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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迦凭一己之力，历时六年，走访苏慧廉生活过的地方，找遍英美各大图书馆，利用口述和各种现存的档案文献资料，完整地书写了作为传教士、学者的苏慧廉精彩纷呈起伏跌宕的一生，还原了近代基督教在华的曲折传布、接受、互动生长的过程，也以苏慧廉一家这个个体的经历牵引出当时的一些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折射出动荡时代教会、士绅、民间等不同权力的颉颃，社会思想的裂变，以及纷繁复杂的中西关系谜局。
*文章选自《寻找苏慧廉》（沈迦 著 三联书店2021-4）。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在路上》，白衣男子为苏慧廉。苏慧廉一直就以这样的形象留在温州过去百年的历史里
初来温州的日子并不顺利。1884年10月4 日，光绪十年八月十六日，惨烈的一幕掀开了：这天是星期六，晚上。二三十名中国基督徒如期集中在毗邻嘉会里巷的小教堂做礼拜。开头的赞美诗还未唱完，门外就出现了异常情况：一群民众在外面汇聚，当他们发觉前门紧闭不能闯入时，便转到屋后，在那里他们如愿以偿。瞬间，无数石头“嗖嗖”地向门窗飞来。过了一会儿，木制的后门支撑不住，轰然倒下，乱哄哄的人群如潮水般地涌入院内。这时，苏慧廉正急匆匆地赶往前门，他看到一阵可怕的火光从仆人的住处升起，于是他即转身返回后门。他看到院子里已聚集了一大群男子，由于天气炎热，许多人光着上身。这些人手持棍棒，乱扔石头，欣赏着被“洋油”点燃的地板在滚滚浓烟中燃烧。
苏慧廉叫人一起扑火。暴民们看到苏慧廉朝自己过来，便落荒而逃。苏慧廉跟在后面，不厌其烦地劝说他们，但得到的唯一回答是一块呼啸而来的石头。石头打偏了，击中苏慧廉身边一位教徒的头。
苏慧廉派了一个又一个人去见知县，请求援助。他既没有向知县提出保护财产的要求，也没有提及自己可以享受的治外法权。在遭到攻击时，他仅呼吁人们要保持冷静。事态已变得越来越严重，官员还是没有来。苏慧廉于是手持用以自卫的马鞭，亲自到官府求助。
这些纷乱的情景记录在路熙晚年所著的《中国纪行》中。这一幕并非她亲见，暴乱发生时她还在英国，正做着前往中国的准备。路熙是1884年10月离开英国的。在以未婚妻的身份向苏慧廉的亲友告别时，她收到了温州暴发教案的电报。这场教案因发生于甲申年，史称“甲申教案”。这是温州近代史上继1876 年“施鸿螯事件”后又一起震惊中外的民众暴动。据《温州海关志》记载：“当晚愤怒的群众将温州城内六座教堂和外国教士的住宅全部付之一炬。他们还捣毁瓯海关的用物、档案等，以及外籍税务司、帮办等三人住所中的家具和用物。”甲申教案的起因是中法战争。1883年中法因越南主权问题交恶，法国海军少将孤拔（Anatole-Amédée-Prosper Courbet）带领法军进攻驻扎在越南红河三角洲北圻的清军并占领了该地，中法战争自此爆发。次年八月，法舰进攻台湾。同时，进驻福州马尾的法舰主力击沉中国兵船九艘。十月法军攻占基隆，并向台北进犯。东南沿海战云密布。温州地接福建，又是重要港口，并且城内还有法属天主教教堂，一时民间有法国人将打到温州的传言。温州官府发布告示，要求每个家庭在门口放一堆大石头。木匠日夜辛劳工作，制造巨大的木箱子。这些箱子会被拖到岸边，望风的渔民一发现敌人的信号，就在瓯江口把装了大石头的箱子沉到中流，这样六十里外的瓯江口就形成一道屏障，拦住了敌人的舰队。
在那个时代，这可能也是没有办法时的最好的办法。不过，这些石头因法军没有如期到来而未派上用场。但是，在甲申教案中，它被参与闹事的民众当作手榴弹扔给他们认为与法国军队一伙的洋人身上。“由太平天国运动引起的反基督教情绪的余波尚未平息，中法战争又进一步加重了整个中国对所有外国人的仇恨，不仅仅限于传播外国宗教的传教士们。…… 排外之风与来自官员和士绅的反对基督教的态度煽动了原本相对来说对外国人不甚关注的普通民众。”苏慧廉后来如此分析。历史学家萧功秦在《儒家文化的困境》一书中认为：“老百姓那时有充分的理由憎恶洋鬼子：鸦片的输入，教会的横暴，教民的仗势欺人，以及洋货倾销与铁路修筑，使成千上万依靠传统手工业和运输业为生的人们丧失了赖以生存的手段。在下层民众看来，洋人筑路把‘龙脉’给挖断了，洋人开矿把地下的宝气给漏了，教堂禁止信教者祭祀祖先，把我们祖先的神祇给激怒了。” 他这段文字出现于“在苦难与屈辱中激发的幻想”的小标题之下。甲申教案是温州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但因事过一百多年，中间又经历很多的动荡，地方文献中关于此案的史料不多，对于事件前后经过，亦说法各异。据方志刚译编的《温州“甲申教案”前后》一文称，当时“民众首先冲向花园巷（英国）基督教堂，次向城西礼拜堂，再转到周宅寺巷（法国）天主教堂。均浇泼煤油火药予以烧毁。然后开赴瓯海关署办，但因戒备森严，只有档案被毁”。光绪二十年进士、曾任浙江教育总会会长的瑞安文人项崧于乙酉（1885）四月所作的《记甲申八月十六日事》一文中，也认为是内地会所属的花园巷教堂先起事。他的记录比较详细：“十五日，郡花园巷教堂聚众礼拜，有小孩扣门求观，门不启，喧嚷不已，聚者益众。忽教民数十人开门攫一人入，声言欲送官重治之，且有持刀作欲杀状者。其时，众皆忿怒，遂毁门以入，以所储火油遍洒堂中，纵火焚之。时夷教诸人纷纷逃窜，众见其室内有火药洋枪等物，草鞋满间，妇女数十人，遂谓教民果反，竞往他所焚毁，而郡城内外同时火起，且及北门之税务司焉。”后来的温州地方史谈到此事件时，多以上述两则记载为蓝本。苏慧廉的回忆录中也有关于当晚的记述：1884年10月4日，当时是周六晚上，跟往常一样，我们聚在一起举行祈祷会。这是令人焦虑的时期，法国与中国已开战，法国海军离这儿不远。此外，道台虽然不是故意，但还在进一步激发民众的情绪，他让每家每户在门口堆积石头。这些石头，他让人收集起来，放入他所建造的几艘“挪亚方舟”――大木箱里，然后拖到瓯江口，沉入水底，构成水上屏障，阻挡法国军舰进入瓯江。
大约在这段时间，就在我们以南的港口福州爆发了海战，中国舰队被彻底摧毁。但完全不同的消息很快在温州人中流传，据他们说，中国舰队已在海上歼灭“番人”。我记得，暴乱前一两天，一名男子在城市的主要街道看到我大吃一惊，大声地说：“哇！怎么还有番人在我们的街上走呢？”
中法战争那场海战的事实是中国舰队被歼灭，但是当时温州人得到的消息却是国人在海上全歼洋人。战败谣传为战胜，颇耐人寻味。就在这难忘的周六晚，我们相聚在一起，我们再相聚已是很久以后了。此刻，我执笔在手，当时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小小的礼拜堂，昏暗的油灯，几个疲惫的信徒，尖声的讲道人，虔诚的祈祷者……骤然间，情况突变：猛烈的敲门声，呼啸的暴徒；石块飞了进来，打破窗户；一群赤膊狂徒冲进我们下人的外屋；地板上闪动着耀眼的灯火；一看到我，暴徒就逃，我在后面门阶徒劳地呼喊他们；“嗖”一块大石头擦着我帽子的边缘飞过，“哇”的一声，我身后的一个基督教徒被击中头部；我们只好匆匆逃离，狼狈不堪；很快石头雨点般砸进我房间的大门。前街聚集大批围观者，大多是邻居，他们默默地给青年人让路，而年轻人则尽可能镇定，穿过人群。随后县衙门的人来了，衙役和守门人跑过去，挡住外国人去见知县大人的路；我仓促步行到内地会的大院，并迅速跟随蔡文才先生回来；同意我们去见官了，虽然我们曾派四个不同的信使去见他都没用；官家穿上他的官服，坐上轿子往出事地去了，但为时已晚：我家燃烧的熊熊烈火映红天空。
查考光绪十年九月十八日（1884年11月4日）《浙江巡抚刘秉璋奏报温郡焚毁外国教堂现已议结仍饬拿犯惩办摺》，发现官方史料与苏氏所记有异。该摺称：“窃据温处道温忠翰等禀称，温郡办防以来，民间深恶洋人，尝有匿名揭贴，语多悖谬，即经出示晓谕，并令绅士剀切开导。不意八月十六夜间城西街耶稣教堂讲教之期，凡入教男妇纷往听讲，有民人经过门外停看即走。堂内洋人出捕，误拿一人拉至堂内关闭，外间居民见而诧异。旋闻被拿之人在内喊叫，忿忿不平，聚众愈多，即有打门入堂夺取被拿之人。仓猝之间，激成众怒，致将城西耶稣教堂及周宅巷、岑山寺巷、五马街、泉坊巷、花园巷各处教堂及洋人寓所同时焚毁。”该摺很明确表明，第一把火是在城西教堂烧起来的，并且还是洋人先动手，“误拿一人拉至堂内关闭”，结果引火上身。当时的城西教堂应该没有别的洋人。这个洋人，莫非就是苏慧廉？苏慧廉要求知县和他一起回去看看，但被拒绝，他必须待在衙门里。苏慧廉实际上成了一名囚犯，不过比较安全。不久衙门里又多了两个避难者，一位是美国老人，另一位是跛脚的苏格兰人。他们是费了很大的劲才逃离浓烟滚滚的家，逃离暴民雨点般的乱石袭击和“打死”的吼声。聪明的苏格兰人看到衙门要关门来阻挡人群，便机敏地把一支拐杖插入门缝，撬开一条口让他俩挤了进去。大门随后关上，门外都是暴徒。他们由此捡回了一条命。
这个跛脚的苏格兰人就是曹雅直。当时与曹雅直一起逃到永嘉县衙门避难的美国老人叫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海关的玛高温先生不顾个人安危来帮助曹雅直，他们快速集合起我们学校里的十六个孩子（那些小的是从床上被拖起的），还有仆人，决定一起到衙门避难。他们刚跑到后门，暴徒中的先头部队已从前门进来，不一会儿就占据了整个院子。幸运的是衙门就在不远处，但他们沿路还是饱尝了飞来的石头，一块把曹雅直的帽子打落在地，随后飞舞而来的石块直接落在他的头上。玛高温落在后面，也饱受惊吓，原先躲在他大衣底下的孩子都四散逃命。
玛高温并非等闲之辈，他是医学博士，受美北浸礼会（AmericanBaptist Mission）之遣，以医疗传教士（Medical Missionary）的身份于1843 年来华，在宁波行医传教。玛高温是最早到达浙江的美国浸礼会传教士，他在宁波开办的医院也是宁波城区最早的西式医院。他的一生几乎都在中国度过，仅在南北战争期间返国担任军医。美国内战结束后，他又回到中国。1879 年受赫德委派，转往温州海关任帮办兼医生。玛高温精通中文，在宁波时便创办中文报刊《中外新报》（Chinese and ForeignGazette），由此揭开了宁波近代报刊史的序幕。《中外新报》创办于 1854 年，是中国最早以“新报”为报名的中文报刊。玛氏任职温州海关期间，曾在《亚洲文会杂志》发表了一篇详细的调查报告《中国的行会》，这是西文文献中关于中国行会历史问题很重要的一篇文章。因为玛高温在温州多年，此文中颇多材料源自温州，因此它对于温州地方史亦颇具价值。1893年7月19日，七十九岁的玛高温病逝于上海虹口文监师路（今塘沽路）寓所。《纽约时报》报道他的去世时，称其为上海最老的居民之一。但温州的历史文献中几乎没提到这位“智商极高”的美国老人。唯一的记录，就是他在 1884年10月 4 日那个发生月食的夜晚，搀扶着一个残疾人，遑遑如丧家之犬。甲申教案一起，当上海英国总领事许士（Patrick Joseph Hughes）闻知在温州的洋人处于危险之中时，“即令停泊在甬江的‘健飞’号（Zephyr）军舰由宁波开入温州瓯江，摆开架势，引起全城惶恐不安”。“此舰5 日入港，炮口对准温城”。苏慧廉与曹雅直、玛高温在县衙里待了一天。5 日晚，在一小队中国士兵的护卫下，渡过瓯江来到江心屿，到英国驻温州领事馆避难。晚清时的江心屿，美国人杜德维摄，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烟台条约》后，英国人在温州设领事馆，馆址就选在有“瓯江蓬莱”之称的江心屿上。今天江心屿的东边依然保留着英国领事馆的旧址。不过 1884年，苏慧廉等人避居的还不是这幢三层复式、青砖结构的洋楼。那时英人以岛上的孟楼为临时领事馆。孟楼也叫浩然楼，纪念唐朝大诗人孟浩然曾光临该岛。当时江心屿还是安全的，因为道台担心民众与洋人有更大的冲突，已预先下令所有的船只撤离到民众不能接触的海域。路熙写道：“领事馆内，大不列颠王国领事正紧绷着脸，正襟危坐。他头戴翻檐帽，身穿银饰花边制服，他想以这身打扮吓退前来进犯的敌人。然而，敌人终于没有露面。”这个绷着脸正装打扮的英国领事就是庄延龄——写出第一篇关于温州方言的论文，后来出任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教授的著名汉学家。庄氏在1903年出版的《愿尔中兴：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一书中，对这段经历也有记述：在法国人炮轰福州水师和军械所后不久，一天晚上，我正在走廊上吸水烟，突然看见市中心有闪耀的亮光，直觉告诉我“有突发情况”。几分钟后，我的信使长便渡江来到岛上。他住在市里。他告诉我苏慧廉先生的偕我公会教堂着火了，并且所有欧洲人的房子那一晚上也全部要被摧毁。又过了不久，海关的几个主要人员带着他们的枪支和细软也来了。就在这时，又有六个地方起了大火。午夜之前，三处教会的房子，两处海关人员的住宅，海关主楼和天主教教堂全部被毁。所有海关人员都与我在一起，仅一人除外，那是一位年近八旬的前传教士，他只身勇敢前往援助其他传教士。经过慎重考虑，最后我们还是认为把所有的海关人员撤往海上比较好，他们已经损失了全部的财产，已经倒塌的旧领事馆也不值得这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守卫。我对中国人比较了解，因此认为，我留在后面比较安全，或者至少比较让人放心。另外，没人知道那些传教士们身在何处，是否危险。长话短说，中国总兵带着他的炮舰和军队及时来营救领事馆了，遵照他的命令，海关人员跟随着另一艘炮舰，第二天都被安全送返。不久之后，三名失踪人员也被送到我这里，他们逃进了中国衙门，只是受了些轻伤。他们看上去像火车里的印第安人，因为没有帽子和正常的衣服，只能蹲着。中国人给了他们一些慰问品，每人一条红色的毯子和二十元钱。第三天，那位意大利神父也被发现，住在他隔壁的一位“异教”老妇人好心地把他藏在了一堆木柴中。第一艘轮船到了之后，所有的传教士都前往宁波。意大利神父戴着我的一顶旧毡帽，穿着一件袍子，其他人都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幸运的是，因预见会有暴乱，所有的女士都已经被送往宁波。事已至此，已经没有什么善后需要处理了，除了向在晚间舞会之后表演的乐手们付钱外。没有人特别恼怒。共有五股势力被牵扯进来，海关总税务司不在其列。令人振奋的是中方（在这次事件中根本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哪怕一只脚的理由，并且事件发生后立刻认识到后果）愿意赔偿所有的损失（共计 37000元），其他势力的代表和海关总税务司是十分愿意立刻平息这次事件的。结果是，当通信员带来事件“争议”新闻的同时也带来了本事件最终的解决方案。此为本事件的记录，这事后来也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
甲申教案后，庄延龄即离开了温州。路熙说他在后一站碰到更大的暴乱，还摔伤了脚。那时的中国，有教堂的地方几乎都有教案。苏慧廉等“难民”与庄延龄后来乘“永宁”号撤离温州。开往上海的永宁号轮上，乘客几乎都没有什么行李。苏慧廉除了一条红色粗线毯子外，只有穿在身上的一套白色斜纹衣服。1884年10月21日，由道台、镇台、知府、知县联合署名发布公告：温城发生如此惨剧，实属不幸，令人痛心之至。洋人本欲摧毁府城，只因我辈从中周旋，始获宽容，幸免灭顶之灾。今已太平无事，凡诸逃往乡间者可以放心回城，保证不予追究。同时，众所周知，我们所查找的唯独谋划排外的罪魁祸首，一旦查获，必将斩决不贷。
据传说，祸首叫柴岩荣，藤桥泽雅人（因谐音，浑呼泽雅荣），事后被官府捉拿归案，但未判死刑。据说是“当道有怜之之意，谓其虽无知，然似出于义愤，可原也。”当时的民意也偏向柴，于是“温处道做了比较明智的处理”。数年后柴岩荣因人干预得赦免，充任狱卒。11 月4 日（光绪十年九月十八日），浙江巡抚刘秉璋向朝廷递送《奏报温郡焚毁外国教堂现已议结仍饬拿犯惩办摺》：头品顶戴浙江巡抚刘秉璋跪奏，为温郡刁民藉词滋闹，焚毁外国教堂，现已议结，仍饬拿犯惩办，以照炯戒，恭摺仰祈圣鉴事。……英国领事庄延龄以寓居之教士洋人均获保护完善，因与地方官绅和衷商议，合计被焚教堂暨洋人寓居七处，赔洋二万五千圆；其洋关暨税司并帮办二人寓中所毁衣物等件，皆非办公之物，并由领事代估洋一万圆，合共鹰洋三万五千圆。再三商酌，减无可减，察看大局，似以速结为宜。官绅意见相同，绅民深知经费支绌，又以疏于觉察，勉力筹捐洋一万七千五百圆，以儆将来。该地方官疏于防范，咎亦难辞，拟由温处道温忠翰捐廉一千五百圆，署温州府知府胡元洁捐洋一千圆，永嘉县知县张宝琳捐洋三千圆，其余不敷之数禀请筹拨，抄录会议条款禀报前来。
1884年11月14日（光绪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军机大臣奉旨批复：览奏已悉。办理尚为妥速，准照所请，于厘金项下动拨银两，作正开销。余依议。该衙门知道。钦此。
瓯海关税务司那威勇在 1892 年8月31日递交的《瓯海关十年报告（1882-92）》也写到这件教案的前后经过，他在最后这样写道：政府已向受害者提供了赔偿，但在如何惩治罪犯及制止暴乱方面，没有任何作为。金锁匙巷一爿桥，一班细儿拿底摇。
米筛巷，打声喊，番人馆，烧亡罢！
蹩脚番人逃出先，跑到永嘉县叫皇天。
永嘉县讲：老先生，你弗急，
番钱送你两百七，讨只轮船回大英国。
大英国，倒走转，温州造成番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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