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辉 |《清明上河图》最后“三问”：问病、问命、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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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画家用整卷的篇幅，把林林总总的社会危机和痼疾展示了出来。到最后，就该有一个含义深刻的收笔了，他接连问了三个问题：问病、问命、问道。这非常符合张择端本人的身份，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宫廷画家，不可能拿出什么治国的良方，但是他疑惑、困惑啊！他不明白怎么会是这样的呢？这个国家的事儿该有人管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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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节选自《宋：风雅美学的十个侧面》（三联书店 2021-1）“第十讲 《清明上河图》| 繁华背后的忧思”，作者余辉。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图中街肆一隅的说书人

画中的重重玄机

文 | 余辉

以往对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的研究，大多写到这里就打住了，最后颂扬一番清明节里北宋发达的社会经济和百姓安定富足的日常生活，等等。一个充满了儒家思想情怀的张择端难道仅仅借画此图展示一下当时的社会风俗、炫炫他画小人的风俗画艺和界画建筑的本领吗？恐怕未必！笔者在卷尾元代李祁、明代李东阳的跋文和失而复得的邵宝跋文抄本上，均可惊奇地发现，古人在近800年前就把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卷彻底看透了！

元明文人早已看透张择端的作画用意

其一是元代的江浙儒学提举李祁，他认为该图“犹有忧勤惕厉之意”，这个意思是：百姓糊口艰辛即“勤”，并不是什么好事，街头险象环生即“厉”，应该引起忧虑和警惕。他提出“宜以此图与《无逸图》并观之。庶乎其可以长守富贵也”。《无逸图》是什么图？考“无逸”，源自《尚书·无逸》：“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唐开元年间（713—741），名相宋借《尚书·无逸》篇告诫唐玄宗要励精图治，该篇记载周公劝成王勿沉溺于享乐，他抄录了《无逸》全篇，并绘成《无逸图》献给唐玄宗。唐人崔植上《对穆宗疏》记述了这段历史：“尝手写《尚书· 无逸》一篇，为图以献。明皇置之内殿，出入观省，咸记在心，每叹古人至言，后代莫及，故任贤戒欲，心归冲漠。开元之末，因《无逸图》朽坏，始以《山水图》代之。自后既无座右箴规，又信奸臣用事，天宝之世，稍倦于勤，王道于斯缺矣。” 此后，朝廷确定了《无逸图》的规谏作用。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了宋仁宗对《无逸图》的虔敬态度：翰林侍讲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孙“讲至前世乱君亡国，必反复规讽，帝竦然听之。尝画《无逸图》以进，帝施于讲读阁。帝与太后见，未尝不加礼”。南宋诗人李洪在《和柯山先生读中兴碑》尾句“鉴古评诗增感慨，无逸图亡山水在”，则是感慨《无逸图》的借鉴作用。后世诸朝献《无逸图》之事不绝于书。看看，元代李祁是第一个看出《清明上河图》门道的人，他把该图比作劝诫唐玄宗的《无逸图》！

其二是李祁的五世孙、明代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1447—1516）。他平素就关注时政得失，曾多次上疏谏言，他欣赏《清明上河图》后的感受是“独从忧乐感兴衰”，进一步说，即社稷江山“且以见夫逸失之易而嗣守之难，虽一物而时代之兴革、家业之聚散关焉。不亦可慨也哉。噫！不亦可鉴也哉”。

其三，看《清明上河图》最透的是明代南京礼部尚书邵宝。他是一个勤政怜民的官员，尤其是他在任职地方官时。从他体恤民情的为政观念来说，当他“反复展阅”张择端在铺展汴京城清明节商贸繁华的景象时，出乎寻常地发现了一系列使他“洞心骇目”和“触目警心”的社会问题，看到这一切，邵宝很自然地将日常的从政观念带到了绘画赏析中，与400 年前的张择端产生出共鸣。邵氏认为该图的主题是“明盛忧危之志”，画中的种种情节令人“触于目而警于心”，画家“以不言之意而绘为图”，是“溢于缣毫素绚之先”。是故，画家在事先就进行了周密的构思，邵宝进一步发现了这个秘密，其内心必定十分兴奋！遗憾的是，《清明上河图》卷后的邵宝跋文在明末被裁去，刘临渊、戴立强先后在清代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吴兴蒋氏密均楼藏本）画卷十三“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著录文字后的空白之处发现了邵宝的这篇跋文。那么，在徽宗朝大好风光的背后，张择端是怎样以一个个连续不断的图像揭示出种种社会危机的？

一个没有名字的地方

首先，我们要看看《清明上河图》画的是什么地方。过去一直都说画的是汴京城的东南角、东水门一带，因为那个地方是汴河进入汴京城的进口处，那里非常热闹。后来经过我的仔细观察，发现画家画的并不是那个地方。我们先来看这个城门。城门都是有名称的，但我们把这个城门的牌匾放大了一看，它上面就写了一个“门”字，“门”的前面就点了几点，这说明画家有意要回避画具体的城门。

上：城楼上的大牌匾只清楚地写了一个“门”字

下：寺庙不写庙名

这会不会是偶然的呢？我们再看，画中有一个寺庙，这个寺庙有门钉，说明等级很高，应该是皇家寺庙。像这样的寺庙牌匾是要写上庙名的，但再仔细一看，上面也是就点了几点。还有画中的虹桥，像这样的桥在汴河上有13 座，那么画家到底画的是哪一座呢？在桥身上没见到有名字。在宋代，人们会在桥的两头建个小牌坊，牌坊上面写上桥的名字，北宋瓷枕上的《陈桥兵变图》就是如此，但画中也没有。那么会不会是因为字太小，画家眼神不济，难以写清楚？可当我们看到画当中其他地方的大小招牌、广告，不论再小的字，画家都写得一清二楚，看来不是眼神问题，而是画家的构思问题：他压根就不想画一个具体的地方。要是画得很具体，就会把自己局限住了，比如画了某个具体的城门，进了该城门第一家应该是个饭馆，就要画出来，否则人家会说画得不像。他把城门名字去掉，别人就不好挑剔了。

北宋瓷枕上的陈桥桥头有供写桥名的牌坊

难道他仅仅是为了防止别人挑剔吗？我看未必。画家画出了许多在开封城各个角落里发生的事情，把它们概括集中在画面上。很显然，画家不画具体的某个地方，是为了能够概括提炼出在开封城各个地方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给它们集中到一起来，让大家在这个有限的尺幅里，一下子就看个明白，看个清楚，还要看个心惊肉跳。打开卷首，你就会大吃一惊。

左：画中各种广告牌上的小字

右：精致的竹编挑子

“细思恐极”的画面情节

卷首，有一队人马踏青归来，官人骑马、官太太坐轿，轿顶插花，好不惬意，其中有人挑着两只打来的山鸡，这在当时可是犯了禁律的。北宋初期就有圣旨，每年的二月至九月是不准打猎的，其间正是动物产卵和哺乳的时期。往前就是城乡接合部的集市，沿街有茶馆饭铺，这支无所畏惧的官人队伍终于惊慌了，他们的一匹马受了惊，正要冲到集市里去，那可是要出人命的！当时气氛很紧张，一个老头赶紧招呼他的小孙子回屋，另一个老头吓得落荒而逃。受惊的马奔跑、嘶叫声惊醒了在小茶馆里喝茶的老百姓，他们纷纷寻声外望，有只驴子也受了惊吓，蹦跳了起来。下面的场景会发生些什么，就可想而知了。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道：京师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数间，还有驻屯军守在里面，一旦发现火情，马上实行扑救。开封有120 坊，每一个坊都设有一个望火楼观察火情，刘涤宇先生根据北宋李诫的《营造法式》，成功地复原了北宋开封望火楼的营造图纸。整个《清明上河图》所展示的街道绵延十里，没有一座与此相同的望火楼，唯一看到的是一个砖砌高台，从高台的基础和下面的“官屋数间”来看，砖台上原本立了四个高高的柱子，顶部是一个高台，它原本是一个望火楼，或者是与军事望有关的高台建筑。眼下四根木柱被截去大半，支撑的却是凉亭，上有石桌石凳，成为供人休憩的雅静之地，其下的两排营房变成了饭铺。城里的军巡铺（消防站），在节日里也被改成“军酒转运站”了。

上：望火楼原型（转引自刘涤宇《北宋东京望火楼复原研究》）

下：眼下的望火楼被改成了凉亭

再往前走，我们看到一个官衙模样的建筑，在门口横七竖八地躺着七八个士兵。他们身边有两个文件箱，最近吉林大学一位博士生赵里萌发现还有两个捕头手持轻型枷锁。看起来这是两班人马，一班是去送文件，一班是去捕人，结果都躺在这里睡大觉，发愣。院子里面有一匹白马，喂得饱饱的，也躺在地上，很可能他们的长官还在屋里睡着呢。从这里可以看出北宋冗官、冗兵、冗费的恶劣现状，士兵都处在极其懒惰、消极的状态。

官衙门口的瞌睡兵

再往前走，汴河上停泊着许多很大的运粮漕船。过去都说，大量的粮船到了汴京，表现了当时汴京城的繁荣。其实，在这个繁荣背后恰恰隐藏着深刻的危机。这些粮船都是私家的粮船，不是官粮。其实在北宋太宗朝的时候就立下了规矩，在本朝的京畿要地，粮食必须由朝廷所掌控，私粮不得入内。所以在过去，私家粮贩只能在京城外远远地兜售少量的、只能是作为补充用的粮食，无法进入到汴京城里面占领市场。这里却有大量的粮船涌入，粮贩在吆三喝四地指挥着卸粮的民工，把粮食运到街道里面的私家粮仓里，准备囤积居奇。到后来，没过七八年，汴京城的粮食就涨了四倍。

有人会问，你怎么知道这是私粮呢？因为官粮必须要有官员在场、士兵持械护卫。在这个粮船的前后，没有一个官员或军人看守。我们在其他画面上都可以看到，哪怕是在一个盘车的磨坊里都有官员值守，在运输官粮的时候，都有军人在后面押送。

私家漕粮纷纷运抵京师

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到这幅画的高潮处，也就是拱桥这个地方。

这是画中矛盾交锋的高潮，充分表现了画家对事物的观察力、表现力和概括力。画家在这里揭露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当时的官员不作为、不恪尽职守。这一条大客船满载着客人，突然发生了很危急的情况，大船的桅杆要撞上桥梆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险情呢？按常理，官员应该组织民众实施社会服务，在距离虹桥一定距离的时候，安排人员值守，提醒纤夫停止拉纤、放下桅杆，以免桅杆撞上桥梆。但这些岗职都没有了，所以埋头拉纤的纤夫一直把船拉到桥跟前还不知道，还是桥上的人发现了这个险情，赶紧叫停船，等船上的人发现，已经是十分危急了，他们赶紧七手八脚地放下桅杆，有一个船夫非常机警，他拿起一个长篙，死死顶住桥梆，让船暂时过不去，让船工有足够的时间把桅杆放下来。其他篙夫在不停地调整船头的方向，让它侧过身来，达到减速的目的。这个时候，船上、桥上和周边的老百姓，都在为这条船的命运捏着一把汗，要知道，北宋的一条大客船可载客两三百人，这要造成了事故实是难以想象，从画面上看，船和桥似乎要转危为安了。

船桥即将相撞的刹那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桥上更是险象环生，桥上拥挤的人群，完全是因为两边的占道经营造成的，自然把桥面的宽度压缩了许多，桥的两头分别过来一文官、一武将，他们的马弁护卫在彼此争吵，互不相让，乱成一团。画家把当时各种矛盾交织在桥上和桥下，表现了北宋后期官员不作为所造成的非常尖锐的社会矛盾。

桥上互不相让的官员

国门洞开。当我们松了口气儿，再往城里走的时候，又会让你惊叹不已。按理说城门内的第一个建筑应该是城防机关，这里必须有军人值守，但城门口没有一个士兵在看守，骆驼队大都是域外来做生意的商人，他们长驱直入、扬长而去，无人盘查，整个开封城等于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再看这个城墙，是用泥土夯出来的，但上面已经疏松了，长了很粗的杂树，由于年久失修，城墙塌陷严重。

毫不设防的开封城门

高税收引发的争执。我们在明、清的《清明上河图》里都可以看到进城门的第一个建筑是城防机关。但在这里，进城的第一家却是场务，也就是税务所。北宋政府在这个时候放弃了国家防卫，而致力于获取更多的税收。画家特别在这里画出了一场为纺织品税收问题的争吵。纺织品的税收在宋代是最高的，最容易激起矛盾。凡是画家，都会有感触，尤其是画墨笔写意的文人画家，最能体会绢价之高，如文同曾赋诗《织妇怨》，鞭挞了苛严失态的税务官。在画中，我们看到物主在跟税务官争执：税务官指着大麻包说出了一个数，一个货主听了不禁张大了嘴，一副惊恐的模样，另一个物主赶紧拿着单子在辩解，肯定是收税的数目太高了，使他们无法承担。北宋爆发了许多次中、小农民起义，主要都是因税收过高而引起的。

左：城门口内的场务高税

右：官盐无市

前面，我们看到一个卖盐的盐铺，卖盐的人正在把盐块分堆，挨个称重，但是没有一个顾客。北宋由于官盐税高，稽查私盐无力，最后造成官盐无市。

张择端的黑色幽默

再往前走，就越来越繁华了。最热闹的“孙记正店”是一家政府授权可以酿造美酒的酒店，在它的旁边有一个小铺，地上放着很多大木桶，这是个什么地方？曾有学者指出这里是军巡铺，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消防站。没错，不过现在它已经没有军巡铺的功能了，这些桶本来储存的是消防用水，一旦传来火警，这里的消防官兵就会带上这些水桶和其他灭火工具去实施扑救。但眼下这里变成了军酒转运站，运送的就是这家“孙记正店”酿造的美酒，原先用来装消防用水的大木桶正好用来装酒。画中还画了一种消防工具叫麻搭，就是一根竹竿前面绑一个圆圈，据《东京梦华录》卷三“防火”载，麻搭的圆圈上必须缠绕着两斤麻绳，消防兵拿它蘸上泥浆去灭火，在火灾初期它还是有一定的压制能力的。然而眼前的麻搭上没有按要求捆上麻绳，而是闲置一边。显然，这个消防站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

消防站被改作军酒转运站

铺里有几个士兵在拉弓，整个《清明上河图》里面出现的士兵，只有这三个人是最精神的，因为他们要把这些酒运到军营里，走之前他们要检查随身携带的武器，如果遇到类似梁山好汉那样的人打劫的话，他们要能拉得开弓。所以在走之前，他们按惯例拉拉弓，紧紧护腕，系系腰带。在他们不远处有两辆四拉马车，正风驰电掣地急转过来，由于速度过快，惊吓了路人，都是因为馋酒闹的。为了喝酒，这些禁军都显得非常卖力和尽责。画家用他狡黠的黑色幽默辛辣地讽刺了这些馋酒的禁军官兵们。

左：急速赶来运酒的军车

右：着便装的官人骑着官马逛街

说起禁军，你在《清明上河图》里能看到一匹战马吗？宋代经历了从文武并治到以文治代替武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具体体现就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工具——马匹从多到少、从强到弱。宋仁宗朝翰林学士承旨宋祁奏曰：“今天下马军，大率十人无一二人有马。”也就是说，宋军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官兵没有马匹，他担心的不是马匹不够，而是嫌军马过多。景祐年间（1034—1038），他继续上奏曰“天下久平，马益少，臣请多用步兵”，提出他的兵学观念也是主张“损马益步”，即减少骑兵增强步兵。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参知政事范仲淹竟然也否认军马在战争中的作用，提出取消马匹贸易：“沿边市马，岁几百万缗，罢之则绝边人，行之则困中国，然自古骑兵未必为利。”因而在张择端笔下绘有五十多头牲口中竟然没有一匹像样的战马，仅有的几匹马，不是官家的坐骑，就是用来拉车运酒，再看看来自域外的驼队长驱直入汴京城，匹匹精壮，这就不足为怪了。

北宋社会的“侵街”痼疾日益严重。街道两侧屋檐大量加建雨搭，或从平房伸展出来的遮阳棚等辅助性建筑，在其下开设买卖，或临街摆摊设担，房主经过数次“得寸进尺”，构成了北宋几朝都无法解决的“侵街”痼疾，造成交通拥挤、消防通道堵塞的恶果，且愈演愈烈。商铺甚至云集到拱桥上，堵塞桥面通行，造成险象环生的局面。城门口亦拥堵不堪，无人管理，以至于当街举行祭拜“路神”的仪式。出于商业运输的需要，北宋的车辆运力加大，车体加宽，行进在大街上极易磕碰，原来后周时期修建的城门很难实行大车双向通行。画家在卷尾揭示了侵街的根源：设有门屋的品官之家开设了一家旅店26，挂起“久住王员外家”等招牌，门外搭建的凉棚层层向街中心递进，还有遮阳伞、广告牌向道路中延伸，这里面深藏着朝廷大员们的私利，迫使朝廷默许。

上：百姓在桥上占道经营

下：官员的建筑不断占据街道

极大的贫富差距

北宋有摆不正的天平——贫富巨差。画中有810 多个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职业，甚至表现出他们的苦乐不均。据程民生先生《宋代物价研究》的爬梳，可知北宋劳动力的价格是每人每天10 文至300 文不等，崇宁年间一个抄书匠的收入是每天约合116 文，在码头扛一天大包也就300 文钱左右。北宋财政吃紧时，实行卖官制，庆历年间乌纱帽的价格是九品官主簿、县尉值6000 贯，八品殿直的价格是10000 贯27。就北宋官员的收入而言：正一品官的月俸是120 贯加150 石米，每年外加20 匹绫、1 匹罗、50 两绵；从九品官的月俸钱是8贯加5 石米，每年外加绵12 两。宋代官员的俸禄达到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是清代官员的2 至6 倍，清代赵翼讥讽宋代的官员是“恩逮于百官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进一步造成了宋代贫富差距的极度分化。这一现象十分形象地出现在《清明上河图》卷繁华的商贸活动，在宋都里潜藏着一定的社会危机和诸多隐患。画家在游学京师期间，想必生活在社会底层，使他熟悉底层百姓各种不同的劳动生活。画家最关注的是船夫、车夫、纤夫、轿夫、马夫、挑夫、伙夫等苦力们艰辛的劳作场面，还有商业买卖中的普通人群，如酒保、摊贩、伙计、牙人等为生计而奔波劳累的情景，对他们都寄予了一定的同情。他们虽然生活得十分艰辛，但彼此相见时，均十分热情地打着招呼，这种朴素乐观的情怀与在桥上争道的官宦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画家从政治背景的角度捕捉不同身份人物活动的细节和心态，可谓成功之至。

百姓相遇， 招呼频频

画家从卷首就开始注重表现贫富对比，将困顿的出行者和欢快的踏青返城的贵族放在一起进行对比。饿汉与那些在酒楼里聚餐的雅士，纤夫与坐在车轿里的富翁和骑马的官宦人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还有那高贵的香料店、高档医铺等，喝酒喝出病的富人与饥渴难耐的穷人更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画家较多地描绘了破产农民到汴京谋生的细腻情景。在这青黄不接的日子里，饥民们进城寻找打短工的机会，成为城市流民，他们单挑着一个行李卷，徒手游走在大街小巷里，或挑着空筐准备进城帮富家挑东西，他们没有什么购买力，唯有出卖劳动力。如卷首，一个坐在小铺里吃饭的汉子就是这样的行头，看来他们是有活干了，这家小铺门口站立着一个找不到活的流民，他是准备帮人家挑东西挣点钱的，可到晌午了，还没挣到一文钱，两个担子空空的，在茶水铺门口，他光着膀子全身上下都摸遍了，也摸不出一个铜板来喝碗茶，当时的茶水也就一个铜板一碗，也就是说，他连一个铜板都掏不出来。卷中有一个挑夫，找到了挑食盒的活，但筋疲力尽的他坐在树下歇息，也不敢动一下主人的美食。

左上：纤夫之苦

左下：破产农民进城找活

右：饿瘫的挑夫挑的是两篮美食

北宋开封城百姓的用餐习惯起先是一日两餐，由于商业运转的时间加长和社会物质不断丰富，在真宗朝以后，逐渐改为一日三餐，午餐这一顿对于开封人来说正是在最忙的时候的享受。画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职业出现了，就是送外卖的。说明当时商业运作的节奏加快了，一些商人在中午都不愿意离开他的铺子，要等人送饭来。有一个“送外卖”的伙计，他能一手拿两个碗，奔跑而去。有的叫外卖的比较讲究，要吃热乎的，送外卖时还得搭上一个明炉，这个伙计还是个半大孩子，沉重的明炉将他瘦弱的身子倾向一侧。

船夫、纤夫、脚夫等出尽大力才能获取一点微薄的收入。在北宋，像他们一天下来的劳累所得，还买不到两斤羊肉。在城门口的桥上，还可以看到两个年幼的乞丐在缠着看春景的文人，要吃的、要钱。有一个文人模样的人拿出一个铜板，远远地递给了他，嫌他脏，也难得这个文人有这番同情心。那么一个铜板能买什么呢？在当时只能买半个馍馍。画当中有木工修车，挑夫打水，特别是码头上的力夫、船上的摇橹工、船下的纤夫等艰辛的劳作，仅仅为了糊口就已筋疲力尽了。

左上：这个送外卖的小哥已是熟练工种了

左下：乞讨的流浪儿童

右：修车的木工

再看看有钱的大佬。在城门里面我们看到有这么一个人，他是这里最富有的人，他正当街宰杀黄羊，他拿着祷文，请路神保佑他家的贵客能够平安到家。在当时，最贵的肉类就是黄羊肉。“孙记正店”楼上的三个窗户里都有人影在晃动，或对饮，或休闲，“十千脚店”里也是杯盘狼藉，在这些高档的店里，一定能喝到汴京最好、最贵的酒：八十文一角的羊羔酒和七十二文一角的银瓶酒，在这里大快朵颐一场，一个人至少要花掉半贯钱！

上：富豪雇人杀黄羊祭路神送客

中;孙记正店里的享乐者们

下：十千脚店里的美食家

张择端最后“三问”

画家用整卷的篇幅，把林林总总的社会危机和痼疾展示了出来。到最后，就该有一个含义深刻的收笔了，他接连问了三个问题：问病、问命、问道。这非常符合张择端本人的身份，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宫廷画家，不可能拿出什么治国的良方，但是他疑惑、困惑啊！他不明白怎么会是这样的呢？这个国家的事儿该有人管管了！

问病。在画作结尾的地方有这样一个情景：两个妇人带着孩子，到一个名为“赵太丞家”的医铺来求医，一定是这两个妇人的老公昨天对饮后大醉，在家里闹得狼狈不堪，铺里的老太太正在安慰她们，等老太医接诊。这家医铺治的是什么病呢？画家非常幽默地在大牌匾上写着“专治酒所伤真方集香丸”，还有专门治“五劳七伤”的，原来这个医铺是专门治喝酒喝伤的人，如胃病、五脏喝伤的等等。要注意，这个“赵太丞”，可是一位侍奉宋廷的太医，他有专门治醉酒的本事，说明他在宫里的时候，上上下下也都喝出病了，现在他退休出宫，看到街面上到处都在喝酒，军队的士兵也都在运酒，好像整个开封城都弥漫在酒气之中。有多位学者指出，最后总得有个收场，那就治治这个酒病。画家在这个地方表达了希望医治“酒病”的良好愿望。

问病

问道。在医铺旁的官宅门口，一个乡下男子要进城省亲，手里拿着点心匣子，可是他迷路了，不知道该怎么走，正在向官宅的守门人打探去路，守门人在指点他该怎么走。这里，画家也表达了他希望能够有一条救治国家的道路，表达了他内心的忧患。

问道

问命。在医铺对面，画家画了一个算命铺，外面挂了一个“解”字招牌，四周围了一群算命的年轻人。这个时候开封城算命是最兴盛的，清明节过后的两个星期，就是每三年一次的进士考试。士子们在考前都要找算命先生去算一卦。难怪这里有一群穿戴差不多、模样年纪也相当的人，虔诚地围着一个算命的老者，算命的老者拿着扇子，扬着头，在挨个儿说着什么。画家在结尾处画了这个问命的场景，表达了他对未来社会的担忧，不知皇皇大宋之茫茫前程。

问命

合起来，就是“三问”。《清明上河图》在结束时，画家像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一样，谱下了最后一个休止符，他的忧患、他的期待、他的迷茫，尽在其中，这就是这幅长卷深含的真正秘密。这不是一幅简简单单的风俗画，是那个时代像张择端这样有儒家情怀的画家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和艺术范本。

宋：风雅美学的十个侧面

邓小南 杨立华 王连起 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1

ISBN*：9787108069719 定价:88.00元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有些历史学家将之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它结束了残唐五代乱局，使中华大一统的主体文脉得以延续，又在诸多领域独具开创性，深远影响到元明清乃至近代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陈寅恪先生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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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邀请邓小南、杨立华、王连起、朱青生、康震、廖宝秀、扬之水、邓培凯、叶放、余辉十位重量级专家学者，以文化和审美为经纬，分别从国势、理学、书法、宋画、宋词、宋瓷、名物、茶事、雅集十个侧面，编织宋代文人的生活美学指南，立体呈现宋人丰富的精神世界，以及千年不坠的艺术传统。全书四色印刷，选配近三百幅精美高清图片，充分展示宋代文物的质地和细节，可供鉴赏与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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