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五日，台北公会堂坐满了台湾各界的代表。十时整，日本末代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率领谏山春树参谋等人，身着军服，走入会场，向受降官敬礼。陈仪受礼完毕，即席宣读受降书。安藤利吉在降书上签字，完成仪式，立即退席。日本殖民统治，也从这一刻起，随着安藤利吉从台湾退席。
陈仪在台上正式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的版图。”
台湾，自此走上新的道路。
也走向风暴的未来。
*文章节选自《缺席的岛屿故事：从头开始说台湾》（杨渡 著 三联书店2022-1)。
陈逸松的作家好友，台南医生吴新荣在那一天中午打开收音机，要听天皇广播，发现它没电，就作罢了。晚上，他的好朋友跑来找他，慌慌张张地告诉他天皇播放的内容。他吓了一大跳。但也不敢真的相信。长久的压制让他保持警惕。他年轻时候坐过牢，这让他学会不要相信殖民统治者。次日上午，吴新荣照常去诊所出诊后，才约了几个朋友来到郊外，把衣服都脱了，跳到溪水中，他们要“洗落十年来的战尘，及五十年来的苦汗”。上岸后，在空旷的天地间，在无外人的海边，吴新荣放心地对着大海高喊：“今日起，要开始我们的新生命啦！”第三天清早，他到一个防空壕里拿出一座祖先的神位，把日本强制摆放的“神棚”移开，斋戒沐浴后，焚香向祖先在天之灵祭拜说：日本已经投降，祖国得到最后的胜利，台湾将要光复！但此时的吴新荣并不放心，台湾民众尽管也在街道上张灯结彩，但内心还有隐忧。因为日本还有近十七万军人，加上日本居民，合计有五十几万。他们是要去要留，还未决定；如果留下，会不会发生变量？他们会不会大开杀戒？未来中国将如何接收？国际局势会如何演变？这谁也不敢说啊！吴新荣为了探听消息，特地应一个日本朋友的邀约，去他的家里探望。那日本朋友姓平柳，主管特务工作，因为长期监视吴新荣而有交集。他把吴新荣请到了他的防空壕里。在战争后期，美军时常轰炸的时代，许多台湾人都躲到乡下疏散，日本特务无法疏散，做一个大防空壕并不意外。只是吴新荣没想到这个防空壕点着灯，不仅灯光明亮，还备有美酒佳肴。“日本到底战败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变成战败国民。”平柳丧气地说。“但台湾人也不是赢了，怎能说是胜利国民呢？因为我们一向是顺从的，在这连战连败的中间，也未曾和你们抵抗过。”事实上，到了战争后期，军国主义横行，所有反抗都已被压制，连用收音机听大陆的广播都可以入罪坐牢，台中中央书局的庄垂胜就是因此坐了一年的牢，严酷至此，谁敢反抗呢？“是，是，这我们也知道，所以未曾放行那个最后处置。”平柳说。“这也是过去的问题了，所以我也愿意说给你听。最后的处置是日本军部的政策，于各街庄（镇、乡）将庙宇改成一个临时的收容所，至最后阶段，将所有的指导分子监禁起来。”“像街庄长、大地主、地方有力者，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的黑名单人物。”“第一名是吴三连，第二名是庄真（庄垂胜），第三名就是你了。但是这份黑名单昨日已经烧掉了。”“可是这为什么要烧掉呢？这不是国民党政府的功臣榜？”虽然这样轻松地说着，吴新荣却被吓出一身冷汗。他曾听台北的朋友说，日本特务手上有一份黑名单，若美军攻台，就要把他们统统抓起来杀了，以避免和美军里应外合。幸好最后没有发生，否则自己命丧何处都不知道，更可怕的是，这简直是对台湾精英的大屠杀。“日本人最听天皇的话，所以这次的投降，以天皇的命令一定不发生问题。但是日本已经属无产国家了，即使有一句‘天皇共产制’的话，我想这也许最适合日本的现况，我归国后也向这条路走。”平柳说。吴新荣要得到的答案已经有了。他其实最想知道的是，在台湾的日本人会不会不甘心战败，最后负隅顽抗。显然，日本人“最听天皇的话”，应该就是放弃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准备回日本。至于日本未来如何走，已经不是他关心的问题了。他更关心的是：台湾未来要如何重新开始。吴新荣的忧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最不甘心离开台湾的，是在台湾进行殖民统治的日本政府官僚，特别是长期居留，已经习惯了台湾生活的日本人。他们在台湾有特权、有房子、有财产，有各种优渥的生活条件、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有各种人脉关系。一旦离开，财产全部归零，回到日本，他们将一无所有，成为彻底的“无产阶级”。台湾人之中也有殖民统治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如辜显荣家（辜显荣已过世，由辜振甫主持家族事业）以及一些御用绅士如许丙、板桥林家的林熊祥等，他们不甘心失去既得利益，于是和日本军部的少壮派军人结合起来，计划号召更多士绅组成“台湾政府”。日本少壮派军人认为台湾有十七万军人，还有五十几万日本人，结合台湾地方士绅地主，未必没有机会一搏。这个会议，后来被称为“草山会议”。在计划中，他们打算请雾峰林家的林献堂担任“独立政府”的委员长，板桥林家的林熊祥担任副委员长，辜振甫任总务长，许丙为顾问。八月二十二日左右，一个叫秋水大尉的日本军官来到陈逸松事务所，直接表明：台湾是日本实行殖民统治的地方，许多日本人来到台湾，现在有近五十万居民，他们都很爱台湾，把台湾当作自己的故乡，而今日本战败，能否向中国政府租借台湾，租期五十年，租金每年三百万元。陈逸松当场拒绝。那日本军官不死心，继续说：“可是我们日本人真的很喜欢台湾，要是台湾人同意，我们再在国际上办交涉。”陈逸松拒绝道：“这个我第一个就不同意，怎么去说？”无论“独立运动”与“租借”，都可以反映出在这无政府的时刻，在政权更换的巨变下，台湾是如何的不稳定。但是在民间，日本的中下层公务员、教师等已经开始打包行李，他们带不走的东西，如家具、钢琴、书籍等，都以便宜价格出售。厦门街一带是日本公务员居住的地方，他们把东西摆在街道边出售，慢慢形成了市集，后来这里竟成为旧书与旧货的市场。至今，厦门街仍是旧家具的卖场，旁边的牯岭街一度是台湾最大的旧书市集，后来虽然迁到光华商场，但还是有几家老店不走。如今书市不景气，但二手书并未没落，牯岭街依然有不少家旧书店。这都是一九四五年巨变遗留的风貌。但怎么往下走？中国与美军没有消息，大家都没有底。好不容易过了半个月之后，终于有消息了。第一批到台湾的官员是跟着美军飞机来到的。那是九月二日，来的有国民党政府官员三人：第一个是福建省政府顾问黄澄渊，第二个是中美合作所的黄昭明；第三个是“台湾义勇队”的副队长张士德。他们住进台北最豪华的宾馆──梅屋敷。九月三日，与“总督”的会谈在台北宾馆举行，张士德将带回来的第一面国旗，插在台北宾馆里，正式宣告日据时期结束，中国政府来了。随后，张士德开始拜会台北重要的地方领袖。他以“台湾义勇队”副队长的名义联络陈逸松。刚一见面，张士德就用闽南话直截了当地说：“国军很快就会来了，但国军来之前，为了防止日本人可能有的破坏行为，希望你能出面组织台湾的青年人，监视日本人的行动，保护国家财产的安全。”陈逸松义无反顾地同意了。张士德当场拿出一张红纸，写上“日日命令”，内容是：“任命陈逸松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部主任。”陈逸松是学法律出身的，没看过法律上有这个“日日命令”的用语，不知道在大陆是什么意思。张士德解释说：“这就跟行军一样，现场可以发布命令，等于军令。”陈逸松陪着张士德到访好几个地方：台北、淡水、三芝、宜兰、罗东、新竹、台中。所到之处受到热烈的欢迎。舞龙舞狮、锣鼓鞭炮、夹道欢呼，比迎妈祖还热闹。有的地方还特别杀猪欢宴宾客，用最传统的方式来庆祝光复，对祖国来的第一个代表（特别他又是一个台湾人）表示热诚的欢迎。张士德成为“台湾真正光复”的象征。在“中央直属台湾区团部主任”的名义下，陈逸松急于把台湾各界的精英组织起来。他找了过去抗日的知识分子、农民组合干部、文化协会成员、“台湾民众党”干部等。虽然大家对大陆的政治情况、政府体系、派系分布、人脉关系等，完全不了解，甚至连“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内的定位都不清楚，但在“中央直属台湾区团部”这个堂皇的名号下，怀着战后对台湾的建设、对祖国的建设有所奉献的希望，参与到“三青团”的工作上来。日本人的“御用绅士”是一定不能用的。他们在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下作威作福，享受荣华富贵，但这些见风转舵的投机分子，如今却都毫不犹豫地到处花钱拉关系，改投到“三青团”的名下，想要挤进来弄一个职位。为了快速建立起各地组织，陈逸松没办法一一查证，他只能把组织工作交给各地主要负责人来做，相信他们最清楚谁是真正的抗日志士，谁是“御用绅士”。他自兼青年团台北分团的团长；新竹是陈旺成，台中为张信义、杨贵（即作家杨逵），嘉义是刘传来，台南吴新荣、庄孟侯，高雄是杨金虎、简吉等。组织的规章由台北制订，运作上则交由各地自行负责。然而，复杂的情势很快在各地发生。吴新荣在台南就明显感到“御用绅士”的威力，他们试图加入“三青团”未果，就组织各种“欢迎政府筹备会”“治安维持会”等，并请他担任副委员长。他虽然拒绝，但他知道自己无法阻止对方筹组团体，只能是各走各的路。也正因此，埋下了这些“御用绅士”后来在“二二八事件”中告密陷害吴新荣的祸根。九月十九日，《台湾新报》发布了陈仪将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之后，主权交接落到了实处，于是过去被殖民统治者欺负侮辱过的人开始了报复。先是围殴追打日本警察的“走狗”，之后是打日本警察，再后来，素有仇隙的人之间也互相报复起来。社会也已经悄悄地开始发生变化。有喜悦有活力，民间有勃勃生气，但也有隐隐透出的犯罪与不安。一到了夜晚就好像披上了色彩般的有着朝气与活力，店与店不断地接续蜿蜒，从万华车站到龙山寺这段路间，这些店就代表着新台湾的象征吧。
牛、猪、鸡、鸭等的肉在店里贩卖，高高堆起的肉引起市民的好奇心，可以想象人们已经退去了严酷战争的色彩，激烈战争的反动是历史的逆转。高声呼喊的贩卖声及客人的哄声，充分反映出大家从战争阴影下解放出的自由。市民的购买力也赶走了烦恼。鲑鱼一斤十六元好吗？芝麻油四瓶二十八元可以吗？牛肉一斤十六元好吗？市民们终于可以买到他们想要的商品。
往龙山寺的一隅，有露天的赌博场，眼神锐利的男子在掷骰子的时候，十元钞票就在赌桌上看着你来我往。另外，在小学里，有五位男子也从衬衫的口袋里拿出钱混杂着玩。市民抱持着必胜必赢的决心，这民族特有的侥幸心理在战争结束后，更是强烈地表现出来。
在赌场的旁边，则是一间有古早味的服饰店，三件四百元，像这样一举跃进的人生，就宛如走马灯一样，是不会再重来一次的。此外，还有士兵的鞋、军队用的衣物，这些都是战争后的遗产。新生的台湾，强而有力的生命力，就由龙山寺广场这里开始燃烧。和平的战争行列，就在全台湾一致的步调，持续下去。（《台湾新报》九月二十二日）
也正是在这一天，台湾各界“欢迎国民政府事宜筹备会办事处”则呼吁全岛在接收日当天，要举行各种活动，庆祝台湾光复这历史性的时刻。于是各种活动广告都出来了，有出售青天白日旗的，有征集会讲北京话者的，还有一则广告是这样的：庆祝台湾光复，欢迎陈民政长官阁下
第一跳舞场总经理 张开麦
募集舞女数十名，办事员数名（男女不拘，经验有无不问）
希望者至急，履历书携带，本人来谈
为了庆祝光复，各界都很忙。但有人忙着准备收拾整理大局，也有人偷鸡摸狗，结伙干坏事。日据时期的警察局只有日本警察和在日本人手下的台湾警察，他们早已崩解，但此时治安情况严重，该由谁来维护治安呢？街头的赌博无人约束，更严重的是偷窃、抢劫也无人来管。虽然报纸上刊出警告，但没警察执行公权力，就只有靠临时组织起来的“三青团”维护。桃园就发生了一帮犯罪的集团，半夜去乡下偷农民的牛，被农民发觉追了出去，小偷竟持刀把农民给杀了。后来桃园“三青团”的人去追查，查到了犯罪集团的所在，再找一群人把他们移送法办。台南的吴新荣相当聪明，他怕当地流氓干坏事，干脆一开始就把他们找出来，请他们成立“忠义社”，一方面激发他们的爱国心与正义感，一方面请他们维护治安。果然，黑道了解犯罪，台南的治安得到了维护。除了“三青团”之外，社会各界也陆续成立了各种自发性的群众组织：“庆祝受降大典筹备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义勇警察队”等，这些团体自然掺杂了投机分子，但也都要经过群众大会公众推选，所以选人有两个特色：第一，日据时代的官员，除非操守特别好的人，否则多数靠边站；第二，被推出来承担一定职责的人，不少有日据时代反日运动的经历，他们本来就有领导能力，又有声望，自然成为领导者。过去抗日运动的团体，如文化协会、农民组合等的干部，一九三一年以后几乎都入狱，组织星散。战争一结束，当年活跃的人已经出狱，正当四十岁左右，是人生的黄金阶段，在两个月的权力真空时期，他们发挥当年的组织长才，很快投入群众工作。人民协会、农民协会、学生联盟、总工会等，相继成立起来了。台湾慢慢恢复秩序，虽然各种势力互相掺杂，但社会逐步恢复安定。欢迎国民政府的工作陆续展开。十月五日，陈仪命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中将，率领在大陆的台湾人黄朝琴、李万居、苏绍文等共八十一人，搭乘美国军机，从重庆飞抵台北，设立“前进指挥所”，由葛敬恩兼主任。葛敬恩与陈仪是同乡及日本陆军大学的学弟，与蒋介石也有交情，他懂日语，派他来主持，也算合理的安排。谁知道，飞机到松山机场的那一天，葛敬恩的表现让台湾人都看傻了眼。中央社记者叶明勋有如下的描述：当五架飞机降落于松山机场时，总督府谏山参谋长等高级官员与台湾士绅，还有挺着闪亮军刀的日本兵，都在那里列队欢迎。葛主任竟躲在飞机上，推着王民宁先出来露面，这是什么汉官威仪。三十四年，首次在台北公会堂举行国庆纪念会，台北的天空飘扬着中华民国的国旗，这又是多么富有意义的时刻，他又称病不出，躲在基隆河畔的南方资料馆休息……他的作风真令人有点匪夷所思了。
十月十七日，国军第七十军在盟军飞机的掩护下，乘美国军舰驶抵基隆港。早已听闻消息的人，都赶去迎接。从基隆港到台北车站，挤满了欢迎的人潮。陈逸松、王井泉等十几个台北文化人，没有去基隆港而是等候在山水亭的三楼。看国军走过时他们傻眼了。列队前进的国军，穿着破旧的棉袄、草鞋、腿上绑着松松垮垮的绑腿，背上背了大锅，还有人戴着斗笠，扛了米箩，无精打采地走过街道。他们目瞪口呆：战败的日军带着闪亮的军刀、军容整肃地去港口列队，而战胜的国民党军队，应该更雄壮威猛啊，怎么是这个样子？“怎么这样啊？连绑腿都是松松的？”“你不知道，国军是打游击战的，这样才方便啊。这些都是游击战的勇士。不然，日本怎么会输去的？”街道上有人善意地解释：“那绑腿的里面，搞不好是绑着铅，平时练习用的，等到打仗的时候，可以健步如飞，练的是轻功。”至于背上的大锅，有人解释：“可以挡子弹啊。”怀着对祖国的一往深情，民众不断做各种善意的理解。虽然各种疑惑还在心中，但总是一个战胜国啊，怎么可能比战败国差？民众所不了解的是，日本被拖在中国战场，拖得越久，陷得越深。这一场胜利，用学者戴国辉的话说，是“惨胜”。十月二十三日，陈仪的飞机抵达台北。留着短髭白白胖胖的陈仪，在机场人山人海的欢迎场面上，发表了他著名的“不撒谎，不偷懒，不揩油”的“三不”政策，同时表明“我到台湾是做事的，不是做官的”。他从松山机场，绕过总督府、总督官邸，到他的临时官邸，一路上依旧人山人海，欢声如雷。随行的人告诉他：“这比何（应钦）总司令回南京的情形更热烈。”十月二十五日，台北公会堂坐满了台湾各界的代表。十时整，日本末代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率领谏山春树参谋等人，身着军服，走入会场，向受降官敬礼。他没戴军帽，没有佩刀，站在台下，低头垂首。许多人想起他以前飞扬跋扈、残暴杀戮的模样，不禁感慨万千。陈仪受礼完毕，即席宣读受降书。安藤利吉在降书上签字，完成仪式，立即退席。日本殖民统治，也从这一刻起，随着安藤利吉从台湾退席。陈仪在台上正式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的版图。”一九四五年，日本在台北市公会（即今天的中山纪念馆）向“二战”同盟国投降
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的那一刹那，曾经历过的老一辈人总是用“狂欢”来形容。还有人更愿意以“子不嫌母丑”来形容台湾人对来自大陆的接收者、军队、官员的包容。台湾人叫祖国为“唐山”，认定自己的祖先是“唐山来的”，对来自大陆代表着“唐山的来人”充满了善意。当年，在现场迎接国军的许金玉说：“那时，看见部队脏成那样，有人就说，这样怎么能打仗？可是我心里想，八年抗战真艰苦，把他们磨成那个样子，阿兵哥真可怜，又干又瘦又脏，他们为国家受苦了。”派来台湾接收的行政长官陈仪，在大陆的官场上，并不是一个贪官污吏，他甚至被视为一个清廉开明的人。陈仪，一八八三年生，浙江绍兴人，一九〇二年考上浙江省公费留学，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读书。因为与鲁迅、许寿裳、张明之同船赴日而结识，成为朋友。一九〇四年，他们还曾在日本留下一张合影的照片。陈仪一九〇七年回国，辗转于官场，做军事参议等职。一九一七年由北京陆军部派赴日本就读陆军大学，是中国留学“陆大”的第一期生。一九二〇年回国后在军阀征战中并无发展机会，曾投入孙传芳部，打败过张宗昌的部队，也曾想让孙传芳与南方国民政府合作，因此与蒋介石有渊源。他虽然学的是军事，人在官场，但本身有文人性格，与鲁迅、许寿裳等保持往来。一九三六年鲁迅逝世的时候，陈仪接到许广平电报，内心非常悲痛，他认为“鲁迅先生的逝世是中华民族不可弥补的损失”，乃建议蒋介石举行国葬。但不被蒋所接受。这只能说是官场中的陈仪，还保持着文人的天真与刚直，愿意为朋友出头。一九二八年，陈仪受蒋介石之托，赴欧洲考察，主要是去德国，他接触了不少由冯玉祥派出留德的学生，此时正由于冯玉祥垮台而彷徨不已，陈仪除了资助他们继续读书外，还将人才引回国工作，经济博士张果为、弹道专家俞大维都是他引荐的。陈仪还是一个愿意提拔青年人才的官员。一九三四年，他担任福建省主席，次年还奉派来台参加日本举行的“台湾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博览会”，参观日月潭水电站、嘉南大圳、基隆港、矿山、糖厂、台北帝国大学、气象台等现代建设，写成一大册报告；同时自日本的“台湾总督府”获得“台湾法令汇编”等资料，想了解法治建设。陈仪主政福建七年多，引进不少新的观念与人才，颇得一些好评。开罗会议确定台湾归还中国，一九四四年十月，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即是为接收台湾做准备。九名委员中，台湾籍三人：谢南光、黄朝琴、游弥坚，浙江籍三人：陈仪、沈仲九、钱履周，国际问题专家三人：王芃生、夏涛声、周一鹗，也都是一时之选。陈仪还利用他任中央训练团教育长之便，设立“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招考了一百二十几名各机关的干部，训练班特地研讨日本人编的“台湾法令汇编”。这些人便成为后来陈仪接收台湾的班底。可以说，较诸其他地方，台湾的接收工作是早就做了尽可能周全的准备，上层的陈仪有心有力，中间有训练过的干部，下层还有台湾人抗日的深厚群众基础，以及欢迎回归祖国的热烈心情，为什么转瞬恶化到发生“二二八事件”呢？陈仪虽然带来一群训练过的干部，但也同时带来军队，以及无数官场上的官员。他的理想是建设一个新的台湾，但现实是整个接收团队，基本上由一群缺乏纪律与法治观念的行伍、官员、特务以及政客群体组成，这群人将接收并统治台湾。原本为维护安定，等待政府来台接收而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区团部”，在陈仪来了之后被排挤出去，一大群过去靠日本殖民统治者得势的“御用绅士”，很快用金钱贿赂包围了接收官员，台北的酒家都忙碌得大叫缺少陪酒小姐。接收人员大多来自大陆各种靠关系的人，台湾人之中正直有声望者，特别是过去因抗日坐过牢的文化协会成员、农民组合志士，反而被排除在外。省内省外的冲突开始发生。台湾人原来的社会领袖如林献堂、李友邦等都感到不满，而大陆来接收者则认为台湾人是因为有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奴性，才会对外省人反感。双方误解与互相歧视日深。接收大员们忙着接收、忙着占位置、忙着占房子、忙着跟被台湾人瞧不起的日据时期的“御用绅士”应酬，这一切看在台湾人眼里，真是不堪，更是不满。陈仪和他的主要幕僚沈仲九，空有一个建设台湾的乌托邦梦想，却在国民党内派系的掣肘下难以实现。问题还在于，陈仪“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明明自己的属下贪污严重，他不但不处理，反而加以保护。学者戴国辉曾用“陈沈唐吉诃德”来形容他们空有理想，却没有条件，也缺乏能力处理战后复杂万端的台湾重建。而偏偏台湾人是见过现代化建设如何展开的。这就注定了陈仪与台湾社会的疏离与对立。关于接收者的整体素质，先看一些民间的微小例子，可以由小见大、见微知著。例如当时台湾有租借自行车的小店，经营者们愿意不收费地把自行车借给大陆来的人使用。不料常常一借就不回来了；还有人借了几天才还，让小店无法经营。再如有小贩为了表示对“唐山人”的善意，买东西不收费。不料有人认为台湾买东西不用付钱，有唐山人竟去小店自行拿东西，造成双方的冲突。这还只是小事，流传在各地的还有妇女被军人调戏，军人去戏院看白戏、在摊子吃白食……种种现象一传十、十传百，本来善意的“唐山”称呼，自此变成轻蔑的“阿山仔”。而赴大陆参加抗战、胜利后回来的台湾人，如李友邦、黄朝琴、丘念台等人，都被称为“半山”，以区别他们与“阿山”的不同。而台湾人对于“半山”的憎恶有时还甚于“阿山”。这是由于从大陆回来的台湾人，依学者戴国辉的分类大略有三种：一种是重庆回来的，他们与国民党内派系有各种关联，有的属于CC派、有的投靠军统，这种关系，一般台湾人根本搞不清楚；第二种是去到大陆的沦陷区，如作家张我军、洪炎秋等，他们中不少人暗中抗日，反而不被视为“半山”；而最让人憎恶的第三种是去大陆当日本人走狗的“台湾歹狗”，他们仗恃日本势力，作威作福，为了怕被当作汉奸追查而回台，却更懂得抓紧时机拉拢、利用接收官员，和他们狼狈为奸，趁接收侵占公有土地和财产。应该说，大陆来台接收者的素质之低下，让台湾社会大失所望。而接收情势的复杂，接收者贪污手段之粗暴、奸巧，也是未曾有过的。台湾人真是大开眼界了。这是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后，版画家黄荣灿创作的版画作品：散落的烟和贫苦的卖烟妇女跃然纸上。版画家本人在白色恐怖时期被以“匪谍”罪名判处死刑
接收过程中更不堪的内幕，也是一般台湾人难以想象的。这一点可以从陈仪的亲信钱履周的证言来看。钱履周是陈仪的心腹，当时来台负责“善后救济总署台湾分署”的工作，不参与接收，只赈济面粉、奶粉、药品给民众，所以知道许多不堪的内幕。内幕一：前进指挥所的中美高官私分台湾银行的黄金。行政长官公署的秘书长葛敬恩与美国来台的接收人员，在台湾银行的仓库里，看到十几箱黄金。葛敬恩当场贪念大起，可是身边还有美国人埃文斯，不能独占，于是两人商议如何私分。不过，十几箱黄金终究太显眼，随行的中国接收人员碍于葛敬恩官威，不敢吭声；随行的美国人却不客气地要跟埃文斯分一杯羹。回到重庆后，葛敬恩没事，埃文斯却被一状告到驻中国美军指挥官魏德迈那里，立即被撤职调回美国。埃文斯不甘心，向美国法院申诉说，这完全是葛敬恩的主意，他只能配合。美国于是通知中国外交部，希望找葛敬恩去美国作证，事情才暴露出来。但最后陈仪仍未处理，葛敬恩还是继续做他的大官。内幕二：五子登科。日本高等公务员配有房子、车子，一旦卸任即交回。如今日本人一走，所有房子、车子全部成为接收者的财产。这些财产并未点收给政府，而为私人占据，有些甚至运回大陆自家享用。由于战时通货膨胀，日本经济部门储存的金子、银子等，更是变成“劫收”的目标。至于女子，由于日本战败后难以生存，有些日本女人不想回日本，希望嫁给台湾人留下来。于是某接收副署长纳妾、某官员娶妾学日文的消息源源不断。金子、银子、房子、车子、女子，人称“五子登科”。内幕三：更夸张的是接收海军的某要员，竟把一艘海军运输舰给“吞没”了。如何办到的呢？他根本不交接这艘运输舰，当作不存在，再改舰名为“台南号”，与一个福州船商合作，经营台湾—厦门—福州之间的运货载客生意。还有一个接收人员把一个日本公营大农场吞进私人囊中，再租给农民牟利。在接收的混乱过程中，这些“劫收者”竟然敢在日本人交来的点交清册中，把某一页、某一项删除，再叫日本人重新写过。日本人战败，当然乖乖照抄，不敢反抗。而公有财产就这样不见了。内幕四：最有名的是蚂蚁吃了七十公斤鸦片烟。当时专卖局长任维均贪污无数，把好的烟草偷卖出去，留下劣质烟才公卖。他在任内办接收，却不拿出日本人给他的清册，只回说日本人没有给清册。他卸任时的清册内容之荒唐超出想象。他对消失的财物做的报告是：“食盐被抢去一万多担，红土（质量较好的鸦片烟土，当时日本有公卖制度）被白蚁吃掉七十公斤，糖损失几十万斤。”想抢一万担食盐要动用多少人力，竟能如此无声无息？白蚁会吃鸦片烟吗？这简直是生物学上的发明。这样的奇文居然可以出自国民党政府的高层接收人员之手。至于其他各行各业的接收，莫不如此。连遣送日本人回国都可以索贿，交钱的可以先排上。当时的台湾在陈仪开明的政策下，创办了许多报纸杂志，台湾知识分子首度有了言论自由，对那种贪污腐败的嘴脸，那种把寻常百姓当傻瓜的傲慢与蛮横，那种封建式的官僚风气，那种无法无天的行径，天天加以报道、批评，希望情况得到改善。而寻常百姓面对如此种种恶行则感到彻底的失望甚至绝望。如果说当时也有让人感到欣慰的事，就是陈仪也带来了不少认真用心的技术人员，像孙运璇、丁名楠、严家淦等。他们尽力恢复台湾经济，台湾电力就是显例。日本人开始大量遣返的时候，台湾电力株式会社走了三千一百五十三个日籍技术人员。在经过美军大轰炸后，台湾电力系统急需修复，然而熟悉台湾电力系统的技师几乎走光了，日本技师走的时候曾扬言：“我们怕三个月之后，台湾将陷入一片黑暗。”孙运璇带着三四十位大陆来的技师，和台电的台籍工程师，再找来几百位台北工业职业学校（现在的台北科技大学）学生、台南工业学校（现为成功大学）学生，四处拼凑零件，寻找可能的替代工具，在艰苦的条件下，一边学习，一边修理，竟然在五个月之内，恢复了台湾百分之八十的供电。连日本人都不得不说是奇迹，也让台湾人感动。然而，从“大狂欢”到“大绝望”，并没有很长时间。一九四五年底开始实际接收后，一九四六年经济开始急速恶化，失业者、流浪街头的青年、南洋归来的军夫、无法开工的工厂、通货膨胀、被贪官污吏吸干的资源、粮食被强征而困苦的农民……一切的一切，像突然埋下大量火药的地雷区，只要有人误踩，就会全面引爆。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大陆作家萧乾来台湾访问十天。短短的时间里，他用作家的敏锐，看见了许多真相：台湾不但比不上更现代化的西方，在建设上它一定远跟不上日本。但位于这弧形的突凸点，相形之下……一样是闽粤的同胞，而且曾经蹂躏在异族征服者的钉鞋下，钉鞋毕竟还有个原则，有个步骤，即使蛮干，为了统治的成功，也不甘盲干。民众在不民主的环境下如可比作乳牛，台湾的平民是喂了点秣粮才挤的，大陆的平民都是干挤。台湾民众的奶水一部分已变成了钢骨水泥的桥梁，……中国民众的奶水却多变成打仗的火药了。
一九四八年，中研院第一届院士中，百分之二十五来台，百分之七十五留在大陆
ISBN：9787108073129 定价：59.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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