把敌人小心翼翼地屏蔽了，一心营造正面人物的英雄主义、人道关怀和牺牲奉献。历史整体被割裂和肢解，此片委身低就，充当“9·11”五周年的安抚奶嘴，一个轻飘、甜俗、没有历史深度的肥皂剧。说好莱坞失语，是无力触及悲剧根源，不敢面对现实，也即戴老师常说的“不及物”。戴锦华：兰德公司准确地说是美国社会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和想象，勾勒和定位出了一个事实上“异族异教”的邪恶敌人，早在“9·11”之前，已然内在地包含了某种种族主义，不如说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视点于其中。因此，亨廷顿所谓“文明冲突”论，只是迟到的帮闲说；美国高官称阿富汗战争为（基督教）“圣战”也是不慎吐真言。但是，如果我们止步于此，那么，我们将无法解释近年来《卡洛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等一系列著名“恐怖分子”传记片的涌现，也无法触及全球恐怖主义及反恐意识形态的核心。为此，我更倾向于把《卡洛斯》（六小时版和两小时版）、《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等放到与上述影片相关但不同的脉络中来讨论。尽管两小时版的《卡洛斯》看起来近乎动作片，但上述作品不仅是在欧洲艺术电影（而非好莱坞）工业系统中制作的，而且其文化定位、社会诉求都与制造恐怖主义想象的好莱坞灾难、动作片南辕北辙。这些真人实事的传记片，事实上揭开了一个被全球反恐意识形态所遮蔽的面向，而这或许比种族、文明冲突的意涵更深刻而真切。《卡洛斯》或《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所揭开的历史画面，是兰德公司年谱上不可见的所在，即60年代后期直到90年代，巴解组织的行动不仅是民族主义的，而是左翼国际行动。两部传记片让我们看到了欧洲左翼极端行动派：红色旅、德国红军及日本赤军对其深刻的参与介入。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恐怖主义的起源之一，正是追随切·格瓦拉的榜样尝试开辟游击战场受挫后，投身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最终经历了蜕变和堕落。今日好莱坞的恐怖主义想象和全球反恐意识形态不仅要抹去类似行动曾拥有的政治内涵，而且借重其妖魔化的形态，践行其审判、葬埋革命的社会功能。因此，我认同詹明信的定义—何谓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没有革命可能性的年代人们想象革命的方式。这是对美国主流社会想象而言。
当然，如果对照着斯皮尔伯格的《慕尼黑》反观《卡洛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包括《切·格瓦拉》），我们会发现另一个文化症候：类似影评都有着纪录片式的视觉风格，白描单线叙事。其“客观”展现伴随着历史语境与人物心路历程的消失。即使电影作者的初衷是钩沉这些被投入历史忘怀洞的角色，但角色内心呈现的缺席，令今日观众无法对其建立任何同情的理解，遑论认同。而《慕尼黑》中对以色列摩萨德的恐怖杀手的呈现就大不相同。它间或告知，与革命—激进变革世界的可能性—同时丧失了的是另类选择与事件的逻辑。于是，你只能呈现，无法叙述。赵雅茹：2008年上映的影片《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试图为20世纪60、70年代的学生运动、左翼运动讲述一个历史脉络。在当时世界革命的大背景下，这些运动为什么会转向激进和暴力？为什么在世界各地相继出现各种左翼恐怖主义组织？戴锦华：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有必要追溯一下20世纪二战后的历史。我以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发生是变革世界的动能被阻塞、革命实践可能遭到压缩乃至封闭的结果，而非相反。类似故事的起点一定要追溯到1943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的“铁幕演说”、1956年苏共二十二大揭秘及同年苏军入侵匈牙利、英美联军武力强占苏伊士运河—出自两大阵营领袖国家的暴行重创了世界。寻找美苏模式之外的、新的可能性的动能造就了全球60年代。其中，“第三世界”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还是用詹明信的说法吧：长的60年代（对应着短的20世纪？）始自1959年元旦。这一天，古巴革命成功，切·格瓦拉带领着300多个衣衫褴褛的游击队员战胜了五万美式装备的政府军开进了首都哈瓦那。用史学家霍布斯邦的说法，那一时刻，“全世界的左派为之欢呼”。按照詹明信的定义，60年代终了于1973年9月11日（另一个“9·11”），那一天，智利陆军元帅在美国CIA的支持和直接资助下发动军事政变，以十足恐怖主义的形式推翻了民主政权，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遇害。这期间，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之一是越南战争的爆发和持续升级：经由电视媒介，一边是美军的越南暴行在美国、欧洲、全世界引发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大规模反战运动，一边是越南战争—一个东南亚小国，不仅挺身对抗美国的军事霸权，而且令自己的国土变成了美军深陷的泥潭—极大地鼓舞了全球的反美、反帝社会力量。而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则是切·格瓦拉之死。1967年10月8日，切·格瓦拉率领的玻利维亚游击队与由CIA训练并指挥的政府军遭遇，切受伤被俘，9日被杀害在无花果村。10日全球主要报刊头版刊载了这一消息及玻利维亚军方的陈尸照片。“那一天，大半个世界在哭泣。”然而，人们始料未及的是，切·格瓦拉之死却成了60年代全球青年学生主题反制运动的直接触发点。1968年，巴黎迸发了“五月风暴”，不仅左翼学生而且今日我们耳熟能详的大部分法国思想家、导演、学者都涌上街头，修筑街垒。运动引发工厂全面罢工、市民罢市，一时间几乎倒阁。由法国“五月风暴”到意大利“热秋”，“最后一场欧洲革命”席卷了西欧，并与北美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强烈共振。然而这场革命骤然引爆，瞬间燎原，但很快便在极端残暴的镇压下熄灭。遭到挫败的左翼学生、学者、艺术家并未因挫败而放弃；继发的浪潮，是他们深入工厂，走向乡村，参与并记录、表现工农的抗争运动，更为激进的，则投身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游击战。然而，随着60年代终结及美军被迫撤离越南，遍地星火的全球抗争渐趋沉寂。到70年代初、中期，60年代所开启或尝试打开的社会空间与变革可能渐次破碎、封闭。这便是左翼恐怖行动兴起的国际背景，也是我们今天“阅读”《卡洛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所必需的历史知识。换言之，最为激进的欧洲左翼青年由游击战到依托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恐怖行动，是革命无望后绝望的铤而走险与反抗绝望的极端选择。王炎：阿拉伯世界也发生了类似情况。埃及1952年纳赛尔政变，两年后掌权，在1956年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取消了英法在埃及的特权，激发了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埃及实行土地改革、经济国有化等社会主义改造，短时间内带来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社会民生迅速改善，阿拉伯世界从埃及道路看到未来的希望。纳赛尔顺势提出“泛阿拉伯主义”，构想阿拉伯各国凝聚成一个共和国。他的魅力激发了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许多国家的世俗化、民族主义革命，反殖、反帝浪潮席卷阿拉伯世界。美英支持以色列打赢第三次中东战争，泛阿拉伯运动在1967年遭重创，埃及失去在阿拉伯的领导地位，巴勒斯坦解放希望渺茫，巴解组织也转向激进和暴力。1999年获奥斯卡奖的纪录片《九月的一天》，曾采访慕尼黑绑架案唯一的幸存袭击者杰莫·阿尔·加希（JamalalGashey）。他回忆当年参与恐怖活动的心路历程，作为从小生活在巴勒斯坦难民营的一个苦孩子，不惜生命投身巴解运动，终身不悔。他没有多少伊斯兰宗教情节，而只是献身政治事业，这与反恐时代大肆渲染的极端宗教激进主义根本不同。刚才戴老师讲到欧洲“68学运”这条线索，我想提及另外一条线索，即大西洋的另一侧北美也遥相呼应。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与民权运动如火如荼，出现了“黑豹”这样激进的暴力组织。不仅是黑人参加，也有白人学生积极参与。“黑豹”从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末策划了大量暴力事件，纪录片《释放西尔维娅·巴拉尔迪尼》（Freeing Silvia Baraldini）就从白人学生西尔维娅的视角讲述这场革命。最后，FBI暗杀了“黑豹”领袖，逮捕了许多像西尔维亚这样有影响的人物，判了重刑。如今关在关塔那摩的政治犯，大多仍是“黑豹”成员。美国与欧洲不同的是，以诉求种族平权的面貌出现，没有白人蓝领的支持，也没有欧洲式的工运，特别是与反战抗议纠结在一起。当然还有古巴、拉美在后院策应。总之，冷战时代的北美大陆不像后来叙述的那样歌舞升平。漫长的60年代，世界革命风起云涌，各大洲遥相呼应，当今世界的主流话语极力淡化这段历史，把反恐局限在针对宗教激进组织的斗争。我想《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卡洛斯》《通向浅间山庄之路》这些影片展示给我们反恐时代的“史前史”，揭开了恐怖主义外衣下隐藏的、相去并不久远的一段革命史。
返归未来：银幕上的历史与社会
ISBN: 9787108066589 定价: 39.00元
著名电影学者戴锦华和王炎围绕电影议题所做的七次深度对谈。通过鲜活犀利的思想碰撞与文字交锋，他们将个体记忆与银幕现实置于20世纪这一动荡多变的历史长流中，向读者揭示出作为一种特殊叙述语言的电影在“书写历史”与“呈现记忆”的过程中带来的谜题、反思、挑战以及寄望。我们将看到，对历史的叙述也是对未来的勾勒，是打开未来想象的钥匙；最终，电影同我们一起不断返归未来。
生命的深度：《三体》的哲学解读吴飞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8ISBN：9787108066268 定价：40.00元
北大哲学系教授吴飞最新作品，从哲学角度解读刘慈欣的《三体》。全书围绕《三体》三部曲层层推进的情节设计，分别从生命与人性，死亡与不朽，社会契约与差序格局三个维度解析这部宏大史诗，认为《三体》诉诸的终极问题是“生命”，全书的关键词是“宇宙很大，生命更大”。因此尽管小说贯穿了“黑暗森林”理论和“既没有物理学也没有神学、自然与道德彻底虚无”的“宇宙社会学”，但《三体》的全部指向则是在这暗无天日的宇宙中找到意义。因此，小说虽然始终围绕着黑暗森林中的生存问题展开，却始终没有脱离美好生活的主题；三体危机的实质，即是在黑暗森林中无处不在的死神面前，思考生命的意义。
作者认为，《三体》以天才的想象力，构建了一部恢宏壮阔的宇宙史诗，其中有着人性的真实、文学的真实和哲学的真实。“刘慈欣在生活经验和文学写作中对这些重大哲学命题的探讨，远远超过学院中的许多哲学工作者。这部史诗使以前停留在哲学层面上的东西突然变得很现实很具体了。”
【相关专题】《三体》的哲学解读：生活的常识感，是人性的力量之所在 | 吴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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