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雪掩盖着死亡。外面的世界很残酷，没有哪家大人敢让小孩出来。这是一个关于孩子的故事，却不是童话。勃鲁盖尔画的，原是一个著名的杀戮时刻。
文 | 秋鹭子
“冬天总使我们感到温暖，
把大地覆盖在健忘的雪里，
用干燥的块茎喂养一个短暂的生命。”
T. S. 艾略特：《荒原·死者的葬礼》
英国温莎城堡的皇家艺术收藏里有一幅老勃鲁盖尔的木板油画，看了第一眼，心里先会漾起童话般的情愫。冬天，北方的小村庄，枯藤老树，枝丫间缀着鸟巢。红房子，尖峭的屋顶覆着厚厚的雪，露出红烟囱。飞鸟掠过青天，青天里抹着云絮，没有太阳。道路弯向远方，渡过小桥，还有几处人家，簇拥着一座小教堂，攒出一只钟塔，顶着尖尖的白帽子。再看，雪中是个热闹的世界：骑兵排成方阵进了村，明晃晃的铠甲，齐刷刷的长矛。狗激动起来，弓身翘尾，嗅着吠着，有的窜掉，有的被牢牢摁住。有人踹门，有人踩着大酒桶爬窗户。村夫跟士兵簇成一团。这个村妇倚着墙根，那个呆坐在地上，还有一个，似乎周围的事与她无关，径自在雪地上摆了一桌吃喝；那边一撮人磨刀霍霍，像要宰几只鹅，烹只小猪来助兴。再仔细看，小孩们哪里去了呢？小孩子不是最喜欢雪吗？为什么不出来打雪仗，堆雪人，坐狗拉雪橇？
老勃鲁盖尔，《屠婴》，木板油画，109.2×158.1 厘米，约1565—1567年，温莎城堡，皇家收藏
白雪掩盖着死亡。外面的世界很残酷，没有哪家大人敢让小孩出来。这是一个关于孩子的故事，却不是童话。勃鲁盖尔画的，原是一个著名的杀戮时刻。耶稣在伯利恒降生，三个博士从东方来耶路撒冷朝拜。大希律王深感不安，吩咐博士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他也好去拜见。博士在吉星指引下找到了小耶稣，欢欢喜喜献上宝物，拜了他，却没有回去见希律，取别的道走了。他们去后，天使给马利亚的丈夫约瑟托梦，说希律必来除灭小孩，叫他赶紧带着母子两个逃往埃及。希律发觉自己被博士愚弄，勃然大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城外所有两岁以内的男孩都杀尽了。希律死了以后，约瑟一家才离开埃及，去了加利利，在拿撒勒住下来，直到耶稣长大成人。这一段记于《新约·马太福音》第二章。希律屠杀男孩之事（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其他三种福音书都没有写。大多数给希律立传的作家，还有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认为它是民间传说。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的《犹太古史》记载了希律的生平和他王政后期的许多暴行，包括杀害自己的三个亲生儿子，却也不曾提到他屠杀伯利恒的男孩。但此事并非凭空而来。《旧约·出埃及记》第一章里说，以色列人在埃及生养众多，极其强盛，埃及人为此忧心，想方设法使以色列人作各种苦工，可越是对他们严苛，他们越是繁茂蔓延。法老便吩咐下去，凡以色列人生的女孩，可留性命，若是男孩，就要杀了。有个希伯来妇人生下一个儿子，见他俊美，藏了他三个月，后来藏不住了，就把他放进一只蒲草箱，搁在河边的芦花丛里。法老的女儿来河边洗澡，救起了这个小孩，当自己儿子养，给他取名叫摩西。以此为原型，演绎出了“希律屠婴”的故事，那个逃过一劫的男孩由摩西变成了耶稣。历史上的大希律王（Herod the Great）是罗马帝国犹太行省的藩王。史家对其评价向来褒贬不一。他修圣殿，筑海港，凭一己之力创建了贵族制。但希律也是个暴君。在他最后几年的恐怖统治下，屠杀事件并不稀罕。有学者考证过，在希律的年代，伯利恒还是个小村庄，男婴不过十几个，即使都杀了，这数目对希律来说大约也不值一提。一个世纪之后才有了约瑟夫斯的《犹太古史》，作者不可能对从前发生的每一件事都那么了解。又过去三百多年，罗马作家马克罗比乌斯编了本对话录，叫《农神节》（Macrobius， Saturnalia），关于希律，书里是这么写的：“当奥古斯都皇帝听说，在希律王命令杀死的两岁以下的叙利亚男孩中，他的亲生子也被杀了，皇帝就说：宁做希律之犬，不做希律之子。”传来传去，成了民间谚语。无论虚实，在《马太福音》所讲的耶稣降生的故事中，“希律屠婴”都有深刻含义—一个孩子刚来到世上就遭受如此残虐的拒绝，他长大之后究竟会成为怎样一个人？整个伯利恒的男孩都因他丧命，这笔血债，又该算在谁的头上呢？到了20世纪，加缪把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写进了哲学小说《堕落》（LaChute）。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叙述者带着一颗饱受折磨的灵魂，向陌生人忏悔和倾诉；说起希律屠婴的事件，叙述者认为，耶稣心里是明白的—无辜者死了，他却逃了，他迈不过道义的门槛，所以才选择死在十字架上。在基督教传统中，希律屠杀男婴的故事占有重要地位。中世纪教堂行礼拜仪式，要拿《圣经》的素材排戏，都会把这一段演出来。描绘马利亚生平的组画里，“屠婴”有时替代“逃往埃及”（Flight into Egypt）一幕。“逃往埃及”主要画约瑟、马利亚和耶稣一家三口，一匹驴，最多再添两三个送行的，或点缀几个小天使；热爱自然的画家可借此题抒情，着意表现圣家族避难途中的风景。而“屠婴”却要宏大叙事。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来说，这是个熟悉而又富于挑战的题目。怎么设计一个复杂的暴力场景，怎么布置和塑造大量的人体，相当考验功力和技巧。古罗马的石棺浮雕上有“半人马族大战拉庇泰人”（Battle of Centaurs and Lapiths）的神话故事，那些缠斗在一起、剧烈扭曲的裸体有种骇人的感染力，很适合拿来改编成“屠婴”的画面。事件本身的恐怖性质也为创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缘由，清醒而敏锐的艺术家们会借古代的暴行影射他们那个时代的残酷现实。巴洛克时期，博洛尼亚画派的名家圭多· 雷尼（GuidoReni）画过一幅，是该题材中罕见的竖版，构图透着古典的均衡。雷尼着重刻画几位母亲在杀戮时刻的种种反应：左边被士兵揪住头发的母亲尖叫着；右边的母亲用斗篷裹紧孩子逃跑；地上一个母亲举起胳膊阻拦士兵，另一个把孩子扛在肩上仓皇地躲闪，还有一个伏在死去的孩子跟前，目光凄恻，徒然地向天祈祷。
圭多·雷尼，《屠婴》，布面油画，268×170厘米，1611年，博洛尼亚，国立画廊鲁本斯不止一次描绘过这一幕，最大的一幅中，亮红的绸缎衬着膏腴的肉体，祖母攥住士兵的剑，母亲一手揽着孩子，一手抠进抢她孩子的士兵的脸，另一个士兵从姐姐怀里夺过幼弟，狠狠地抡过头顶。男女老少绞成一座人山，轰轰烈烈地塌下来，砸在那些来不及出声就断了气的婴儿身上。
鲁本斯，《屠婴》，木板油画，142×182厘米，1611—1612年，多伦多，安大略省美术馆但是悲剧一定要升华：另一幅画里，鲁本斯让这些伯利恒的男孩—基督教的第一批烈士升上天国，簇拥着怀抱圣婴的圣母。普桑画“屠婴”的时候，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正打得暗无天日。普桑不开大场面，单画一个士兵、一个母亲和一个婴儿。利剑映着蓝天，白嫩的婴儿被士兵踏在脚下，舞着两只小手啼哭，母亲救不了她的孩子，惊骇甚于悲痛，一张脸几乎是狰狞的，让人不敢揣想，从那张开的口中发出了怎样的哀嚎。
普桑，《屠婴》，布面油画，147×171厘米，1628—1629年，尚蒂伊，孔代美术馆在这些艺术家笔下，人比什么都大。人施之于人的戕害，肉体和精神的痛苦，都给放大出来。相比之下，老勃鲁盖尔很有些与众不同。16 至17 世纪，尼德兰南部的勃鲁盖尔家族赫赫有名，前后出了四代艺术家，老勃鲁盖尔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出生的时候正迎上西欧的剧烈变革。前一个世纪的人文主义理想还未熄灭，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刚走过它的巅峰时刻；路德的宗教改革声势越来越大，破坏圣像的运动对天主教会构成了严重威胁。艺术家和学者们都在经历思想和创作的危机。勃鲁盖尔去过一趟意大利，但阿尔卑斯山以南的艺术世界发生的事，对他好像没有多少影响。他喜欢描绘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画作透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为此得了“农民勃鲁盖尔”的称号。其实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繁华的安特卫普，那里是尼德兰的商贸之都，也是出版业的中心。请他作画的多是大学士和大富商。他的作品都有奇异的构思和精细的设计。他为传统的艺术主题赋予了人性和人情，并大胆开辟了新的表达方式。他的一些图画带有阴郁的调子和超现实的想象，比如《死神胜利》，还有痴儿说梦般的《大鱼吃小鱼》（Big Fish Eat Little Fish），显然是受了前辈尼德兰画家博斯（Hieronymus
Bosch）的影响，但他比博斯还是要乐观、温和一些。批评家们觉得博斯太晦涩难懂，其实不然。看了博斯的《人间乐园》（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和《圣安东尼的诱惑》，会感到一种淋漓尽致的疯狂和彻底的解脱；那些匪夷所思的细节值得玩味，却无需逐一解读—博斯的意思很明白：人类已经毫无希望。连末日审判都多余了。这时再瞧勃鲁盖尔的画，就像重新得救一般：四季仍在轮回，村里行着婚丧嫁娶的风俗，有人在田间耕种和收获，还有人执着地建造永远无法通天的巴别塔。人类很荒谬，很滑稽，但也很认真。对人，对自然，勃鲁盖尔有一双无所不察的慧眼。他画《尼德兰谚语》（Netherlandish
Proverbs），百余个谚语故事，满满地发生在一个熟悉而热闹的佛兰德小村里。每个故事都有表、里两重意思：一个妇人硬把小魔鬼绑在枕头上，是说“倔强的人能克服一切”；一个大兵给猫咪戴上铃铛，是说“欲盖弥彰”；一个屠夫给羊剪毛，却不去皮，是说“得饶人处且饶人”；一个老头有凳子不坐，非坐在两条凳子间的灰烬中，是说他“优柔寡断”；窗外挂一把剪刀，里面的人必不可靠；地球仪颠倒过来，告诉你凡事皆有相反的一面；起风了，有人挂斗篷，是“见风使舵”，有人筛羽毛，是“徒劳无功”；有人从篮子中掉出来，是他的诡计被识破了；有人给傻瓜剃胡子不用泡沫，是在行欺骗之事；向耳朵里吹气的，在传播流言；用篮子装日光的，在浪费时间；丢掉鹅蛋拣鸡蛋的，得不偿失；一手拿火一手提水的，必是两面派……勃鲁盖尔在用穷举法给你看人类的愚蠢；经他那么嬉笑怒骂地画一遍，你一准会找到自己和旁人的影子。说不定他把自己也画进去了呢。
老勃鲁盖尔，《尼德兰谚语》，木板油画，117.2×163.8厘米，1559年，柏林画廊他画《逃往埃及》，高一尺、宽不过两尺，却盛下一幅深远寥廓的青绿山水。这山水尽在他的想象中，要眼睛生了双翼，飞到高空才能看到。云天漫漫，河谷从地平线上蜿蜒而来，从两岸随意剪出一景，就会勾起“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诗句。近处一道嶙峋的险峰，一家三口从坡上下来，马利亚披着白头巾，围着红斗篷，坐在驴背上，小耶稣从她怀里露出一个白白圆圆的小脑袋，约瑟在前头给娘儿俩牵驴，忍不住停下来眺一眺绝代风光。偌大一个世界，这家人要到哪里去安顿？壮美的自然，是不是让他们暂时忘了逃难的辛苦？老勃鲁盖尔，《逃往埃及》，木板油画，37.1×55.6厘米，1563年，伦敦，考陶尔德艺术学院在那个时代，能把目光从人身上移到风景中去的艺术家，多出自北方的“低地国家”（The
Low Countries）。天高地远，视线没有遮挡，他们看到了大世界，也憧憬着更大的世界。谈论这些艺术家绘的风景，就有个专门术语，叫“世界景观”（德语：Weltlandschaft）。奥地利的艺术史家路德维希·凡·巴尔达斯（Ludwig
von Baldass）将它定义为“一切悦目的美景：山，海，大地，平原，森林和田野，城堡和小屋”。勃鲁盖尔的“世界景观”最富新意。先前的宗教艺术里，景物只给人物和叙事做陪衬；现在他把风景从传统图像中分离出来，另起乾坤，画岁时的更替和万物的兴衰。他有一组“季节”画，气氛造得极好，阴霾的早春，慵懒的秋日，夏天摊草，冬天放猎，你看不分明画中人的表情，却能感到这个气象万千的世界在人心底激起的波澜。
老勃鲁盖尔，《收获》，木板油画，119×162厘米，1565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老勃鲁盖尔，《雪中狩猎》，木板油画，116.5×162厘米，1565年，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屠婴》跟这组季节风景画差不多是同时创作的。1564 至1565 年的那个冬季特别寒冷，所以才有画中白雪覆盖的村庄。池塘冻成厚冰，一串串冰凌子从屋檐上挂下来，就在这冰天雪地中，幼小无辜的生命惨遭屠戮。勃鲁盖尔把《马太福音》中的故事改编成了当下的历史。那是“荷兰起义”（Dutch Revolt，又叫“八十年战争”）的前夜。当时的“低地国家”隶属于西班牙，佛兰德人在哈布斯堡王朝的苛政下艰难生存。画中的士兵穿着西班牙骑士和德国雇佣军的制服，他们闯进一个佛兰德村庄，见了小孩就杀。敢这么画的，胆量和气概都非寻常艺术家可比。画家的儿子小勃鲁盖尔也受了触动，父子俩做起搭档，把这借古讽今的一幕重复画了好几遍。老勃鲁盖尔的那件原作完成不久，就从安特卫普流传到布拉格，落在了神圣罗马皇帝鲁道夫二世手中。皇帝以为画的是经书上的历史，却看到那些士兵打着他哈布斯堡双头鹰的旗号，做尽惨绝人寰之事。他命宫里的画师改画—把婴儿全部涂掉，再描上食物、小动物、家常器皿之类不相干的细节。经过一番偷梁换柱，那场景看上去更像一次小打小闹的乡村掳掠，而不是可怕的屠杀。1604年，尼德兰传记作家卡雷尔·凡·曼德在《画家之书》（Karelvan Mander， Schilder-boeck）中说到勃鲁盖尔这幅画，还记作“屠杀”，十几年后，它的名字就变成了“村劫”。刽子手做不得，强盗却做得。这位皇帝大约也是欣赏勃鲁盖尔的才华，不然极有可能将画付之一炬，再把画家定个死罪。像《尼德兰谚语》一样，《屠婴》里含着多重叙事。勃鲁盖尔的画不光要看，还要读，故事连着故事，作者希望你逐一阅读每个场景。改过一遍的《屠婴》有了两套故事，彼此重叠着，如同一明一暗的两个平行世界，暗的渡到明的，发生了变形。背景里，就在小教堂下面，有位父亲抱着孩子刚溜出家门，想藏到安全的地方去；桥上一个骑兵正往这边来，树上拴着马，马的主人不知在谁家搜查，你不禁替这心存侥幸的父亲捏一把汗，他有多大概率成功呢？左边背景里，一个士兵对着墙根撒尿，他的同伴把女人都撵进一间小屋，另一个兵挟着小孩（这是少数未曾变形的婴儿之一）从邻舍的门里出来；窗户底下，几个邻居围住不幸的母亲，可是谁能让她节哀呢？如《马太福音》中写的：“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号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她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往右，一个母亲对着雪地上死去的孩子恸哭—孩子变成了一堆奶酪和火腿。一对夫妇领着哀哀的小女儿，好像在恳求那个士兵：“把她带走吧，儿子还给我们。”可士兵的长剑已刺穿男孩的脖颈—他变成了一只白鹅。一个穿条纹裤的雇佣兵脚踏着婴孩—现在是一只麻袋，婴孩的父亲眼看要跟士兵拼命，乡邻拥上来劝阻。那坐在地上哭的母亲，腿上的婴儿也变成了麻袋。一群士兵拿长矛戳地上一堆小小的身体—他们都变成了家禽和牲口；女人惊恐地逃开。还有个士兵把一个农妇按在地上，用刀捅她怀里的婴儿，婴儿连摇篮一起变成了水罐。再往右，来了个衣冠楚楚的传令官，骑在骏马上，一群样貌丑陋的乡人聚在马前抗议，他扬起下巴丢过一个白眼，摊一摊手，就那么轻易地抹掉了他们的幼儿的生命。这传令官的坎肩上原绘着哈布斯堡的鹰，也给涂掉了，重新画了一个简单的纹饰。可鹰的轮廓还隐隐地透出来，就有些欲盖弥彰的意思。最右边，一伙兵强闯一家小酒馆：一个抡起斧子，一个抱着大夯锤，三人爬上了百叶窗，还有一个踹倒院门，震断了房檐上一根冰锥子，眼看要戳进他脑袋。前景里，一个穿红裤的兵从母亲和姐姐那儿扯过一袋粮食—那原是这家的小男孩。另一家的男孩变成了一只马上要被宰掉的小牛仔。最左边，一个骑兵策马追赶一对逃跑的母子—这组人物未经涂改，但画幅左侧被裁过了，只露出母亲一只惶恐的眼和她怀中婴儿的小面孔。骑兵团长的容貌是必须换掉的。在勃鲁盖尔父子画的其他几幅未经涂改的版本里，此人蓄着长须，眼睛向下耷拉着，显然是照着阿尔瓦公爵的样子描的—他是“低地国家”的总督，替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在尼德兰实行严酷统治。方阵里有个骑兵打出一面大旗，原先是白底上印着五个金十字，是耶路撒冷的纹章，也用作菲利普的徽章，改画的时候把这面旗涂成了红色，涂得实在不怎么好看。真相是遮不住的。年深日久，那些婴孩的影子渐渐从涂改的痕迹下显露出来，像不散的冤魂。如果单是因为场面血腥而改画，倒真改得像童话：坏人来了，要杀孩子，刀枪落下的瞬间，孩子变成了别的东西，躲过这一劫，他们照样茁壮成长。可勃鲁盖尔本来其实并没有怎样渲染暴力。《屠婴》也是要一双生了双翼的眼睛飞到半空里看的。与他擅长描绘的北方风俗和“世界景观”并无太大区别。生与死，四季的轮回，在他笔下都是风景和寓言。天地不仁，苍生无助。他把一个残酷的故事放在了隆冬，怀着深深的悲悯。这悲悯中含着诗意，让我们想起杜甫，又叫人忍不住念出艾略特《荒原》中的诗句：“冬天总使我们感到温暖，把大地/覆盖在健忘的雪里，用干燥的块茎/ 喂养一个短暂的生命。”老勃鲁盖尔只活了四十来岁。他死的前一年，“荷兰起义”爆发了。1648 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正式承认荷兰共和国为独立的国家。一个悲怆、苍凉的童话，翻到了最后一页。冬天过去了。荷兰走进了它的“黄金时代”。
凝视死亡：另一个文艺复兴
秋鹭子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10
ISBN：9787108069337 定价：138.00元
美人、英雄、圣贤、天选之子；恶人、凶手、复仇者……无论是谁，都逃不过“终有一死”的命运。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反抗、接受和迷恋，构成了文艺复兴时期最神秘、深刻的话题，也是无数艺术作品的母题。在《凝视死亡》中，艺术史学者秋鹭子将以众多亡者汇聚出“另一个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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