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与虞姬两个人的私房话，司马迁是怎么知道的？”“至少有三个历史，一个是司马迁写的历史，一个是我们看到的历史，还有一个是人们想象中的‘本来面目’的历史。这三个历史，显然是不一样的。”……田松在讲述中，不断发问，什么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有怎么能获得，但他并不急于回答，也不想让学生立即就方便地、廉价地接受一个现成的结论。他要反复铺垫，交待尽可能多的思考背景、框架，让学生在一定的“模型”下根据收集到的所谓“事实”，进行判断。田松也利用了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的许多现成的资源、结论，但是，其使用不是机械照搬，而是充分消化后以自己的方式娓娓道来。这一点做得非常突出，应当说是罕见。
田松，吉林四平人，哲学博士、理学（科学史）博士，南方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人文中心教授、科学与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任教十余年。研究方向涉及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伦理、环境哲学、科学传播、科学与艺术研究等；偏爱跨学科案例研究，如以民科、牛奶、食品、垃圾等为对象的综合研究；是国内将民科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人文学者；是国内很早关注垃圾问题的人文学者，由此关注环境问题，并扩展为文明研究。
《科学史的起跳板》是田松教授由北京师范大学调到南方科技大学后出版的第一本书，2020年6月出版，我7月3日拿到书。它由一门面向研究生的科学史课程的录音整理而成，正好符合“三联讲坛”这套丛书的策划：“以课堂录音为底本”“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虽说是科学史题材，写的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史的内容。在我看来，它主要涉及的是一般历史哲学、广义科学哲学、科学编史学。书名中，重点是“起跳板”，用意是怎么怎么准备好，才可以进行科学史阅读、科学史研究、科学史写作，前面的“科学史”修饰词只是一个既紧要又不紧要的限定。不过，因为书的例子绝大部分与自然科学的历史相关（也有一些别的例子），内容也确实是针对学习科学史学子的，所以也还是科学史著作。事先提醒：这是一部反传统的作品。叙述深入浅出，观念绝对新颖，很有可能是你坚决反对的！作为科学史著作，此书在中国同类作品极少见，就内容看如此，就写作形式而言也是如此。为便于了解，我还是先简介一下此书的内容。全书共分6讲，相当于6章，另外前有“前言”、后有“后记”。融合在各讲中，还有10个插曲：课程讨论片段，相对真实的课堂现场讨论摘编。读者可能想不到的是，前5讲的标题中均不出现“科学”“科学史”字样，仅在最后一讲才出现。各讲的标题分别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的细节，历史的再解释，历史的功能，历史作为依据，科学史的学术地图。所涉及的主题一点都不特别，但每一部分的讲述均个性化十足，新颖观念和奇特修辞频频闪现，也充分展示了松哥式讲解或松哥式写作的特点。田松博士迈过青年、步入中年下半场，年纪不断增加，好友对他的称呼却一如继往是“松哥”，无论喊他的比他大还是比他小。“松哥式讲解”，大约指一种契合听众基础的、扎根于生活和泥土的说服方式。用田松的原话说是这样的：“所谓解释，就是讲一个故事，讲一个你的听众能够听懂，并且愿意接受的故事。”（第139页）这是他多年前就总结出来的个人坚信不疑并且贯彻始终的原则。此原则与通常学院派学人的看法、做法根本不同，甚至完全相反。此原则有其明显优点和显然的缺点。缺点是，降低了身段，让一些人误以为学者孜孜以求的学问不过如此肤浅，去农人村妇顽童琐碎经验不远。优点是，加入了传播学的考量，有针对性地从听众、读者角度设计叙述方式，贴近大地和生活，步步为营，引导读者走向始料不及的方向和结论；这种方式尽可能绕开专业行话，便于理解，说服效果较好，最终让人们对原有的缺省配置产生怀疑、动摇，甚至实现反转。显然，“松哥式讲解”不是标准化的、一成不变的说明方式，与科学哲学中讲的DN或IS模式均不同，与一般的哲学辩论也不同。做好“松哥式讲解”，不光要头脑机智、讲究语境，还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坦率说，“松哥式讲解”在学界难以流行，不仅是许多学者缺少灵活运用逻辑学、传播学、辩论术、修辞学之能力，还在于缺少对学术的执着和对听众的同情(sympathy)、共情(empathy)。“霸王与虞姬两个人的私房话，司马迁是怎么知道的？”“至少有三个历史，一个是司马迁写的历史，一个是我们看到的历史，还有一个是人们想象中的‘本来面目’的历史。这三个历史，显然是不一样的。”（第2页）田松在第一讲中，开门见山引入了三个历史的区分及相关追问。现在我们能读到许许多多的科学史著作，关于哥白尼、伽利略、牛顿、海森堡有不尽相同的描述，作为普通读者，我们怎么知道哪个描述更准确？科学意识形态宣传和中小学教科书，试图对国民的大脑进行格式化、设置缺省配置，制造了简单化的历史图景，导致对科学本性和科学史讲述得越多越美妙，偏差越大，人们愈加误解科学。田松不断提醒有志于成为学者的学生，要先慢下来，把读书当成一种享受，要恢复对科学史图书的“味觉”，读出疑问、读出感觉，然后才可能有属于自己的判断。做到这些当然非常困难，不过也有许多窍门和修炼方式，比如加强哲学、历史学训练，也可以从注重历史叙述的“人称”这样的小事情上着手。“我需要强调一下：历史书，是有作者的。”（第11页）初看起来，这没什么，几乎是废话，但是，当它落入视野、成为问题甚至变成焦点时，事情就很不一样了。甚至部分专业人士都觉得学者写出的科学史书，读起来不够过瘾，不如江湖人士撰写的演义戏说流畅、连贯、好听、给人以启发。没错，江湖写手的作品确实动听，但是往往没有根据。它们也确实给人以启发、无限遐想，但是不要忘了，那些启发更加不可靠。《科学史的起跳板》的前5讲，是针对中国当下的大学生、研究生甚至包括许多专家的缺省配置而专门设计的历史哲学启蒙课。对于已经完成了此类启蒙的读者、研究人员，这些内容可以忽略。但是，实际情况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种启蒙从来没有真正做过、做好过。涉及科学技术话题，问题尤为严重，主流话语反而不希望人们进行这种启蒙。未经良好反思的历史观、科学观，对科学史工作者成长、做出优秀的成果，是有害的。许多学生和专家当然也能熟练背诵、自由说出或适当演绎对“惟科学主义”“朴素实在论”的反思和批判，就像会背诵海德格尔的语录一般。反思作为强者的科技，某种意义上是在当今世界从事科学史研究的前提，但是当遇到具体问题，进入话题辩论时，原来的基础、缺省配置就非常容易地显露出来。比如，一名成熟的历史工作者，应本能地让“历史的本来面目”之类字眼始终处于悬置状态，而不是把它当口头禅，动不动就让它出场增加论证的说服力。原因很简单，“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一种推定的状态，除了上帝外我们所有人都无法直接访问它。问题根本不在于我们是否相信有没有这种东西，而在于对历史对书写历史是否足够敬畏、谦卑。我们凡人，关于过去发生的某个事件，总是盲人摸象，能够获取的永远是一鳞半爪。即使假定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面对它也永远是有穷对无穷、有限对无限。书写历史总是由局部碎片构想整体的过程，碎片包含的信息可以很多，多到无穷，但整体包含的信息更多更是无穷。两个无穷甚至不是一个量级的，就像0到1实数线段上把有理数与无理数相比一样，前者的测度为零后者为1。这仅是一种打比方，实际情况比这复杂得多。历史书写、历史建构是可错的、可更改的，当观察的角度、新获得的材料、看问题的尺度等发生变化时，原有的事实、结论都可以变化，甚至可能完全反转。结论可变，事实也能变吗？当然。事实本来就是人在一定条件下认定的、始终处于“创生”过程中的一种东西。影响了库恩的弗莱克（Ludwik Fleck，1896-1961）的一部名著就叫《科学事实之创生和发展》（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Scientific Fact）。事实不但有创生的过程，还处于发展之中！这些无疑都是反常识的。反常识怎么可以，不是很荒唐吗？学者并非为了反常识而反常识，其工作的意义在于用新的常识取代旧的常识，而新的常识需要通过学者不懈努力才可能建立起来，第一步当然就是质疑当下不加反思的事实。不是讲“以事实为基础”吗？动摇了基本事实，让百姓在这世界如何思考、如何判断、如何生活？其实不用担心，该怎么活还怎么活，并非什么人都可以动摇事实，即并非人人都可以做学问。“以事实为基础”没有错，但事实这个基础是可变的，有时变化相当大。田松在讲述中，不断发问，什么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有怎么能获得，司马迁如何听到了“霸王别姬”场面中人家说的私房话，麦克莱伦第三的《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改译为《世界科学技术通史》有何不妥，中医为何要有科学依据，宇宙大爆炸是理论还是历史事件，辉格史能否避免，两部书关于克拉拉的死因为何有不同的叙述，经验依据、历史依据和科学依据三者如何排序，但田松并不急于回答，也不想让学生立即就方便地、廉价地接受一个现成的结论。他要反复铺垫，交待尽可能多的思考背景、框架，让学生在一定的“模型”下根据收集到的所谓“事实”，进行判断。田松也利用了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的许多现成的资源、结论，但是，其使用不是机械照搬，而是充分消化后以自己的方式娓娓道来。这一点做得非常突出，应当说是罕见，所以值得特别指出来。此书出版前约半年，我在手机上看过田松传我的PDF校样。由于看得不仔细，当时并没有很好理解书名中“起跳板”的用意，还觉得它怪怪的。现在用两天半时间细读了全书，才觉得这个题目是准确的、恰当的。田松是想通过6讲的内容搭建一个再出发的沙洲，它未必坚实，却是前进的基础，是起跳的平台。如果有了扎实的历史观、科学观基础，下一步做具体的科学史材料研读和项目研究，便有了一个较好的准备。就此而言，我觉得田松达到了目的，以后我讲述相关的科学史课程，也会推荐学生先阅读此书。田松有两个博士头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科学哲学博士学位和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史博士学位，学理上一个属哲学（拿的是哲学博士学位）一个属历史（拿的却是理学博士学位）。前者导师是有化学背景的金吾伦先生，后者导师是有天文学背景的陈久金先生。两位先生均思路开阔，所做学问多领域交叉，这一点也不知不觉影响到学子田松。田松研究的领域非常广，包括科学传橎、科学与艺术、科学哲学、少数民族科技史、环境哲学等，特别是独辟蹊径，做了关于民科、牛奶、食品、垃圾的专题性研究。如果把田松定位为科学哲学家的话，中国科学哲学家中关注民科、牛奶、食品、垃圾的，少之又少，做过研究的恐怕仅此一人。这个主题能够成为其学术研究对象，非常不容易，需要敏感的学术判断，需要对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有自己的清晰理解。《科学史的起跳板》作为科学史作品，融入了上述各方面的研究成果。此书字面上涉及历史和科学两个关键词，田松对科学有20-30年的观察、反思，先不管对错，确实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科学观；而对于历史，用力程度和关注时间相对少一些。据我个人判断，其科学观成就更强一些，因为独创的成分颇多。两者相结合，又碰撞出火花，得别人所不见的景观、结论。田松的科学观有何特别之处呢？主要在于他能跳出自然科学的圈子，从更大的时空尺度来审视科学。有人说，这并不是独有的，也没什么新奇之处。确实，仅从尺度大小来看，过去亦有将科技事物置于宏大社会、历史背景中考察的，早期的科学社会学不就是这样做的吗？田松同时还有另一个观念突破：由STS到STSE，其中E指环境或者生态，通过这一过程，他可以更好地从非人类中心论的视角考虑环境问题、科学问题。科学不是在真空中演进的，它是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一些聪明人（至少是自我感觉聪明、许多旁观者也认为聪明的人），借助于大自然的条件，以控制、改造大自然以及人类社会为意向，以增进人类福祉为宗旨（不可全信，但至少部分如此），而制造出来的东西，包括方法、知识、技术等，它既是一种精神力量又是一种物质力量。在最近的一百多年里，人们以科学为龙头打造出一个对现代性起支配作用的链条：科学-技术-产品-产业-废弃物链，简称“科-技-产-业-污废链”（详见第98-99页），为方便起见我将它命名为“田松链”。这个链条在自然环境中运行，当此链条的规模、力量很有限时（比如在19世纪中叶以前），其环境影响不大，对自然的扰动还是可逆的，小的破坏还能够自动恢复。但是，现在不同了，特别是进入“人类世”后，基于此链条的扰动变成一种对大自然的疯狂榨取、破坏活动。如果只观察此完整链条的一部分，特别是前面几个环节，STS学者跟其他惟科学主义者一样，只看到科学的好、科学的正面价值（偶尔也能看到一点不喜欢的方面，默顿已经指出了科学价值之功能主义论证的缺陷）。田松还指出，这个链条虽然可以小范围调整，甚至表现出一种局部的治理，比如有污水净化产业，但是这样的产业依然要从大自然中攫取，依然要以其他形式进行垃圾排放。可是，如果注视到整个链条，对事情的判断就截然不同了。“这个链条运转越快，越能破坏本地环境，破坏全球生态，最终导致作为一个完整生态系统的地球生物圈整体崩溃，从而使人类随之崩溃。”（第99页）这个判断与通常人们的判断完全不同。依据这个判断，的确可以得出（未必是必然得出）反科学的结论。反科学，这还了得？我们生活在科学昌明的时代，反科学毕竟不是闹得玩的。所以，可以想见，起初我们都是很忌讳“反科学”这一他称的。当有人指责自己“反科学”时，总是着急地反驳：我（我们）并不反科学，我们反的是惟科学主义，我们反的是不够科学的那种科学，目的是让现有的科学更科学一些。其实，这类辩护根本行不通，现实中无用，科室界不买账，“科学护教论者”更不接受，人家照样认为你反科学，因为你的言谈让打着科学旗号的人感觉自己不够科学，让他们脸上无光，让一些外表高大上的东西露怯。其实，理论上也不成立。明明反了，为何不敢承认？避免指责的唯一办法是，大大方方地承认“反科学”。“反科学”犯法吗？不犯法，世上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条文说反科学犯法。反科学就不理性、不讲逻辑吗？非也，可能不理性不讲逻辑但不是必然。如果承认科学不等于真理，反科学在学理上就可以成立（不是必然成立）。反科学也不是天天反、个个反，而是有时对某些或某个打着科学旗号的东西进行有限度的合理质疑。这样的“反科学”，有何问题？完全可以做到正当，它是理性的一种内要要求，更是健康社会的一种要求。对“反”字，也不宜看得过重，对于占主流地位的东西，别人反一下，一时半会也反不到哪里去，完全不必担心。“反”字相当程度上还有多角度审视的意义，这样的反相当于反思，不但不应当排斥，还应当鼓励。某人做好一个东西，就要绕着它反复观察、审视，甚至以挑剔的眼光看，没有这一步骤，反而是不完善的。当然，自家人反和他人反，心理感受不同。但不管怎样，在开放社会中，要学会抗击打能力，不要老虎屁股摸不得。稍停留一下，世上人们谈论的科学，包含小写复数的科学sciences和大写单数的科学SCIENCE。前者多种多样，大家都能看得到，其中有对的有错的，有好的有坏的，有正版的还有冒牌的。区分一下不好吗？一是很难区分，二是如果要区分是也得是对声誉很在乎的科学同共体自己来区分，既显得权威又有切身利益相关性，外来者跟着起哄便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啦。至于单数的SCIENCE，就像田松讲的“历史的本来面目”一样，它是真理、正确、上帝的代名词，我们凡人只能构想一下，通常看不到也访问不了。按拉图尔的想法，我们只谈论复数的小写的科学，而不谈论单数大写的科学。这无关乎个体内心中是否相信存在SCIENCE，就如无关乎是否相信世上存在真理、正义一样。首先，我们反对是的妄议SCIENCE，当然，空泛地如政治家演讲一般地说说正义、真理也无碍，但是当某人接着把SCIENCE装进自己的裤兜里并随时掏出来示人、吓人、欺负人时，性质就变了。也就是说，单纯的实在论假定并没什么危害，只不过是一种方便的假定罢了，但是再进一步假定自己控制着实在性的标准，掌握着实在与否的话语权时，就是另一回事了。要警惕的主要是后者，但两者通常具有连贯性，很容易串起来合并处理，所以对前者也要提高警惕。与此相关的科学史，也会涉及小写与大写的问题。最近我仍在考虑一个问题：科学概念的宽与窄，以及科学史有多悠久的问题。前者是老问题了，圈子里讨论了几十年，有“宽面条”和“窄面条”之类戏称。田松为此贡献了重要的术语和修辞方式。田松坚持窄定义，还提炼了“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的精辟短语。这些都与科学编史理念有关。按窄定义，科学的历史很短，是相当近期的事情，按窄定义，哥白尼、开普勒、拉瓦锡都难算上标准的科学家，那么之前的科学和科学家都是不成立的。以职业化来考虑，科学的历史也就两百年的历史，撑死了也就300多年。人类历史中比它早的东西多得很，如宗教、艺术、文学。许多大学为了显得历史悠久，拼命追溯校史，北京大学的历史写到了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湖南大学写到了976年创建的岳麓书院，山西大学的历史写到了1902年成立的山西大学堂，东华大学的历史写到了1930年中国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其实都非常勉强，那些怎么能算成自己大学的历史呢，最多是前史。校庆时正式讲述本校成立多少周年，应当以具有和当下名字分毫不差的名字为准，计算持续的年头，中间中断了都不能简单地算上。比如东华大学的正史只能从1999年9月1日算起，虚报的60多年应当砍掉，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约束乱改校名的歪风邪气。但是我的观点不是主流看法，人们理所当然地谈论近代早期的科学、中世纪科学、古代科学、中国古代科学等等，相关著作也有很多。如果那时没有科学，人们如何写出了大部头的科学史？似乎很有道理。其实奥妙在田松那句话：“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在这里只用到前半句，后半句还用不上。有前半句就够了，学者，史学家就可以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把科学的历史从今天一直回溯到刚有文字记载的时代，追溯到时亚里士多德简直不在话下，还可以再往前追溯，利用考古、神话等资料继续编。校史能延长，科学史更能延长。这样做有相当的合理性，凡是涉及到人这个物种与周围环境互动的所有知识、方法都可以囊括在内，因为它们在认知上有相当的积累性和继承性，只看成功的思想史记录，从过去一路向今天望来，科学史的确是进步的历史，科学似乎是人类事物中唯一体现中如此干净利落之进步的领域。按此思路，实际上还可以扩展，超出人类，打破物种界限，把科学史写到人类之前的生命体。按演化论人是由人之前的生命演化而来的，原始人有科学或者科学的种子，猿也应该有！到猿就止住？怎么可以呢，还要往前追溯，要追踪到鱼类，最终要追踪到古细菌。一部完成的科学史，应当从原始有机分子一直写到今天实验室科学的伟大工作，它们一脉相承，步步高升！至少现在无人做如此宏大的科学史，没准到了哪个年代，会有疯子尝试：科学通史写到一百卷时才写到人类走出非洲。只有沿着广义思想史的进路，才可以做样做，“沾边就赖”，按建制史、社会史的进路都不会这般疯狂。但是，这般扩展并没有展示“田松链”的实质和要紧之处。“田松链”说的只是人这个物种的科学在近期惹的事。当然，也是人类注定要长期面对的麻烦事，很难想象有简捷的办法在短期内能打破这个链条。“田松链”突出的是此链的环境相容性，他是在广义生态学的角度下考虑问题的，可以理解为它与拉图尔在《自然的政治：如何把科学带入民主》讲的“政治生态学”考虑问题的范围相似。一步到位，让刚入门的学子考虑天人系统的可持续性存、考虑政治生态学，会把学生搞懵。田松提供了另外一种容易入门的思路：景别（见47页），大致对应于我说的变焦效应，都是借助摄影来说科学史写作。摄影摄像讲景别（camerashots），这个词对于电视、电影界是基本词汇，但对于史学界却不是，可能有人从来没用过。当我们用不同焦距的镜头观察外部事物时，看到的景物会有一定的变化，其自身及它与周围环境的关系都会变化，而我们有能力把变化之中的东西依然称作同一个东西。简单讲，景别分5级：特写、近景、中景、全景、远景，也可以细分为10级。拍摄者的变焦过程再加上摄影角度的变化，可以组合成许多种“观看”方式，展示（建构）出对象的不同样态。“田松链”的性质通过景别对比，容易发现，但如果不加反思、不够敏感也不能发现。确认它需要关注那个叫作“科学”的东西的边界、它的环境，即在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中考虑问题。“田松链”的确认对科学史有何意义呢？有它无它，我们做科学史有区别吗？有！而且有很大的区别，涉及科学史的境界，通过它也将打破“创新神话”。如果以前的科学史是工业文明视角的科学史，那么“田松链”意义上的科学史，将是生态文明意义上的科学史。在不同的参照系中，“科学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衡量别人的标尺变成了被衡量的对象。有了“田松链”的背景知识，在考察某个小写的科学时（比如science 1984），就会有意识地关注它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启动它的，最终相关的认知和技术导致了生态环境怎样的变化，而不是单纯地考察它在认知上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同时，评价此科学成就的指标体系和时空范围也发生了变化。在“田松链”视野中，化肥、DDT、塑料的发明，就不再是简单的技术发明和革新，对它们的评价还要看它们产生的短期、长期效果。同样，对于以前在认知上创新不大却是环境友好的科学、技术，要重视起来，赋予其更大价值。
ISBN: 9787108066527 定价：42.00元
最后，也挑点小毛病。对他人的工作挑毛病总是容易的。有一类挑法我不赞成，比如专门说作者没有做什么，而理论上应当做什么。所以我不会这样挑。首先，第二讲和第五讲，一个向下考虑细节，一个向上考虑整体，都与反思“辉格史的魔咒”有关，一个是顺着巴特菲尔德的思路放弃宏大叙事而注重细节，一个是故意反其道而利用历史的整体解释力，在微观上和宏观上同时超越科学。因此这两讲应当挨着。第二，第二讲讲“细节”时，举的例子相对杂乱，这可能与没有对“细节”进行只界定有关。我不清楚夏平说detail is the devil的语境，如果是顺着SSK来讲，他指的细节可能不单纯是微观过程中变量的变化引起的后果问题，更多可能指因果之网的新型本体论结构，其中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不分里外、相互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外，起始细节的微小差异要产生结果上的巨大差别，需要考虑系统的非线性强度。对于细节，也要辩证地看（比如细节中有无丰富的结构），有效地忽略海量细节，作出宏观判断却不失真，也是功夫，而且是值得夸奖的真功夫。第三，第69-70页对快变量与慢变量的用法，有点可疑。我是从协同学、动力系统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在这些学科中考虑驰豫振荡（relaxation oscillation）时，为了化简复杂系统采用绝热消去(adiabaticelimination)法，保留慢变量、代换掉快变量。这种技巧对应于协同学的一个原理：慢变量支配快变量。换种说法，低频的支配、役使高频的，比如对于社会发展，贸易是快变量，而教育是慢变量，长远看教育起的作用大于贸易所起的作用。另外，第144页1行，“归纳法失败了”，涉及对归纳法的叙述，不妥当。归纳法并没有失效，失效的是具体的一个归纳实例，一万次归纳错误也不能证明归纳法有错。把“法”字去掉即可。第176页4行，“流型”应当为“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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