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2021读者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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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所撰关于章回小说的系列论文，虽以“考证”为名（且也确实下了很大功夫），但最大特点还是有关“历史演进”的“大胆假设”。在自称“最精彩的方法论”的《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胡适赞扬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乃今日史学界一大贡献，其方法可概括为“用历史演化的眼光来追求每一个传说演变的历程”。由于顾氏曾自述其研究方法源于胡适辩论井田和考证《水浒》的文章，这篇古史讨论的总结，其实可作为胡适学术自述阅读。
*文章节选自《小说史学面面观》（陈平原 著 三联书店2021-12）。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据说，1956年初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这样谈论胡适（1891—1962）：“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也真的是到了世纪之交，规模较大的胡适文集才陆续面世；当然，最重要的还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推出的四十四卷本《胡适全集》。可你知道吗，经历20世纪50年代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最早魂兮归来的胡适著作，竟然是《中国章回小说考证》。
胡适多次提及，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这“科学方法”说来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或者可以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从1919年撰写“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到1952年在台湾大学作题为“治学方法”的连续演讲，胡适几十年金针度人，都是在“假设与求证”上做文章。在我看来，尽管胡适的 “拿证据来”的口号也曾响彻云天，但胡适对中国现代学术的贡献，仍以早年的“大胆假设”为主。胡适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基本思路，或者说其主要假设，不外乎“历史演进法”、“双线文学观念”和“《红楼梦》自传说”。这就说到最初的工作动机，鲁迅是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胡适则为标点本章回小说作序，这决定了各自视野及论述策略的差异。兼及文言与白话，那是小说史家应有的学术立场；专注章回小说，则蕴含着提倡白话文学的价值取向。另外，鲁迅最初辑校古小说佚文，并没有撰写学术专著的具体目标，依靠的只是笼统的“文化情怀”；胡适不一样，其进入章回小说研究，是带着明确的理论预设的。之所以撰写《〈水浒传〉考证》，目标是“替将来的《水浒》专门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具体做法——认定《水浒传》乃“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以下的两万字便是这一句话的说明和引证”。一个注重古小说钩沉，一个强调新理论预设，二者的学术趣味有很大差异。但在小说史学的开拓阶段，两人互相欣赏。二十年前发现的1923年12月28日鲁迅致胡适书札，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其时已“通读一遍”刚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上卷的胡适，致信鲁迅，大约对其“论断太少”略有微词（原信佚失），鲁迅才会如此答复：“论断太少，诚如所言；玄同说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于感情之论，所以力避此事，其实正是一个缺点；但于明清小说，则论断似较上卷稍多，此稿已成，极想于阳历二月末印成之。”以论断多少评议《中国小说史略》之上、下卷，这可不是泛泛之论。实际上，上卷之长于史料开掘与下卷之突出理论设计，二者各有春秋。只不过在小说史研究的草创阶段，后者的开拓意义更大，也更引人注目。《中国小说史略》下卷最主要的理论设计，就是借用“神魔小说”“人情小说”等若干小说类型在元明清三代的产生及演进，第一次为这五六百年的中国小说发展勾勒出一个清晰的面影。
胡适所撰关于章回小说的系列论文，虽以“考证”为名（且也确实下了很大功夫），但最大特点还是有关“历史演进”的“大胆假设”。在自称“最精彩的方法论”的《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胡适赞扬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乃今日史学界一大贡献，其方法可概括为“用历史演化的眼光来追求每一个传说演变的历程”。由于顾氏曾自述其研究方法源于胡适辩论井田和考证《水浒》的文章，这篇古史讨论的总结，其实可作为胡适学术自述阅读。所谓“历史演进的方法”，胡适将其概括成下列公式：（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照胡适的说法，“这个根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方法去研究”。何止是“古史上的故事”，所有流传久远的故事、传说乃至与此相关的小说、诗歌、戏剧等，都可借重这一方法。
《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79年
“历史演进法”在逻辑推演与实际运用，展开为文学批评中对章回小说的解读和史学研究中对古史传说的考辨这两种不同取向。胡适的主要成就不在古史辨，而在为中国小说研究开辟新境界。从1920年作《〈水浒传〉考证》，到1925年撰《〈三侠五义〉序》，胡适用故事的演进以及母题的生长来把握某一类型的中国小说，取得了意料不到的成果；尽管可能导致研究中的重史轻文、低估小说最终写定者的贡献、版本考证时过分迷信“由粗而精”的演进而忽略书商牟利作假等偏差，但其基本思路直到今天仍然有效。以下论述，主要借用我二十多年前的《假设与求证——胡适的文学史研究》。在明代“四大奇书”中，起码有三种不是作家白手起家一气呵成创作出来的，而是经过几百年漫长的历程，从若干小故事逐渐演变成为长篇的章回小说。考虑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在中国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其独特的生产过程值得关注。此前的研究者（不管是评点派还是考证派），着眼的都是孤立的“文本”；而胡适则借同一故事的不同流变考察此类小说的生长过程，强调解读几百年文学进化造成的《水浒传》等，应该有不同于一般文人文学的批评眼光和研究方法。这一思路的形成，首先得益于历史的眼光，其次是主题学方法，最后落实为以版本考据为中心的“剥皮主义”。1923年为整理国故发宣言，胡适提出“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和“比较的研究”作为同人努力的方向。其中“归纳”乃治学之根基，“比较”则是身处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学人的共识，而“进化”又被糅进“历史的眼光”中，故最能代表胡适创见的，当属“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三侠五义》中关于母题演变的这段话，颇能概括胡适的理论立场：“传说的生长，就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叶，便像个样子了。后来经过众口的传说，经过平话家的敷演，经过戏曲家的剪裁结构，经过小说家的修饰，这个故事便一天一天地改变面目：内容更丰富了，情节更精细圆满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气了。”此类“传说生长史”，既落实为古人把一切罪恶都堆到桀、纣身上，而把一切美德赋予尧、舜；又体现在不同时代的读者都喜欢为感兴趣的故事添枝加叶。胡适的主要贡献不在论述“箭垛式的人物”，而在借母题的生长与扩张，理解中国章回小说的演进。以本事考异与版本校勘为根基，再贯以历史的眼光与母题研究思路，如此中西合璧的学术视野，使胡适得以在章回小说研究中纵横驰骋，终于达成如下目标：“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工作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阅读及谈论小说，原先基本上属于自娱，如今可与经学、史学平起平坐，这个见于《胡适口述自传》第十一章《从旧小说到新红学》的大判断，可谓石破天惊。《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年
在把小说研究提高到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的同时，胡适也把清儒治经治史的方法引进文学批评。一方面是不断出现的新史料让胡适目不暇接，没时间在作品阅读上下功夫；另一方面，胡适的文学鉴赏力也确实不高。不管是《白话文学史》中对律诗的声讨，还是《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的艺术风格分析，都明显暴露其短板。最令人难堪的是，新红学的开山祖胡适居然对《红楼梦》没有多少好感，称其“思想见地”不如《儒林外史》，“文学技术”比不上《海上花列传》和《老残游记》。这种偏差很难用“诗无达诂”来解释，更大的可能是“心不在焉”。40年代末胡适曾自述其读《水浒传》的感受：“我正看得起劲，忽然我的历史考据癖打断了我的文章欣赏！”这并非偶然事件，对于相信“有证据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的胡适来说，阅读时由“文章欣赏”迅速滑向“历史考据”，完全可以理解。过分迷信“科学”，将“拿证据来”作为其学术研究的中心，使得胡适的文学批评和哲学思考缺乏深刻的体味与阐发，并因此招来不少批评。小说史学面面观
陈平原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12
ISBN：9787108072160 定价：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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