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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作为一门自由学问的永恒魅力

程功 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2021-12-07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真正的问题在于,一方面,我们自以为了解和熟悉的“科学”,在历史上是如何一步步从原本包罗万象的哲学中分离出来继而发展至今的;另一方面,哲学又是如何从“科学的科学”逐渐蜕变至今天流派林立、方法杂驳,不同领域间风马牛不相及的学科现状的。从这两个视角出发,《图画通识丛书》系列下《科学哲学》一书的意义,更多是为初学者们提供开启思考“科学与哲学之关系”的一系列问题,而非呈现它们的答案——这也是哲学作为一门自由学问的题中之义,反映着它的永恒魅力之所在。

*文章经作者授权发布


科学、哲学与通识教育


文丨程功

 

在当今的高校通识教育中,哲学类课程往往处于一个既重要又尴尬的地位。从理念上,通识教育的初衷与哲学精神有着根本的相通性。古希腊人根据常识,便将教育区分为职业性的技术教育和针对普通人的自由教育;与之类似,如今提倡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最大不同,在于其并非以专业知识的传授和学术研究为目的,而是更接近于“完善作为整体的人的教育”(洪堡语)这一现代大学的基本育人理念。在这种对立中,哲学无疑将自身设立为自由求知与人格完善的最高理想,是真正的“无用之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形而上学》982b25)


然而在现实中,相较于“文学作品赏析”或“计算机编程入门”这样定位和分类一目了然的通识课,哲学类课程常常面临一些看似非常基本的发问:哲学是文科还是理科?哲学的追问属于人文问题还是科学问题?对于受不同学术训练的学者,即使他们给出相似的答案,也很可能会出于不同的理由。事实上,在当今 “文理之争”时不时被唤起的公共舆论背景下,这些发问本身便体现了哲学处境的尴尬,因为严格说来,这里的问法并不对路。真正的问题在于,一方面,我们自以为了解和熟悉的“科学”,在历史上是如何一步步从原本包罗万象的哲学中分离出来继而发展至今的;另一方面,哲学又是如何从“科学的科学”逐渐蜕变至今天流派林立、方法杂驳,不同领域间风马牛不相及的学科现状的。从这两个视角出发,《图画通识丛书》系列下《科学哲学》一书的意义,更多是为初学者们提供开启思考“科学与哲学之关系”的一系列问题,而非呈现它们的答案——这也是哲学作为一门自由学问的题中之义,反映着它的永恒魅力之所在。


图画通识丛书:科学哲学

齐亚丁·萨达尔 著 波林·凡·路恩 图

程功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5

ISBN: 9787108066787 定价: 32.00元


本书所探讨的“科学哲学”,实则可视为研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这个宏大主题的一个分支领域,该领域反映着西方近一百年学术脉络、学术体制等背景下,关于此主题的某些特定问题意识。在研究内容上,该学科大体对应于国内的“科学技术哲学”,但它在漫长而厚重的哲学史中尚未成为过去式,尚未经历沉淀,任何盖棺论定式的宏观评价或许还为时尚早——尤其是考虑到,当代科学在知识层面的前沿突破和在体制层面的改革创新层出不穷,使得该学科仍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和探索空间。不过,由于译者在此领域并未受过专业训练,故而在翻译过程中对该书内容的“前理解”,主要来源于我国著名哲学教授陈嘉映先生在其著作《哲学·科学·常识》导论中对相关领域的简要介绍与探讨。译者认为,如果我们对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文理之争等话题报以相对严肃的、不仅仅流于意见的探讨意向,还是应当对相关思想史背景有一些基本的把握。


在古典时代,从最初的自然哲学开始,哲学原本就以追求对世界的某种整全性理解为己任,所谓科学只是整全性中一个环节。柏拉图对话常以其趣味性丰富的文学色彩著称,但也有着《蒂迈欧》这样探讨宇宙起源、时空秩序、万物化生的科学性叙事,影响不可谓不深远;亚里士多德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以其独特的自然目的论思想为核心,其物理学对运动现象的解释,尽管在后来被我们更为熟悉的近代物理学所批判和取代,但并不妨碍它在自身体系中对这个世界的解释力(参《科学哲学》页38)。可以说,古典哲学家或许在具体的研究路径和方式上有所分歧,也会将涉及不同对象的研究分立为不同学科,但从根本上,他们仍将一切知识当作一个浑然的统一体,将这个世界属人的内在性和属天的外在性结合起来,视为某种可以通过一套抽象法则来加以认识和把握的整全对象。因而,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文理之分,在古人那里很可能是难以想象的。


自近代起,哲学的科学向度主要以认识论(epistemology)哲学的形态呈现出来,人们意识到在认识世界之前,需要先检验自身对世界的认识能力和方式。作为近代哲学发展的主线,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对知识来源问题的分歧,根本上是围绕着对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根据所展开的。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哲学家在数学、科学等领域颇有建树,主张将认识的基础建立于理性的普遍性;经验主义主张从现实经验出发,似乎更符合科学“就事论事”的精神,但也不免为一切知识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主观性色彩。这个争论过程,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成功及其话语地位的崛起,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自然世界与精神世界似乎遵循着不同的规律。尽管哲学家纷纷采取各自的方式试图弥合二者,但此过程毕竟加剧了人文领域和科学领域的深层次分裂,也最终将科学引到一个矛盾性的地方——如海德格尔曾指出的,科学事业越是在自然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功,就越在其根基的可靠性上面临危机。这一点直至今天仍然存在。


在休谟那里,“因果性”作为科学知识赖以维系的基础,仅仅沦为人性中主观层面的“习惯”;那些似乎确凿无疑的科学理论,如牛顿定律,只能在经验观察中获得有限次数的重复验证,但我们永远不可能绝对地肯定“下一次”依然如此。因此,如果读者熟悉休谟的怀疑论,多半不会对本书中波普尔的“可证伪性”概念感到十分新鲜。这样说当然不是要否认波普尔思想的价值,但也多少牵扯到哲学通识的一个难题——如果我们不深入到每个哲学家的探讨语境、问题意识、论证过程等细节,仅仅就一些核心观点作出介绍,很容易陷入到“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的教育和科普困境;但如果深入地采取系统性的探究,又会对普通学生和读者显得有“劝退”之嫌。


本书所介绍的“科学哲学”主题,大体集中于西方(以英美为主)近一百年来有关科学之本质的种种探讨。从最初对科学的绝对性、普遍性抱有希望和信念,到凭借否定性观念理解科学的本质,到对近代以来层累编织起的一系列科学神话和科学精神产生怀疑和反叛,到用人文学科的话语体系考查乃至解构科学事业之“科学性”的尝试,这个过程显示了人文领域与科学领域展开对话的诸种可能性。维也纳学派的证实主义,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库恩的科学历史主义及其后学,以及后来逐渐趋于实证化、碎片化的关于科学的社会学研究(SSK),等等,这些不同流派表层的理论主张虽大相径庭,但其间的发展则体现着某种内在的逻辑必然性。理解这个过程,就如同理解历史上大多数学术流派自身的演变历程一样,可以帮助我们对人类思想和历史发展规律形成宏观的把握和印证。


我们毕竟都生活于当代,洞察当代西方学术前沿有关科学的哲学化批判及其目的,这是本书超出理论介绍层面和读者更为切近的一面。我们会看到,短短数十年来,科学学(Study of Science)已经发展到学科内部分化十足复杂且精细的程度。本书对此种发展的描述,诸如“低教会派”、“高教会派”这样的用词,也反映着作为一种西方现代学术-政治体制下崛起的新兴学科,科学学没有将自身局限于纯粹的学术探讨,它与历史上任何一场从思想领域出发的宗教运动、社会运动有着共通之处,包含了实践性的社会政治意图。建构主义理论试图将科学解释为一种与古代的神话传说、宗教巫术等量齐观的东西,甚至不乏消解或无视科学的客观有效性的意图,这无疑不是说给科学家听的,甚至也未必是说给自己听的,而是要反对科学家在公共认知领域的绝对强势的话语地位,是说给大众听的。这种话语既影响着人们对科学的态度,也迎合了既有的对科学的敌意。科幻文学、电影中那些常见的反派科学家背后,反映着一种深入人心的刻板偏见,即对现代科学的不信任。这当然有一些现实中滥用科技、违背科学伦理守则的原型和真实案例作为参照,但这种从政治视野出发的科学批判,在本质上是将科学视为一种权力,是对科学垄断性政治地位的排斥,实际源自于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思想中对公权的不信任感。于是,对未知的恐惧,与对不受限制的权力的恐惧,在许多人的科学观中合二为一——近些年来种种关于疫苗或5G技术的谣言,当代仍被一些人坚信的地平说等理论也就有其自发的受众。我们有理由怀疑,建构主义等来自知识界的学术主张及其背后的话语体系,是否对如今西方社会公共认知领域愈演愈烈的反智主义负有一定责任呢?如果有,那么这种危险是我们应当认真辨析的。至于将科学哲学的探讨纳入当代常见的社会文化批判领域,继而融入女性主义批判、后殖民主义批判等西方后现代学术的“大势”,这丰富了此学科的学术题材,但的确已与对科学本质的探讨无甚关联。


当一种原本带有积极社会关切的学术开始转向自说自话,这就意味着它从一种最激进的批判性探索退回到了一种最保守的“前反思”状态,此类情况在人类思想史上太过常见。需要反思的首先是相关学术共同体自身的问题。陈嘉映教授指出:“面对科学主义的挑战,需要比呼吁人文精神这种愉快活动远更艰巨的思考。”站在理论高岸上,一边享受着现代科技成果,一边空洞地呼吁人文精神的复兴,总是轻松甚至不乏愉快的;但如果以反思之名行拒绝反思之实,就不免会遭受“索卡尔事件”这样的反击。


本书作者最终对当代科学发展的社会学研究,对其在科学新模式中的作用,对科学共同体与大众认知的关系,总体上抱持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是否予以认同,这取决于每位读者见仁见智的判断。尽管不从事此专业领域,译者个人还是很重视这门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前景。不过,这种发展显然不应亦步亦趋地跟随西方同侪的话语体系,而是要在我国科学发展模式和公共认知的背景基础上寻求对自身问题意识的定位。至于当代关于科学的哲学化探讨的可能性是否已经穷尽,各种路数是否已走至尽头,是否有可能出现新的“哥白尼式的转向”,这已经超出了通识性探讨的范畴,留待有志之士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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