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道路：《生死关头》二集 | 荐书
金冲及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2
ISBN：9787108073204 定价：59.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是“金冲及文丛”之一种。
全书首篇文章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谈起，接着讲了五四运动、中共一大、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六大、遵义会议、西安事变、白区工作会议、七七事变、延安整风与七大、中原突围与全面内战、第二条战线、新中国诞生、新中国的最初岁月、改革开放，以及“党领导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的访谈录。
全书书写了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在中国如何走好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等道路，在实践中不断把成功的选择和失败的选择作比较，并时有反省与纠正自身错误的痛苦过程，终于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领导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旗帜下取得了百年业绩。
【作者简介】
金冲及，1930年出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原中国史学会会长。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历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文物出版社总编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复兴文库”主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主编有《毛泽东传》《刘少奇传》《周恩来传》《朱德传》《陈云传》《邓小平传略》等。
【目录】
前 言
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发生
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迎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五四运动百年祭
历史的回顾
初期新文化运动
“五四”风暴的袭来
中共一大代表究竟是多少人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前夜
迁都之争：武汉还是南昌
国民党内的“提高党权运动”
四一二政变和宁汉分裂
中共五大
“西北学说”的破产
土地问题的讨论
武汉局势迅速恶化
国共合作的全面破裂
革命进入新时期
六大以后两年间中共中央的历史作用
六大后工作路线的转变
整顿、恢复并发展党在国民党区域内的秘密工作
把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放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上
“左”的倾向的重新抬头
对遵义会议的历史考察
“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
遵义会议是历史的转折点
从遵义会议到中共七大
西安事变与20世纪中国历史变迁
抗战前的白区工作会议
刘少奇在会前给张闻天的4封信
白区工作会议的第一阶段
连续4天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白区工作会议的第二阶段
余论
七七事变：全民族抗战的开端
历史的回顾
卢沟桥事变
全民族抗战带来了什么
附 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的起点
小细节与大历史
从甲午到“七七”
“七七”与全民抗战
从延安整风到中共七大
历史的回顾
整风运动的酝酿和准备
全党整风教育运动（上）
全党整风教育运动（下）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简单的总结
抗战胜利初上海三大进步杂志
抗战胜利初上海进步报刊的环境
《周报》和《民主》
《文萃》
中原突围和全面内战的开始
全面内战是怎样开始的
中原解放区的形成
中原突围
第二条战线的历史地位：纪念五二○运动50周年
人心向背的大变动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群众运动和党的领导
第二条战线的历史地位
新中国诞生的划时代意义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人民当家做主人
祖国的空前统一和团结
结语
换了人间：新中国的最初岁月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人民政权为人民
实现国家统一和人民团结
结 语
历史巨变从何而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端正思想路线着手
高举旗帜和深化改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道路决定命运—金冲及访谈录
刘少奇在会前给张闻天的4封信
刘少奇所以在此时旗帜鲜明地提出这个严重的挑战性问题，是他多年来在白区工作实践中思考的结果，也是当时国内政治局势处在转折关键时刻的实际需要。
对前面这一点，已有不少研究工作者作过论述，不需要在这里再用很多篇幅去谈它。大家都知道，刘少奇是中国工人运动最早的领袖之一。党的初期，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工人运动便成为党的主要工作。刘少奇在长期的实际工作中取得过顺利的发展，也碰过许多钉子。实践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引起他不断深思，觉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的许多做法“左”了，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当他在莫斯科担任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时，当他回国后担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时，都曾直率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却接连遭受打击，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被撤销职务。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刘少奇作为中央代表到国民党统治下的华北地区，指导党的工作，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开了新的工作局面，同时又遇到不少“左”的思想阻碍。为此，他先后写下《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等文章，批评“左”的错误思想在实际工作中的种种表现，针锋相对地提出一整套白区工作中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在他的思考中已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现在着重谈一下后面那一点：为什么它是中国整个政治局势处在转折关键时刻的实际需要。
历史跨入1937年时，摆在人们面前最突出的事实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刚刚取得和平解决，在严重民族危机威胁下，延续十年的内战实际上停止下来，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在逐步实现。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对这个仿佛突然到来的巨大转折，许多人不能立刻适应。特别在国民党统治区，这里的党组织曾长期同中共中央几乎隔绝，对遵义会议后的转变没有多少了解，对整个政治局势的深刻变动也缺乏认识，往往仍习惯于用原有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思考问题和进行工作；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经历了十年残酷内战，对国民党怀着深刻仇恨，对实行国共合作不易理解，甚至公开反对。他们人数虽不多，在白区却是一股不小的力量。这部分人的不满表现得相当强烈。刘少奇当时描述道：“在蒋回南京后，左倾分子大为失望，许多地方的同志大为失望。”有的人气得几天不吃饭，“认为我们完全失败”。有些“左”倾学者准备联名发表宣言“说我们投降”。广东方面有“左”倾分子，“说我们是右倾机会主义”。国民党当时在抗日、联共、发动民众等问题上表现出举棋未定的种种矛盾现象，更增长了这些人的疑虑。
其中，最使刘少奇感到震惊的是，东北军中曾同共产党友好合作而这时反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少壮派，2月2日在西安举行武装暴动，枪杀对实现国共合作作出重要贡献的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刘少奇给张闻天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信就从这件事讲起。几天后，他又写道：“西安少壮军人的暴动应该是最痛苦的教训。”“他们离开了我们，他们独自去进行那无希望的暴动，他们骂我们投降屈服，认为我们的方针错了。”他从这里感到：“我们与国民党、蒋介石合作停战是对的，但如果做得不好，很可能使平津与我们最接近的左倾群众部分的或大批的脱离我们。”
白区工作中“左”倾错误思想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那时，全面民族战争即将到来，要求以极大的速度和规模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共同抗日的人，从事抗日战争的准备；而关门主义却是实现这一要求的重要障碍。刘少奇写道：“现在全国各地的救国会都有统一战线的章程纲领，然而在组织上他们还不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实际上不论在学生中、工人中、其他群众中的救国会都还只有绝对少数的先进活动分子来加入，实际上这仅仅是左倾分子的秘密组织。”“然而我们同志常把这仅仅是左派组织的救国会，即认为已经完成的统一战线。”
因此，刘少奇接连在1937年的2月20日、2月25日、2月26日、3月4日，从天津给当时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写了4封长信。他在信中十分强烈地提出：“我要求你们切实注意‘左’倾的问题。十二月决议仅是我们自己的原则的转变，而在今天则是这种原则的转变已经进入实际的转变。在这个转变关头，如果发生错误，甚至是一点小小的疏忽，都要引起深远的结果。我和全国的事实都要求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指示。”足见刘少奇已经认定：他所提出的反对“左”倾的问题已经不是日常工作性质的问题，而是在历史“转变关头”将会“引起深远的结果”的大问题。
刘少奇进一步指出：这种“左”倾错误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他写道：“我觉得我们从大革命失败，八七会议以来，是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正因为有这种错误，所以我们在国民党统治下虽然有极艰苦与英勇的工作，也就不能巩固、聚积与加强我们的力量，反而削弱了我们的力量。”“十年来是一贯地犯了‘左’倾错误，到现在是已成了一种传统。”这还不够，他接着又写道：“必须还得着重的指出，我们在四中全会以后，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改正、而且继续着立三路线的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左’倾传统。”这已经越出对当前白区中“左”倾思想批判的范围，而扩及到对党的10年历史上，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如何估价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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