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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安宣邦:文学化、过于文学化的“毛泽东”

子安宣邦 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2020-08-21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竹内好描述毛泽东其人成长、成熟的话,即是其描述中国及其革命之成长和成熟的表述。他所说的毛泽东之文章,不外乎是指中国革命的文章。中国的革命及其思想,都被还原到了毛泽东这一人性主体上。阅读中国革命,即是阅读毛泽东这个人,《评传毛泽东》一文便是这样写就的。竹内说:“我想把毛泽东这一个人的形象理解为历史性形成的存在。因此,我不能直接去触碰党史。不是从党史上看毛,而是在毛的人际关系层面参照党史。”即中国共产党党史存乎于毛泽东一人身上。竹内说,他想去理解作为“人”的毛泽东形象,并认为成就了今日之“人民中国”的中国革命就是毛泽东这个人领导的革命,他以身为文学家的特权性,在《评传毛泽东》中落实了他的这番见解。

*  文章节选自《近代日本的中国观》([日]子安宣邦 著 三联书店2020-6)。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与微信后台联系。



1933年6月26日,中央苏区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主席团合影。右一为毛泽东。图片来源:新华网


文学化、过于文学化的“毛泽东”
——读竹内好的《评传毛泽东》(节选)

文 | [日]子安宣邦

而今马克思主义与之合体,成为毛泽东主义的同义词。他自身自然也就成了创造的根本。这便是纯粹毛泽东或曰原始毛泽东。

——竹内好:《评传毛泽东》


……

《评传毛泽东》

竹内举出了《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和《评传毛泽东》两篇论文作为其战后早期发言的代表作,并表示自己后来未能取得超越其上的进步。据说,《评传毛泽东》初载于《中央公论》1951年4月号。如此看来,这两篇文章分别是在“人民中国”成立之前和之后不久撰写的。竹内试图从毛泽东身上读出或者说他认为能够读出“人民中国”成立之前,中国这一内在性主体的一切抵抗与斗争、成长与成熟。竹内在《评传毛泽东》中说:“作为思想家的毛泽东,是一位像年轮一样成长的人。”且看他是如何表述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的成长、成熟之类型的:
 

当然,也并非没有发展,发展是以成熟的形式实现的。那是从极具个性的艺术家身上可以看到的类型。成熟的特征,一言以蔽之,便是贴近民众的感情,走向回归传统的方向。

 
关于毛泽东的“文章”,竹内认为:
 

以强烈的意志压缩现实,并从中提取法则。因听命于这一法则反而控制了现实,而非以某种保留性的主观去切割现实。主体是无,并在超越性层面与全体对象相契合。在毛泽东的历史观中,历史不是被给予的,而是能统率于现在意志之下的,是可为的。

 
竹内描述毛泽东其人成长、成熟的话,即是其描述中国及其革命之成长和成熟的表述。他所说的毛泽东之文章,不外乎是指中国革命的文章。中国的革命及其思想,都被还原到了毛泽东这一人性主体上。阅读中国革命,即是阅读毛泽东这个人,《评传毛泽东》一文便是这样写就的。竹内说:“我想把毛泽东这一个人的形象理解为历史性形成的存在。因此,我不能直接去触碰党史。不是从党史上看毛,而是在毛的人际关系层面参照党史。”即中国共产党党史存乎于毛泽东一人身上。竹内说,他想去理解作为“人”的毛泽东形象,并认为成就了今日之“人民中国”的中国革命就是毛泽东这个人领导的革命,他以身为文学家的特权性,在《评传毛泽东》中落实了他的这番见解。

竹内好(1908-1977)

身为文学家,便拥有用语言性的嗅觉介入任何人性状况的特权性。从战争和革命这类国家、民族的事件,到社会状况、个人事情,文学家都会以文学式的嗅觉介入其中,并留下某些文学证言。而文学家是从何时开始拥有这种特权性的呢?这种特权来源于19世纪形成的资产阶级社会与自然主义文学吗?还是因为充满着战争与革命的20世纪要从文学家那里寻求证言之故?当然,并不是每个文学家都在默然之间被赋予了这一特权。就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那样,在国民革命发展、挫折,运动遭遇内讧的中国,竹内从鲁迅身上探求了身为文学家的根本性意义,并从中发现了透过文学家身份与1920年代的中国现实形成关联的根本性姿态。为了理解在竹内那里发现鲁迅和言说鲁迅是去发现什么、言说什么,让我们再来看看所谓的鲁迅又是怎样的鲁迅:

那是一种没有路却又必须走下去,毋宁说,正因为没有路所以才必须走下去的状态。他拒绝做自己,同时也拒绝做自己之外的任何人。那就是内在的、使鲁迅成其为鲁迅的绝望之意义。绝望表现为去走无路之路的抵抗,抵抗是作为绝望的行动化而展现出来的。从状态上来看,即为绝望;从运动上来看,即为抵抗。在那里没有人道主义存在的余地。(《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


另外,竹内评论鲁迅的《狂人日记》曰:

(《狂人日记》这部作品)具备着除了自我证明之外无须说明的艺术完整性。那是人不借助外力而获得新生的唯一基础。可以说这是文学的根本。故而,从这一根本出发,结果是中国现代文学获得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自律性发展。(《文学运动》)


阅读鲁迅,使竹内好在中国主体性形成的层面讨论中国成为可能。将鲁迅作为自家视角的文学家竹内,成为在战败日本与革命中国之间拥有特权的言说者。他将身为文学家和中国真正解读者的自己,强硬地置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对立面。《现代中国论》一书便是由带着鲁迅视角的竹内以文学家的特权性言说写成的书。我要读的是竹内的《评传毛泽东》,却不意绕远了。

绝望与希望之外:鲁迅野草细读

孙歌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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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108067180 定价:48.00元


文学化、太过文学化的“毛泽东”

竹内在《评传毛泽东》中说:“毛泽东也在1920年成了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竹内是如何理解变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的呢?他说:“我在此假定存在着可称之为纯粹毛泽东或曰原始毛泽东44444的存在。若由此出发,在逻辑上能重构毛泽东,我的实验便成功了。这种情况下,我选择的样本是1927年至1930年的毛泽东。”《评传毛泽东》一路读到此处,我不由得惊呼:“这不是《鲁迅》嘛!”《鲁迅》一书探究了鲁迅在1920 年代的中国成为文学家的根源性,而《评传毛泽东》亦采取了同样的写法,现在竹内要探求的是在1920 年代末至1930 年代的中国,毛泽东成为中国式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家的纯粹性。那么,1927 年至1930年是个怎样的时期呢?以竹内的说法:“遵照党的最新方针,毛泽东被派往长沙。目的是在湖南组织劳农革命军,开展土地解放运动,建立脱离国民党的独立政权。这就是著名的秋收暴动。由武装农民、安源煤矿的劳动者、国民党叛乱军队混编而成的这支军队,一边与国民党军队战斗,一边自湖南省南下。由于军纪涣散,不断有人逃跑,数千人的军队最后只剩下一千人。最终,军队抵达了与江西省交界处的天然要塞——井冈山山寨。”以这井冈山为根据地的战斗,才是塑造了中国式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家毛泽东的战斗。
 

追根溯源,所有一切都源自井冈山;遇到危机时,想到的也是井冈山。而代表了井冈山之人格的便是毛泽东。

 
竹内说,身在井冈山的毛泽东是失去一切、“一无所有的人”,他失去了人生至此所有的一切,并且“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党中央、省委,所有党的机构都排斥他,他在党内陷入孤立无援之境。……总之,他失去了一切,所有一切都要求从头再来”。竹内说,在失去一切之时、成了“一无所有的人”之时,他的思想——毛泽东主义形成了。他在讨论“纯粹毛泽东”“原始毛泽东”之形成时,写下了如下文字:
 

毛泽东思想形成于这一时期。其原型是在他内外交困之时、丧失一切之际,一切又可能尽为其所有之时建构起来的。此前一切外在的知识、经验都从离心状态朝着向心状态转变,汇聚于其一身。由此,他从党的一分子转变为党的本体,党不再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其全部。世界变换其容,换言之,是毛泽东更易其象。主体与客体合一,新的分化当然就由此开始。毛泽东浴火重生。在此之前,他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今马克思主义与之合体,成为毛泽东主义的同义词。他自身自然也就成了创造的根本。这便是纯粹毛泽东,或曰原始毛泽东。

 
这是一段让人吃惊的文字。我曾以为,在思考“日本的现代”或者“亚洲的现代”的问题上,重读竹内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因此,很早就重读了竹内从《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到《现代的超克》等作品中有关“近代”和“近代化”的论述,但在认定其笔下的中国形象是对日本近代之否定的反语式表达后,遂裹足不前。也就是说,我并未去读《评传毛泽东》。对50年代的我们来说,知道竹内讨论了与近代日本存在根本差异的中国,也就足够了。因为此次重读竹内的工作,我才得以阅读《评传毛泽东》。读过之后,我在惊讶的同时不禁感慨,文学家竹内竟对中国以及毛泽东革命做了如此程度的“文学”创作。他在著述中塑造了一个文学化的、太过文学化了的“毛泽东”。

竹内对1920 年代的中国文学家鲁迅进行了重构,后者被塑造为在“没有路却必须走下去,毋宁说,正因为没有路所以才必须走下去的状态”的绝望中,依然在行路的“鲁迅”。文学家竹内对“鲁迅”进行的文学重构,使其在《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等作品中对日中近代化进行的比较论述成为可能,也使其能够将中国及其革命形象描述为负面的近代日本之反语。但在“人民中国”即将成立之际,竹内却由1949 年这一时点溯源而上,以将鲁迅重构为“鲁迅”同样的文学方法,从井冈山时代的毛泽东那里捕捉到了中国革命的一切创造性起源——“原始毛泽东”。读了竹内的《评传毛泽东》我才想到,这不就是他的《鲁迅》嘛!但二手的“鲁迅”,毫无疑问,只是竹内创造出来的“鲁迅”。那是经过了文学化、太过文学化的操作后创作出来的二手“鲁迅”,也就是“毛泽东”。

日本教科书中的《故乡》

什么是文学家竹内所创作和表述出来的“毛泽东”,换言之,何谓“纯粹毛泽东”“原始毛泽东”呢?竹内说:“其原型是在他内外交困之时、丧失一切之际,一切又可能尽为其所有之时建构起来的。”这里的“原型”指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原型”,也就是“纯粹毛泽东”“原始毛泽东”。“一切尽为其所有”,就是说一切“汇聚于其(毛泽东)一身”。竹内说:“由此,他从党的一分子转变为党的本体,党不再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其全部。”“世界变换其容,换言之,是毛泽东更易其象。主体与客体合一,新的分化当然就由此开始。毛泽东浴火重生。在此之前,他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今马克思主义与之合体,成为毛泽东主义的同义词。他自身自然也就成了创造的根本。”这些话有必要做些解读。竹内将凝聚了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于一身的毛泽东之形成,重新表述为“主体与客体合一”“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之合体”。竹内称,作为马克思主义而被导入和学习的革命理论,抑或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指导下的革命战略,尽皆汇聚于毛泽东一身,并以毛提出的“毛泽东主义”之形式得以重生。中国革命因毛泽东而成为由中国的革命主体肩负的、真正的中国革命,中国步入了由真正的革命主体开创的新世界。对此,竹内描述称:“他自身自然也就成了创造的根本。”这里的“他”指的就是“毛泽东”。可以说,竹内围绕革命中国的文学批评和认识活动,都是以树立这样一个“毛泽东”形象而告终的,其后他的中国论述就只是从这“毛泽东”讲开去的、画蛇添足的故事。《预见与错误》收录了其后20年竹内的评论文章,如前所述,在这本书中我只看到,“将‘文化大革命’这一大动乱作为中国的‘永久革命’,纳入到冗长的革命进程中;而对此几乎是无动于衷的竹内那完全‘成熟’的思考态度看起来真令人腻烦”。

为何在竹内那里,“近代”和“近代化”依然是个问题,我带着这一疑问阅读了《评传毛泽东》。本打算在这本书中为我的疑问寻找答案,但《评传毛泽东》却超越了阅读中的问题关切,读书时我竟忘记了何以是“近代”这一问题,而想尝试解读竹内笔下的“毛泽东”。竹内说:“中国革命是民族内在本源之力的显露,即便借助外力,其运动本身也总是自律的。”而我所解读的“毛泽东”,也就是以一人之身体现了新的世界——中国的革命性创造主体中华民族的“毛泽东”,他不就是竹内好有关“中国式近代”论述的终极表现吗?因为竹内所建构的“毛泽东”,是以一人之身体现了他以对日本近代的否定式反语所表述的、中国真正的近代民族革命之人格化形象。认为这就是“近代”,是由于这一革命乃发挥了中华民族内在力量而进行的自律性运动。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确定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图为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不过,如此去重构“鲁迅”、重构“毛泽东”的却始终是日本现代文学家竹内。应该说,因为日本现代文学家竹内的表述,才有了那样的“鲁迅”和“毛泽东”。我说过,在《评传毛泽东》中,竹内表述“纯粹毛泽东”“原始毛泽东”的那些话,是“让人吃惊的文字”。因为那是除了日本现代文学家竹内之外谁也写不出、哪怕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也绝对写不出来的文字。我们现在有必要带着“何以会如此”的惊讶重新审视1950 年代竹内好建构起来的“毛泽东”形象。
 
竹内说,《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和《评传毛泽东》是其战后的两篇代表性论文。这两篇文章确实构成了一组表里关系。竹内对近代日本之虚伪“近代”彻底的自我否定,让他肯定了中国由自立性民族主体所推动的、真正的“近代”革命。他以“鲁迅”表述了前者,而将后者凝聚在“毛泽东”的形象之中。但竹内所塑造的“中国”“中国革命”和“毛泽东”,都只是“近代日本”的自我否定描绘出的他者形象。竹内笔下“中国革命”和“毛泽东”的光彩炫目与对“近代日本”之自我否定的惭愧心绪是成比例的。然而,“近代日本”的负面自我形象所定义的正面的他者“中国”形象,在1960 年代以降的历史进程中完全丧失了炫目的光芒。而这一形象的构建者竹内也陷入了沉默。如果说现在有必要重读《评传毛泽东》,那就是为了让我们超越竹内建构的“毛泽东”形象中所内含的“近代”这一历史、思想框架,去思考如何在21世纪的世界构筑日本与中国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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