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人的战争记忆在为崛起中的雅典注入了空前自信的同时，也在雅典人心中种下了骄矜浮夸、颟顸任性的“毒苗”，而随着这株“毒苗”的滋生蔓延，诸多基本的历史事实便在雅典人的记忆中日渐淡出甚至被刻意删除：战胜波斯绝非全然是雅典人的功劳；萨拉米海战本身与雅典民主制度并无直接的关系，而更多是得益于泰米斯托克利的机智果敢；希腊人并非全然配得胜利的荣耀，薛西斯在关键时刻所犯下的致命错误在客观上成就了希腊人的战争传奇。这或许正是希罗多德在雅典帝国树立自信时讲述那场战争的主要用意吧！然而，在那个群情亢奋、鼓噪喧嚣的“镀金时代”，诸如希罗多德、苏格拉底这样的智者的声音注定曲高和寡。
*文章节选自《修昔底德的路标：在历史与政治之间》（任军锋 编 三联书店2022-3）
波斯战争，希腊人奇迹般地战胜波斯。那场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为希腊人带来了空前的自信和荣耀，却也是之后希腊世界一系列危机的开端。作为希腊人“团结御侮”的核心力量，雅典在战后年代强势崛起，不到30年的时间里，雅典从先前希腊世界的普通城邦迅速成长为东地中海的主导力量。从米泰亚德、泰米斯托克利、阿里斯泰德（Aristides），再到伯里克利，几代政治家苦心经营，励精图治。如何乘崛起之大势，最终使雅典成为“全希腊的主人翁”；在确立雅典帝国霸权的同时，结束希腊世界长期纷争、分崩离析、人人自危的乱局，树立“雅典治下的和平”？这成为几代雅典人的雄心壮志和强国梦想，也是修昔底德著述背后的“潜台词”和现实关切。然而，摆在以伯里克利为代表的新一代雅典政治家面前的巨大考验在于：斯巴达正是雅典人最终实现其帝国雄心所必须克服的最大的政治和军事障碍。而在那场与劲敌斯巴达及其同盟的生死较量当中，雅典遭遇惨败，这场失败不仅是雅典人的灾难，更是希腊人寻求内部秩序的艰苦尝试所遭遇的一次重挫。战争本身给希腊世界带来空前的苦难，更预示着希腊世界开始陷入更大规模的内讧纷争。在对外实现帝国雄心的同时，雅典城邦内部推行“民主”式的治理方式。从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新政开始，在之后的50年时间里，民主政治至“伯里克利时代”达到最为激进的阶段，具体表现为：国家内政、外交方面的重大事务均由公民大会议决，主要官职由抽签产生，十将军由选举产生，实行“陪审津贴”“观剧津贴”制度……而对雅典人来说，民主化更多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增强国力、夯实社会基础的同时，却以在政治上挤压传统世家贵族为代价。面对民主政治释放出的汹汹民意，要防止其破坏力，更多地依托于伯里克利的政治奇才。而对雅典传统世家大族来说，他们当然不会作壁上观，认命服输，进而在政治上束手就擒。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政坛暗流涌动，新兴民主势力与传统贵族势力彼此虎视眈眈，政治角力蓄势待发。如果说伯里克利在世时尚能够通过其清明的判断力和高超的政治手腕巧于弥缝，暂时消弭这一对抗的破坏作用，那么随着伯里克利的突然离世，这一斗争便正式浮出水面，且迅速升级并趋向白热化，并最终走向失控，成为帝国事业的颠覆性力量。在帝国事业面临生死考验的当口，雅典民主政坛却陷入了空前紊乱，外患与内忧彼此叠加，致使雅典陷入一系列重大挫折的怪圈，帝国事业最终“胎死腹中”，这不能不令人唏嘘扼腕。在“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与政坛的畸变互为表里，雅典社会民情风俗也发生蜕变朽坏，误入歧途。人心畸变带来政治的扭曲：本来作为动员自由公民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公民大会，在实践中却沦为少数政客摇唇鼓舌、混淆视听、争权夺利的场所，人们参加公民大会的首要动机不再如以往那样旨在协议国事并从中习得政治经验，从而接受政治教育，如今他们的主要动机仅仅在于能及时领到参会补贴，后者往往对下层民众更具诱惑力。这就使公民大会难以发挥预期的清晰判断、群策群力的政治效能；本来旨在预防僭政的陶片放逐律，却日趋沦为党派彼此造谣倾轧、政客相互算计、彼此拆台的利器；本来意在培育公民公正感和道德良知的陪审法庭，却日趋堕落为人们逞私欲、闹派性、勾肩搭背、私相授受的舞台，雅典传统贵族的教养、德行、自律以及由之衍生的一整套礼法，在民主的大潮中不断趋于崩解；与强调世袭身份的“旧雅典”不同，“新雅典”人更加看重的是金钱财富。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最初为社会舆论悄然接受，最终却得到舆论的公然推崇甚至吹捧；以智术师为代表的“新启蒙运动”，不断侵蚀雅典社会的伦理根基。理智主义与宗教信仰、平民主义与贵族德行，日益上升为民主雅典政治社会中最为突出的意识形态张力。而在实践中，这些紧张关系往往与更为现实的权力斗争彼此交叠，使得雅典帝国内政、外交格局矛盾交织、错综复杂。贵族派与民主派、贵族共和国与民主共和国、旧雅典与新雅典、传统与现代，在雅典社会，这些力量往往相互撕扯、彼此消解。而在雅典人的精神世界，这些价值观念彼此掣肘：“新社会”以欲望为核心的功利主义、个人至上、金钱至上等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不断消解雅典社会的伦理根基和道德底线。
若要深入理解古典时代的雅典帝国，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柏拉图的相关文本，无疑需要我们重点关注。希罗多德在雅典极盛期讲述波斯战争传奇，其现实关切深沉且委婉。波斯从当初米底帝国治下的一个偏僻小部落成长为世界帝国，最终却在其远征希腊的过程中意外失手，从此一蹶不振，国势日颓。如果说希罗多德以波斯帝国兴衰为“借镜”，通过外部视角，反观当时如日中天的雅典帝国，借以探问邦国兴替之机理，思索命运之沉浮；那么，后学柏拉图则通过内部视角，诊断雅典政制及其国家精神的病理，进而寻求可能的解救之道。如果说柏拉图《法律篇》可以被视为希罗多德《历史》的理论总结，那么《理想国》则无疑是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理论升华，从叙事结构到思想主旨，它们在时序上彼此呼应，论题上相得益彰：修昔底德将现实版的雅典与斯巴达对观，双方在政制形态、言论行动、民情风俗等方面形成鲜明反衬，而雅典自身的弊病则在这一对比中昭然若揭；《理想国》将理论版的斯巴达与雅典对照，斯巴达无疑是柏拉图理想国家的理论原型，从苏格拉底与雅典青年的谈话中，我们不难觉察到柏拉图对雅典政治社会的现实关怀和深切的救世之心。而在修昔底德文本中，我们也不难发现类似的理论努力。在那篇著名的国葬演说中，伯里克利这样说道：我们劳累之后，放松心灵的方式应有尽有。每年从头至尾我们都有竞技活动和祭祀；我们有漂亮的房子、好看的陈设，每天都让我们赏心悦目，忧愁全消。我们的城邦规模如此宏大，以致世界各地的出产全都流向我们；我们尽情享用这些出产，就如同享用我们自己的出产。……我们爱好精美之物却不失节俭；我们爱好智慧却不至于柔弱。我们把财富当作行动之资，而不是夸耀之资。一个人贫穷不是耻辱，他不努力摆脱贫穷才是耻辱。（《伯史》2.38.1-40.1）
这既是伯里克利对雅典的直接称颂，也是修昔底德对雅典人的委婉警示：国家富强带来生活舒适安逸的同时，也会让民众日趋陷入柔弱苟且；财富的增长和积累在带来各种享受的同时，也会使民众为追求金钱不择手段甚至违法乱纪；漫无节制的物欲经常让不法之徒铤而走险，无视公序良俗、藐视祖辈礼法、目无城邦法纪、无视宗教权威；金钱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俨然如神，人们将其奉为至上权威，诸如公共责任、公序良俗、道德信仰，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日趋暗淡。
在雅典光鲜的外表下，却是古风时代人们刚健虔敬、庄重内敛品格的式微。在雅典有识之士眼里，雅典的所谓“黄金时代”，实际上只不过是“镀金时代”。雅典人转而在对手斯巴达身上，发现了自己久违的德性。站在曾经执希腊世界之牛耳的迈锡尼那依稀可见的废墟之上，修昔底德抚今追昔，遥想当年阿伽门农王的威势，他不由得叹道：如果拉刻代蒙人的城邦将来有一天被废弃了，只有神庙和建筑物的基座础石留下来，我想，百世之后，人们很难相信她曾拥有与其威名相称的赫赫武力（尽管他们在伯罗奔尼撒五据其二，还是整个半岛以及半岛之外盟邦的霸主，但是，这个城邦既没有聚居于一城，又不兴建奢华的神庙和建筑，而是依希腊古风居住于村庄之中，颇显鄙陋）。假若雅典将来遭受同样的命运，人们从眼前的城市废墟的景象来推断，会双倍地高估她本来的实力。（《伯史》1.10.1）
为了保持本城邦生活方式的纯粹性和城邦法律习俗的稳定性，防止异族风俗的渗入进而腐蚀本民族惯有的习尚，斯巴达人格外谨慎且警惕，不遗余力想方设法予以防范。修昔底德通过追溯国王波桑尼阿斯里通波斯案，对斯巴达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做了更为直观的呈现。波斯战争，希腊人筚路蓝缕，奇迹般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波斯帝国，然而波斯人奢靡的生活方式，却成为战后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竞相效仿的对象。希腊人在军事上战胜了波斯人，却最终沦为波斯人生活方式的俘虏：普拉提亚战役，希腊联军大获全胜，占领玛尔多纽斯大营，波桑尼阿斯看到波斯统帅极其精美的金银镶饰床榻、金银餐桌以及那丰盛的波斯大餐，他在纳闷如此富裕的波斯国王为何要不惜代价远征贫穷的希腊的同时，对波斯人的奢华生活也不由心生艳羡甚至起了效法的本能冲动。希罗多德《历史》以居鲁士大帝对波斯人的警告作结，据说当初有人力劝居鲁士将波斯人从崎岖的山地迁往更为肥沃的平原，居鲁士警告他们说：“一旦这样做了，就别再指望继续做主宰民族，而要准备沦为被主宰者。物产丰盈的土地养育的是苟且软弱的民族，而不是勇武的战士。”波斯人于是改变了初衷，采纳了先贤的建言——他们宁肯在贫瘠的山地做主人，也不愿在平原充当别人的奴隶。丰裕非但未带来雅典城邦的和谐，却成为内讧党争的温床。政治权利上强调平等与财富占有上的极度分化形成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合谋。与贫富严重分化对应的是雅典社会中人们在意识形态上的急剧分裂，雅典早已不是柏拉图理想的将许多不同部分聚合在一起的完整的单一城邦，而是相互敌对的两个城邦，“一个是穷人的，一个是富人的”（《理想国》423a）。贫穷而得享自由，奢侈而遭受奴役。对帝国来说，其势力如日中天，富庶奢华之日，或许正是其民众走向萎靡苟且、民情日趋颓坏之时。在雅典帝国国势蒸蒸日上的当口，希罗多德向雅典人讲述波斯帝国兴衰传奇，这是对正在“发高烧”的雅典城邦的警告，还是对雅典重蹈波斯帝国覆辙这一看似难以幸免的宿命的哀矜，抑或兼而有之？与斯巴达爆发战争的第三年，雅典“第一公民”伯里克利身染疫病离世。此事虽属意外，但从雅典后来的一系列变故看，伯氏的去世成为雅典政坛以及帝国事业的转折性事件。在“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政坛，尼西阿斯功勋卓著，其政治地位可谓举足轻重，他本可以利用自身雄厚的政治资本，赓续国祚，励精图治，将雅典帝国事业带上新的高度。然而令人遗憾且匪夷所思的是，正是这位“高贵的”尼西阿斯一手将雅典人的帝国事业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尼西阿斯的做派带来的后果往往都使雅典的处境急转直下、雪上加霜，有些甚至是他刻意为之。公元前413年，四万雅典远征军最终在西西里全军覆没，尼西阿斯兵败被杀，修昔底德悲叹道：“在我生活的时代的希腊人中，他是最不应该有此不幸结局的，因为他终生都在致力于提高自己的卓越品质。”（《伯史》7.86.1）这与其说是修昔底德对尼西阿斯的哀矜式的赞扬，还不如说是有着高度政治思考力和判断力的修昔底德对这位雅典同胞格外辛辣的讽刺。在这位杰出将军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对雅典人的疑窦和怨怼，这进而转化为他对待雅典帝国事业时的漫不经心，甚至落井下石。尼西阿斯一次次辜负雅典人的信任和重托，波斯战后几代雅典人开创的帝国基业就这样在他的手里葬送净尽，这不能不令人哀矜扼腕，唏嘘悲叹。针对尼西阿斯上述种种做派，若仅仅从他的个人品性上解释，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对于尼西阿斯上述一系列行为，我们不难发现某种程度的内在一贯性。尼西阿斯心中的无限郁结和怨怼，只有放在雅典民主政治的结构性张力场中才能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雅典民主政治的发端可追溯至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制。梭伦立法的核心目标在于消除长期困扰雅典的内讧式党争，诸如颁布旨在废除债务奴隶制的“解负令”，按照财产多寡将人口分为四个等级（即五百斗级、骑士、双牛级和雇工），同时按照财产分配相应的公职。新法虽然未在法理上直接取消雅典传统的部落建制，但在事实上削弱了传统世袭贵族的政治影响力：如原来由战神山议事会（The Council of Areopagus）负责遴选公职人员，如今却由各部落推举候选人，然后再通过抽签产生；新的以财产而非世系为基准的等级划分以及与之相应的公职授职机制，客观上为社会中、下层通过创富获得晋身提供了机会。梭伦改革毋宁是雅典由传统的贵族共和国向民主共和国转型的开端，这一转型过程中经庇西斯特拉图家族持续近50年的僭主统治，至公元前508年的克里斯提尼新政基本完成：集中表现为传统世家大族政治影响力日渐式微，平民势力在城邦公共事务中不断崛起。而克里斯提尼通过其一系列新政举措最终将这一转型成果从法理上确定下来：诸如打散原来的部落建制，代之以完全按照地域划分的“德莫”体制；同时依照新的行政区划组建“五百人议事会”，取代原先根深蒂固的以世家贵族为基础的“四百人议事会”；推行陶片放逐律等。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事实上说，克里斯提尼“民主化”最终完成了僭主统治在雅典长期未完成的政治任务：即建立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强大城邦国家。通过抑制贵族豪强进行“国家建设”，民主化将个人与城邦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希罗多德说，正是民主化促使雅典国势不断增强，雅典人在波斯战争中迸发出奇迹般的战斗力。泰米斯托克利这样非名门出身的杰出将领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此前雅典的民主化。至“伯里克利时代”（前460—前429年），民主在雅典发展至最为激进的阶段，而伯里克利本人对这一时期的雅典民主有如下概括：我们的制度被称为民主政体，因为城邦的治理以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为依归。处理私人争端时，按照法律，人人平等。一个公民只要有才能就会受到关注；他轮流参与公共事务，这还不是城邦对他的重用，城邦重用的是其才能；而且，一个人尽管缺乏禀赋却能为城邦服务，他不会因贫穷而受到阻碍。（《伯史》2.37.1）
事实却是，对雅典人来说，民主化更多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动员多数民众参与国家事务、夯实国家政治社会基础的同时，却以在政治上挤压传统世家贵族为代价。我们知道，对任何政治共同体来说，贵族精英集团往往是不可或缺的“稳定器”“压舱石”，他们如果能够免于故步自封和骄纵专横，便是共同体教养的载体、德行的化身、民众的表率。民主政治释放出多数人强大的政治激情，这种激情如果得到有效的约制和引导，无疑会成为一个社会巨大的“正能量”，否则民主政治必然会沦为群众意见的“秀场”、党派倾轧的舞台，最终使政治激情沦为狂暴的“负能量”。在缺乏必要的制度性规范的情况下，雅典只能退而求其次，更多地依托于诸如泰米斯托克利、伯里克利这样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借以有效约制和引导民主。民主政治动员起民众的政治狂热激情与政治领袖的冷静理性之间的平衡，成为战后年代国势上升过程中雅典政制有效运转的关键。这种类似“高压锅”式的政体在侥幸得到伯里克利这样的政治天才带领的情况下，可以促使国家走向极盛，而一旦缺乏这样的政治领袖，民主政治便难以避免地走向其反面。这恰恰是伯里克利去世后民主政坛陷入空前紊乱、雅典帝国事业急转直下的关键。得失之道、盛衰之理，在雅典帝国事业的艰苦征程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其中呈现出的戏剧性也格外令人触目惊心。尼西阿斯这样的雅典世族，正是在上述政治情境中被推上帝国政坛的风口浪尖。对于克里昂这样的意见领袖，尼西阿斯打心底里不屑。对尼西阿斯来说，在克里昂这样出身下贱、为了获得权势不择手段的政客面前，他既感到恐惧，又本能地鄙视和厌恶。在公民大会上，面对汹汹民意，尼西阿斯时刻感到无可奈何、力不从心，他没有像伯里克利那样，既能够在适当时刻放低身段迁就民意，也能不失时机规训民众，更没有伯里克利的帝国雄心以及兑现这一雄心的权力意志。尼西阿斯厌恶克里昂，厌恶克里昂背后叫嚣起哄人多势众的“无知群众”，他厌恶民主，进而厌恶公民大会做出的几乎所有决定。远征西西里作为经营帝国的战略决策，即便其本身有着足够的理由，但出自公民大会这一事实就足以使尼西阿斯对这一决策极度怀疑和反感：他出征前在公民大会上试图通过夸大所需兵力这一“阴招”阻挠远征，阻挠不成反使雅典人押上了几乎所有家底；到达西西里非但不兑现出征前公开做出的军事承诺，反而采取极端消极策略，让远征军兀自消耗、坐以待毙；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作为首席将军非但不主动承担责任，反而极力推卸责任，同时要求增派相当规模的远征军；在有机会及时撤军时他拒绝撤军，在敌国和自己的同胞之间宁肯信任敌国……可以说，正是尼西阿斯一手将雅典帝国送上了不归路。但我们绝对不能将雅典帝国事业从兴盛向衰败的戏剧化逆转完全归咎于尼西阿斯的个人品性。事实却是，在复杂的历史事件背后，个体选择与时代境遇往往彼此形塑。毋宁说，广场民众的癫狂与尼西阿斯的怨怼，在帝国事业生死攸关的时刻“合谋”将雅典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波斯战争，希腊人筚路蓝缕、以弱胜强，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薛西斯大军遭遇重挫，波斯帝国也自此一蹶不振。马拉松战役、萨拉米海战、普拉提亚战役……雅典人付出了巨大牺牲，也赢得了巨大的荣耀。而随着战后雅典国势日隆，雅典人对这场战争的选择性记忆更加凸显，在这时雅典人的心目中，战胜波斯，雅典人居功至伟，雅典人的制度、文化、生活方式，都使他们当之无愧，雅典人身上所具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称颂的优秀品质。一切品质，只要是雅典的，都是特出的，都是别人应当竞相效仿的典范。不难想见，伯里克利在国葬演说中对雅典人的应然赞颂，却被底下的听众本能地想象成实然描述，如今的雅典人自恋浮躁、目空一切，他们曾遭受强权的欺压，也曾忍辱负重，而当他们自己获得权势的时候，便与当初的权势者行为如出一辙，而且心安理得，认为理所当然，甚至变本加厉。雅典人的“新帝国国民心态”昭然若揭，他们变得迷恋权势、矜武任力。公元前431年，即雅典与斯巴达战争爆发前夕，在斯巴达同盟代表大会上，那位雅典人临时进场所发表的那篇义正词严的所谓政治“声明”，即可作为上述“新帝国国民心态”再合适不过的注脚：关于遥远的古代，只有传说可做见证，人们是听来的而不是亲眼所见，还有必要提及吗？然而，关于波斯战争和其他你们都还记得的事件，尽管我们提得太多，自己都厌烦了，还是不得不说。我们投身于战争，冒险为希腊谋得福祉，你们也实实在在地分享了其中一份。如果确有益处，那么总得给我们一些荣誉吧！……我们要说的是，在马拉松，我们独自率先冒险向蛮子发起攻击；蛮子第二次攻来时，我们无力在陆上防守，全体人民离岸登舟，在萨拉米斯一齐投身海战，这就阻止了蛮子驶向伯罗奔尼撒，……那次战役的情况就是这样，它清楚地表明，希腊的生死存亡系于其海军力量。对此，我们提供了三样最有益的东西：数量最多的战舰、最精明的将军和最无畏的决心。……我们不是通过武力取得这个帝国的，只是因为你们不愿意继续攻击蛮子的残余军队，所以那些盟邦跑到我们这里恳求我们领导他们。……可以这样说，一个帝国送给我们时，我们就接受了，此后又由于（三种）最难以克服的因素——荣誉、恐惧和利益，我们就不肯松手了。此乃人情之常，我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奇怪的。况且，如此行事，我们也不是始作俑者。但是，弱者受制于强者，是永远通行的。还有，我们认为自己有资格统治盟邦，而且你们一直也是这么认为的，直到现在你们盘算了自己的利益之后，才开始大谈正义。……是你们挑起了战争，我们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伯史》1.73.2-78.4）
就这样，雅典人的战争记忆在为崛起中的雅典注入了空前自信的同时，也在雅典人心中种下了骄矜浮夸、颟顸任性的“毒苗”，而随着这株“毒苗”的滋生蔓延，诸多基本的历史事实便在雅典人的记忆中日渐淡出甚至被刻意删除：战胜波斯绝非全然是雅典人的功劳；萨拉米海战本身与雅典民主制度并无直接的关系，而更多是得益于泰米斯托克利的机智果敢；希腊人并非全然配得胜利的荣耀，薛西斯在关键时刻所犯下的致命错误在客观上成就了希腊人的战争传奇。这或许正是希罗多德在雅典帝国树立自信时讲述那场战争的主要用意吧！然而，在那个群情亢奋、鼓噪喧嚣的“镀金时代”，诸如希罗多德、苏格拉底这样的智者的声音注定曲高和寡。
公元前416年，雅典围攻弥洛斯，透过那场令人惊心动魄的对话，修昔底德将雅典人对权势的迷信做了最为生动的呈现，在这里，雅典人所奉行的强权逻辑被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你我都知道，在讨论人类事务之时，只有具备相应的武力为后盾才能有公正可言；强者为其所能为，而弱者步步迁就。……你们的友谊反而比你们的敌对对我们的伤害更大，在我们的属邦看来，你们的友谊证明了我们的软弱，而你们的仇恨却证明了我们的力量。……这不是一场事关谁好汉谁孬种的平等的竞争，你们应该多考虑你们的生死存亡，那就是说，不要抵抗比你们强大得多的军队！……至于神明的恩惠，我们认为自己得到的将不会比你们的少。因为我们的正当要求和所作所为没有逾越人类对神明的信仰，也没有逾越人类的道德准则。通过不可动摇的自然法则，主宰着凡自己有能力统治的领域，就人类而言，我们清楚这是真理；就神明而言，我们可以推知这也是真理。这项法则不是我们制定的，而且我们也不是第一个遵循它。我们继承过来，并将把它留给今后千秋万代。（《伯史》5.89-105）
谈判最终破裂，雅典围攻军队将弥洛斯城全体成年男子屠杀，妇女儿童变卖为奴，这个城邦自此从地图上被抹掉。而正是在之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415年，雅典人倾巢出动，派遣远征军向西西里挺进。在远征前夕的公民大会辩论中，当有人提出远征会导致雅典后防空虚时，亚西比德信心满满，再次援引波斯战争期间雅典人在泰米斯托克利的带领下放弃城防、转战海上的前例，最终成功说服雅典人支持远征。就这样，雅典人从波斯战争中获得的战争经验以及之后的战争记忆，在支撑雅典人的自我信心的同时，却无形中转化为他们的“精神羁绊”，进而成为他们智性上挥之不去的迷障。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对于雅典人来说，过去的成功非但未被转化为他们之后行动的资本，却成为诱使他们走向毁灭的动力。……正是在帝国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刻，希罗多德讲述波斯帝国的兴衰继替，其洞见深邃，笔法委婉。希罗多德开篇即明确自己著述的核心关切：探索曾经不可一世的邦国，缘何如今却变得微不足道；而如今强大的邦国，在先前却只是蕞尔小邦。吕底亚帝国曾经富庶无比，君王克洛伊索斯志得意满，不可一世，却最终沦为居鲁士的阶下囚，吕底亚帝国也终为波斯所灭；薛西斯强大的波斯远征军，最终却在积贫积弱且彼此虎视眈眈的希腊人面前铩羽而归；如今，取代波斯帝国的雅典帝国是否会重蹈薛西斯帝国的覆辙？哲人苏格拉底以雅典的“牛虻”自期，以“言辞的城邦”影射“现实的城邦”，诊断民主雅典的病理，拯救在精神上日趋颓坏的雅典。可怜立法哲人的一世努力，非但未能帮助祖国挽救颓势，其良苦用心换来的是非议和嫉恨，终致杀身之祸，而柏拉图的哲学戏剧也最终以悲剧收场。公元前405年，也就是战争临近结束、雅典城最后沦陷的前一年，喜剧《蛙》首演。面对雅典民主的积重难返，雅典政坛沦为竖子宵小们一逞私欲的舞台，国家政事废弛，帝国事业大势已去，诗人不禁悲从中来，望天兴叹：我经常有个梦想：我们城邦能乐意
选拔任用她最优秀最高贵的公民，
如同爱用古老的银币和新铸的金币。
是啊，这些纯正的货币，地道的雅典铸型，
被公认为一切货币中之最精美者，
无与伦比的工艺，在我们希腊人中
和遥远的野蛮人中普通得到珍爱。
可现在，这些贵金属我们不用，偏要选用
低贱的铜币，用最低劣的金属铸造出来的。
同样，出身高贵，受过良好教育的雅典市民，
他们智慧，勇敢，正直，有道德，有价值，
在体育学校受过训练，能歌善舞，
对这些人我们却藐视他们，侮辱他们。
而那些刚来的铜质外邦人，
卑微的父亲所生的卑微的儿子，
冒牌的公民，城邦以前甚至不屑
用他们代替羊羔作祭神的牺牲，
我们现在却总是选举他们。
愚蠢的人们啊，是你们纠正自己的过失的时候了，
重新起用贤良之材吧！今后你们倘若获胜，
人们将归功于你们的明智；倘若失败，那至少也不会
败得丢脸，因为那是在一棵名贵的树上吊死的。
（《蛙》718-737）
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表面言辞戏谑，内里却无限伤怀。他的每一部剧，都渗透着对祖国前途深沉的忧虑。在诗人眼里，被雅典人念兹在兹的“民主”，早已堕落为政客摇唇鼓舌、群众叫嚣起哄的舞台；雅典海纳百川、万邦来朝的同时，却贵贱不分、优劣混淆，甚至藏污纳垢；雅典人热爱“自由”，却在不断膨胀的金钱物欲的诱使下，日趋堕落为纵情任性、喜新厌旧，甚至好坏不分、是非不辨。“传统”在他们眼中成为“落后”的代名词，在他们看来，习俗礼法在根本上违背人的自然本性，应当毫不犹豫地予以摒弃。透过喜剧诗人，读者不难感受到帝国繁荣背后雅典人对国祚前途的迷茫和深沉的“乡愁”。……
延伸阅读：李零：大波斯为什么败于小希腊
修昔底德的路标：在历史与政治之间
任军锋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3
ISBN：9787108072832 定价：79.00元
▼复制以下淘口令
「3fu置这个 a:/₤CEXmc9uWeYG¢回淘Ьáò」
打开手机淘宝，进入三联书店天猫旗舰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