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有关中国文化及身份的某些刻板印象——比如认为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是如何能够在美国及欧洲大行其道的？《图像的来世：关于“病夫”刻板印象的中西传译》试图就这一抽象问题做出切实的回答，全书考察了在华医学传教士早期的医学话语和图像，正是这些话语和图像将罹患疾病的、恶疾缠身的中国人的形象——“东亚病夫”——带到了西方。经由传教士的活动，又经由早期译介至中国的西方医学文本，最后再经由中国民族主义的文学书写本身，这些观念又最终回流至中国，同时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文章节选自《图像的来世：关于“病夫”刻板印象的中西传译》（[美]韩瑞 著 三联书店2020-9）。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数年前，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研究中国艺术中对于病状的再现。其时，一位同事向我指出了一张我此前从未注意过的小照片。这张照片是博物院的永久馆藏之一，我或许曾上百次地与这张照片擦肩而过。这是一张很小的照片复印件，原件可能是一幅18世纪或19世纪早期的水粉画，画的是一个出天花的小孩。这张照片是博物院当时正在展出的大事记展——“华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关系”——的展品之一，陈列在博物院入口不远处的墙上。在这个展览中，一条中国的时间线和另外一条“西方”的时间线各自展开，又相互对应，形成强烈的视觉对照，呈现了人类史上所取得的各项科学和技术进步。中国的这条时间线列举了众所周知的早期中国发明，如青铜器、活字制版、火药；而西方的这条时间线则列举了如工业技术、光学工程、麻醉术等等。显而易见，在这样一个语境当中，展览呈现这个出天花的小孩的图像是为了说明，中国所发明的种痘法是一项远超于西方的技术成就。这张小照片是展览的策划者从一本有关中国科技的台湾历史百科全书中借用过来的，但书中并未说明照片的归属。
后来我发现，这个图像的背后有着丰富且复杂的历史。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数度往返于太平洋的两岸；它的复制品出现在多个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语境当中；它在一条精彩纷呈却又矛盾百出的历史长河之中，历经了各种形式的变化，最终以这张照片的形式出现在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经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一位策展人证实，这个图像是一套水粉画中的一张。这套水粉画共计六十一张，画的都是出了天花但病状不同的小孩，于1772年由法国耶稣会士韩国英（Martial Cibot）送至图书馆——其时，尚为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即皇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Royale）——一起送来的还有一篇关于中国天花病况的文章。然而，这些画作在中国的缘起却呈现了一则截然不同的故事。事实上，这些画作是清朝时期一本重要的医学文集中的木刻版画。这本书名为《医宗金鉴》，是乾隆皇帝于1739年钦定印制的。《医宗金鉴》中的一个部分通过大量的绘图来讲解天花，既提供了诊治天花的方法，也介绍了通过种痘法及其他方法应对和控制这一疾病的手段。女性胸口的乳痈。《医宗金鉴》，1742 年。图片来自文树德，《中国医学观念史》，第127 页
19世纪医学传教士著作的一大特征是，反复出现对视觉材料的引用——这些著作通常将视觉材料称为“眼见为实”的证物或证据——用以给中国潜在的病患、医学生、信众或其他人灌输一个理念，即西方医学技术的优越性。另一方面，这也与自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初，就一直困扰他们的跨语言、跨文化交流这一现实问题相关：和所有他们的先辈无异，传教士医生们也认为，在给疑虑重重的中国受众宣扬西方科学的强大时，绘图、模型、演示及其他类似的视觉呈现要比言辞或文绉绉的解释说明更为有效。事实上，哪些疾病是传教士医院可接收并治疗的——外科小病如易摘除的肿瘤，或是让盲者恢复视力的白内障手术——其一大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至少在最开始，就在于哪些手术的治愈效果是中国人可以用自己的双眼看到的，或者说手术过程是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和其他地方比起来，在中国，当面对这里的人民时，如果要给他们心灵绝对持久且深刻的印象，我们就必须把赤裸裸的事实摆在他们眼前，让他们看着我们做事。在这里，赤裸裸的事实要比强有力的论证更行得通。中国人用图像书写和说话。这座医院是一幅他们必须时时观看的图像。这座医院提供眼见为实的证据，证实外国人所笃信之物，（也）证实着那些影响他们与中国人交流往来的动机。
换句话来说，一些传教士认为，中国人几乎生来就以一种象形文字的方式观看或“解读”这个世界，并处理相关的视觉信息。顺便要指出的是，这一观念与原语言学（proto-linguistic）的理论不谋而合——原语言学理论最早由耶稣会士提出，将汉语写作同象形文字及古埃及的历史、文化联系在一起，认为图像即文字，文字即图像。有理由认为，中国人采取不同于常规的阅读和书写方式，更多的是“观看”和“描绘”。摄影师不详，《一节小型手术课》（Class in minor surgery ）， 大约拍摄于1905 年。图片来自威廉姆· 汉密尔顿· 杰弗瑞、詹姆斯·L. 麦克斯韦，《中国的疾病》，1910 年版，第11 页。图片由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哈兰· 哈彻研究生图书馆提供
因此，本书的一个重要预设就是，这些图像实际留下的印象远非持久不变，非但不同于其最初的样貌，还（就像出天花的小孩那张小图）积聚了许多生发出来的重要意涵。这些意涵还拥有一个变化着的、意识形态极为复杂的后世。这一后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影响了中国的种族、病态、文化及身份这些观念在现代性之初的形成和构造方式，也在后来的文学及视觉文化，甚至广义上的文化中传播。如何解读现代早期中国文学中对疾病的再现，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是提出上述观点的基础性工作。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生时，这个问题就吸引着我，并构成了本书的部分缘起。我无法忽视这样一点，即疾病显而易见地充斥在民国时期及之后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不计其数的人物在吐血，感到疼痛，产生幻觉，患有跛足、疯癫，无一例外地感到虚弱和忧郁。这些现代早期对疾病的文学书写形象逼真，通常都表达出并不隐晦的寓意，比喻性地揭示着动荡不安时期的中国及中国人民整体所罹患的疾病。举例来说，在著名的现代早期作家，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的鲁迅（1881-1936）的小说中，就有许多广为人知的对疾病的描写。比如，简单来说，在《父亲的病》和《药》这两则故事中，鲁迅就讲述了在遇到严重的疾病时，中医手段是失效的，从而将强烈控诉的矛头指向了“落后”的中国文化实践。在其他杂文及小说中，鲁迅还经常使用疾病、医学及解剖学的专业术语来刻画中国已然病入膏肓的文化主体。为了就此类作品中对疾病的再现——或者，实际上是任何国家的文学中对疾病的再现——试图表达的意涵及读者所解读的意涵给出可靠的阐释，像已然尘封的过去所做的那样，仅仅程式化地指出这些作品对其他文学的“借用”是远远不够的，仅仅指出身体政治表征的隐喻性意涵同样也是不够的。文学研究已然变得更为复杂，也必然更为兼收并蓄。因此，我们必须不仅仅要重视疾病出现在文学当中时，其所象征的寓意，同时也要重视这一现象的起因和由来；我们必须厘清其表述及其具体的文化价值（借用来的以及本土的），也要厘清具体发生时刻所产生的相关意义——像是某种文化上的放射性碳纪年法。换句话来说，到民国早期时，各种由西方命名的疾病，如肺结核、神经衰弱症，或是梅毒，其意涵已经在此前发生了隐喻层面或文化层面上的转变。因此，这些疾病出现在中国文学当中，就不仅仅是因为作家们恰好了解这个领域，也不只是对久远的西方文献的创造性挪用。当时，是哪些广泛传播的关于疾病的大众知识使得有关疾病的写作如此具体？传统中国医学知识中有关疾病和病因的认识又产生了怎样的回响？这些疾病和症候的出现超出了（或者至少不限于）传统中国医学的范畴——换句话来说，植根于如此贫瘠的土壤之上——又是如何在中国变得言之有物的呢？因此，本书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源于文学研究中的智性根基。这本书不仅仅参照了文学研究，还参照了医学史、艺术史、批判理论及科学史，它运用视觉文化材料来建构叙事，阐述19世纪为现代中国自我及民族身份认知所用的医学表述、概念和意象带给后世的影响。通过考察有关疾病及中国身份的观念是如何在中西之间转译的，我以对一种方式的讨论作结。所有这些观念最终都通过这一方式融入了中国对其自身的认知，融入了其自身的话语表达之中：民国时期的文学用血淋淋的细节描写清晰刻画了一个羸弱的，而且生来就病患累累的自我形象。因此，这是一本与现代中国文学既有关，也无关的书。一方面，我试图就民国时期作家所接受的医学教育及他们所接触的文化提供重要的基础性说明，继而试图阐明这些作家如何构建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呈现了一个他们眼中的（中国）社会。但另一方面，我希冀为未来的研究——关于其他文学，或者其他医学史的研究——提供一种工作的模式，即如何结合医学绘图这个“继子”，更为全面地理解疾病观念在文化间及文化内部的传播，当然也包括医学意识形态与广义的美学之间的关系。
摄影师不详，《实验室方法课》（上海圣约翰医学院的学生， 透过显微镜观看），大约摄于1903 年。图片来自威廉姆·汉密尔顿·杰弗瑞、詹姆斯·L. 麦克斯韦，《中国的疾病》，1910 年版，第11 页。图片由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哈兰·哈彻研究生图书馆提供
这本书既有一系列的案例研究，也有编年的叙事。作为一本案例研究的合集，本书详尽地讨论了疾病观念在中西之间传播的不寻常之处。这些案例参照了不同的学科和方法论，从医学史到艺术史，从图像史到身体史，无所不包。之所以要罗列这样一些不同的案例，一个目的是想要构造出不同的模式，从而将医学绘图纳入对整个中国的研究当中去。因此，我希望这些案例是相互独立的。然而，作为一种叙事，本书则沿着一条确定的历史纵轴，以讨论18、19世纪疾病观念在中西间传播的方式为开始，以讨论这种观念是如何转变成了认为病态是中国特有的，是如何进入到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表达及历史无意识当中去的为结束。因此，本书的每一章节或许都互不相同，但它们从根本上来讲都有同一个历史性的旨归：描绘传播、转译、普及、接受的不同阶段，经由这些不同的阶段，有关病态的观念从一个文化语境进入到另外一个文化语境的主流话语当中了。我将以重访我所提出的问题来开始本书的讲述：中国是天花的发端地，这一观念是如何传播并融入有关健康及中国人易患病这一更为广泛的话语当中去的？在第一章，我并未考察天花图像在中国的传播，而是考察了文本的传播以及某些认识的强化。这些认识与中国人对待天花的态度有关，可以追溯至那篇最初和照片一起从北京寄回巴黎的文章，即神父韩国英的《论天花》（De la petite vérole）。以中国对天花更早期的记录，以及作为原始文本的中国医学文献为参照，我将对韩国英的这篇报告进行解读，探讨法国、英国、美国及中国的意识形态倾向在不同历史节点的矛盾，追溯这些倾向以何种方式影响了后来对天花故事的阐释及在叙事层面对其的挪用。这一章讲述了绘有出天花的小孩这一画作的故事，呈现了中国的一些观念——此种疾病是可控的——是如何最终变成了中国人信仰宿命论且易于患病这样的观念的。这一章强调了有关病态的观念在传播方式上表现出极度的偶然性，它不仅意在说明有关病态的刻板印象在历史中所表现出的“非科学”特征，也试图强调传播本身在塑造这些刻板印象时所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在历史编纂学当中。
『一女，三岁，雁行痘，形三十三』，图片由法国国家图书馆提供，第5224份中文手稿，第32页
第二章通过考察著名画家林华与美国医学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的合作往来，探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1839-1842）以及之后在中国建立通商口岸时，有关病态及中国身份的观念是如何传播的。林华位于广东商行的画室是中国各种外销艺术品最为著名的发源地之一，伯驾于19世纪30年代在广东建立并运营的医院是最早且最成功的传教士医院之一。在1834年左右至1850年间，林华（及其画室的成员）绘制了一百多张彩色肖像油画，呈现了伯驾在医院从医期间诊治的相较而言不同寻常或是“有意思”的严重疾病案例——这些肖像极富吸引力和洞察力，画的是患有甲状腺肿大、癌性肿瘤、先天畸形、生有坏疽的男男女女们。在摄影诞生之前的时代（或者更具体地说，在摄影尚未运用于医学领域之前），这些绘画不仅仅帮助伯驾在回国之后推动传教事业——在短暂的回国期间，伯驾将这些绘画呈给美国及欧洲很多的政要和官员观看，为自己的传教事业争取支持——更重要的是，这些绘画还让医院的病人及中国潜在的医学生和神学生认识到，西方医学技术既能进行手术治疗，又能提供精神疗愈。通过合作创作这些绘画，伯驾和林华开创了一种呈现疾病和中国身份的模式。这一模式直接地影响了后来的医学传教士，他们继承了图绘中国疾病的事业——尽管政治风向已经开始发生转变，如通商口岸的开放，对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的限制规定也开始松动，种族的话语也在此时诞生，并就此前被归于“文化特性”领域的概念进行解释。虽然他们合作的成果从本质上来说是视觉的，但事实上却构成了转译的实践——现代性诞生之初，在开创一种强有力地呈现中国病态的视觉语言的过程中所发生的转译。相对而言，有关中国医学摄影史的书写很少。但同时，摄影和医学可以为殖民意识形态所用，这一点已得到了广泛和自觉的承认。在第三章，我考察了鲜为人知的中国医学摄影史，主要讨论了其在风格上对伯驾及林华创作的继承，并在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且重要的门类。正如伯驾与林华的合作，早期的中国医学摄影发挥着双重的功能：一个是向西方和西方人传播有关中国疾病的知识，另一个是通过西方医学技艺来教育中国的病人和医学学生（的确，在世纪之交，毕业于医学传教士学校的中国毕业生已经开始自己拍摄医学照片）。然而，这一时期的特殊之处在于，借助于医学及摄影技术的发展，医学传教机制的完善，民族志及人类学等新兴“科学”领域的出现，中国的医学传教士能够大量地制作有关中国病状的图像，并进行广泛的交流——这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纪之交，医学照片不仅仅陈列在医院里，还是医院附属医学博物馆的文献，运用于医学课堂的教学，作为医生的私人收藏而流通，在贸易中作为明信片出售。最重要的是，新的医学传教期刊大量登载了医学照片，甚至是中国最偏远的医疗点的医生都能读到这些期刊。因此，我在第三章从1861年最早的医学照片记录说起，直到由威廉姆·汉密尔顿·杰弗瑞（William Hamilton Jeffery）和詹姆斯·L.麦克斯韦（James L.Maxwell）于1929年在上海出版的有大量插图的医学文集《中国的疾病》（The Diseases of China, including Formosa and Korea）的第二版，从而勾勒了中国医学摄影的历史概况，以及其在风格上的发展和意识形态上的关注。因此，这一章的重点从林华时期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对病态图像的转译，转向了重点讨论此类图像在现代初期的传播中，技术及社会体系所发挥的作用。摄影师不详，《上海圣路加医院主楼》（S t . L u k e’s H o s p i t a l ,Shanghai. Main building ），大约摄于1907 年。图片来自威廉姆·汉密尔顿·杰弗瑞、詹姆斯·L. 麦克斯韦，《中国的疾病》，1910年版，第678 页。图片由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哈兰· 哈彻研究生图书馆（Harlan Hatcher Graduate L i b r a r y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Michigan, Ann Arbor） 提供
第四章是本书历史叙事的高潮部分：满载意识形态的医学传教士图像对其中国目标受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社会如何看待和运用这些图像——关于前者的推测以及后者发生的具体方式，这两方面在形式上的分离在这一章缝合了起来。换句话来说，这一章所考察的案例呈现了这些有关病态的新兴观念是如何被吸纳的。这一章一开始探讨了第一本翻译为中文的西式绘图本解剖教学书，即1851年出版的合信（Benjamin Hobson）的《全体新论》（A New Treatise on Anatomy）。和林华的绘画及后来的医学传教士摄影不同，合信的解剖学从一开始就不是面向西方读者的。相反，这本书是专门针对中国读者写作和设计的。因此，我考察了合信的解剖学为此通过怎样的方式重构或转译了有关身体的观念；与此同时，当身处一个由新的语言和术语词汇，以及相异的生理学和身体结构认知所构成的复杂领域，他又做了怎样的变通。不同于其他人对这本书的历史研究，我考察的重点并非这本书实际上要输出的是怎样的关于身体的意识形态——举例来说，它的神学基础，或对一些如肌肉或神经之类的新术语的叠置——而是将重点放在了这一解剖学文本通过其形式及内容所提供的观看身体、表征身体的新美学、新模式上。就形式而言，合信的解剖学源自基于解剖术的诸概念，如体内、表皮、透视、分离功能；就美学而言，则表现出与中国传统身体表征模式在理念上的根本不同。因此，尽管我们可以说合信的书是最早的，也最系统的西式解剖学中文译本，但我们同时也要记住，它也是最早、最系统地将文艺现实主义的西方实践哲学译介到中国来的读本之一：它要求中国读者接受的不只是一门新的解剖科学，更是一种新的再现方式。各种眼疾。图片来自合信，《全体新论》， 无页码。图片由上海图书馆提供
那么，中国的读者以及广义的文化是如何接受并吸纳这一新的再现方式——“解剖美学”的呢？最后，我回到了一个文学当中的案例，回到了鲁迅的一组散文诗作。鲁迅身为一名作家和文化生产者的伟大之处，总是让我们忽略他所接受的西方医学训练给他造成的影响。在鲁迅成为一名作家之前，他曾是位医生。他接受了基于解剖术的新式解剖学教育，他对艺术抱有浓厚的兴趣，他描述了他所看到的传统中国身体认知及再现的缺陷所在——这些直接导致了他将精准的解剖美学运用于他的一些文学实验当中。这种解剖美学是极度病态的，也是极度视觉化的，同时也极度现代。它带有自省性，同时又有多重指涉；具有多重意涵，同时又有深刻的本土性。最重要的是，这一美学回应了，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一整代人的期待和参照体系。
[美]韩瑞 著 栾志超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8
ISBN：9787108068828定价：56.00元
━━━━━
▲ 点击图片阅读 三联书讯 | 2020年8月
—END—
----
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
ID:sanlianshutong
▲长按二维码即可订阅
----
▲回复好文，阅读更多专题文章
▲回复听课，了解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