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 | 明太祖与经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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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鸿林 著
ISBN: 9787108070500 定价: 68.00元
【内容简介】
明太祖朱元璋的政治理想、文化素养、治国理念是本书着重研究的问题,明代洪武、嘉靖、隆庆、万历等朝帝王经筵讲学的情形也值得深入考索。经过一组专论,本书揭示出帝王与士大夫在政治观念和文化传承上的异同,以及士大夫对于劝导君主接受儒家政治理念在思想上和制度上的努力。
【作者简介】
朱鸿林,毕业于香港珠海书院中国文史学系及中国文学研究所,1984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学博士学位。历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研究员、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创系系主任,现为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暨讲座教授、香港孔子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香港人文学院创院院士。专攻中国近世历史与文化,包括中国近世尤其明代的思想、社会及政治历史、宋明理学经典、明人文集等。
【目录】
总序
明太祖的经史讲论情形
明太祖对《书经》的征引及其政治理想和治国理念
明太祖的孔子崇拜
洪武朝的东宫官制与教育
明太祖的教化性敕撰书
《明太祖的治国理念及其实践》导言
嘉靖皇帝与其讲官之间的互动
高拱与明穆宗的经筵讲读初探
高拱经筵内外的经说异同
明神宗经筵进讲书考
申时行的经筵讲章
文章出处
【书摘】
明太祖的经史讲论情形·结语
明太祖出身寒微,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却最终表现出一种君师合一的作风和实事,在创制立法和文治武功上,成为近世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开国君主之一。明太祖的政治思想来源和政策的制定基础,从《明太祖实录》《明太祖文集》等看来,和他所接近的儒臣顾问的学术关系密切。
本文首先从太祖起事之后、明朝开国之前,他与众多文人及儒者的接触和讨论情形考察,探讨了他乐于从事经史讲论的知识背景;接着论述太祖经史讲论的形式和内容,他对讲论的接受和反应情形,以及他吸取经史知识的一些做法;然后从太祖的实际行事观察他对经史之重视以及对讲论之认真情形;最后论析这些经史讲论的现实意义以及太祖从讲论中所获得的文化上之成就。
通过如上论析,本文认为,太祖从早年已经认识到儒家道理的重要。太祖率众初期从属的文士,对于他的儒家意识倾向以及思想言行有所影响。至正十五年渡江之后,他与有学问的耆儒日相接近,从而获得的经史知识也日有增长。他获取重要地方之后,都会公开祭拜孔子和征访当地名儒,可以看出,他真心相信儒家之道是有益于治国的。
太祖下集庆后,所得人才日众。除了当即延聘的秦从龙、陈遇这两名像朋友般的亲密顾问之外,以后请教过的范祖干、叶仪,以礼获致的朱升、刘基、宋濂,以及其他为数可观的徽州和浙东地区人物,都是学问深湛的儒者。从他们之间的对话可见,太祖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一直受到这班儒者的肯定。太祖的儒学倾向,受经史教训的影响,吸收儒家的智慧,崇尚儒者理想等情形,也在这些对话中有所表现。
至正十九年是太祖有系统地经常让儒士进讲经史的开始,而且讲论之余,还会“咨以时事”,增加了这种学问活动的实用意义。这些讲论使太祖的经史知识日益增加,到了明朝开国时,他和儒者对答已经能够从心所欲地征引经史以作说证。以后的经史讲论,尽洪武一朝不断,而经义对于治道和政制的构思不断产生影响。
太祖确信经史是所有参与治国者应有的重要知识。因此,世子受的是儒学教育,讲说的也不离儒家经史;大将和公侯子弟也都被鼓励或要求学习经史。他终身强调古代经典能给读者带来智慧,并且深信书籍是知识的来源、意见的根据,而历史则能为现实提供参考,历史故事有正面的教化作用。
太祖的经史讲论,早期在场所、时间、形式上都较有弹性,讲员也没有固定数目。中期之后,随着桂彦良奏疏的生效,有正式经筵化的现象出现。他看书和读史时,每每也有文学侍臣随从在侧,所以告谓和问对之言时常可见。太祖又能在正式讲论之外的其他场合,随时吸收经史知识。其中最常见的,便是在召见应征至京的儒士和任满来朝的儒学教官时,命他们讲说经史,甚至和他们论难,听取不同的解说和阐释。
经史讲论虽然大多不会与时政直接相关,但太祖和进讲的儒臣双方都会借此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儒臣有时还会对政事直接表达意见,太祖有时也能接纳他们所提出的意见。但太祖会认真要求讲官提供经史证据支持自己的说法,而对于有问不答或者敷衍了事的侍臣极端厌恶。
太祖对于经史知识的重视、阅读古书的兴趣,以及在实务中获得的经史学问,不只提高了他和侍臣讲论经史的能力,也增加了他对经史讲论的信心和兴趣,提高了他个人的文化素质。这些长期讲论使得儒家思想对于明朝的政治体制、明初的施政作风产生实际影响,也推进了经典解释的简易化,使儒家文化在社会上更易普及。明太祖的政治成就,正如《明史》本纪末所载异代史官的赞词所说:“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这样的事业自然需要坚强的意志和毅力,也需要一种习惯性的持勤。太祖凡事躬亲,专制独裁,读明史者尽人皆知。这种态度和作风,也体现于他对经史知识和智慧的追求上。《明太祖实录》的史臣这样称赞过他:
这段赞词除了难免的溢美之外,所及太祖对于经史讲论之认真和造诣,从本文的述析来看,是可以相信的。这种态度和成就,与他一贯的勤劳作风是一致的。洪武十八年(1385)五月,他告诉侍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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