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遗址发现近20年来，人们一直将其视为十二桥文化的一个中心聚落，同时也是三星堆衰落之后，在成都平原兴起的一个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不过，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倾向于将金沙遗址视为一个宗教中心，而非都邑中心。三星堆遗址新一轮的考古发掘，或将促进人们对三星堆与金沙关系的深入理解。
*文章选自《追寻三星堆：探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三联书店2021-9）。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金沙遗址祭祀区全景 其中供参观者行走的步道，正是当年施工建设中挖掘机挖出的水沟，祭祀区绝大部分精美的文物，均清理自机挖土中（蔡小川摄）
金沙遗址最初受到重视，是因为发现了此前只有三星堆遗址才发现的玉器。随着考古发掘的展开，两个遗址中部分器物的相似性，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究竟有什么关系？长期研究三星堆遗址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华，在金沙遗址出土的许多与三星堆遗址有联系的器物中，发现有两件最值得注意：小铜立人像和金冠带。透过金沙遗址博物馆的玻璃窗，我看到眼前的小铜立人像高不过十几厘米，与三星堆净高172厘米的大铜立人像不可同日而语。小铜立人像脑后垂着三股辫发组成的长辫，头戴可能象征太阳的帽圈，身穿长过双膝的长袖长衣，腰带上插有一柄短杖，双手握拳举于胸前。孙华仔细对比两件铜立人像后，发现“铜人的基本造型和神态与三星堆2号坑大铜立人像相同，耳垂都有挂耳环的穿孔，双手也都举于胸前；但三星堆大铜立人像头戴双眼形的帽子，发饰为戴发笄的笄发，腰上没有插权杖，这是不同于金沙小铜立人像的”。金冠带和小铜立人像都是在金沙遗址最初的机挖土中发现的。张擎回忆当时的出土细节：“金冠带是从遗址雨水管道沟已经回填的夯土中挖出。当时正要发掘的时候，王大帅（当时的考古队队长王毅）正好带着电视台的记者过来，结果发现金冠带的纹饰与三星堆遗址权杖上的纹饰一模一样。发现的时候是弯曲的，从土里暴露出来的就是一根带子，后来才意识到可以围合，两边茬口正好可以对上。围合起来后一头大一头小，我们认为可能是帽子上的装饰，所以当时命名为金冠带。”金冠带上的图案组合以人面（神面）、鸟、鱼、箭各一作为一个构图单元，箭插在鱼身上，表现的是崇鸟射鱼的思想。与金冠带相比，三星堆黄金杖上的图案以人面（神面）、鸟、鱼、箭各二为一个构图单元，人面图案更为具象。金沙遗址出土的小青铜立人，基本造型和神态与三星堆2号坑大铜立人像相同，只是后者头戴双眼形的帽子，发饰为戴发笄的笄发，腰上没有插权杖（蔡小川摄）
两个遗址的联系不止于此，孙华告诉我：“金沙遗址的城是仿照三星堆的城，北面是世俗空间，南面是宗教空间。另外一些器用制度也很相似。三星堆里面的一些东西，绝大部分在金沙也能看到，包括一些具有宗教性和神秘性的东西，比如说凸目尖耳的神像，金沙虽然没有大神像，但小神像造型一样。三星堆遗址有手被捆着的石跪人像，有石蛇、石虎，还有头上辫发像一本翻开的书的石人像，在金沙也常见，而且更多。所以两个地方的被统治阶级是一致的。很多上层建筑的东西也一致。比如说他们都崇拜太阳神，所以金沙发现太阳神鸟的金饰物，发现凸目尖耳的神像，那种类似正在做祭祀活动的小铜人，以及带有族群标志的符号，不过一个在金杖上，一个在金冠带上，说明二者主要族群是相同的。当然，陶器也显示了强烈的继承性。所有这些，都说明金沙遗址是成都平原继三星堆文化以后兴起的另一个文化中心。”通过对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出土的大量青铜人像的比对分析，孙华发现三星堆的统治阶层明显分为辫发和笄发两个族群，前者代表的是掌握行政权力或军事权力的世俗贵族，后者代表的是掌握祭祀等宗教权力的神职贵族。到了金沙时期，无论是小铜立人像还是地位低下的双手反缚的石跪人像，都是辫发而未见笄发。这种变化是如何形成的？从三星堆遗址的废弃到金沙遗址的兴起，究竟发生了什么？相对外族入侵说、灾变说，孙华更相信这是三星堆王国内部冲突的产物，“由于三星堆是由两个族群联合执政的古代国家，联合执政意味着一种平衡，平衡一被打破就容易出现问题”。在广汉和成都采访期间，让我最感困惑的是三星堆文化的分期问题。根据目前所建立的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按时间先后依次分为宝墩文化（公元前2600—前2000）、鱼凫村文化（公元前2000—前1600）、三星堆文化（公元前1800—前1200）、十二桥文化（公元前1200—前900）、新一村文化（公元前900—前500）、青羊宫文化（公元前500—前100）。不论是马牧河两岸的三星堆遗址，还是摸底河两岸的金沙遗址，都有丰富的先秦文化堆积—前者至少包含从宝墩文化到十二桥文化的文化堆积；后者则包含从宝墩文化到新一村文化的文化堆积。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办公室里，副院长江章华告诉我，目前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分期的混乱，主要缘于一些学者将遗址文化堆积与主体文化堆积混同了。“十二桥文化阶段的金沙遗址，是十二桥文化的一个中心聚落，这样描述比较准确。目前来看，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文化衰落之后，在成都附近兴起的一个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但是金沙与三星堆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还要看更细致的遗址分期和各种遗存年代的分期，来对比它们是怎么一回事。”江章华说。2019年以来，在三星堆原来1、2号器物坑附近发现的6个器物坑，以及即将开始的新的发掘，又给二者关系的阐释带来了新的疑问与可能。江章华便谈到了自己的疑问：“三星堆1号坑出土的陶器，就有十二桥文化的东西。而且最近要挖的6个坑，比那个1号坑还晚，探沟里面出土的陶器就是十二桥文化的陶器，还有尖底杯。所以我们还不清楚，到了十二桥文化早期的时候，三星堆都邑究竟衰落没有？这些坑的主人到底是谁？有没有可能，他们本身就是十二桥文化的主人？要不你怎么理解，到了十二桥文化时期，他们还在用这套东西？实际上这个‘祭祀坑’，就相当于从三星堆文化到十二桥文化的过渡期。”考古工作者曾在陕西南部汉水流域的城洋铜器群、城固县宝山遗址、紫阳县白马石遗址等地，发现与三星堆文化末期遗存和十二桥文化遗存相同的铜器和陶器。在秦岭北坡的宝鸡竹园沟和南坡宝凤隘道南端的凤县古遗址，人们也发现了素面无纹饰的陶尖底罐、尖底盏等典型的十二桥文化陶器；另外在宝鸡竹园沟和茹家庄弓鱼国墓葬也发现了许多典型的十二桥文化铜器和陶器。如何看待这种文化的流布？在孙华描述的三星堆王国的衰亡图景中，三星堆人的一支穿越大巴山系进入汉水流域，进而进入关中；留在成都平原的一支迁往成都市区一带，促成了金沙遗址中心的兴盛。
金沙遗址祭祀区主要位于金沙村一个叫乌木沱的地方，这里曾是摸底河古河道的大拐弯处，由于水流回旋，沉降淤积了很多木头（蔡小川摄）
然而，如何理解在三星堆文化末期便出现的十二桥文化因素，或者说，十二桥文化究竟是如何兴起的？1985年12月，十二桥遗址被发现时，参与发掘的江章华还是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的学生。1986年，他在大学毕业后便加入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在十二桥遗址一直发掘到1989年。“刚发现十二桥的时候，对它的年代认识不清，再加上十二桥文化中本身便有一些三星堆文化时期的陶器，当时认为就是三星堆时期的文化。1995年我刚好挖了新一村，挖了宝墩，后来很快写了一篇文章《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试图通过考古学建立成都平原文化编年序列，把十二桥文化分了出来。”江章华回忆。2001年以后，江章华开始关注三峡地区的考古研究，在寻找巴文化的源头时，有了意外的发现，他的解释是：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转变的根本原因是鄂西地区巴人的西迁，一部分巴人迁入成都平原与三星堆人群融合。“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通过长江中游进入三星堆，影响到三星堆文化。但二里头文化并没有在长江中游停留很久，很快商文化就兴起，在长江中游强势向南扩张，形成盘龙城等遗址。但是商人对鄂西这块地区没有兴趣，所以鄂西地区就保留了二里头文化的东西。三星堆又在成都平原，所以给了鄂西地区发展自己土著文化的机会。鄂西地区的香炉石文化很快发展出尖底杯、寰底罐这套东西，跟我们后来金沙十二桥文化的东西相似。但是这个文化很奇怪，殷墟一期后在鄂西地区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它在鄂西地区消失的同时，却又在四川盆地包括陕南地区大量出现，而这个时候正是三星堆文化没落、十二桥文化兴起的时候。”不管是三星堆人的迁徙，还是巴人的西迁，总之与三星堆文化的聚落分布相比，考古界认为，以金沙遗址为中心的十二桥文化的聚落分布明显更为广泛，人口更为兴盛。朱章义在遗址发掘过程中发现，金沙遗址祭祀区延续时间非常长，达1000年以上。根据考古地层与出土文物分析，金沙遗址祭祀区的祭祀活动，至少分为三个阶段：早期阶段（距今3400—3200年前），祭品主要以石器为主，有少量象牙、玉器；第二阶段（距今3200—2600年前），都城已从三星堆迁徙到金沙，祭品包括金器、玉器、青铜器、石器，这也是祭祀活动最为兴盛的阶段；第三阶段（距今2600年前—春秋时期），祭品主要为野猪獠牙、鹿角、少量象牙，也包括美石，可能这一时期国力走向衰落，祭祀活动也走向衰落。
张擎告诉我，金沙遗址祭祀区主要位于金沙村一个叫“乌木沱”的地方。这里曾是摸底河古河道的大拐弯处，由于水流回旋，沉降淤积了很多木头。在寰底罐描绘的祭祀区变迁中，金沙人最早就在摸底河南岸祭祀，祭祀完后便把祭品扔到河中，或者掩埋于河滩。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两三百年。后来，他们又从别的地方取土，在河滩上堆积出一个高于河道低于河岸的平台，在平台上进行祭祀，祭祀完后，把祭品埋入河滩，或在平台挖坑掩埋。这一过程中，他们还在平台上修建了九根柱子的祭祀台。再后来，祭祀时逐渐向河道里深入。前后持续上千年。正因为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人们不断挖土填土，再加上河滩本身高低不平，洪水冲击后又发生变化，导致金沙遗址祭祀区的地层关系非常复杂。朱章义告诉我，在后来所做的天文学考古中，大家惊讶地发现，金沙遗址祭祀区祭祀台长边的方向，正好是冬至那天日出的方向。这也是遗址中许多墓葬、成都市不少老街的方向。可以想象的是，三星堆人迁徙到摸底河旁的金沙村时，那里并非不毛之地，而是一个已经有着悠久传统的祭祀区。尽管从许多器物来看，金沙人和三星堆人仍共享着一套神权价值符号和信仰体系，不过变化似乎在悄然发生着。除了生活陶器的根本变化外，金沙遗址中已经看不到那种外形宏大庄严的青铜器物。在江章华看来，这种变化的更大可能在于，在这一时期的金沙，世俗政治权力在不断增强，而宗教影响很可能在降低。“三星堆的这套礼仪用器为什么要做这么大？可能因为这一时期社会参与面广，就像我们今天几千人开会，多远都能看到，有震撼力；金沙时候做得小，可能社会参与面没有那么广，主要是一些神职人员参与祭祀，也不需要做那么具有震撼力的东西。”在成都市考古研究院的办公室，金沙遗址主要发掘者及报告整理者、研究员周志清告诉我了有关金沙遗址的一大堆数据：在5平方公里的遗址范围内，到目前为止，抢救性发掘有100多处。在祭祀区保护范围外，96%的区域进行了发掘，发掘总面积达到25万平方米。在祭祀区外，还在摸底河北岸发现了被称为“宫殿”的三座大型建筑基址，3000多座墓葬，8000多个灰坑，200多座陶窑，以及可以确认的一般建筑100多座。在金沙遗址分布图上，人们能清晰地看到摸底河南岸的大片祭祀区，北岸黄忠村多座大型建筑基址所在的“宫殿区”，以及“宫殿区”附近的大片墓地，还有其间连片的生活遗迹。分工明确的功能区块似乎在告诉人们，曾经的金沙王国，多么盛极一时。
只是，周志清对金沙遗址目前的研究现状并不满意：“2001年之后，我们最重要的认识都来自挖掘机挖出来的一批精美文物。那批东西出来以后，我们的专家学者就对遗址的性质定性了，这也是20多年来我们对金沙遗址的认识没有进一步突破的原因。”事实上，包括江章华在内的一些学者，已对金沙遗址的“都邑说”有所怀疑。“如果说金沙是都邑，那么有几个不合理的地方：一是金沙遗址所在地位于十二桥文化聚落密集分布区（都在郫县、新都那一带）的东南边缘，而不是中心位置，这似乎不利于政治控制；二是金沙遗址已发现3000余座墓葬，却没有发现一座高等级墓葬，这些墓葬没有明显的地位悬殊特性，而且多位于居住区附近，甚至与居住区重叠；三是金沙遗址发现的大型建筑群更像是宗庙性质的建筑。这个聚落的兴盛与它的祭祀体系有关，这套宗教仪式活动兴盛的时候，聚落就很兴盛；宗教活动衰落的时候，聚落就很衰落。这说明一个问题，这个聚落存在的基础就是宗教祭祀。所以，我认为它很可能是宗教中心。会不会在这个时期，它的宗教中心和世俗权力中心不在一块儿？不像三星堆是高度重合在一起的。”从三星堆到金沙，考虑到浓厚的传承色彩，金沙遗址作为一个政治中心，却始终没有发现城墙，这也让人难以理解。就算是“大都无城”，北边黄忠村那些被视为“宫殿”的大型建筑，隔三五十米就是大批平民墓葬，似乎也不太合理。有意思的是，在金沙遗址祭祀最为繁盛的时期，距离遗址东北8公里的地方，还有一座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羊子山土台遗址。在《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文物精粹》一书的前言中，周志清写道：“金沙遗址祭祀区未见对先公先王崇拜，说明祭祀区可能是一处专门祭祀自然神祇的圣地，祭祀对象主要是太阳、山川、河流、土地等；这与以羊子山土台和三星堆祭祀坑为代表的祭祀方式和对象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性正是商周时期古蜀人祭祀传统复杂而多元的反映。”考古研究，更像是一个个在现有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假说。“如果将来还能发现一些十二桥文化的政治中心，或者其他地方的一些大型王墓，我的假说可能就比较完善了。我现在有个推测，如果还有另外一个政治中心，很有可能就在郫县、新都这一带，因为这一带十二桥文化遗址特别密集。”江章华说。伴随三星堆遗址新的考古发掘，从三星堆到金沙，那些关于古蜀文明的谜团或许能得到更多揭示，带给人们更多新的认识。（撰文：艾江涛。参考资料：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编著《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文物精粹》，孙华著《神秘的王国：对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释》。感谢陈德安、秦晴对采访的帮助）
ISBN: 9787108068583 定价: 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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