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談談《龍門縣令元府君夫人羅氏墓誌銘》的紀時方式 | 活动&直播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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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龍門縣令元府君夫人羅氏墓誌銘》的紀時方式

嘉宾：辛德勇（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开放式活动，无需预约。

本活动可现场参加，也可在线收看。

时间：12月4日（周五） 19:00

地点：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店）二层活动区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直播地址：Blibli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直播间（UID：519584281）

新近公布的唐代《龙门县令元府君夫人罗氏墓志铭》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受关注的原因是这方墓志的书写者是书法大家颜真卿。从书法的角度看，这方墓志的文字与传世的颜真卿法书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可以从书法家习字的不同阶段来解释。而墓志及传世文献的记载，可能会引起我们更多的思考。

这次讲座中，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将从这方墓志中留下的纪时内容以及颜真卿的经历入手，谈谈自己对这方墓志所引发的相关问题的看法。

【嘉宾简介】

辛德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古地理与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研究，兼事中国地理学史、中国地图学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主要著作有《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旧史舆地文录》《石室賸言》《旧史舆地文编》《制造汉武帝》《祭獭食蹠》《海昏侯刘贺》《中国印刷史研究》《〈史记〉新本校勘》《发现燕然山铭》《学人书影》（初集）《海昏侯新论》《生死秦始皇》《辛德勇读书随笔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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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节选自《金铭与石刻》（辛德勇 著 三联书店2020-12）。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我看《燕然山铭》

文 | 辛德勇

2017年8月，蒙古国境内发现《燕然山铭》刻石的消息甫一公布，就在中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响；更加确切地说，是在社会大众层面和一般公众舆论中引发了强烈反应，而在学术界并没有激起太大波澜。

学术界相对的“淡定”，主要是因为《燕然山铭》刻石虽然久已不知所在，但这篇铭文的具体内容，载录在《后汉书》和《文选》这两部重要典籍当中，相关学者早已熟知，所以对这次找到的铭文原石，自然不会有那种“石出天惊”式的反应。

从更深一层的情况来看，相对于文字完整的传世文本而言，这次新发现的石刻铭文，字迹剥蚀磨泐已经相当严重，尽管其至真至纯，尽管其可依可据，可以勘正传世文本的一些讹误，可这是需要花费细致功夫逐一比勘的磨人事儿（在目前仍未看到清晰拓本的情况下，校勘工作尤为困难），而若不深入研究相关问题，校勘的意义又是难以体现的。明白这一点，人们就会理解，从总体上来说，学术界对《燕然山铭》只能做出这样的反应。这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

不过学术并不是只能供奉在象牙塔里的稀世秘宝，至少在历史学研究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可以同时讲给社会公众听、写给社会公众看的，而且也是能够让大家听得懂、看明白的。这一点，前两年出版的《海昏侯刘贺》，给了我很实际也很深切的体会。

当年三联书店提议让我撰写一本关于海昏侯刘贺的书籍，并没有特别考虑大众阅读的需求，而是希望我在旧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学术角度，集中、专门地论述一下刘贺墓考古发现带给人们的疑问和思索。所以，《海昏侯刘贺》这本小书写得并不通俗，其中很多论述还很艰深。尽管如此，由于海昏侯墓的考古发现已经激起社会公众对刘贺其人其事的浓厚兴趣，我这本小书，还是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接受。这种情况，是我始料未及的，也启发我思索如何结合人们的普遍关注来深入浅出地阐述一些历史问题，以满足社会的需求。作为一名历史学工作者，我理解，这也是自己的职责。

《燕然山铭》的发现，又一次聚集起社会公众的目光，同时也激发出一片热议，一派欢腾。在这当中，也不乏一些专业人士以大致相同的面目参与其中。—尽管有些议论是以专业学术论文的形式刊布的，但究其实质内容，平平淡淡，几乎看不到什么与普通社会公众不同的、具有相应学术深度的认识和论述。

2018年8月，中华书局上海公司帮助我出版了一部研究《燕然山铭》这一发现的小书—《发现燕然山铭》。从相关学者公布这一发现，到我写成全部书稿，前后经历了八个月时间，而动笔撰写这部书稿，是缘自《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等电子学术刊物约我谈谈对这一发现的看法。因为想得多了，写得长了，最后就形成了这本小书。不过我对问题想得这么多，文字写得这么松散，还与《海昏侯刘贺》带给我的启发有关—我想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能更多地关照社会公众的需求，尽量以一种更容易为普通读者接受的形式，表达我的看法。

在撰写《发现燕然山铭》的过程中，有一些基本观念，或者说是认识问题的态度，始终贯穿其间。为帮助读者理解，可以将其归纳如下。

首先，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上，重视新发现背后的老背景，特别注重在一个更深、更大的背景下来阐述这一新发现的古刻旧铭。

在我看来，相较于传世文献所载录的历史事项，所有考古新发现，不管是文物、文献，还是遗迹，所传达的历史信息都是孤立、片面而且零散的。因此，要想切实、充分地解析和利用《燕然山铭》刻石，就要将其置于相关的整体背景下来考察，去阐发，而不是简单地就事论事。

譬如，利用新发现的《燕然山铭》刻石来校勘传世文本的文字，这是《燕然山铭》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乍看起来，似乎也是一项很简单的工作。但由于摩崖刻石的文字缺损严重，更负责任、更有价值的文本核定工作，就需要充分利用其他一些传世文本的文字和前人的校勘意见。在这方面，我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又如，《燕然山铭》刻石的发现，在文本校勘之外的另一项重大价值，就是借此确定了“燕然山”的位置。这一点，对复原相关历史地理问题，特别是对我们认识汉代漠北草原地区的军事地理形势，具有重要意义。可是要想清楚理解和解释这些问题，并不是用GIS（地理信息系统）定个坐标就能做到的，既要了解相关的文献记载，又要知悉历史地理学（旧称“沿革地理”）的研究历程。由于我系统接受的专业训练是历史地理学，在既往的研究中，又一向偏重基本文献资料的搜集和利用，所以，在解析这一重大发现的历史地理学价值时，也努力关照了更大的背景并努力做出更加系统的分析。

在这一问题上，努力关照学术大背景的结果是让我发现，唐代以后，中原汉族政权及其属下的民众，在认识和认定燕然山这座小山的位置时，更多的是把它看作一个象征汉族政权武力强盛，特别是其开疆拓土辉煌武功的政治符号，宋、明两朝尤甚，时下许多人为发现《燕然山铭》刻石而欢欣鼓舞，实质上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

这就涉及我撰述这本小书的基本文化观念：强烈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大力弘扬与其他国家和种族和平相处的现代文明意识。当然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评价（如导致《燕然山铭》产生的窦宪北征之役），首先要实事求是，尽力揭示史事的真相。但实际上恰恰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会严重妨碍人们客观地认识历史。

最后，我想引述我在这本小书结尾处写的一段话，告诉人们，作为一个历史学人，在撰述这本小书和从事所有学术研究时的基本态度：“发现这通摩崖刻石，其最大的社会作用，便是警醒当今的历史学家，时刻以天下苍生为重，把握好手中那支笔，走好脚下的路。人在做，天在看。”读者先翻到最后一页，看过这段话，再从头阅览这本小书，或许能够对它有更好的理解。

2018年11月25日

辛德勇读书随笔集

天文与历法

辛德勇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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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108068996 定价：58.00元

版本与目录

辛德勇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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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铭与石刻

辛德勇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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